第15章 第十五章明朝最牛經濟學家——邱浚

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18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3個世紀歷史上又一段“黃金時代”，對內罷黜奸佞小人，整理內政，修治黃河，改革稅製鹽政，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修正司法條例，廢除苛刑嚴政，整理天下典籍，減輕百姓負擔，清丈土地，遏制兼併；對外整頓防線，收復哈密，阻遏韃靼進攻。 18年間文治武功良可稱道，史稱“弘治中興”。 這段“中興”歲月，同樣是傑出人物風雲際會的時代，文臣有“兩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的吏部尚書王恕，兩任同樣擁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號稱“大明最強內閣”的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閣老，史稱“大明理財能臣”的李敏、葉淇兩位戶部尚書；中國傑出水利專家白昂、徐貫；邊將裡也有鎮守邊關，數次擊敗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陳壽、王軾等能將。文化人物同樣英傑薈萃，開明王朝“前七子”詩文先河的李夢陽，中國美術史不世出的天才畫家唐伯虎，王恕為代表的儒家理學“三原學派”，中國儒家傑出思想家陳白沙，均在這一時期大放異彩。諸多英傑里，後來蘇聯革命導師列寧只給予一個人最崇高評價——“中國十五世紀最傑出人物”及“人類中世紀最偉大經濟思想家”。近現代國學大師錢穆也讚歎他“乃中國第一流人物”。這個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禮部尚書身份入閣的內閣大學士——邱浚。

丘濬，字仲深，號玉峰，瓊山，別號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瓊山縣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經濟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稱為“海南雙壁”。與他並稱為“雙壁”的，是後來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對國庫儲備空虛殆盡，財政收入銳減，大江南北自然災害四起，北部邊關戰火連連，大明王朝內外交困舉步維艱的局面，身為重臣的丘濬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兩個關鍵點——效率、稅收。經嘔心瀝血苦心謀劃，終幫助明王朝擺脫困境，重新迎來復興的局面。其卓越貢獻，不但匹配得“雙壁”的名號，更堪稱弘治中興的“總設計師”。 為何有此評價，還是讓我們從丘濬的人生談起。 丘濬出生於明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運非常坎坷，生下沒多久父親即病死，與母親相依為命。雖家境貧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導丘濬學業，丘濬也從小就體現出無與倫比的天賦，3歲即能識千字，更“過目成誦，出口成章”。不僅天賦驚人，治學也同樣刻苦，自小就酷愛讀書，家裡沒錢，就想盡辦法借別人家書讀，史載“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有次丘濬向縣里一家老學究借書，老學究不借，丘濬在老學究家“軟磨硬破”半個月，嚇得老學究竟然跑到縣衙報官，當地縣令知道後勸解道：“既有好學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許丘濬借住在老學究家中翻閱。少年丘濬博覽群書，不僅經史子集爛熟於心，天文地理，釋道農桑，算學醫學，皆有所涉獵，明史上說他“以博綜聞”，恰是這段時間打的底子。

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帶著“以濟天下”的夢想，丘濬參加廣東鄉試，一舉拔得頭籌。 3年後丘濬拜別母親，赴北京參加會試，這次卻“摔了跟斗”，不但沒考中，甚至連歸家的路費都沒有。幸好國子監祭酒蕭滋賞識丘濬才華，舉薦他入國子監繼續學習，之後不但悉心輔導丘濬學業，更在生活上時常接濟。 7年之後，丘濬終於金榜題名，以一甲身份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講。翰林院被後世戲稱為“宰相培訓班”，可謂前途大好。 3年之後，丘濬的“恩人”蕭茲橫遭劫難，此時朱祁鎮發動“奪門之變”，復辟後，本屬景泰帝一派的蕭茲被清算，免去內閣大學士之職，罷官回鄉“永不敘用”。眾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獨丘濬“仗義”，竟親自在郊外相送。接著有人給朱祁鎮打了“小報告”，朱祁鎮聞聽後卻讚歎說“於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沒有難為丘濬，反而將丘濬提拔為“翰林院侍讀”。天順朝的八年間，丘濬的主要工作是為朱祁鎮講學，每次“侍講”時，丘濬“洪亮流利，旁徵博引，滔滔不絕，切中要務”，朱祁鎮“大喜之”。天順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開始，朱祁鎮身體每況愈下，諸多政務皆交給時任太子的朱見深處理，朱祁鎮對朱見深談起丘濬時說，丘濬“博通古今典章，雖善雄辯然治世之才稍遜，卻可多聽之”。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峽之亂，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時，也讓丘濬的“治世之才”嶄露頭角。叛亂伊始，諸內閣大臣皆反對朝廷派兵，建議由兩廣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獨丘濬上書反對，言侯大苟不可輕視。之後叛亂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韓雍為將，調重兵鎮壓。此時的兵部尚書王復定下了“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丘濬上書反對，提出“直搗大藤峽”的建議，並詳細分述步驟，第一步先佔領廣西荔浦，切斷叛軍退路，繼而16萬大軍分三路，一路主攻，兩路佯動牽制叛軍，最終三路會攻大藤峽，徹底剿滅叛軍。奏報送上後，兵部官員皆以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變後帶頭毆死馬順的那位）嘲笑說“豎子不知兵，實乃胡言”。但內閣首輔李賢和前線“總指揮”韓雍卻大為讚賞，最終依計行事，一舉剿滅大藤峽叛軍。韓雍“直搗黃龍”的妙手，實為丘濬“運籌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濬聲名鵲起，原本以為丘濬“治世之才稍遜”的朱見深也對他刮目相看，之後節節高升，先提升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又以禮部侍郎身份兼任“國子監祭酒”，坐上了當年“恩人”蕭滋的職務。其間丘濬還受命編纂《英宗實錄》，為掩蓋明英宗朱祁鎮的過失，曾有同僚欲在編纂實錄時給于謙妄加罪名，丘濬卻堅決反對，堅持秉筆直書。因他的剛直，我們今日才看到“奪門之變”的真相。

雖聲名鵲起，但在明英宗、明憲宗兩朝的30多年裡，頗具“治世之才”的丘濬，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縱論時事，比如朱見深發動的數次“搜套”戰爭，丘濬與兵部官員看法一樣，反對草率動兵，他一句“難事不在戰與否，卻在戰而勝之”，可謂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問題上，丘濬修正了兵部尚書白昂的“賠錢論”，認為開發河套固然費錢，但“河套農桑之利，足輸九邊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費之憂，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兩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韃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濬皆在“第一時間”上書，建議朝廷“速屯邊兵，遷移流民，充實河套邊防”。對於眾多朝臣一籌莫展的“經費問題”，丘濬創造性建議出台“優惠政策”，鼓勵北方商人特別是山西鹽商在河套興置產業，開墾農田。此項奏議引起罵聲一片，戶部尚書殷謙指責丘濬“身擔禮部要職，不思本務，卻妄議戶部事，此瀆職之行也”。刑科給事中毛弘更給丘濬扣了個“擅變成法，妄論祖制”的帽子，戶科給事中丘弘更過分，甚至懷疑丘濬“私通商賈，暗收賄賂，不可不查也”。對這一切，朱見深倒是“不查”，卻也“不納”，反多次勸丘濬“汝憂心國事雖可嘉，然理財用兵皆非汝之責，朕用汝，乃用汝之長野”，還是希望丘濬做好“文化工作”。當然這期間丘濬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頒布了“擢拔之製”，即全國各縣縣令，每年需選拔3名本地家境困難卻好學上進的14歲以下少年才俊，上報中央由國家資助完成學業。這可稱是世界上最早的“義務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國子監祭酒（中央大學校長），多年來悉心教育，為國家培養諸多人才，弘治、正德兩朝諸多英傑皆出自他門下。在編修《英宗實錄》的同時，他也編寫了另一部史料經典——《宋元綱目》，這部詳細記錄宋元時代蒙古人歷史的著作，不但成為之後明王朝制定對蒙古政策的重要參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國蒙古史學者的重點研究對象。雖在朱見深時代被認定“治世之才稍遜”，丘濬禮部侍郎的位置卻穩如泰山，在錯綜複雜的官場爭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禍得福。但“坐山觀虎鬥”的丘濬也不閒著，兵部尚書項忠罵過丘濬“紙上談兵，神似趙括”。後來汪直陷害項忠，丘濬也讓自己的門生御史楊禮“跟風”彈劾，落井下石一把。戶部尚書楊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濬結下樑子，後也被丘濬整出了“擅用公費”的黑材料，黯然罷官回鄉，至於兩位曾給丘濬“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濬也一直“惦念著”，時常趁給朱見深講課的機會“說壞話”，終令二人先後被撤職丟官。其睚眥必報的行為，也為他最後的悲劇埋下伏筆。

除此以外，丘濬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裡偷閒，默默地做著一件事，正是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鳴驚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 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僅數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濬送來的一份石破天驚的禮物——丘濬嘔心瀝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學衍義補》。 《大學衍義》是南宋理學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繼承發展朱熹理學思想的儒家經典，其內容包括儒家理學“修身”“齊家”兩大內容，被此後歷代學者奉為經典。身為後人的丘濬，仿照此書的體式，完成了獨創性的著作——《大學衍義補》，中心思想只有一個：治天下。 這部30萬字的著作，全面論述了此時明王朝面臨的種種問題——官風糜爛，財用枯竭，墾田銳減，天災橫行，並一針見血指出了解決問題的兩大關鍵——效率、稅制。而其中具有顛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話：食貨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農抑商政策實行上千年的中國，第一次鮮明提出了商品經濟是國民經濟根本的主張。著作分二十三卷，捲捲皆講經濟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為核心思想，全面闡述大明朝農業、稅收、軍屯、外貿、關稅、鹽政等改革措施。書中的思想，是對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經濟思想的全面顛覆。直到幾個世紀後，清朝大儒紀曉嵐在編纂《四庫全書》時，依然痛斥丘濬“率意妄做，可謂荒謬”。清末維新領袖梁啟超卻對其頗為推崇，一日梁啟超與某西方富商交談，對方大談西方近代重商主義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學衍義補》道：“汝之說，此書早盡言也。”

在丘濬生活的明朝中期，此書一經問世，自然引起軒然大波，時任內閣輔臣的徐浦認為丘濬之說“妖言禍國”，但年輕的朱祐樘卻深感興趣，數夜“挑燈研讀，時擊掌嗟嘆，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數日後對丘濬表達了“讀後感”：“此書既為救時之良策，更為治萬世之遠謀。”當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負責刊印，全國發行。 正是以這部《大學衍義補》為參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闊斧，開始了對於大明王朝政治經濟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書中“官職不在多，卻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卻在督考”，朱祐樘啟用王恕為吏部尚書，設立“京察”“栓選”“評考”制，即後來張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稅收上，如丘濬書中所言“國家財稅之銳減，一在土地兼併，黃冊萎縮，二在米糧通運，耗費巨大，三在機構重疊，關節橫生”，朱祐樘簡化了稅收體系，裁減稅收機關，在全國范圍內遏制兼併，並繼續開放遼東和湖廣的“無人區”，招募農民屯墾，緩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納銀錢”制，即農民可將半數稅糧以白銀方式繳納，這一條，即是後來“一條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內閣首輔劉吉被撤職，丘濬以禮部尚書身份入閣，首開明王朝“尚書閣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還是他這份“治世之才”。

丘濬也未讓朱祐樘失望，除高瞻遠矚外，具體改革措施上，丘濬更謀劃詳盡。弘治三年，朱祐樘著手整治江南稅賦，清理歷年積欠，丘濬認為“百姓苦於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賦稅，方可兩難自解”，繼而詳細謀劃，重施週忱時代的平米法。在具體稅收策略上，丘濬推出了“問責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報計劃”，具體稅額，以朝廷下發的“憑票”為據，不得肆意加徵，小小的改動，就堵住了官員“貪墨”的口子。在稅糧運送上，丘濬推出了“兵補制”，每年負責押送運河稅糧的“運軍”，由兵部統一補貼，減輕運軍負擔，運軍所過之府縣，由當地佈政使和按察使聯合監督稅糧押運盤點，實行“集體負責”他還創立“扣分”制，凡稅糧有減損，各級負“連帶責任”的官員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動“下崗”。苦心謀劃下，成化朝時期連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終重現生機，數百年後，清末政治家曾國藩也曾感嘆：“前明弘治時，民不加賦卻國用足，誠為我朝之鑑也。”

在成為“閣老”後，丘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鹽政改革，影響更是深遠。改革的對象，正是朱元璋時代楊思義首創的“開中法”。 “開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國家壟斷鹽業貿易的前提下，用授權鹽業貿易的方式，鼓勵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但在明朝中期，這一政策已很難實行：一者是官員貪墨，利用鹽業貿易漁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虛作假，利用明王朝發放的“鹽引”擴大食鹽貿易，甚至造假“鹽引”漁利。但最重要的一條是：“開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糧食換鹽，但是在明中期，鹽價和糧食價格的比例早發生了變化，單純的“以糧易鹽”早已無利潤。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雖屢次清查，查辦大批貪墨官員，但諸多鹽商對此應者寥寥。 這個問題，丘濬在《大學衍義補》中也有論述：“開中法之弊，貪墨為其表，無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戶部尚書葉淇陳奏，朱祐樘正式改革“開中法”，由原來的“以糧換鹽”，變為“以銀換鹽”，一字之變，即引得商人紛紛響應，國家得到大筆收入充實國庫，北方鹽業貿易也因此繁榮。此奏議雖由葉淇提出，但身為閣老的丘濬是堅決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極力贊同，更與反對改革的徐浦等人據理力爭，他更看到了葉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請朱祐樘“調太倉之糧輸九邊，以太倉糧易九邊銀”，即用政府行為“宏觀調控”，防止銀多糧少造成物價飛漲。可年輕急於求成的朱祐樘這次並未採納，事實果如丘濬所料，數年以後，北方邊境糧食價格暴漲，差價竟與中原相差3倍。從此時起，原本壟斷食鹽業的明王朝變成了“批發商”，鹽業貿易的繁榮，帶動了兩淮和山西兩大商人集團的崛起。國家不但通過開中法獲得了大量收入，更從鹽業貿易中抽取了大量鹽稅，明末史學家談遷曾讚歎道：“國朝鹽業之利，自此數倍於前。弘治中興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這“中興之局”中，嘔心瀝血的丘濬實現了祖父“以濟天下”的厚望，明史稱他“一代賢輔”“中興賢儒”，至為公允。

但相比於“弘治中興”18年的諸多英傑人物，無論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內閣首輔徐浦，還是被讚為“弘治三君子”的馬文升、劉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讚譽為“公謀斷內閣”的謝遷、李東陽、劉健三位閣老，甚至比起地位遠不如他的楊守隨、王瓊、姜宛等地方官，身為大明朝“副總理”的丘濬，不但在正史中的記錄多被一筆帶過，且在清代更遭諸多“大儒”的口誅筆伐，生前身後的評價相去甚遠。有關他的記錄，很少見於專門的傳記，只能從明朝中期的歷次“大事件”中摘錄整理。聲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 論學識，丘濬自幼即被稱為神童，在弘治朝當時更可稱學問第一，是當時官場上難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論政績，丘濬為官數十年，任禮部堂官時大行“義務教育”，參與編纂《明英宗實錄》《憲宗實錄》《宋元綱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請整理天下典籍，搶救珍貴資料無數。著作《大學衍義補》更是眼光超然，領百年風氣之先，“入閣為相”後，又苦心籌謀，興利除弊，堪稱弘治中興的“總設計師”。論名聲，丘濬為官清廉，身為閣臣，家境卻貧寒至極，其所住房屋，還是初入京城為官時購置，40年來無錢修繕，早已破敗不堪。他一生酷愛讀書，逢好書必買，囊中羞澀時，寧可跑到當舖當家具，至他去世時，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對於學富五車、嘔心瀝血、為官清廉的丘濬，其“老上級”，時任內閣首輔的徐浦在其文集《謙齋文錄》中卻有不同評價：“丘公固有經天緯地之才，然為官一生，素來胸襟狹隘，睚眥必報，因小隙構陷同僚，黨同伐異，終令聲名受損，也誠為天下為官者諫。”

事實正如徐浦所言，丘濬為人胸襟狹隘。成化朝時，僅因政見不和，便趁項忠、楊鼎等人遭陷害時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憤”。朱祐樘即位後，丘濬官升一級，身兼大明朝“經濟建設”的重任，雖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撐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見，皆遭他“打擊報復”，甚至於同內閣同僚也時常爭吵。史載一次在內閣與同僚劉健爭吵，面紅耳赤時，丘濬竟“擲冠於地”，差點就動手開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彈劾丘濬，丘濬立刻當場對罵，徐浦說他“污言穢語盡出，全無宰輔之風”。此外，身負奇才的丘濬性格也極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讚譽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過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點——弘治六年的“王恕案”。 王恕，字宗貫，時任明朝吏部尚書，在當時，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見深時代，他曾在雲南抵制明朝太監的“採辦”，且救下了因彈劾妖僧繼曉被下獄的言官林俊，一時聲名大振，民間有言“兩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後，將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書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腐敗，建樹頗多。同為清官能臣的他，本與丘濬是一類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樣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執掌“人事權”的吏部尚書，在六部中號稱“天官”，對待其他五部尚書時常趾高氣揚，對時任禮部尚書的丘濬更是如此。起初丘濬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濬入閣後，王恕依然對丘濬指手畫腳，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無禮，且工作中時常抵觸。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員名單，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濬準備啟用治理經濟的“能臣”，二人為此大吵，王恕竟當著朱祐樘的面，數落丘濬成化朝時期陷害言官打擊項忠的“爛賬”，令丘濬大傷自尊。此後兩人“不交一言”，怨仇從此結下，偏巧此時，太醫院一個叫劉文泰的醫生也因“機關精簡”問題同王恕結怨，便藉機對丘濬大加奉承，兩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經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濬終於抓到了王恕的一條“小辮子”——成化年間王恕罷官歸鄉後，曾找當地秀才撰寫自己與奸臣作鬥爭的“光榮事蹟”，其中對“先帝”朱見深的行為多有嘲諷。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濬“雞蛋裡挑骨頭”，授意劉文泰上奏，指責王恕“誹謗先帝”，一時間朝野震動，大臣們紛紛藉此相互攻擊。朱祐樘命錦衣衛夜審劉文泰，稍一動刑，軟骨頭的劉文泰就把同丘濬的密謀和盤托出。真相大白後，同樣厭煩王恕“飛揚跋扈”的朱祐樘乘機命王恕“退休回鄉”，這位聲名顯赫的老政治家從此徹底告別了政壇。對於“打擊陷害”的丘濬，朱祐樘僅“申斥”之，並無任何加罪，一時間“朝議嘩然”。 雖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時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兩京之獄”時，更救下多名得罪權臣劉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給事中眼裡的“大恩公”，趕走王恕，丘濬可謂得罪天下言官。此後幾年，任丘濬鞠躬盡瘁，各路言官口誅筆伐，彈劾丘濬的奏章絡繹不絕，從而徹底把丘濬“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積勞成疾的丘濬與世長辭，享年73歲，朱祐樘大為悲痛，追贈太傅，諡號文莊，並撥大內專銀在丘濬家鄉修建陵寢，其墓高6米，分16級台階，上有朱祐樘親筆提寫的“理學名臣”四字，足見悼念隆重。但朝臣們反應冷漠，喪禮的時候弔客寥寥。丘濬生前的“莫逆之交”劉文泰前來弔唁，一進門就被邱家家丁亂棍轟出來，丘濬夫人當場哭罵：“汝損吾夫清譽甚矣！” 雖是“損清譽甚矣”，但彌留之際，丘濬依舊“一心撲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後時刻，丘濬雙目近盲，難以寫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議朱祐樘“可招募邊地良民為壯勇，以補軍戶之兵不足”。依此議，丘濬去世數月後，朱祐樘正式頒布了《民壯法》，即從農村鄉民中選拔精壯民兵，農閒時訓練，戰時編入軍隊，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義務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會典》的修訂綱要，依丘濬的“提綱”，兩年後朱祐樘正式下詔修改《大明會典》，刪去朱元璋時代諸多苛刻刑法條文，可謂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濬身邊的這位“記錄員”，是丘濬弘治元年編纂《明憲宗實錄》時的助手，丘濬當時就讚他“宰輔之才，他日成就遠勝於我”。這個人，就是彼時翰林院修撰，後來大明正德朝內閣首輔，被明史讚頌為“鎮靜持重”“補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楊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