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還是十歲左右的小學生時，被告知社會上的每個人都隸屬於一個不變的階級。而其中，鄉間的我們那時還沒怎麼見過的工人階級，在台階的最上層，農民為第二，農民中又以貧農僅次於雇農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屬貧農出身，因此見了少數中農以上成份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氣揚。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學《毛選》第一卷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終於有同學問出了那個大家平素常常想到的問題： “老師，那我們屬於什麼階級？” 一個讓我們目瞪口呆的答案被拋了過來： “你們是學生，學生應該屬於小資產階級。” 我們貧農出身的孩子，竟然會變成千人罵萬人踩的“資產階級”？儘管“小”！那一瞬間，我們都憤怒了。終於，一個最勇敢的同學挺身而出：

“如果我們是小資產階級，你便是大資產階級！” 二十多年後，當我站在平壤仰視標誌著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手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體思想塔時，腦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現出了這件事。 上古時期的中國，除了現實的政治權力控制者外，還有一種人可以與其分庭抗禮，那就是“巫”。巫是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他擁有知識，同時擁有與上天神秘溝通的能力。我們可以說那個社會是分權的。而一個分權的社會，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的特徵。現在我們讀《尚書》、《左傳》、《國語》甚至《戰國策》，其民本思想觸目皆是，馬克思主義史家稱為“古代奴隸民主制殘餘”。可是經過歷史的淘洗，尤其是戰國之後，中國從此不為上天再留可與現實統治者平等抗衡之地位，一個實用理性的社會被構建出來。現實利益成為壓倒一切的根本利益，宗教被放逐出日常以外。

這種轉軌，於中華民族日後的發展，是福是禍，難以斷言。但是知識分子肯定是多挑上了一副重擔。原來人類的生活，永遠包括理想和現實兩大部分。人類的知識，本也分成為理想和為現實兩大類型：後者提供現實生活的有效知識，如農業、氣象、醫學、軍事、社會組織等等；前者則包括何謂幸福、何謂真理等價值判斷。在許多地方，這兩者的責任可由知識界和宗教界人士分擔，但在中國，由於後者被放逐，便注定只能由同一類人來承載。 問題只在於，這副重擔是知識分子注定難以挑起的。為什麼？人挑重擔，必須得有一副好身板，知識分子承受歷史重任，也需要有可憑恃的依靠。他們衣食充裕，以閒暇時間研究世界，本該提供科學知識以及理想信仰。而在現實世界中維護信仰，宗教界人士有上帝可以依靠，西方古代“法”所以是“自然法”，那都是背靠上帝的意思。而中國的知識分子，生活於一統皇權以內，其私人財產甚至生命又從來未被尊重更不設保障，一舉一動須仰承現實統治者的鼻息，又有何力量抵抗專制君主雷霆之怒？

從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可謂舉世無倫。他們只憑著一腔正氣和一團信念，與巨大的現實政治權力周旋抗衡。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他們也不是天生不滿現實社會的正常運作，他們只是覺得現實社會的運作需要符合一個正義的理想。偏離這個理想太遠了，他們就要抗議，要呼籲，要行動。至於那個正義的理想在何處，現實社會中並無踪跡，那隻存活於他們的心中。 作為掌握現實權力的統治者們，如用較為長遠的眼光看，對知識分子也能容忍甚至一用。因為他們也知道，較合於天道的統治必然更為久長。問題只在於，政治永遠只能依附於骯髒的泥土，如果脫離了泥土，自然要成為空中樓閣，因此理想不得不讓步於現實。而來自人心的種種罪惡諸如貪婪、怯懦、妄為、邪欲等等，隨時都在驅使運作政治的人們。他們有時僅僅為了心中的一絲滿足，也不憚對抗一下自以為是的天道。而對這種膽大妄為，短期內也不會有什麼懲罰，除非正好發生日食、地震什麼的天象示警。在這樣的背景下，無神論的鼓吹有時反是助紂為虐：如果驅除了神秘的報應，那些現實權力的掌握者們更又有何忌憚？縹緲的天與道混為一體，正是知識分子可憐的憑藉。自漢至清，中國社會便在這樣一個強弱判然的模式中運作。一方面，是現實權力的掌握者們；另一方面，是匍匐於這個權力之下的億萬小民。而讀書人借助於知識、道德與信仰躋身於權力階層，其中的少數堅強者一邊參與治理，一邊遵循理想，以天和道與統治者周旋。

但是，惟有宋代，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歲月。自元代始，歷代統治者開始打壓知識分子，儘管明太祖重用劉伯溫，清朝開國也重用範文程等人，但那都是無奈之舉。一到大權獨攬、可以為所欲為，他們便露出本來面目，以政治權力向理想開戰，甚至不惜貶斥經典《孟子》，皇帝同時兼做聖人，將理想和理論闡釋權收歸自己手中，宣布文人為“名教罪人”（錢名世），據說還讓讀書人專收破銅爛鐵（杭世駿）。除非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知識分子可以憑一己之才一展身手；一俟海晏河清，知識分子竟然還不如放馬南山之軍旅，戰戰兢兢如月明星稀時之南飛烏鵲，繞樹三匝無枝可依，也如風中餓鴉，甚至衣食不得暇給。為何歷史越是發展，中國的讀書人境遇越是悲慘？這是我青年時期對單線式歷史發展的第一個幼稚疑問。然而時至今日，這個難題依然盤踞於我胸中，縈懷難去。知識分子竟然要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才有正當的存活理由。那麼，如果沒有工人階級，那麼他們是不是應該放諸四裔、投畀豺虎、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甚至死無葬身之地？

當然，知識分子有他自身的特別弱點。直截地說，他們並不適宜操控現實權力。不能因為讀書人對治國良策有研究，對萬世太平有憧憬，就把政治權力交到他們手中。宋代士大夫的權力不小，但未必干下多少好事，就是最好的歷史教訓。當然，這也不是說一個社會就應該將他們置之度外，相反，在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中，最受尊敬的應該正是這些思想者，因為他們是社會之導師。 “真正稱得起民主社會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領袖，而是像杰斐遜、霍爾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導師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給予人民以見解、方法和知識的人。”（悉尼·胡克語）。至於政治家，只是為人民服務的僕人。人民之所以要尊崇政治家，最強有力的理由往往是他們不受權力的誘惑，而是順從人民的意願，即使他們知道人民是錯誤的。

這又回到了中國的老問題：知識分子憑什麼抵禦現實的政治威權？ 無論如何，中國的知識分子卻在無所憑恃的情形下，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副歷史重擔。從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司馬遷、王安石、黃宗羲，可以拉出一長串思之讓人神顫骨驚的名字，他們的努力當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們的身體和諸多皇帝重臣一般灰飛煙滅，但是他們的精神卻垂範千古！ 擺在大家面前的這部書，在我看來，大抵寫的就是這麼一些故事，這麼一種精神！ 更確切的說，這部書，作者選取了中國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用蒼涼和帶有感情的筆法，勾勒出了一幅三千年中國歷史的厚重大寫意畫卷，主題其實並不能用簡單一兩句話限定下來。然而細讀一遍後，給我最突出的感覺卻是看似駁雜的內容中，作者真正力圖表達的，或者說著力的重點，應該正是上文中我提到的這種精神：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一代接一代薪火傳承，永不消沉的對現實社會的責任感。面對強權，他們始終不屈不撓地努力，呼籲、抗議、行動，試圖將社會朝著理想中正義、和諧、溫情、大同的方向引導——縱然了無憑恃，縱然無人理睬，縱然無濟於事，縱然焦頭爛額、縱然刀鋸加身！

這種悲壯而寶貴的精神，庶幾可以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來概括吧。 作者鄭驍鋒先生，是我的同鄉。家鄉永康，近年經濟發展迅猛，排進了全國百強縣前五十位。但由於曾經窮困多年，文化土壤自顯稀薄，文化成果與經濟遠遠不能匹配。近來忽見鄭君文字，流暢老到，頗有思想，驚喜於近年文化之進展。因此願為其文作序，並熱忱推薦給廣大讀者。 摘要： 有時簡直對這些齷齪的貴族掌握權力的合理性表示懷疑，但動作太激烈了是會血流漂杵的啊！可他總有個預感，一些新的力量正在某個角落裡暗暗摩拳擦掌。但他明白自己的才能不過是像女媧，至多能把破了的天試著補補，像盤古那樣去開天闢地，他是從來不敢想像的。 他沒留下一個虛幻的天堂，只是為後人指了一個努力的方向——他從未想過做那高高在上的神。

而現在，他真的老了。 遠處，終於傳來了一陣馬蹄聲，越來越近，鋪天蓋地，雷鳴般。一群野鴨“嘎”地一聲從岸邊的枯草叢裡驚起，扑騰著向對岸飛去。翅膀扇下了項羽戟尖上的雪，芒光一閃。 烏江原本平緩的流水頓時沸騰了。 董仲舒，這個迂腐得可愛的董仲舒，竟想拿著那副珵亮的勞什子，踮著腳尖往朕頭上躍躍欲試了。譴告？萬不能讓他開了這個先例，不然發展下去那群狂妄的儒生真會自認為是天意的傳達者，理直氣壯地對政務指手畫腳嘖嘖不休的。 什麼上天警告，那不過是行事的藉口和裝點門面的文字遊戲。但這樣的藉口，只能是他劉徹自己的藉口，絕不能是任何一個臣民挑戰君主的依據！ 後人有時實在不能把在長安南郊哭得聲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穩健地操縱著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等同起來。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聲名與事業，喀嚓一聲，以他的登基為界攔腰剪成了兩半。

正是登基後全力以赴的改制，把王莽拖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講桌上，滿臉麻子的老先生一捋長衫端端正正坐了下來。他用白多黑少的眼睛環掃了四周，傲然開了口： “今天，我講《三國志演義》。話說：天下合久必分——” 講到這裡，他清了清嗓子，麻子紅得發亮。 喧鬧的茶館頓時好像瀰漫了一層厚厚的煙雲，隱隱傳來人叫馬鳴金鐵鏗鏘…… 杯裡的茶水微微洶湧起來，像是起了波濤。 又是重重一記醒木： “分久必合！” 當北魏朝野用豐盛的羊肉酪漿，在羯鼓琵琶迅疾的節奏裡滿足地慶祝一統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偉績時，元宏獨坐深宮，微微皺著眉頭，輕輕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簡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澀的液體，同時恭恭敬敬地翻開了南方人奉若神明的儒典經書。他有些生澀地在一行行方塊字間遊走，如飢似渴地尋找著下一步的啟示。

元宏的目光，已經越過了滾滾長江，投射到了煙雨蒼茫的南方大地。 這種觀念在我們的國粹中醫上有微妙的反映：對於過剩的精力或者過強的身體機能，他們都視之為病症，用了一個不祥的字來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鎮”、“平” 、“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歸於協調。 如果以樹來比喻知識，當芸芸眾生祖孫相繼父子相承圍著樹培土、施肥、修枝、攀爬，恭恭敬敬地舉起片片樹葉對著陽光，喃喃自語琢磨葉脈葉柄石細胞維管束時，慧能運大神通，一斧砍倒了這棵在世人心中盤踞了不知多少年的枝繁葉茂的大樹。 但恕我妄語，我以為禪宗所謂的徹悟其實是絕望：對知識，對現實，對追求的絕望，絕望得越透骨，就是體貼得越徹底。水盡糧絕在沙漠中央，最聰明的人乾脆躺了下來。一切反正不可為，一切反正都是虛幻，什麼西方極樂，什麼無盡涅槃，統統都是空的，連空也是空的。電光石火般的幾十年，如江涵雁影，雁去影消，一切隨緣沉浮，任造化輪轉，潮起潮落，我只無心，我只不起念頭，一回首，涅槃就在今世，西天就在腳下，佛祖正是自身。 隋末遍地的狼煙裡，一個偉大的帝國正在混亂的大地深處孕育、成長、壯大，使勁地掙扎，誰也無法壓抑住這股越來越強大的力量，甚至上帝也不能—— 它在黑暗裡一腳又一腳狠狠地踹著堅硬的時空之壁，石屑簌簌而下，地面開始龜裂，山林開始顫抖，海水開始沸騰…… 李世民，就是歷史選擇的讓這個帝國破土而出的那位巨匠。 馬嵬坡，從字面上理解應該是一座險峻得連馬都望而生畏的山坡吧。可據說只是一片平緩的小小坡地。我沒去過那裡，但在印象裡，那裡卻是一座高聳入雲的巍峨大山，山顛積著皚皚白雪。 天寶十五年（756）六月，歷史之路在此被攔腰截成兩段。 自從讀了馮道的傳記，我一直有個小小的願望，希望能見一見這位長樂老人的墓碑。不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來數不勝數的衛道士火氣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頑童在牆上“某某人是大烏龜”之類的即興創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文章後唾沫橫飛的跟帖；主要是覺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這位不倒翁赫赫一長串聯通五代的官名？ ——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個職位？ 撫著船舷，他突然記起了父親為他取的名：“軾”。 軾，不就是車上扶手的橫木嗎？有了扶手當然更穩當，但沒有扶手，難道就會摔下車來嗎？ 沒有軾，難道這車就走不動了嗎？ 他知道，大宋的拳頭已經不再流血，已經在苦難裡磨出了厚厚的老繭。而現在，這只拳頭已經集中了所有的複仇力量，肌肉拼命收縮，微微痙攣，就等著最後一擊，狠狠砸向腥羶的北方。 此刻，他就站在這個以長江黃河為血脈，以嵩岳太行為指節的巨大拳頭的最前端。 岳飛雙眼炯炯，穿過帳門直射北方。 帥營外，據趙構親賜御筆所繡的杏黃大旗迎風飄揚。 “精忠岳飛”四個金字在秋夜的星空下閃閃發光。 可讀完陳亮的回信後，朱熹滿頭大汗。 他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火鏑聚集在一起，成為一條猙獰的毒龍，在陳亮手裡蜿蜒吞吐，低聲咆哮掙扎，向著那一座座牢牢鎮著中華天下的牌主神位躍躍欲試。 他覺得自己肩上的重擔越發的沉重，越發的令人擔心。他更得竭盡全力去捍衛、去維護這受到猛烈攻擊的聖教。 十二世紀最新鮮最滾燙的血液在他的脈管裡澎湃著洶湧著，折磨得陳亮坐立不安，催動著陳亮一次次仰天長嘯。 年華老去，齷齪因循的世俗更是急得他如癲如瘋，一聲高過一聲的狂叫： 如此危急不堪的天下，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能為萬世開太平的——舍我其誰？舍我其誰？舍我其誰？ 更得感謝行秀的是，他劈面一刀，砍斷了楚材身上重重的束縛：濟世手段多種多樣，絕不是只限於佛經釋典，佛祖度人，既有金剛怒目，也有菩薩低眉；既可以用降魔杵，也可以用柳枝甘露。你楚材也是飽讀的學者，你看看這天地間，能救萬民於水火的是那門技法？儒！只有儒家多年的經驗才能把這群撒歡的野馬引到正途上去！你楚材不是在儒經裡打滾多年，你不是發願大濟蒼生嗎？ —— 你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似乎有一道霹靂轟碎了壓在頭頂的漫天烏雲，遍體汗出之後，楚材覺得一身輕鬆。既然這股來自蒙古的兇猛洪流氾濫於天下，是所有大羅金仙聯手也無法挽回的事實，那麼，當成吉思汗慕名徵召—— 楚材從蒲團上起身，面朝紅日長長舒展手臂，盡情吐納一回後，踏上了征途。 行秀大師高徒無數，可他始終聲稱：俗家的耶律楚材，才是他最好的門人。 內心深處，朱元璋對於這匍匐在腳下的億萬生民，億萬和自己當年一樣的蟻民，卻都當做了億萬臆想中的對手——於是，黃袍加身後的朱元璋沒有痛痛快快地舒口長氣，與天下人狂歡休息，而是一夜夜在深宮中背著手咬著牙踱步，絞盡腦汁思索著永遠守住朱家基業的計策。窮怕了的漢子對落在手裡的任何東西：一隻破碗一根竹杖，都看得比天大，死死抓住不放手——何況真是天大的天下！ 所以史家用“殘害忠良”輕輕掩蓋了這場整頓，應該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義凜然之外，是不是史家還有暗暗的擔心，怕如果對劉瑾之流說了那麼一句半句好話，對其政績來點小小的肯定，即使是模棱兩可，也會像大堤上一個小小的蟻穴，將導致洪水滔天而來呢？這種邪惡的勢力是一刻也不能縱容的，否則這許多寒窗苦熬的人還會有出頭之日嗎？ ——誰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離權力距離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說不定就抵得過我等一生苦讀呢？ 世上權力就那麼點，饒是我等撇開了女子自分，還打得你死我活，哪容爾類染指？何況攻擊爾類乃順應天地人心，何樂不為？ 所以劉瑾所全部的罪狀，其實可以歸納為一條：閹之罪，一條就足夠了。 閹人，竊取至高無上的皇權，該殺！閹人，踐踏天下忠良，該殺！閹人，搞什麼吏治整頓，該殺！ 不僅僅是你劉瑾，只要混得在史書有專傳的閹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該殺！ 於是必然有那麼一些人成為時代的犧牲。 在這公平的競技場上，徐渭公平地失敗了。 讓擎天的巨柱，和縫衣針比刺繡；讓追日的夸父，穿上繡花鞋和婦人比競走；讓能看穿雲霄的火眼金睛，和鬥雞眼比數鼻尖的汗毛……結局不用多說。 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敵人。能攪海劈山的手往往揀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闖王的結局，自他從歷史舞台謝幕那天開始，就是個撲朔詭異的謎，謎底不下十種：有死於通縣九宮山之說；有禪隱湖南石門夾山之說；有隱居甘肅青城之說等等。死法也各異，有受鄉民攻擊而死、有自縊、有死於廟中所謂神殛…… 唯一的真相被歷史的黑洞吞噬之後，程九伯，不過是後人在故紙堆上推算出來的離真實最接近的謎底之一。然而，我寧願相信這就是真相。農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腦中鋤死”，在我看來，有著一種很微妙的象徵意義—— 農民起義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個農民手裡！ 死在了農民的鋤頭之下！ 被拋棄的魚筌在歷史長河中很快便煙消雲散；後人倒也不怎麼惋惜，反正他們吃到了魚。 這種思維方式的代表性學科——中醫，儘管能看得比西醫全面，走得比西醫遠，但由於歷代的研究都輕視過程，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麼一個尷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這一步、如何能看到這一點——不知道怎麼得到的這條魚。假如有人問，中醫以五行概括五臟，那你倒是說說，為什麼肝就定要屬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說肝像樹木一般要生長舒展，一個“像”字就能說明一切嗎？ 積年的中醫師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懶得再與你說話——反正按五行下藥，療效是有目共睹的。 大清帝國的歷史沿著君臣共同選擇的軌道前進。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門緩緩開啟，鼓樂聲裡，眾多官員、親友目送著一乘八人抬的大轎，在寒風中啟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詭異而遙遠的廣州。 轎夫們應該不很費力，身材不高的林大人實在不能算是很重的負擔。但假如他們能感受欽差大臣此刻的心情，將會立即覺得這乘轎子變得如泰山般的沉重。 轎子裡，林則徐滿臉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頭，擔負著整個民族的命運。 一路上，他不時喃喃吟誦著春秋時鄭子產的兩句話：“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出現在天京鐵桶江山城牆上的大軍確實多過於水，但不是洪秀全的天兵，卻是曾國藩的湘軍。 洪秀全沒有看到這如水的大軍，一個多月前，他就到他那聖潔的天堂去了。 死因據說是天京缺糧，吃了太久的甘露中了毒——洪秀全認為那是像當年摩西率希伯來人出埃及時上帝降下的嗎哪一樣的聖物。可畢竟不過是些野草。 衙門開時，只見老爺威風凜凜正襟危坐；六扇門一閉，算盤鎮天響，刀筆四處飛…… 都說官衙最涼快，是個有天沒日頭的去處，難怪門口的戒石碑陰森森的長滿了苔蘚，使文字難以辨析；但自古無人去看，反正誰都知道上面寫著什麼：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從沒人當真。老百姓吃虧多了自有一套對策：不到迫不得已，絕不上衙門——冤死不入縣！ 這是不是就是聖人說的“必也使無訟”呢？ 凌晨，天還黑著，他便盛裝了早早臨朝。他感到今天這龍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時遠得多；他居然發現自己的手腳有些微微顫抖。光緒定了定神，開口之前學著太后那般乾咳幾聲，使勁壓著激動，對大殿上肅穆侍立的滿朝文武一字字道：“頒了下去——《定國是》，朕宣布，變法！” 天色已經大亮，是個晴天，有風，一群白鴿拖著悠揚的哨音從紫禁城上空飛過。光緒，這個當年聽到雷聲都要躲到翁同龢懷裡，多愁善感的年青人，覺得渾身上下充滿了力量，從沒有過的欣奮。 這麼多年來，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牆角、摔火盤子、激雄雞相鬥之類權術的袁世凱，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著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槍暗箭，一日日焦躁起來。據說他常常獨坐居仁堂，喃喃自語：“這共和是辦不下去了。” 他仰起頭，茫然地看著天花板。吊燈射出的明黃光射入眼睛，袁世凱突然覺得精神一振。他記起了另外一種力量，一種即使是當年他的勢力盤根錯節遍布朝野時，只憑著一紙詔書便能令他立時手無寸鐵的力量——皇權。他的血液馬上沸騰起來，頓時覺得國家的前途和他個人的命運原來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決心把這種力量從淒慘的冷宮中重新尋找出來，渙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脈管裡，使這雙已經有些無力的大手重獲無上威權，重重地壓住這躁亂無序的天下。 我以為，有一些人是只適於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先生。也見過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畫，可總覺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韻。至於少了什麼，很長時間內卻說不上來，只是覺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給我一種冷峻的感覺。 也許，這種感覺就是先生所說的“橫眉”。 這是巧合還是命運的嘲弄？搖頭晃腦背著四書五經長大的胡適，和從小念著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麼到頭來卻調了一個個呢？ 抑或，是胡、樑等等，都有著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門學說的真諦，卻需要來自遠距離、甚至是反方向的觀察才能真正體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