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打過四次敗仗，兩次發生在四渡赤水；遵義會議後又差點兒丟掉前敵總指揮職務。吳奇偉窮追紅軍一路，1949年10月1日卻立於開國大典的觀禮台。紅軍戰略決策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沒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實事求是。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
所舉四次敗仗，兩次發生在四渡赤水之間。
又有紅軍《長征組歌》中豪邁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兩次敗仗與用兵如神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遵義會議確定紅軍新的方向是渡江入川。
1月16日24時，野戰軍司令部為“向赤水地域轉移進行新的佈置”發出電報，指揮各軍團向遵義西北方向移動。以後每日發一類似電報，連發三次。
1月19日，野戰軍司令部離開遵義。
1月20日，野戰軍司令部下達《渡江作戰計劃》：經川南渡江後轉入川西北，協同四方面軍實行總的反攻，爭取赤化四川。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軍委致電四方面軍，告以中央紅軍渡江北上計劃，指示其“向嘉陵江西進攻”，配合一方面軍北上。
1月23日，潘文華令郭勳祺率領兩個旅向土城前進，於赤水河東岸地區拉住紅軍，不讓其入川。
黔北一帶頓時成了一個巨大的棋盤，雙方指揮員調兵遣將，步步逼近，劍拔弩張。
1月25日，紅一軍團進占土城，並向赤水城推進。
赤水城卻被川軍先期佔領。
土城地處貴州西北，是赤水東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衝；其東、南、北三面為險峻山嶺，為西渡赤水的良好地域。
赤水城地處川黔交界，東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谷開闊，公路毗連附近的川黔各縣，更是中央紅軍北上入川必須通過的要點。
這兩個要點，一南一北，是中革軍委《渡江作戰計劃》規定必須奪占之地。兩點中間，為中央紅軍西渡赤水的廣大地域。攻占並保有這兩地，是實現北渡長江、進而赤化四川的關鍵。
紅軍先於川軍佔領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軍卻先於紅軍佔領了赤水城，阻礙了紅軍的北上。雙方雖各有得失，但紅軍渡江北上的作戰計劃，一開始就被打了折扣。
有必要審視一下紅軍的對手——川軍將領郭勳祺。此人與四川籍共產黨人楊闇公、劉伯承、陳毅等人的關係非同一般，有很深的交往。
郭勳祺是四川華陽人，自幼家庭生活十分困難，在藥店當過學徒。當兵後因作戰勇敢，得到潘文華的器重，由文書上士一路晉升到團長，陳毅的大哥陳孟熙就在郭團當過文書。 1922年陳毅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至萬縣找其兄，也認識了團長郭勳祺。不久陳毅去重慶，郭亦調重慶任六十五旅旅長，兩人經常來往。
1925年8月吳玉章到重慶，在蓮花池建立了由共產黨員參加領導的國民黨臨時省黨部。郭勳祺參加活動中結識了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闇公和李筱亭等人，思想逐漸傾向進步。在楊闇公主持的以國民黨省黨部名義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又和素有舊誼的劉伯承等人頻頻交往。
郭勳祺的這些活動潘文華也都知曉，但認為這些友情關係無大礙，對郭也盡量遷就。
但郭勳祺與這些共產黨人的關係，比友情關係可進了一步。 1927年3月30日中午，郭勳祺得知川軍要破壞預定第二天舉行的重慶聲援南京慘案群眾大會，立即親去告訴楊闇公、李筱亭等人。楊闇公決定會議不變，照常舉行。郭不放心，第二天帶著幾個弁兵趕到會場。臨開會前，潘文華派傳令兵向郭報告：“師部召開緊急會議，請旅長快回去！”同時遞過一張“事急速歸”的紙條，郭馬上將紙條給楊闇公等人看，並對兩名弁兵說：“你們留在這裡，一定要保護好楊委員。”即返回師部。
這時大家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正要撤離會場，槍聲響了。川軍對到場群眾開始血腥大屠殺，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三三一”慘案。
在全城搜捕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中，郭勳祺將肖華清、週欽岳等共產黨人安置在自己的公館，然後把他們裝扮成弁兵，親自護送上船去武漢。陳毅不知道重慶如此吃緊，4月2日從合川來找楊闇公匯報工作，只見到處崗哨林立，盤查甚嚴，行動甚難，便找到郭勳祺。郭留陳毅住一夜，次日將陳毅化裝成買辦，買好船票，坐上郭的轎子，派親信副官護送上船赴武漢。郭又得知楊闇公也急著要去武漢，便讓其六妹楊麗君轉告他千萬不可外出活動。但楊去武漢心切，化裝上船後不幸被捕遇難。
郭勳祺的這一系列活動被人向劉湘告密，劉湘便撤其旅長之職升為副師長，不讓他掌實權。
劉湘之所以沒有把郭勳祺一擼到底，一個原因是照顧潘文華的情緒，另一個原因就是考慮到郭與共產黨有關係，日後也許有要用之處。
可以說劉湘的城府的確不淺。
機會真的來了。
1935年1月，蔣介石命令劉湘派三個師入黔阻擊紅軍。劉湘先派廖澤旅入黔，但蔣不滿意，要劉增派兩個師。劉湘決定再派兩個旅入黔，但這兩個旅要既能在表面上積極行動以應付蔣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動攻擊紅軍；如果紅軍果真要渡江入川，則又要能打硬仗以阻止之。
劉湘選定了郭勳祺。他認為郭對自己忠實，同時又同情共產黨；讓他去執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務，能夠相機行事，可以放心。
在重慶李子壩劉湘的私邸，劉湘與郭勳祺密談交底。
劉湘把郭勳祺看準了。曾經如此進步的一個郭勳祺，在抵抗紅軍入川上面卻不遺餘力。
1月20日，郭勳祺率兩個旅到達貴州溫水，尾隨紅軍主力向良村前進。在習水，郭接到劉湘密電，告知紅軍主力指向赤水，要他迅速行動，牽制紅軍入川。
1月26日，毛澤東到達土城。郭勳祺也尾追紅軍進至土城以東地區。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研究後，決心在土城以東青杠坡地區圍殲郭部。 6天前，中革軍委在《渡江作戰計劃》中已指出：“必要時在赤水以東地域，與追擊和截擊的敵人一路進行決戰。”
現在，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
1月27日，林彪之一軍團在赤水城南陷入與川軍的激戰。李聚奎的一師在黃皮洞被川軍三麵包圍，傷亡較大；陳光的二師在復興場戰鬥也不順利。郭勳祺尾追董振堂的五軍團，至下午搶占了土城東面青杠坡和石恙嘴東南端，截斷了五軍團與三軍團四師的聯絡。
與郭部決戰尚未展開，總的形勢已呈現不妙。
1月28日，紅軍三軍團、五軍團按預定計劃，在土城東青杠坡地區與川軍郭勳祺展開決戰，從南北兩面向郭部發動猛烈進攻。
三軍團擔任主攻。彭德懷親臨前沿陣地指揮，與川軍反复爭奪陣地，雙方傷亡很大，戰鬥極其艱苦、劇烈。指揮川軍作戰的郭勳祺不知道對面紅軍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就是楊闇公的弟弟；楊尚昆也不知道對面的川敵首領曾經冒著危險掩護過他的哥哥。
對這一仗，對川軍的戰鬥力，紅軍各級指揮員思想準備都是不足的。長征之前，當川軍田頌堯部對紅四方面軍的三路圍攻失敗後，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就稱川軍“全部瓦解”、“戰鬥力全無”，甚至一支婦女赤衛隊也“繳了一團白軍的槍”。川軍各部“兵無鬥志，縱令開到前線難保不以送槍送彈而終”，對川軍極其輕視。長征到貴州後，又認為川軍與不堪一擊的黔軍差不多，內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鴉片，紀律渙散，只會打家劫舍，姦淫婦女。對川軍裝備優良、注重訓練、各級均設軍官教導團或教導隊的情況，以及四川從1912年到1933年四百七十餘次混戰，劉湘部幾乎無役不與，作戰經驗相當豐富的情況，中共中央與中革軍委的主要領導者卻不了解。要北上入川，“爭取四川赤化”，不但對川軍素質估計過低，也對川軍參戰實力偵察不確，還以為紅四方面軍在川北牽制了四川軍閥的全部軍隊，川軍“不可能及時地以優勢兵力在沿岸各處封鎖長江”。
對川軍戰鬥力估計過低，對川軍實力估計過低，對川軍素質也估計過低。輕易地提出“決戰”概念，本身就是輕敵的產物。
事實證明青杠坡的川軍郭勳祺部，不是紅軍原先估計的4個團六七千人，而是6個團一萬餘人；不是“戰鬥力全無”，而是戰鬥力甚強。原想圍殲郭部，但郭勳祺不但沒有被消滅、被打退，反而在優勢火力的掩護下，步步進逼土城，局勢危急。
土城之戰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成敗關係全軍士氣。在此緊急時刻，朱德提出親自上前線指揮作戰。毛澤東連吸幾口煙，沒有答應。朱德把帽子一脫，大聲說：“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劉伯承上了前線。毛澤東急令奔襲赤水城的紅一軍團火速回援，同時命令陳賡、宋任窮率軍委幹部團急赴前線，發起衝鋒。
紅軍與川軍在土城以東展開一場惡戰。衝鋒與反沖鋒犬牙交錯，險情環生。川軍一直攻到白馬山中革軍委指揮部前沿。連董必武、林伯渠、鄧穎超、賀子珍等老弱及女同志組成的軍委幹部休養連也未及撤離，陷入險境。幸得陳賡率紅軍最後的老底子軍委幹部團衝上來奮力救援，才使休養連脫離敵人的火力攔截，撤出險境。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也是在一個排掩護下，倉促地撤出來的。
總的不利趨勢難以遏制。紅軍的總攻變成了川軍的反攻。進攻作戰變成背水作戰。時任三軍團四師政委的黃克誠回憶說：“當時張宗遜師長已住進了衛生所，我又趕上害病，躺在擔架上指揮部隊。適逢朱總司令前來督戰，看到部隊疲憊不堪的樣子，朱總司令非常惱火，對我大發了一通脾氣。”
朱德這位從來以寬厚著稱的總司令，對躺在擔架上帶病指揮部隊的指揮員發火，可見當時局面之緊張危急。
增援之川軍還在陸續到來。鑑於局面已十分不利，毛澤東與政治局幾個主要成員28日傍晚開會，決定改變由赤水北上、從瀘州至宜賓之間北渡長江的計劃，迅速撤出土城戰鬥，渡赤水河西進。
1月29日拂曉前，紅軍停止戰鬥，迅速渡過赤水河。
緊急情況下臨時決定的一渡赤水，成為紅軍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戰的開始。
一渡赤水是在敵情嚴重、戰鬥失利的情況下進行的。為迅速擺脫追敵，部隊再次輕裝。一些笨重的物資、機器被拋進河中。當時三軍團還有全軍最後一門山炮，是1930年打長沙前繳獲的。繳獲時只有彭德懷和一個朝鮮同志武亭會用砲，他們兩人變作砲手，自己瞄準，自己調整，自己發炮射擊，幾炮命中江中帝國主義的軍艦，引起紅軍戰士們連聲的歡呼，紅軍自此有了自己的砲兵。
這門連湘江封鎖線都闖過來的山炮，也被迫投入赤水河。
這是從中央蘇區出髮長徵以來，中央紅軍被迫第二次大輕裝。
1月30日，郭勳祺率部進入土城。得知紅軍主力進入雲南，並未北上入川後，郭便藉口休整部隊，停止了前進。
此後郭勳祺根據劉湘、潘文華的命令，保持一天行程尾隨紅軍，由東向西，再由西向東，由川入黔，又由黔入川，跟隨紅軍四渡赤水，但沒有再與紅軍作戰。
遵義會議設想了赤化四川，卻沒有設想要四渡赤水。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軍打垮，紅軍從瀘州宜賓間渡過長江，就不會有後來的金沙江、大渡河，紅軍也不用過雪山草地了。
也不會有四渡赤水了。
但那不是歷史。
歷史從來是在挫折中轟隆前進。
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一開始便被修正了。
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完成。土城一戰失利，修正的只是過江地點。原定從瀘州至宜賓之間渡過長江的計劃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藺、敘永地區尋求機動作戰，準備從宜賓上游渡過長江。
渡江地點由瀘州宜賓之間移到宜賓上游。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據地的遵義會議設想仍然維持不變。
卻也無法維持太久。因為紅軍的戰略方向正好與川軍的作戰原則迎頭相撞。
劉湘當初與潘文華商定的作戰原則是：紅軍只要不圖入川或入川只是藉道，便虛與周旋，保住實力，絕不對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據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蔣介石的控制，與之硬拼到底，在同歸於盡中去求倖存。所以當他看到紅軍反复尋找渡江地點，大有入川與四方面軍會合的趨向，便開始硬拼了。西起橫江、東至古藺一線，劉湘、潘文華先後調集數十個團切斷通往長江南岸的要道、隘口，嚴密封鎖紅軍的前進方向。
準備入川的紅軍方才知道，川軍的戰鬥力絕不弱於蔣系中央軍。土城戰役後川軍氣焰尤其囂張，一個團也敢上來向紅軍挑戰。
2月6日上午，一軍團二師一部行至天堂壩，竟被尾追的川軍一個團三麵包圍。三軍團五師聽到槍聲後迅速趕來支援，從兩翼對敵軍實施反包圍。三軍團後續部隊一千餘人下午也趕來增援。激戰一天，向敵陣地反复衝擊十多次，不能解決戰鬥。入夜，該團敵人乘機轉移陣地。紅軍發現川軍另一個團已在增援途中，也只有撤出戰鬥。
面對川軍的頑強阻擊，從宜賓上游渡江入川已明顯不可能。
2月6日凌晨，朱德電令一、三軍團向扎西靠近。電報中說：“根據目前敵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難，軍委正在考慮渡江的可能問題，如不可能，我野戰軍應即決心留在川、滇邊境進行戰鬥與創造新蘇區。”
電報要求一、三軍團領導人速將意見電告軍委。
領導層已經感覺到原定戰略方向實現的嚴重困難。這封電報實際上是詢問一、三軍團領導人，渡江入川還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戰略方向應在川滇邊境何處？
2月7日，三軍團彭德懷、楊尚昆回電，向軍委建議在川黔滇邊建立根據地。
這個建議十分及時，也非常重要。它堅定了毛澤東等人轉變遵義會議原定戰略方向的決心。中革軍委立即接受彭、楊建議，當日決定暫緩渡江，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中革軍委命令各軍團，迅速脫離四川追敵，向川滇黔邊的紮西地區集中，開始準備與滇軍作戰。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基本改變。
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論著，對一渡赤水前後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被迫改變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會影響遵義會議的偉大。影響領袖的光輝。影響用兵如神。恰恰是這種“好心好意”的迴避，共產黨人的最富生機的靈魂被抽掉了。
其實沒有神。中國工農紅軍從領袖到戰士，都是一個個鮮靈活現的個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誤，人最可貴的也就是改正失誤。
應該說一渡赤水給了紅軍領導人很大的教訓。遵義會議一結束就提反攻，就提決戰，是不明智的。敵人內線作戰，力量雄厚；紅軍外線作戰，人員裝備嚴重不足；川軍以逸待勞、人地兩熟；紅軍則長途轉戰，人地生疏。在這種情況下動輒“反攻”、“決戰”，完全不現實。以為解決了錯誤的軍事領導、把定了正確的軍事路線就無往而不勝的思想，被土城戰鬥警醒。長征本身就是戰略退卻。為保存實力以圖發展，紅軍本該千方百計避免同敵人決戰。更何況與川軍決戰，恰是蔣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陳毅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對黃克誠說，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二過。
偉人從來不是不犯錯誤的人，而是犯了錯誤能夠迅速及時糾正的人。從土城戰鬥失利後立即放棄北上渡江計劃改為西渡赤水，到古藺、敘永一帶受阻馬上採納彭、楊建議改取川滇黔邊境，皆可見工農紅軍“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機動靈活戰略戰術又回來了。說毛澤東又回來了，意義正在這裡。紅軍請回來的不是一尊萬無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的實事求是的人。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與非凡，毛澤東作為這個黨的領袖的偉大與非凡，並不在於那種充滿佛光神意的被神化的計劃或預言，而在於它的實踐。
不屈不撓的、百折不回的實踐。
那是共產黨人最富生機和最為鮮活的靈魂。
這是一段紅軍緊張地選擇立足根據地的日子。
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確定新的發展方向是川、滇、黔邊境地區。黔軍基本垮了，但新銳的川軍、滇軍正向此處逼近。在三省之交能否站住腳，並沒有把握。
2月9日，政治局扎西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趁敵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機，回師東進，再渡赤水，向較空虛的黔北進擊，為此提出輕裝精簡。
2月10日，中央紅軍進行扎西整編。全軍除乾部團，共編為16個團。除一軍團還保留師的建制外，其他各軍團一律取消師的編制。新的編制是一軍團兩個師6個團；三軍團4個團；五、九軍團各3個團。
這一精簡縮編，為下一步大進大退作好了準備。紅軍像一個不倒的力士，裹緊綁腿，勒好鞋帶，準備疾步流星向敵人挑戰了。
同日，滇軍孫渡縱隊和川軍潘文華部從南北兩個方向壓向扎西。中革軍委決定迅速脫離川軍與滇軍側擊先敵東渡赤水，將作戰目標轉換為黔軍及中央軍薛岳部。
儘管沒有著意說明，但在川、滇、黔邊區建立根據地提出僅3天，根據敵我態勢，行動指針已偏向了黔北。
2月15日，紅軍野戰軍司令部下達《二渡赤水河的行動計劃》。
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是尋機，不是目的。
因為實行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所以很快捕捉到了眼前出現的戰機。
二渡赤水的戰機之中，潛伏著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2月24日，林彪率一軍團攻占桐梓。第二天三軍團向桐梓開進中。前衛紅十三團抓獲幾名黔軍俘虜，得知婁山關僅有黔軍柏輝章部3個團，杜肇華部一個旅在婁山關以南近3公里處的黑神廟。紅十三團團長彭雪楓立即向彭德懷報告。
25日14時，彭德懷、楊尚昆向中革軍委報告上述情況，提出以迅速動作殲滅此敵。 20時，一軍團林彪、聶榮臻也致電朱德，建議以主力在婁山關南消滅黔敵。
兩大主力軍團領導人意見一致，使中革軍委決心即定。
25日23時，即在收到彭、楊電報9個小時、林、聶電報3個小時後，朱德電複彭、楊、林、聶：一、三軍團及乾部團統歸彭、楊指揮，應於26日迂迴攻擊婁山關、黑神廟之敵，堅決消滅之，並乘勝奪取遵義，以開赤化黔北的關鍵。
24時，朱德再補一電給彭、楊、林、聶：同意彭、楊25日14時來電部署，全軍統歸彭、楊指揮。
彭德懷的基本部署是：三軍團擔任正面主攻。一軍團向黑神廟之敵側後迂迴，五軍團遲滯由桐梓方向來援之川敵。
紅十三團向婁山關急進。前衛偵察連連長韋杰和手槍排戰士換上國民黨軍裝，一鼓作氣沖到婁山關口。十三團剛剛佔領關口，黔軍就發起反擊。彭德懷命令紅十二團從正面衝擊，硬把敵人壓了下去。
十二團政委鐘赤兵腿被打斷，沒有麻醉藥品，硬是咬緊牙關鋸掉了一條腿。部隊認為他不能隨軍行動了，拿出一部分錢要他留在本地。只剩一條腿的鐘赤兵堅決不肯，有人勸他就拔出手槍要拼命，只好用擔架抬走他。很快，他就奇蹟般的可以用一條腿在馬背上翻上翻下了。
十二團參謀長孔權（一說孔憲權）也在戰鬥中負了重傷。後來用擔架抬進遵義城羅馬天主教堂裡，與臀部負傷的十三團俱樂部主任胡耀邦住在一處。半個世紀後胡耀邦還清楚記得，疼痛難忍的孔權喊了一夜“殺！殺！殺！”弄得大家一夜未眠。
孔權被留在了當地，解放後擔任遵義紀念館館長。胡耀邦後來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鐘赤兵1955年授銜中將。前衛偵察連連長韋傑1955年也授銜中將。
2月26日，一、三軍團佔領婁山關。
兵敗如山倒。殘敵紛紛向遵義潰逃，遵義守敵極度慌亂。
紅軍乘勝向遵義進擊，於28日晨再佔遵義。
三軍團為此又犧牲了參謀長鄧萍。當時十一團政委張愛萍正站在一個土堆上觀察遵義老城地形，軍團參謀長鄧萍來了。土堆只有一個，張愛萍就下來，讓鄧萍站上去。鄧萍站上去後正向張愛萍佈置任務，突然頭一歪靠在了張愛萍身上，張愛萍沾一身血還不知怎麼回事。後來發現鄧萍犧牲了，趕緊給彭德懷打電話。彭德懷還沒有聽清就在電話裡罵起來：“你們都給我往最前線上吧，你們都去犧牲！”
他就怕鄧萍犧牲，沒有想到鄧萍真的犧牲了。
張愛萍後來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楊尚昆說，是鄧萍替張愛萍犧牲了。
1966年7月，被貶到三線建委任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懷在參加完貴州省“六盤水煤炭規劃會議”後，坐車專門來到當年的遵義戰場。當時天空飄著毛毛細雨，彭德懷衣服淋濕了也不覺得，指著一塊地方，告訴周圍的人：31年前鄧萍就犧牲在那裡。想起犧牲的戰友，念及光陰流逝及經歷坎坷，彭德懷動情地說：“堂堂七尺男兒，灑盡一腔熱血，真乃人間快事！”
歷史永遠會記住彭德懷的功績。
原定的遵義戰鬥，還是只指向較弱的黔敵。這場預期不大的戰鬥，由於紅軍前線指揮員彭德懷、林彪對戰機把握及時，特別是統一指揮一、三軍團的彭德懷擴展戰果主動，使戰鬥迅速從圍殲黔軍兩個旅發展為追殲國民黨中央軍兩個師的大規模戰鬥；由此揭開了紅軍長征中一次最大的戰役——遵義戰役。
紅軍突然東向奪佔婁山關，蔣介石受到極大震動。他判斷這極可能是紅軍的戰略行動，欲圖繼續東驅，向紅二、六軍團靠攏。於是急令相距最近的第一縱隊吳奇偉之九十三、五十九兩師火速增援遵義。
時間晚了一步。吳奇偉部進抵遵義城南部地區時，紅軍已重佔遵義。
紅軍堅決迅速攻克婁山關和遵義的行動，使前來增援的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陷於被動。
吳奇偉率領的第四軍從江西就開始尾追紅軍。但一直是送客式追擊，沿途不僅沒有和紅軍發生戰鬥，連紅軍掉隊士兵的影子都沒有見著，這回他耍了一個心眼。
在離遵義不遠的忠莊鋪，他碰到逃出遵義的王家烈。王家烈身邊只剩下一個手槍排。吳奇偉一聽進攻遵義的是紅軍主力，便不願前進。王家烈是來尋救兵的，巴不得別人的兵幫他收復遵義，對吳奇偉一催再催。吳心中煩躁，又左右為難，便命一個貼身參謀去偵察，臨行前特加以暗示。於是偵察報告說：遵義已被紅軍佔領。
王家烈怏怏而去，吳奇偉這才展開部隊，防禦紅軍。
吳的部下卻躍躍欲試。在師、團長會議上，眾人認為國軍裝備遠優於紅軍，紅軍主力到遵義是過路，只要發動攻擊，紅軍就會撤離，因而一致主張打。
他們對共產黨人的了解與吳奇偉相比，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吳是保定六期畢業生，在北伐中曾與著名共產黨員蔣先雲並肩作戰，可謂鮮血流在一起。
1927年5月，北伐軍在河南臨穎向奉軍主力發起進攻。吳奇偉的三十四團擔任正面攻擊，蔣先雲團任右翼，戰況空前慘烈。奉軍依托堅固工事拼命抵抗。奮勇衝鋒的吳、蔣二團傷亡重大。蔣先雲重傷犧牲，吳奇偉腿部也被彈片擊中。幸得蔡廷鍇第十師增援，奉軍才狼狽潰退。
與共產黨人一起流過血的吳奇偉，後來也參加過反蔣。
1929年春，蔣桂戰爭爆發，蔣調第四師對桂軍作戰，時吳奇偉任第四師十二旅旅長。桂軍解體後，蔣連續急電第四師移防隴海路，不但規定起程時間，而且指定行軍路線，並特令曹萬順之新編第一師前去接防。繆培南、吳奇偉等第四師將領認為蔣已設下圈套，要繳第四師的械，決心反抗。 9月，部隊集中枝江後，便通電反蔣。
反蔣的第四軍從湘西南下，企圖奪回廣東，結果一敗於陳濟棠，二敗於蔣光鼐，三敗於蔡廷鍇。真可謂一敗再敗，部隊只剩下十之二三。
新軍閥混戰中，以兵權之爭反蔣的吳奇偉，也算被打得滿臉開花。
走投無路了，便通過同鄉羅卓英聯繫上了陳誠。
通過陳誠，還是投靠了蔣介石。
蔣介石命他去江西前線與紅軍作戰。他不得不服從這個曾經通電反對過的人的命令，然後把槍口瞄向曾與他並肩作戰的共產黨人。
他參加了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第五次“圍剿”，兩次均擔任縱隊指揮官，列入陳誠指揮的“圍剿”主力序列。紅軍離開江西後，又奉命率部參與“追剿”。
歷史對吳奇偉這樣的人，不管他怎麼掙扎，給予的選擇餘地也總是這樣小。
就在吳奇偉有意耽擱、應付王家烈之時，紅軍真的佔領了遵義城。
吳奇偉躲避與紅軍主力交鋒，但紅軍主力已經認准了他。中革軍委決心乘其孤軍冒進之機，集中全力全殲其於遵義以南。
戰鬥開始，吳部第五十九師師長韓漢英看到右翼地形對自己不利，向吳建議佔領前面不遠的老鴉山和紅花崗。
一場激烈的戰鬥圍繞紅花崗右側主峰老鴉山展開，雙方皆拼盡全力爭奪。因為蔣介石下了死令，為打好這一仗吳奇偉也拼了命。
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的張宗遜上將，當時是防守老鴉山主峰的三軍團十團團長。十團是三軍團的主力部隊，在敵優勢兵力、火力、不計傷亡的輪番衝擊下，該團損失嚴重。張宗遜負傷，參謀長鍾偉劍犧牲，韓漢英部於15時許攻占主峰。
老鴉山主峰丟失，不僅居高臨下威脅十一團紅花崗陣地，而且直接威脅遵義城的安全。三軍團在連續作戰、損失較大的情況下，當時已經無法調集反擊力量。
遵義城出現丟失危險，戰局千鈞一發。
但佔領老鴉山主峰之敵在莫名其妙之間突然轉入防禦。
原來林彪的一軍團已經從水師壩地區向敵人側後出擊，尖刀一般直插忠莊鋪敵軍指揮部。
這是遵義戰役的關鍵一刀。一刀就是敵人心臟。
吳奇偉把全部力量都投上去了，縱隊指揮部周圍沒有剩下多少部隊。林彪這一著整得他實在是苦，只有丟下部隊，帶著身邊少數人員狼狽逃竄。
佔據主峰之敵居高臨下看得十分清楚，發現其指揮部突然溜走，料想不妙，於是不敢大動，只得堅守。
說是堅守，心勁早已不堅。黃昏便被三軍團一部和乾部團的反攻打得翻滾下去。
失去了指揮官的部隊幾近羊群，沿著來路向烏江狂奔。
吳奇偉最先逃到江邊，立即與南岸聯繫，要歐震率九十師速來支援。九十師本屬吳奇偉第四軍建制，此番被薛岳留在貴陽，得到前線吃緊的消息，才剛剛上來。
吳奇偉要歐震帶部隊過江。歐震認為北岸兵敗如山倒，過江增援背水為陣太危險，一口回絕。他認為九十師只能在南岸佔領陣地，掩護收容敗兵。
吳奇偉見北岸局面無法收拾，縮在南岸的老部下又不聽話，萬念俱灰，倒地大哭說，我不過江了，就在此死了算了。
參謀長吳德澤趕忙招呼來幾個衛士，連拖帶拉地把吳奇偉扶過江南岸。
項羽當年見八千子弟無一回返，無顏見江東父老，便自刎烏江。
吳奇偉帶過烏江兩個師，帶回來一個團，在江邊也大哭了一場。
但吳奇偉不是項羽，他也不做項羽，這條烏江也不是項羽當年自刎的那條烏江。哭著被人扶過江之後，他變得非常冷靜，又非常清醒。見紅軍追兵甚急，直逼江岸，不待其餘部隊過江，他便下令斬斷了浮橋保險索，連歐震原準備收容的敗兵也不收容了。
一千多名官兵被甩在北岸，做了紅軍的俘虜。
後來吳奇偉向蔣介石報告，說是因為士兵擁擠搶渡，將浮橋壓斷。
與內部自己人的交談，則說砍斷浮橋是戰略行動。否則紅軍南渡烏江，貴陽兵單，大局要受影響。
即便一面跑著一面哭著，吳奇偉也是個顧全大局之人。
二渡赤水的遵義戰役完全超過了原來設想的規模。紅軍5天之內取桐梓、奪婁山關、佔遵義城，尤其是消滅中央軍吳奇偉部九十三師大部、五十九師一部，擊潰黔軍8個團，斃傷敵二千四百多人，俘敵約三千人，繳槍二千支以上，的確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最大一次勝利。
《彭德懷自述》中說：“打吳奇偉軍的反攻，一、三軍團就完全是自動配合把敵打敗的。”
兩個主力軍團之所以能夠“自動配合”，首先是中革軍委的放權。
一渡赤水前土城戰役打敗後，毛澤東等中革軍委領導人對前線指揮員的意見極為重視。包括確定紅軍轉移方向等戰略問題，也多次徵求林、聶、彭、楊等前線指揮員意見。為適應形勢，改變指揮方式，二渡赤水後作出“全軍統歸彭、楊指揮”決定，使部隊迅速捕捉戰機，終於打了一場紅軍脫離根據地被圍追堵截一萬餘里以來最大的勝仗，也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一年半時間內，紅軍唯一一次揚眉吐氣的勝仗。
兩個主力軍團能夠“自動配合”，還出自彭德懷的敢於戰鬥。
彭、林兩人皆先後向中革軍委提出了攻擊婁山關黔敵的建議。彭德懷意在以迅速動作殲滅婁山關守軍柏輝章部三個團和婁山關以南的杜肇華旅，林彪意只在攻殲婁山關南的杜旅，對婁山關之敵則要求晚一天行動。說是使部隊有喘息之機，核心還是沒有把握。他不願打無把握之仗。比較起來，面對嚴重的敵情，彭德懷勇克咽喉要地婁山關，直取黔北重鎮遵義，其敢打必勝之精神，的確有力能拔山之慨。
這一仗是在敵情極其嚴重的情況下打的。二渡赤水後，紅軍後尾有川軍潘文華部、滇軍孫渡部的緊逼壓迫，前方有黔軍王家烈部和中央軍薛岳部的迎頭堵擊，機動迴旋的餘地已經不是很大。再加上紅軍有土城新敗，川滇邊境又無法立足，今天看起來，頗有幾分“走投無路”的感覺。如此形勢下，敢於積極向軍委請戰求殲黔敵，而且面對國民黨中央軍的增援敢於堅決頂住不退，為一軍團側翼迂迴包抄贏得了戰機和時間，彭德懷橫刀立馬之大勇，林彪也要自嘆不如。
兩個主力軍團的“自動配合”，同樣也包括林彪的善戰。
林彪作戰，極善於捕捉時機。時機不到，他會謹慎得讓人覺得膽小。時機一到，也會大膽得叫人咋舌。
彭德懷的三軍團與敵反复爭奪老鴉山、打得不可開交時，林彪在遵義城東山包上一言不發地用望遠鏡觀戰。一軍團隱蔽集結在這一帶丘陵地區待命出擊，敵人全然不知曉。
待吳奇偉全部力量重心都壓向老鴉山前三軍團陣地，山谷突然響起一片號聲，一軍團之一師、二師像兩隻猛虎，迎著公路排山倒海般衝殺下去。
戰局轉折十分突然，已經得手的吳奇偉部竟然突然失手。公路上運動的敵人最先掉頭往後跑，敵軍整個陣線發生動搖。
林彪眼看面前形勢，從參謀的包裡拿出一個本子，撕下一張紙，又把這張紙對折撕成兩半，分別在上面用紅藍鉛筆標出追擊方向，並在上端寫了一個很大的“追”宇，分頭傳達兩個師的指揮員。紅軍排山倒海的追擊開始了。
林彪命令：二師向南追，以烏江為界；一師向西追，沿鴨溪、白臘坎方向猛打猛掃。部隊回問：追多深？答：可以追出100裡。
就像川戲中的絕活“變臉”，小心謹慎的林彪，一抹臉就變成了頗有幾分狂氣的林彪。
黃克誠當時是防守老鴉山主峰的三軍團十團政委。半個世紀後他回億說：在山底下我見到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我對林彪說：“好險啊！”林彪不以為然地說：“你們當初守衛在山頭上就是了，不應該去追擊。”我說：“敵人已逼近遵義城，不將敵人趕跑怎麼得了！”林彪若無其事地說：“當敵軍正在向你們進攻的時候，紅一軍團的部隊已向敵軍側後包抄過去，我軍已化險為夷；陳賡到了你那裡時，敵軍的敗局已定。”說話之間，果然敵軍已全線崩潰。林彪當即派一支部隊去追擊潰退之敵。我基於前次追擊吃虧的教訓，建議林彪多派些部隊追擊。林彪說，全線潰敗之敵，已無鬥志，我有少量精幹部隊追殲即可解決問題，無須動用大部隊。
說彭德懷敢於戰鬥，不是說他就不善於戰鬥。數十年摧枯拉朽的沙場宿將，豈能僅靠匹夫之勇。同樣說林彪善於戰鬥，不是說他就不敢於戰鬥。
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但紅軍將領中，唯彭德懷、林彪置於一起時，特點反差最大。二人原有的特點，皆被對方的特點襯托得更為鮮明。
二人皆率領紅軍的主力軍團。把握特點，便相得益彰。
這便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了。
被打垮的吳奇偉部，並非一觸即潰的烏合之眾。林彪也許並不知道，在這支被他“猛打猛掃”的部隊裡，他還任過見習排長。
吳奇偉的第四軍，就是當年頗富盛名的北伐勁旅“鐵軍”殘留下來的部隊。吳奇偉與林彪當年同為鐵軍第十二師的人。吳奇偉久經沙場，為十二師三十四團團長；林彪從黃埔新近畢業，剛分來任十二師獨立團見習排長。一個粵軍前輩，一個黃埔後勁，皆在河南臨穎戰場對張作霖的奉軍奮勇作戰。
雖是鐵軍，到底也有共產黨、國民黨之分。共產黨人葉挺率鐵軍一部舉行南昌起義，國民黨人吳奇偉、李漢魂率鐵軍另一部鎮壓南昌起義。鐵軍四分五裂。隨之而來的新軍閥混戰中，更是九死一生。打剩下的最後一點兒老底由吳奇偉統轄，編成五十九、九十兩個師，參加“圍剿”與追擊紅軍。
增援王家烈時薛岳留了一個心眼。他將歐震的九十師留在貴陽，讓完全是黃埔系組成的直轄九十三師唐云山部隨吳奇偉北上。
林彪給他老部隊的禮物是側面迂迴、正面猛追。五十九、九十三這兩個師，據說參加第五次“圍剿”以來從未敗過。這回被紅一軍團追得全軍潰亂，建制崩潰，喪魂落魄。即便逃過江的部隊，重武器和伙夫擔子行軍鍋灶也一律丟光。
二渡赤水的遵義城一戰，吳奇偉的部隊起碼一半是被林彪追垮的。
可惜歐震沒有渡江北上，失去了一個與歷史邂逅的機會。歐震也是鐵軍中人。當年隨葉挺參加南昌起義，南下在廣東湯坑與粵軍陳濟棠和薛岳激戰時，薛岳部已被擊敗，師部也被包圍，關鍵時刻起義軍營長歐震陣前倒戈，使薛岳得喘息之機，遂與趕來增援的鄧龍光部向葉挺展開猛烈反攻。
南昌起義主力在湯坑戰敗，歐震也從葉挺部下投到薛岳門下。
當歐震拒絕服從吳奇偉的命令率九十師過江時，也許感覺到了從遵義漫山遍野追殺過來的紅軍部隊，就是自己當初背叛了的起義軍火種。
與薛岳一起長追紅軍的吳奇偉，自在烏江邊上大哭一場後，便再未與共產黨的軍隊打過大仗。解放戰爭中他任過徐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但很快藉口到南京湯山養病，辭掉了這個職務。
蔣介石卻一直記得他。尤其在蔣年齡越來越大、心腹將領一個接一個連遭敗績的時候，他越來越回想起對紅軍圍追堵截的那些年代，以及參加圍堵的那些將領。 1948年1月，國民黨政府授予吳奇偉二等雲麾勳章。 8月，國共即將開展戰略決戰之機，蔣介石委任吳奇偉為華北“剿總”副總司令。華北“剿總”附近的解放軍領導人，多是吳奇偉當年的老對手。蔣介石希望他與傅作義一道，在這個戰略區穩住華北的聶榮臻，堵住東北的林彪，為搖搖欲墜的蔣家王朝再做一次頂門柱。
吳奇偉卻心力交瘁了。當年跟在紅軍後面走了一兩萬里尚無可奈何，現在阻止共軍的南下更無可能。他北上很短時間，就南返廣州，不想再去賣命了。
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天險後不到一個月，他便與幾個粵籍將領在粵東發表《我們的宣言》，宣布脫離國民黨，投向人民。
吳奇偉到北京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還受到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設宴歡迎。這位當年率部對紅軍窮追不捨的國民黨將領，1949年10月1日站在北京的觀禮台上，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
毛澤東1956年在八大預備會議上講自己打過的4次敗仗，第四次“茅台那次打仗”，即指三渡赤水前的魯班場戰鬥。
這場戰鬥的影響遠比今人想像的大。戰前毛澤東差一點兒丟掉前敵總指揮職務，遵義會議成果幾乎成為泡影。四渡赤水後又有林彪寫信要求改換指揮。
魯班場是毛澤東的街亭。
說魯班場戰鬥，必須談林彪的打鼓新場戰鬥。
談林彪的打鼓新場戰鬥，必須談中革軍委於遵義大捷後確定的戰略方針。
談中革軍委新確立的戰略方針，必須看蔣介石的實際部署和設想。
真是一個連環套。
的確如此。如果你想解開歷史之謎，必須解開這些連環。
解開它們，你便得到了歷史。
紅軍遵義大捷以前，先有蔣軍的“土城大捷”。
2月2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委員長身份，“懸賞購緝共軍首領朱德、毛澤東、徐向前、彭德懷、林彪、董振堂、周恩來、張國燾”。蔣介石自己也記不清他是多少次懸賞捉拿這些人了。他對這些人的頭顱興趣極大，但對這些人頭顱中所想，卻幾乎一無所知。
也不是一點兒不知道。紅軍二渡赤水的當天2月18日，薛岳就從滇軍得報：紅軍放棄入滇計劃折向黔北。兩天之後，投降的紅一軍團二師供給部出納員何彬說，紅一軍團正在向東急進，其餘各軍團也在後跟進。作戰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消滅週渾元。
薛岳連忙調動軍隊，重新部署，卻為時已晚。
但薛岳還是及時地搞到了毛澤東上台的消息。
一渡赤水前，三軍團向土城前進途中宿營時，擔任掩護的五師突遭黔敵襲擊，部隊頗有損失，五師十四團政委田豐被俘。敵人從他那裡得到了遵義會議的情況：“紅軍內部的井岡山派與蘇俄派在遵義鬥爭非常厲害，井岡山派主張硬幹，堅決反擊國民黨軍；蘇俄派則空談理論避重就輕，鬥爭結果是毛澤東的井岡山派勝利。”
薛岳得此重要情報，大受震動。他立即把田豐召到貴陽面談，一面將毛澤東上台的消息上報蔣介石，一面通令各部隊。
對薛岳2月初報上來毛澤東重新上台的消息，蔣介石半信半疑。一直到嫡系中央軍在遵義大敗所展示的紅軍用兵風格中，他才確定毛澤東的確上台了。
對手之間是最知根知底的。
1934年12月10日開幕的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上，因為對中央蘇區的全面佔領和湘江一帶的堵截，蔣介石好不風光。國民黨中執委、中監委115人出席會議，希望國軍在蔣介石率領下“再接再厲”，將紅軍“根本殲滅”。
三個多月過去了，不但沒有“根本殲滅”，反而讓紅軍一口氣吃掉了五六千人，垮掉了十幾個團。他拍電報罵薛岳，說這是“國軍追擊以來的奇恥大辱”。
蔣介石明白，這一失敗恰恰證明了薛岳給他的情報的正確。
3月2日，蔣介石帶著陳誠親自飛往重慶。到重慶後第二天，便發出一道公開命令和一封私人信函。
公開命令給各部隊首領：“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本委員長統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進退，務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私人信函則寫給薛岳：“毛既已當權，今後對共軍作戰，務加謹慎從事，處處立於不敗之地；勤修碉堡，穩紮穩打，以對付飄忽無定的流寇，至為重要。”
同時還把紅軍作戰已改為飄忽無定、要分外慎重的信空投給了吳奇偉。
從抵貴陽之日起，蔣介石便如同戰場指揮官，實際代替了薛岳的指揮。
接函的薛岳倒也多了幾分安慰：對毛澤東用兵有所畏忌的，絕非他薛岳一人。
失敗使蔣介石再一次清醒了。
清醒歸清醒，對紅軍的戰略方向，卻依然判斷不清。
紅軍下一步到底往哪裡走，對國民黨來說，一直是個謎。
對紅軍走向的猜測與判斷，成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一道智力競技題。
劉湘最擔心紅軍入川，便認為紅軍必然入川。朱德、劉伯承都是四川人，與川軍有關係，尤以劉伯承對瀘州一帶了若指掌，所以紅軍在這一帶徐圖渡江與張國燾、徐向前會師的可能性極大，而回湘圖與賀龍會合的可能性極小。
薛岳與劉湘相反。他最害怕紅軍久留貴州，便認為紅軍在貴州久據的可能性最小。他率10萬大軍入黔後，已經把貴州看做自己的地盤。紅軍二渡赤水時，他剛剛就任掌握全省軍權的貴州綏靖主任，覺得紅軍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唯獨貴州不比江西，山窮水惡，久據不易；若再東驅回湘，則更是不得已的下策。
龍雲與薛岳一樣，怕紅軍入雲南，便認為紅軍在雲南生根很難。他覺得紅軍多是江西客籍，除朱德、羅炳輝在滇軍做過事外，其餘將領基本不熟悉滇北滇西地方民情。雲南民風強悍，組織嚴密，紅軍過路是上策，久據是下策。
陳誠則完全代表蔣介石，分析問題的心理與劉湘頗為類似。蔣介石最怕紅軍向東威脅其中樞，陳誠便估計紅軍有極大的可能向東。他認為朱毛入川與張國燾、徐向前會合，或回湘與賀龍、蕭克會合，是戰略上必然的兩個腹案；川滇地處邊陲，紅軍久據可能性不大，不足為慮；最應注意的是紅軍東返與賀、肖會合。如此追剿較難，影響也較大。
眾說紛紜。紅軍到底會去向哪裡，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陳誠、薛岳、劉湘、龍雲，把紅軍入川、入滇、回湘的可能性都估計到了，皆認為紅軍圖黔的可能性極小。
紅軍卻偏偏要圖黔。
黎平會議就看中了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一渡赤水後又提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除了遵義會議後到一渡赤水前短暫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四川，紅軍領導人一直沒有放鬆對黔省的注視。
二渡赤水取得遵義大捷後，圖黔決心更加堅定。為徹底實現以遵義為中心的川、滇、黔邊區根據地設想，中共中央決定與追擊軍主力週渾元縱隊決戰。
於是繼土城之戰後，再次出現“決戰”這一字眼。
3月4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簽發命令：“為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茲於此次戰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
命令中所提的“此次戰役”，即指預定的殲滅週渾元。前敵司令部也專為殲滅週敵而設。毛澤東以政治委員的身份，擔任實際的總指揮。
同一天《紅星報》提出口號，“為赤化貴州而戰！”
3月8日更發表了《黨中央為粉碎敵人新的圍攻赤化全貴州告全黨同志書》。
親愛的同志們：
最近我們在遵義附近的戰役中，消滅並擊潰了王家烈、吳奇偉11團之眾，這是反五次“圍剿”以來第一個偉大的勝利。這一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追剿計劃。這一勝利給了我們在貴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腳跟、開始赤化群眾、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可能。這一勝利給了我們進行部隊的休息、訓練、整理、擴大的可能。這一勝利配合了紅四方面軍與二、六軍團的勝利，更加開展了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局面。
同志們！粉碎敵人新的圍攻的決戰就要開始了，我們當前的中心口號是，打大勝仗來赤化全貴州！全黨同志一致動員起來，團結在黨中央與軍委的周圍，反對任何機會主義的動搖，用你們的模範作用，經過你們黨的支部，去領導全體紅色指戰員，繼續遵義戰役的勝利，爭取當前戰役更偉大的勝利。中央主力紅軍的勝利將不僅赤化全貴州，且將配合紅四方面軍與二、六軍團的勝利，赤化整個雲貴川三省以至湖南地域的廣大地區！
中國工農紅軍勝利萬歲！
蘇維埃革命勝利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打大勝仗”、“亦化全貴州”、“赤化整個雲貴川三省”並“以至湖南地域的廣大地區”；二渡赤水的空前勝利，使中革軍委再一次急於求成。
一渡赤水前打敗了黔敵就輕視川敵；三渡赤水前打敗了吳奇偉就輕視了周渾元；事情就是這樣一遍一遍演示：失敗包含著勝利，勝利也包含著失敗。
3月5日，前敵總指揮毛澤東決定各軍團集中鴨溪，“突擊週敵”。具體部署以紅九軍團在桐梓、遵義地區吸引川敵向東，集中主力一、三、五軍團及軍委幹部團由遵義地區西進遵、仁路，尋殲週渾元，未果。
3月6日，毛澤東又準備在白臘坎以西迎擊週渾元。決定以林彪的一軍團由北向南打抄後路，彭德懷的三軍團由南向北打堵迎頭，五軍團在白臘坎為預備隊，九軍團警戒大渡口；先以猛烈動作解決週渾元部蕭致平九十六師、謝溥福第五師，7日再解決週部萬耀煌第十三師。
毛澤東對這一仗躊躇滿志，率前敵司令部親至白臘坎。除要求各軍團用無線電隨時報告戰況外，還特別規定了燒煙火辦法：大勝利燒三堆火，小胜利燒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燒一堆火。
結果一堆火也燒不起來。
週渾元根本就沒有進入我預伏地域。
兩次誘週決戰未果，林彪按捺不住了。
3月10日，林彪、聶榮臻聯名向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發出一封“萬急”電報，建議以主力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三重堰之敵。具體部署是：以三軍團兩個團切斷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敵退黔西之路；以三軍團另兩個團及一軍團兩個團消滅西安寨之敵；一軍團主力4個團攻擊打鼓新場，幹部團佯攻敵週渾元部；五軍團為總預備隊。
電報是凌晨1時發的，林彪思考一夜的結果。電文很長，對各部隊行程時間、途經地域、到達位置，均有縝密算計，一如林彪以往的指揮風格。看得出來，這一建議決不是草率思索的結果。
西安寨、新場之敵為黔敵猶國才旅。林彪長思後提出該作戰計劃，核心是不想打週敵，想打黔敵。所以僅以“幹部團佯攻敵週渾元部”。
但成立前敵司令部就是為了打週渾元。林彪突然站出來說不打週敵而轉攻黔敵，給毛澤東帶來了遵義會議以來最大的危機。
當天中央政治局在鴨溪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林彪提出的打鼓新場戰鬥。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認為紅軍兩天以後才能趕到打鼓新場，屆時滇軍將與那裡的黔軍會合，旁邊還有川軍和中央軍周渾元部的側擊，一打，又會碰硬。
但大多數人支持林彪的意見，主張打。
毛澤東只能苦口婆心地一再闡述不能打的理由，卻未能說服眾人。最後毛澤東也著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辭去前敵總指揮的職務。未料想堅持打的人也針鋒相對：“少數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
現場一表決，毛澤東當然是少數。於是會議通過了攻打打鼓新場的決定。毛澤東剛剛擔任了6天的前敵總指揮職務被撤銷，所遺空缺由彭德懷暫代。
這實在是個連張聞天也覺得尷尬的局面。作為中共中央負總責之人，6天前他剛剛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6天后又不得不在自己主持的會議上認可了毛澤東的辭職。
遵義會議成果眼看將毀於一旦。
挽救局面的是周恩來，更是毛澤東自己。
天黑了，失去總指揮職務的毛澤東才理出一個辦法：找周恩來。周恩來仍然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這個“最後決心”還沒有下。
毛澤東是提著一盞馬燈來到周恩來住地的。周恩來後來回憶說，毛澤東要求攻打打鼓新場的命令晚一點兒發，再想一想。毛、週二人在屋裡作了一番討論。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當晚21時即以軍委名義發電要部隊集中，以便尋求新的機動。第二天一早又開會討論，到底把大家說服了。
取消了打鼓新場戰鬥，毛澤東的前敵總指揮地位便自然恢復。
毛澤東後來常常說，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裡。這句話他有深刻的體會。井岡山“八月失敗”前，就是少數服從多數，舉手通過返回湘南，損失了二十九團。紅四軍“七大”上，也是少數服從多數，舉手錶決選掉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遵義會議以後，又是舉手錶決，幾乎使其剛剛擔任的前敵總指揮職務被撤銷。
這回爭論後，為使軍事指揮真正機動靈活，不再出現會議討論行動方針、爭論不休以致舉手錶決局面，毛澤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全權指揮軍事，成員為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
張聞天也覺得軍事指揮通過會議實施明顯不行，自己對打仗又不熟悉，便完全贊同。在3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提議被通過。
這便是與博古、李德、周恩來“老三人團”相對應的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新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
毛澤東從遵義會議後就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到二渡赤水後前敵司令部總指揮、3月12日“新三人團”的實際負責者，用了將近兩個月時間，終於進入最高軍事決策機構並掌握了決策權。中共中央變換軍事領導的決策才最終完成。
3月13日20時“新三人團”發布第一個戰略方針《關於我野戰軍戰略方針的指示》。基本設想是在消滅黔軍的戰鬥中調動週渾元、吳奇偉縱隊，相機殲滅。
掌握了決策權的毛澤東，還是要打週渾元。
3月14日，“新三人團”發布“我野戰軍決心以全部力量，於明15號絕不動搖地消滅魯班場之敵”。
魯班場之敵即周渾元。
3月11日至14日，週渾元率第二縱隊三個師先後進至魯班場，驅趕老百姓伐木砍樹，在周圍山上修工事、挖戰壕、築碉堡，布成一道道障礙，以阻擊紅軍進攻。
面對這些不利條件，紅軍指揮員中提出了不同意見。
彭德懷、楊尚昆3月13日19時向前敵司令部提出：時間局促，地形對我不利，敵人陣地工事堅固，我們考慮無攻破週敵的可能；建議迅速脫離當面之敵，控制仁懷、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兩敵向西，來尋求機動。
建議中所提“時間局促，地形對我不利，敵人陣地工事堅固”，正是後來紅軍攻擊失敗的原因；而“控制仁懷、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兩敵向西，來尋求機動”，也恰是後來採取的方針。
但這個建議當時未被採納。
攻擊週渾元的具體部署是：以一、三軍團及乾部團為右翼隊，統由林彪、聶榮臻指揮，由北向南突擊魯班場之敵左側背及左正面；以五軍團和三軍團之第十、第十三團為左翼隊，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揮，協同一軍團突擊魯班場之敵。
15日拂曉，戰鬥打響。紅軍向周縱隊第五師陣地正面進攻，遭到猛烈反擊。 10時許，向敵3個師的陣地全面進攻，均被敵重機槍的猛烈火力所壓制，屢攻不克。雙方鏖戰至13時，敵機在士兵白色標誌引導下，向紅軍陣地狂轟濫炸，壓得紅軍抬不起頭，傷亡不斷增加。黃昏，紅軍以密集隊形實施連續衝擊，仍不能得手。戰至天黑，因敵佔據有利地勢，只得停止攻擊，與敵對峙。 19時許，週敵開始向紅軍右側迂迴。黔軍兩個團也尾追紅軍至魯班場東南永安寺附近。為避免受敵夾擊，紅軍遂撤出戰鬥，於15日夜轉移到茅台、仁懷地域。
魯班場戰鬥失利。
對中國革命來說，每一次失敗，都蘊涵著成功；每一次成功，又都潛伏著失敗。
魯班場戰鬥的失敗。又不得不放棄赤化貴州的戰略方針。
正是這些失敗，這些“不得不”，使作為中國革命領導人的毛澤東越來越踩實腳下的土地，越來越趨近只有腳踏實地者才可企望的勝利。
遺憾的是，今天查遍能找到的《人名詞典》、《歷史詞典》、《軍事詞典》、有關國共兩黨情況的工具書，竟然始終找不到給毛澤東造成很大麻煩的周渾元的簡要情況。
他是哪里人氏？他有一個什麼樣的軍旅生涯？他在何處而終？
此人跟著薛岳，長追紅軍兩萬餘里，但來也無影，去也無踪。
3月16日晚，紅軍放棄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於茅台縣開始三渡赤水，向古藺、敘永方向前進，一副北渡長江的姿態。
很多描寫這段歷史的書籍都認為，三渡赤水使蔣介石十分恐慌，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所以急令川軍防堵於西，黔軍沿赤水河防堵於東與南；滇軍向赤水河靠近；中央軍周渾元、吳奇偉實行尾追。
其實蔣介石沒有那麼驚慌。
他當時的確摸不清紅軍的戰略動向，但魯班場戰鬥紅軍啃不動週渾元部，他感到紅軍已經沒有很強的戰鬥力了。從國民黨的資料看，蔣介石起初擔心紅軍繼續向東與賀龍、蕭克會合，於是嚴令封鎖烏江，以圖殲滅紅軍於烏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區。紅軍突然間三渡赤水，他就判斷紅軍很可能要分散游擊，化整為零了。
這個時候，他已經基本不相信紅軍還有北渡長江的實力了。
他在重慶電示薛岳：“共軍已成強弩之末，勢將化整為零，在烏江北岸，長江南岸，橫江東岸打游擊，冒險渡長江公算不大；應令各縱隊實施江西'圍剿'時之碉堡戰術和先求穩定、次求變化的方針，分路自得截堵，逐次縮小，加以包圍。”
在蔣介石一系列命令下，湘軍李韞珩部東開，在遵義城周圍修築碉堡；上官雲相第九軍在桐梓、遵義間修碉築路；劉湘進至長江以南敘永、赤水城、土城、古藺一帶修碉封鎖；龍雲以孫渡部進至畢節以東地區修築碉堡。蔣介石聲稱：“如許大兵，包圍該匪於狹小地區，此乃聚殲匪之良機”，若再不消滅紅軍，“何顏再立於斯世！”
紅軍再次面臨千鈞一發的時刻。
三渡赤水預定進至的古藺、敘永地區已三面受敵，迴旋餘地十分狹小；若敵人碉堡封鎖線形成，又將出現第五次反“圍剿”局面，紅軍再去打破將十分困難。緊急關頭，以毛澤東為首的紅軍前敵司令部於20日17時當機立斷，決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東岸尋求機動。
3月16日晚三渡赤水，到20日晚決定四渡赤水，僅僅間隔4天。若是今天，4天時間連戰略方針的草案都拿不出來，更遠遠談不上完成由此方針向彼方針的轉變了。
3月20日17時，黨中央、總政治部致電各軍團首長：林聶彭楊劉董李曾羅蔡黃陳宋：現因滇敵與川敵可能防堵，我再西進不利，決東渡，這是野戰軍此後行動發展的嚴重緊急關頭，各軍團首長要堅決與迅速組織渡河，必須做到限時渡畢。
1．派高級首長親自鼓動與指揮架橋，打破任何困難，使橋迅速完成。
2．組織渡河，使部隊免除混亂、擁擠與落伍，有秩序限時迅速渡畢。渡河遲緩或阻礙渡河的困難不能克服，都會給野戰軍最大危險。這次東渡，事前不得下達，以保秘密。
黨中央政治部20日17時
“野戰軍此後行動發展的嚴重緊急關頭”、“派高級首長親自鼓動與指揮架橋，打破任何困難”、“渡河遲緩或阻礙渡河的困難不能克服，都會給野戰軍最大危險”，四渡赤水前的語氣如此嚴重急迫，與二渡赤水後取得遵義大捷發布的《告全黨同志書》宣稱“徹底粉碎了敵人的追剿計劃”、“給了我們進行部隊的休息、訓練、整理、擴大的可能”、“我們當前的中心口號是：打大勝仗來赤化全貴州”形成鮮明對照。這是自突破湘江封鎖線後，紅軍最高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