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美麗的禮花，總在綻放之後歸於沉寂一樣，在南明取得了光彩奪目勝利的同時，三股污濁的暗流，也在隨之湧動。
暗流一、廣西大部，得而復失
在孫可望的要求下，李定國北上迎擊尼堪時，帶走了廣西的大部分明軍，這就給廣東清軍的反擊，提供有了可乘之機。
本己打算捲鋪蓋搬家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馬上改為捲袖子操傢伙，直奔廣西殺來。
1652年9月5日，在尚可喜的嚴令下，清軍水陸並進，佔領廣西重鎮梧州。
爾後，清軍以梧州為“前進基地”，乘勝進軍。
1652年12月23日，佔領平樂；1653年1月15日，佔領陽朔；1653年1月19日，佔領桂林。
由於“一把手”孫可望的“顧此失彼”，在李定國北上的三個月中，明軍在廣西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大好河山”，又一次陷入了清軍的手中。
這帶來的結果就是：明軍的後方，出現了巨大的“安全隱患”。
暗流二、四川保寧，戰役失利
孫可望在率主力出兵湖南的同時，也派出了一支五萬人的偏師，由“三把手”劉文秀率領，分三路入川。
這樣做，實在是一種不得以而為之的做法。因為吳三桂率領的清軍，已佔領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域，隨時都可以越過省界，朝雲南或貴州亂砍一刀。
但此時的四川，由於前幾年張獻忠同志的傑出貢獻，全省是“有土無民、有兵無糧”，讓在這裡駐防的清軍，日子過得苦巴巴、緊巴巴、眼巴巴。
因此，在“兵精糧足，土飽馬騰”的明軍面前，羸弱的清軍幾乎是不打自跑。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劉文秀就收復了敘府、重慶、綿州、廣元，把吳三桂又逼回了原來盤踞的保寧州（今四川閬中）。
就這個清軍在四川最後的“堡壘”，灰心失望的吳三桂也不打算再堅守下去了，他已令部下做好撤回陝西漢中的思想淮備。
但就在他躍躍欲試，打道回陝時，四川巡按郝浴卻跑來，向他進行了一番“不死於賊，必死於法”的“恐嚇式教育”。
聯想到自己降清以來的種種恩德與猜忌，吳三桂猶豫了，停下了回陝的腳步。
就在他遲疑不決時，劉文秀同志，已經兵臨城下。
入川以來軍事上的一帆風順，讓劉文秀產生了這樣的錯覺：對方不過是一幫“屢戰屢敗、苟延殘喘”的“弱弱”。
為將這幫“弱智人士”消滅於四川，不給老家人民添負擔。他指揮全軍鐵桶般地圍住了保寧，不給吳三桂同志留下任何“逃生通道”。
這種打法，兵法上有一個專門的術語——關門打狗！
但狗與狗是有區別的，如果傻狗笨狗呆狗，關起門來打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瘋狗，關起門來打，後果……？
而此時被關在保寧城的吳三桂，在死到臨頭的嚴峻現實面前，就馬上被“鍛造”成了一條瘋狗。
瘋狗吳三桂的工作狀態，立刻由“不認真”轉向“認真”。
他認真研究了自已手中的情報，發現了圍城的明軍中，存在一塊碩大的“短板”。
這塊“短板”，就是張先璧部，他領的部隊，大部分為收羅、拼湊起來的原南明政府軍，人軟、心散、好欺負！
如想取勝，就從打張部開始。
為取得“李鬼扮李逵”的心理威懾，吳三桂偷偷讓部下將綠營兵的旗幟，一律換成八旗軍的旗幟。
10月11日，保寧戰役打響。
明軍先用火砲發起轟擊，轟擊結束後，用步兵發起衝鋒。
待明軍第一波攻擊停止後，吳三桂令打開城門，率部以“奪命狂魔”的架式，向張先壁部衝去。
在這支以“關寧鐵騎”為主力的軍隊面前，張部顯然不是一個同級別的對手，被迅速打散後紛紛逃竄。慌不擇路的敗兵，還把王復臣的明軍沖得亂成一團。
急火攻心的劉文秀見狀，下令砍斷了明軍逃跑的浮橋，以求能產生“背水一戰”的奇蹟。
於是，“背城一戰”的清軍，與“背水一戰”的明軍，拼死廝殺在一起。
戰場上，刀與刀相擊，血與血相濺，命與命相博。
是役，明清兩軍損失都異常慘重。
明軍土卒損失大半，騾馬2300餘匹，重要的將領王復臣、姚之貞、張先軫、王繼業等戰死。
清軍則損失了三分之一多的精銳。
這場戰役，最終以明軍的慘敗，清軍的慘勝而收場。
保寧慘敗，意味著孫可望全面复川的規劃付之東流。不完整的四川，隨時都可能處於清軍鐵蹄馬刀的衝擊之下。
為追究責任，孫可望將劉文秀解除兵權，發回昆明“反省”。同時還將不爭氣的張先璧，亂棍打死。
暗流三、孫李失和、寶慶再敗。
在李定國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孫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勝利——攻克“孤島”辰州，消滅守將徐勇。
但就在孫李都雙雙載謄而歸時，這兄弟倆卻失和了。
他倆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兩者個人本質及理想的不同。
孫可望的本質是一個政客，他在雲南所採取的種種“建設措施”，其終極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時，能取代朱氏子孫，成為下一屆的“漢人皇帝”。
而這一理想，在他看來，隨著自已在滇黔兩省經營的成功，正一步步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
當他在貴陽獨立開府辦事時，舉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發展。
他發布自已所撰的經書註解，並以此作為南明國家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佔領了輿論的高地。
他鑄造官印，任命官員，將人事任免權牢牢握在手中，樹立了自已的絕對權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廟，太廟之中，朱元璋居中，張獻忠居右，自已的“農夫爺爺”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現朱——張——孫的接班體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國，卻是一個很純粹的人，一個很“喜歡直與真、厭惡曲與假”的人。
最初，對於孫可望“歸順”永曆明朝，他曾一時轉不過彎來。
後來，還對孫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號的行為，不屑一顧地說：“大丈夫王者自為，何用人封。”
但當他打著“明”朝的旗幟，進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從未有過的“熱心幫助”時，他慢慢由淺入深，明白了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
千百年來，成功進行“治國平天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按大多數人意願“行為做事”，並獲大多數人擁護的過程。
而現在，大多數漢人的意願就是“反清復明”，只有遵從這一意願，並付諸實施，大多數漢人才會跟著你舍生忘死、赴湯蹈火。
最終，你和你的團體，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續的活力。
純粹的李定國，明白這一樸素的道理後，終極的理想，便變得簡單而神聖。
那就是，一心一意貢獻自己的天賦與忠誠，重新讓大明的人民，擁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讓中國的文明，擁有一方延續的土地。
餘者，皆非所慮！
象李定國這樣的人，在中國的歷史上，雖然不多，但還有一些，如李廣、祖遜、檀道濟、岳飛、余玠、于謙、袁崇煥、張自忠……
但可惜的是，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宿命：即都可以在某一時間、某一方面，獲得巨大的成功，但縱觀其整個人生，卻全部以悲劇謝幕。
也許，現實世界的複雜和污濁，很難容下“純之又純”的人，也只能讓他們“質本潔來還潔去”。
扯遠了，回到故事現場，繼續探討孫李失和的問題。
兩兄弟的失和，歸根到底，就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同，一個私心自用，一個公而忘已。
心有七竅的孫可望，首先洞悉了這一點，因此，他對李定國是既利用、又限制。
當全軍上下，為李定國衡州大捷而歡呼、興奮、讚歎，甚至嚎啕大哭時，唯一他，躲在陰暗的大帳中，眼睛裡，流露的滿是嫉妒和不安！
他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如果照這樣的勢頭髮展下去，有朝一日，李定國那璀璨炙熱的光芒，將把他那個做了多日的帝王夢，象露珠一樣烤乾蒸發。
於是，一個大膽的“自我拆台”方案，在孫可望狹小的心房裡出籠了。
在衡陽大捷後，他密令馮雙禮退守寶慶。在馮部退走後，馬進忠部也隨之撤出。
兩部的“閃離”，讓李定國頓時感到兵單力孤，不得已在十二月放棄衡陽南撤。
知悉這一情況後，心中竊喜的孫可望，又密謀定策，計劃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召李定國前來。
只待李定國一來，他便以“臨陣逃脫、失守堅城”之罪，將其拘捕，爾後將其所率軍隊，交馮雙禮指揮。
但他這一“疏而有漏”的陰謀，被劉文秀的兒子知道了，這個“膽大心細”的孩子，立刻派人趕到紫陽渡。在這裡截住了正準備趕去參會的李定國後，把這“驚天大密”，全盤托出。
聞此訊息後的李定國在渡口遙望北天，木然呆坐。
半餉後，李定國喟然長嘆：“本欲共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為了洩憤，他現在可以統兵北上，與孫可望“一論是非”或“血拼高下”，但這一想法閃過之後，便被自己的冷靜一驅而散！
“不能再做仇者快、親者痛的事情了，讓時間去彌合我倆之間的裂痕吧！”在孫可望的主動挑釁面前，李定國決定選擇漠漠地離開。
1653年2月下旬，李定國率所部的四五萬人放棄永州（今湖南零陵），經永明縣，越龍虎關，撤入廣西，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幾十年的兄弟情誼，自此一筆勾銷。
擠走了李定國後，躍躍欲試大展鴻圖的孫可望，親率十幾萬軍隊，進抵寶慶近郊的周家鋪，準備給那個在衡陽戰役中“死裡逃生”的屯齊，予以迎頭痛擊。
但戰鬥的結果表明，自命不凡的孫可望同志，的確是一個“政治上的巨人，軍事上的侏儒”。
周家舖一戰，被李定國打得滿地找牙的屯齊，轉而把孫可望打了個滿地找牙。不但士兵、馬匹、物質損失慘重，而且寶慶城也給弄丟了。
就在這三股湧動的暗流中，南明失去了最後一次乘勝進取的機會！
但此時，穩住陣角的清軍，卻像一個“疲態畢現”的巨人，在佔領寶慶後，就長期龜縮在靖州、武岡一線，再也不願跨“雷池”一步。
與此同時，四川、廣西的清軍，也停止了進攻，明清戰場陷入了一片難得的沉寂之中。
清軍這樣做，自有其難言的苦哀！
長久以來，清王朝的軍隊，雖然被統一稱為“清軍”，但實際上主要是由四大主力組成的。
這三大塊就是一、滿軍；二、蒙軍；三、遼東漢軍；四、內地綠營軍。
入關後，蒙軍只有少數軍隊，參加了為數不多的戰鬥。在戰場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其它三大主力。
而在這三大主力中，每次最終能在戰場上沖鋒陷陣，一定乾坤的，是滿軍。
但現在，滿軍卻是青黃不接，實力急劇下降。
這種實力下降，有兩大表現：
一、“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士兵數量，大幅下降。
雖然滿族是個“全男皆兵”的民族，但即便如此，滿打滿算，總共能作戰的士兵，也只有六萬。
入關以來，南征北戰、東擋西殺，戰死、病死、負傷、致殘，幾乎成為這一時期普通滿族成年男子“殊途同歸”的命運。
而同期滿族婦女的生育水平，又未見明顯地增長，結果“人為減員”的速度，遠遠超過自然繁殖的速度。
在兵員減少的同時，進入各大城市生活的滿軍，也在大大小小“糖衣砲彈”的攻擊下，逐漸脫離了“艱苦戰鬥、大力殺敵”的本色，變得開始講究起“生活品位和生活質量來”。
這兩者結合起來，對滿軍造成的後果就是——士兵少了，士氣低了！
二、可以“統兵打仗、獨當一面”的統帥型人才，越來越少。
清軍入關後，生活中的無節制享受、戰場上勞心費力的“體能透支”、政治圈裡的爭鬥傾扎，使滿軍中一個個叱吒風雲、驍勇善戰的統帥，如阿濟格、豪格、多鐸、博洛、勒克德渾、滿達海、瓦克達等，都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找到可用之兵，找出可用之將，讓大清最終在這場戰爭中獲勝這一重大課題，讓“少年天子”順治，常常輾轉反側，徹夜難眠。
他十分清楚，入關以來，號稱“睿智多謀”的多爾袞，在用兵使將上，就曾躑躅俳徊、舉棋難定，以致經歷了先主用南明降兵降將，次主用滿人滿帥，後主用遼東漢軍漢將的三個不穩定階段。
而現在，滿軍滿帥已證明再也“難堪大用”、蒙軍又鞭長莫及。那麼，可資一用的，就剩下遼東漢軍和內地綠營兵了。
“以漢制漢”，成為順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轉了一圈後，似乎又回到了起點。
但“形似”並不等於“神似”，此次順治版的“以漢制漢”，與多爾袞版的“以漢制漢”，的確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貫穿了對綠營兵將使用的整個過程。
因為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姜瓖，這些綠營武將都愛犯“頭腦簡單、性格衝動”的毛病，這讓順治朝的決策者們，回想起來，心有餘悸。
所以這次再重新使用綠營這幫“武大爺”時，就需要為他們配備一個能“管得住，用得動”的領導。
而且，這個領導，還要滿足以下四個條件：
1、德高望重；2、老謀深重；3、忠心耿耿；4、是個聽話的文官。
因為人才己被歲月的雨打風吹去，符合這四個條件的人，非常難找！
順治帝在眾裡尋他千百度後，驀然回首，卻發現這人就在朝堂深處。
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眾說紛紜，五百年來褒貶不一，集“漢奸與功臣”於一身的洪承疇。
高級文官洪承疇同志，早在明崇禎時代，就已經成為督帥薊遼的方面大員，不但經驗豐富，而且現在眾多綠營高級將領見了他，都的叫一聲“老首長”，以示尊重。
更為重要的是，已經“失節”做過一回“漢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顧老皮老臉，梅開二度，做一名“反漢奸”，因此，他對大清的發展事業，比較忠誠。
1653年初，順治帝正式派遣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洪承疇以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義，經略湖廣（今湖南、湖北）、廣西、江西、雲南、貴州五省。
在權力的授予上，順治帝規定，五省的兵馬錢糧全由老先生支配；對參戰的提督、總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揮權；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將以下“不聽話”，老先生還可先斬後奏。
對這個“寄予厚望”的任命，“過河漢奸”洪承疇，不敢說半個“不”字。
為保證圓滿、徹底地完成任務，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招兵選將工作。
他本著“貴精不貴眾”“不分順與明”的選拔原則，先後從京師、直隸、宣大、陝西、山東、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將中，選出一萬一千多精兵，和王輔臣、李本深、劉忠、胡茂禎、范紹祖這些“精將”，組成了新的參戰軍團。
甚至而連老態龍鍾的白廣恩，也進入了洪老先生的選拔範圍。
不過，老先生看上這位上馬拉不得弓、下馬提不動刀的糟老頭子，並不是指望他來統兵打仗的。而是要僅僅作一個活生生的“招撫榜樣”，帶到軍前，配合他與南明打心理戰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別政策，滲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資”和“權力轉移”。
遼東漢軍的優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為國捐軀”的光輝事蹟，讓滿清統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時，也倍加欣慰，並下了重用遼人的決心。
通過總結以往的歷史經驗，有一條重用遼人的“捷徑”可尋，其主要採用用恩惠來籠絡住遼人中挑頭的“老大”，以“老大”再帶動“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籠絡的，共有三個“老大”。
這三個“老大”，大家想來也不陌生，他們分別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
對於吳三桂，清廷統冶者，動員皇室把一個自已特殊的“寶貝”——“建寧公主”，嫁給了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企圖用“政治婚姻”這根草繩，把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滾滾飛駛的戰車上。
對於耿繼茂，滿清統治者決定讓其移鎮廣西，這樣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權力空白，又讓耿繼茂同志看到奮鬥的價值和希望，還能解決洪承疇鞭長莫及的弊端。
耿繼茂移鎮廣西後，滿清統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將廣東讓渡給尚可喜，以讓這位王爺為了自已的“富、權、利”，來專心致志來經營好自己的“勢力範圍”。
這兩項政策，比起多爾袞當年的“給力”政策來，更徹底，更完全地讓幾位受惠的漢人們“心潮澎湃”，為清廷效力、為自已取利的決心，比之以往，更加強烈！
打破僵局的時機，似乎已經來臨！
就在滿清統治者處心積慮，試圖打破僵局的時候，有一位特殊社會知名人士，也在試圖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創造出一個扭轉乾坤、光復山河的奇蹟來。
這一特殊社會知名人士，就是東林黨前任黨魁、原南明禮部尚書、南京“和平運動”的總策劃人——錢謙益。
弘光朝灰飛煙滅後，滿清統冶者對錢謙益同志順應歷史潮流，不做“螳臂當車”蠢事的模範行為，大加讚許，“積極邀請”其北上京城，參加大清的“建國大業”。
在北京，錢謙益受到大清“名義統治者”順治帝、實際統治者多爾袞的親切接見。隨後便被任命為新政府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兼《明史》館副總裁。
但與此同時，錢謙益開始領略一種“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生活滋味。
一方面，是朝堂上已降清的陳名夏、龔鼎孳等“漢奸前輩”，紛紛把他引為知已，對他猶如蜜蜂逐鮮花、眾星拱北斗般狂捧不已，讓他感到彷彿昨日輝煌重現。
另一方面，是民間中對他這位“東林巨擘”的臨難失節的行為，耿耿於懷，冷嘲熱諷其為“兩朝領袖”，當時就“東林遺黨”成員，用詩發表人物評論，盛讚“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
作為一個“性情文人”，錢謙益內心敏感而脆弱，這種雙重生活的擠壓，使他痛苦，讓他反思！
而時勢的發展，又帶給他以巨大的震撼！
自“得意忘形”的多爾袞頒布剃髮令後，漢族人民大規模的反抗鬥爭，便一發不可停止了。
“冬江水冷鴨先知”，作為一名新政府的高官，錢謙益擁有更快捷、更廣泛的“資信渠道”，依靠這些“渠道”，他知道了直隸的圈地投充、江陰的拼死抗爭、嘉定的血流成河……
夜深人靜的時候，每每想到這些情景，他就如冷劍穿胸，難眠難息！
原以為靠上愛新覺羅這棵大樹，民眾便可以保護，文化便可以保全，但血淚斑駁的現實，讓他的一片痴心，眨眼之間，變為妄想！
就這樣“與狼共舞、身心兩疲”地煎熬了一年多，他終於託病返鄉。
剛剛被鮮血浸染過的江南大地，安而不定，各種地下復明勢力在此匯集、醞釀。
息影居家的錢謙益，能隨遇而安，了此一生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為政界、學界的“雙料名人”，他將與這個特殊的時代同呼吸、共命運。
1647年，受淄川謝陛案牽累，他被捕並鋃鐺北上，關入刑部大牢。其妾柳如是扶病隨行，上書陳情，誓願代死或從死。
1648年4月，剛剛獲得“保釋出牢”的他，又因黃毓祺案，二度入牢。後經柳如是全力奔走營救，請託斡旋，終得複出牢獄。
兩次坐牢的經歷，反而讓他看淡了生死！
兩次坐牢的經歷，反而讓社會對他重新定位！
在1649年他從蘇州返回常熟，移居紅豆山莊後，己過花甲之年的錢謙益，便實際成為西南和東南海上反清復明勢力重要的“聯絡人”。
在紅豆山莊，錢謙益蓋起了一座樓，並親自題寫匾額——絳雲樓。
之所以要在樓名中帶一個“絳”字，是因為這個字與赤、丹、朱三字同意，這一個小小的漢字，寄託著錢老先生表面著書自娛，實則赤血丹心、不忘朱明的志氣與理想。
為了實現這樣的志氣與理想，他每天孜孜不倦收集情報、分析整合。
經過對各類情報精密篩选和精確籌劃，錢謙益認為目前可寄予希望的抗清力量，共有四支，按勢力大小依次排序為：
第一支：西南的孫可望、李定國；第二支：福建的鄭成功；第三支：夔東大順軍餘部；第四支：舟山的魯王。
在這四支力量中，第一、第三支以“陸軍”聞名；第二、第四支以“海軍”見長。
對這四支力量整理後，一個“封鎖長江、阻斷南北、收復南方、徐圖北伐”的天才規劃，在他的腦海中，水到渠成地誕生了！
這一規劃，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鄭成功、魯王的“大明海軍”，自吳凇口沿長江西進，佔領鎮江、南京、九江等重要城市，造成王師伐罪“轟動效應”，並切斷大運河這條南方物資北運的通道，讓清政府陷入供血不足的“悲慘境地”。
第二步：孫可望的“大明陸軍”，自湖南戰場發起進攻，佔領常德。爾後與沿江西進的“大明海軍”，會師長江，進而完全控制長江航道，將清朝南北一截為二。
第三步：與此同時，李定國、大順軍餘部發起進攻，最大程度地消滅“群龍無首”的南方清軍，收復廣東、四川及江西等失地。 “大明海軍”此時擔當起封鎖長江，阻制清軍南下增援的任務。
第四步：待南方平定，一旦時機成熟，則出兵北伐，驅逐韃虜、恢復故疆。
這一天才的規劃，堪稱錢謙益版的“隆中對”。
但與原版（諸葛亮版）的“隆中對”不同的是，要讓這一天才的規劃變為現實，不能坐等劉備來“三顧茅廬”，而要主動走出去，策動眾多的“劉備們”，才能付諸實施！
恰在這時，一個叫姚志卓的神秘人物，來到了紅豆山莊。
姚志卓，浙江錢塘人，曾組織義軍在浙東參加過魯監國的抗清活動，先後於天目山區和江西廣信府境打過游擊、摸過黑哨、宰過清兵，後被魯監國封為仁武伯。
其父姚之朔，也曾參加過南方的反清復國運動，兵敗後進入廣西永曆王朝統治區。
1649年7月在廣西平樂，姚老先生在留下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望告乃翁”的臨終遺言後，溘然長逝……
為了父親的心願，姚志卓在魯監國兵敗後，一路潛伏，一路飄泊，終於在貴州與永曆朝廷建立了“組織關係”，成為南明朝的高級“統戰幹部”，專門負責在清統區開闢“第二戰線”。
在與錢謙益面對面，進行了一番“赤誠相見”的詳談後，姚志卓和助手朱古祀，立刻被錢老先生的天才規劃所吸引，並自告奮勇地擔當起溝通各方的重任。
1653年7月，再次歷經千艱萬險後，姚志卓終於到達貴陽，先行拜見了“反清大同盟”的盟主孫可望，並把錢謙益的天才規劃當面告之。
正被湖南戰場僵局拖得愁眉苦臉的孫可望，聞此規劃，大加讚賞，當場拍板。
若鄭成功的“大明海軍”，能溯江西進，則自己將於明年年初，發起常德戰役，造成大明水陸兩軍並進的局面。
接下來，為能取得李定國、鄭成功這兩大“抗清實力派”的支持及響應，姚志卓隨後向永曆帝單獨上疏，在詳細介紹這一規劃的同時，也建議永曆帝以皇帝的名義，令鄭成功西入長江，李定國東進廣東，以使這一規劃實施起來，能更有把握、更臻完美！
雖身在安龍，但心卻不安穩的永曆帝，也被這一上疏所打動，他馬上召見姚志卓，並賜宴慰勞了一下這位勞苦功高的“聯絡官”。
在召見中，永曆帝表示，自己將隨後下詔給李定國與鄭成功，令其出兵策應。
認為一切妥當後，姚志卓同志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踏上了東歸之路，以把這一“好消息”飛報錢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