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俞樾的一句“花落春仍在”意象與之彷彿。但“鳥散餘落花”在搖落之像以外，還有俞詩所沒有的衰颯之意。擬出意境如此蕭然的試題在明清兩朝實在是不可想像。有味的是，去年貢舉出的詩題“早春殘雪詩”凝結著元和十五年春長安的刺骨寒氣。現在，李宥又在不經意間，以廖廖五個字，道出了一個時代的頹唐氣象。為沒有詩意的艱難年代起了一個有詩意的題目，這恐怕是命題者所始料未及的。 除了詩題《鳥散餘落花》外，另一道試題是《孤竹管賦》。這道題目出自《周禮》“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和“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兩段話。 《周禮》和《儀禮》、《禮記》並稱“三禮”，西漢以來就一直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孤竹管出自這樣的經典，不算冷僻。唐代的《中宗祀昊天樂章·雍和》和幾首郊廟歌辭，都以孤竹管為像徵禮儀的符號。可是，多數舉子竟然對孤竹管的典故茫然無所知。下筆千言，不知所云。

十四位新進士中經得起復試的，除了孔溫業，就只有趙存業和竇洵直兩人。 就這樣，曲江雁塔少了幾分浮華，飛觥換盞時倒多出一個話題。以新進士為主角的風雅故事還沒有進入高潮就嘎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換為了無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帶有市井味道的流言。 子亭複試沒有使事情變得簡單。正相反，證實錢徽確實存在舞弊罪狀的同時，複試將那些原本高中、繼而落第的人拖進了不名譽的泥沼。他們包括裴度之子裴譔、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的季弟楊殷士，還有鄭覃之弟鄭朗。 段文昌和李紳、元稹聯手攻擊了錢徽，最終卻發現他們傷害了比錢徽更顯赫的人物，還有他們背後的家族： 裴度，是聞喜裴氏最有聲望的代表。人們用“魏分三祖，晉方八王”八個字，來概括這個家族數百年不衰的氣運。在品藻人物成風的魏晉時代，瑯琊王氏盛極一時。只有聞喜裴氏的八位一流人物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當瑯琊王氏一如烏衣巷口的斜陽，風光不再，裴氏三祖傳下來的五眷依然人才輩出。三百年來，聞喜裴氏一門先後走出宰相五十九人之多。裴度是其中的佼佼者。從淮西龕亂到臥鎮北門，他歷事七朝、四度拜相，是郭子儀之後又一堪稱朝廷柱石的人物。半年後，裴度三度上疏，指責科舉案中支持段文昌的元稹。兩人之間爆發了一場兩敗俱傷的衝突。

鄭覃和他的家族滎陽鄭氏北族第二房“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為貴”。一介布衣，也敢傲視公卿。憑藉深厚的經學功底和朴素的家風，他們贏得了世人的仰慕，名列“四姓”高門。到了中唐，這個房支前後六人拜相。鄭覃是已故宰相鄭珣瑜之子，自己後來也成了宰相。雖然是貴公子，鄭覃少年時就甘於清貧。位至宰相後，他依然家無媵妾，府邸簡陋如故，僅能遮庇風雨。父子兩代人的品格與不凡成就，標誌著滎陽鄭氏仍是山東最高貴的士族之一。鄭覃擅長稽古守正的經學，曾奏請宿儒校定六籍，刻在太學的石碑上。進士科所擅長的詩歌詞賦卻是他的弱項。樸素的鄭覃嚴厲批評過進士們的浮華作風，但他並不反對考取進士。和其他山東舊族一樣，他們需要靠進士入仕為官，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

傳說，鄭覃的弟弟鄭朗入闈前，曾到青龍寺遊玩。一位擅長相面的僧人說他沒有中進士的緣分。就在幾天前，鄭朗赫然高中。一時間，賀客盈門，只少了那位僧人。等鄭朗在復試中落第，那位僧人才飄然而至，高興地祝賀鄭朗，說：你若中第，就不好了；現在落第，意味著你要位極人臣。多年以後，鄭朗果然繼父、兄之後，當上宰相。可這個故事，誰又能說，不是鄭家為了掩飾先中後黜的尷尬，自說自話呢？ 長慶舞弊案牽扯到的第三位大人物是宗室之後李宗閔。他的父親曾任宗正卿，伯父李夷簡貴為宰相。楊渾之的父親楊憑就曾因李夷簡彈劾，被貶出長安。這一回，楊渾之落第，李宗閔的女婿蘇巢卻金榜題名。一枯一榮，更是落在世人眼中。段文昌奮力一擊，把蘇巢從進士行列中踢了出來，也算是楊渾之那幾卷書畫的意外收穫。當時，李宗閔已官拜中書舍人。如果不是舞弊案意外受挫，再熬數年，入閣拜相也不算奢望。未來幾十年，工於權術的李宗閔是長安的風雲人物。在他身邊，聚集著許多年輕才俊，形成不可小視力的勢力。他們雖號稱“牛黨”，可牛僧孺沒有當過他們的領袖，一直是李宗閔領導他們，對抗李德裕的李黨。不少人認為，所謂“牛李黨爭”名不符實，“二李黨爭”好像更為貼切。 另外一名牽涉案件的楊汝士，家世可以追溯到漢朝的“關西夫子”楊震。名滿長安的弘農楊氏共有三家：履道坊的楊憑，新昌坊的僕射楊於陵，再有就是楊汝士了。楊汝士一門盛極一時。除了楊汝士外，楊虞卿、楊漢公、楊魯士等人相繼躋身朝堂。楊汝士和他的兩個兄弟最愛在科舉中上下其手。每到春闈，許多熱衷功名的舉子無不奔走門下。當時，蘇景胤、張元夫喜歡為舉子通榜是出了名的。可楊家三兄弟更是有過之而不無不及。長安里坊，一度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欲趨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 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賦予長慶舞弊案別樣的深意。在很多人看來，“落花啼鳥紛紛亂”，不正標誌著牛李黨爭鳴鑼開場？這種看法值得商榷。 果真如此的話，控、辯兩造，誰牛誰李？ 和段文昌、元稹一道充當原告的李紳，是未來李黨的中堅。但是，僅憑這一點就斷定這是李黨對牛黨的一次政治攻勢，證據不足。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劃歸李黨。被告席的情況更能說明問題。那上面，站著牛黨領袖李宗閔和他的盟友楊汝士，也站著李黨的領袖鄭覃，還有李黨的同情者裴度。所以，將長慶貢舉舞弊案看成牛李黨爭的第一幕失之牽強。 但這確實是一次無是無非的黨爭事件。 也許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就如當時人所評論的那樣，這次貢舉“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真貢舉哉”。依照常理，揭發有理，作弊無恥。控方擁有道德優勢。可我們把案情細細地把玩一遍，是非界限就模糊了。 不要忘了，段文昌本身就是一個“貴者以勢托”的舞弊者，只不過錢徽沒有買他的帳，才轉而發難。 “倜儻有氣義”的段文昌很重一諾千金。如今，價值何止千金的書畫收入行囊，區區一諾卻沒有兌現。無怪乎，他要惱羞成怒了。就要離開長安這個是非圈的段文昌無所顧忌，在臨行前掀起了軒然大波。 李紳和段文昌一樣懊惱。他推薦的周賓士也名落孫山。如果沒有段文昌發難，他勢單力孤，也許會暗暗忍下這口氣，等待報復的機會。沒想到，天賜良機。當李紳聽說段文昌告了御狀，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原告一邊。另一名翰林學士李德裕與李紳、元稹並稱“翰林三俊”，當然是同氣聯聲了——素稱清貴的翰林學士們，都在舞弊案的沼澤里泥足深陷。 徵諸史籍，有唐一代，貢舉糾紛如果鬧到不得不以復試甄別是非時，向例都是由翰林學士主持的。因為他們無不文才過人；作為天子私人，地位又相對超然。長慶元年的子亭複試卻一改常例。代替他們主持複試的王起和白居易，會保持中立和客觀的立場麼？ 白居易與錢徽曾同在翰林學士院。他們詩歌唱和，留下了“連輔青縑被，對置通中枕”的詩句。在用兵還是罷兵的爭論中兩人立場一致。另外，在李宗閔的密友楊虞卿牽線下，白居易娶了楊汝士的妹妹為妻。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的季弟楊殷士都是參與舞弊的舉子。白居易與被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子亭複試的另一位考官王起。他曾是李德裕父親的掌書記。兩人關係親厚…… 總之，沒有是非，沒有曲直，在堂皇的議論和譴責後面無非是一張張因惱羞成怒而漲紅的面孔。在“玉管金樽夜不休”的長慶元年春夜，我們要像狄奧根尼那樣，提著一個燈籠，遊走在長安，告訴全世界的人：“我在找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作為旋渦中心的人物，錢徽倒是表現出應有的風度。李宗閔、楊汝士勸他將段文昌、李紳請託的私人信件進呈天子，好把原告也拉下水。錢徽卻把這幾封很重要的函件擲入焦杯。一片飄揚的紙灰裡，事態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就此灰飛煙滅。 細細推敲這種灑脫，我又不免懷疑那不過是另樣的世故：考慮到李紳、元稹和李德裕身居清秘，再加上一個段文昌，錢徽用信箋來徼訐對手，不見得有效。如果不能一擊中的，那麼他很可能遭到更殘酷的報復。錢徽的退讓卻不失為一步好棋：既明白地向對手示弱，換取他們對等的寬大；又塑造了一個處變不驚、胸襟寬廣的君子形象，及時扭轉了對自己很不利的輿論。 最終，錢徽被謫為江州刺史。這是一個遠算不上嚴厲的處罰，而且沒多久便內遷華州。未來的幾十年內，當多少同僚深陷黨爭、不能自拔，錢徽卻平靜地度過自己的宦海餘生。這不能不說得益於這種及時抽身的智慧。 長慶貢舉舞弊案，在錢徽一肩擔起了大部分的罪責後，終於結案了。從更長遠的時間看，一切還剛剛開始。 錢徽只是被貶離開長安的大臣的一個。在他之後，官僚們“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貢舉舞弊案）紛紛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尋常的貢舉舞弊，還有一次不那麼尋常的揭發，最終演變為長時間的黨爭。 所以，我們要把長慶貢舉舞弊案放到大背景下來觀察。惟其如此，我們才能超越案件本身的是非糾葛，獲得一個完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