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於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發動政變從父兄手中奪權，第二年改元貞觀，這一年號一直用了二十三年之久，直至他生命之終。因此，李世民在貞觀年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被後世史家稱為“貞觀之治”。
貞觀之初，李世民在政治機構、法制體系、經濟措施、軍事制度等方面進行了頗有力度的改革，創立了許多影響後世的製度和措施：他擴大宰相人數，使得相權有所分散削弱，國家大事先由集體討論，而後皇帝拍板裁決，這樣一來，對獨斷專權相應有所克服，自然減少了盲目主觀等弊端；他認為科舉制能夠保證官吏的選拔質量，健全、發展了自隋代開始的這一制度，“盛開選舉”，向各州縣提出擴大貢士人選的要求，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使得天下英才盡如彀中；他精簡官僚機構，下令“並省官員”及“大加並省”地方州縣，裁冗內官四分之三，使其由隋朝時的兩千五百八十一人減少到六百四十員，地方官員也有一定的精簡……通過一系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建設與官吏選拔措施，唐王朝的行政效率大加提高，為李世民的統治得以超越前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礎。
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是貞觀之治的主要特徵。李世民曾說過：“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他深知農業是中國封建社會最主要的生產部門，將其置於突出的顯著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恢復發展農業的政策：推行均田制與租庸調法，注意輕徭薄賦；重視勞動力，不奪農時；興修水利，抵禦自然災害；設置義倉，存糧備荒；平抑物價，避免穀賤傷農……通過這些措施，廣大農村很快就出現了“風調雨順，年登豐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的景象。
在經濟管理方面，受傳統哲學思想——整體思維、形象思維、模糊思維方式的影響，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較少使用過先進而科學的數字化管理，難以見到有關精確的統計數目。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治世盛世總是“安居樂業，國富民豐”；衰世敗世則為“民不聊生，生靈塗炭”。貞觀之治的社會到底如何清明，經濟繁榮到何種程度，我們也只能從類似模糊的語彙中感知。關於貞觀年間的昇平景象，有所記載，我們不妨抄錄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李世民在短短的時期內就使得歷經戰亂、衰敗傾頹的社會出現“風調雨順，年登豐稔”的大好形勢，並一再被後人提及稱頌，可以想見其成功之巨。國力的強盛當以生產力與經濟的發達為基礎，唐代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最為強盛的時期，而貞觀年間又是唐代的典型盛世，據此，我們可以將貞觀年間的生產力與經濟視為古代社會最為昌盛的繁華時期。
善於用人與納諫，是貞觀之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李世民所重用的人才中，有太原起兵時就一直追隨左右的功臣高士廉、長孫無忌等，有參加過農民起義的將領程咬金、秦叔寶等，有隋朝的舊時官吏封德彝、宇文士及、虞世南等，有進軍關中建唐時搜羅的才士李靖、房玄齡、杜如晦等，有在統一戰爭中收編的俘虜尉遲敬德、褚亮、李百藥等，還有原屬李建成、李元吉集團的對手魏徵、薛萬徹、馮立等……只要是真正的有用之才，都被李世民搜羅在自己身邊，使得物盡其才，人盡其用。
李世民的虛心納諫，主要表現在以諫臣魏徵為鏡，時時觀照，聞過必改。對此，他曾概括性地說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在李世民的主動求諫及開明政策引導下，朝臣們都可直抒己見，出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君臣“共相切磋”政事的融融洩洩局面。這樣一來，貞觀時期的政令也就比較符合實際，超出了歷代封建王朝人治傳統的一般水準。
貞觀之治的突出政績，還反映在經營邊疆，發展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之上。唐朝草創時期，曾不得不委曲求全而稱臣於突厥部落。李世民剛剛奪權，就受到了東突厥的凌厲進攻，連都城長安也受到了威脅，不得不“傾府庫賂以求和”。為了雪恥，在經過三年時間的勵精圖治與準備工作之後，李世民派遣六路大軍反攻，一舉掃平東突厥；他還首創羈縻州制度，將投降的東突厥安置在東自幽州、西至靈州的廣大地區。東突厥曾稱霸西北，勢力十分強大，唐朝將其剿滅後，“四夷君長”懾於聲威，一齊奏請李世民尊號為“天可汗”，成為古代中華各族認可的共同首領，建立了一個“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的多民族國家。面對李世民取得的功績，就連遜位後一直鬱鬱寡歡的太上皇李淵也不得不承認兒子超過自己：“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在慶賀酒宴上，他情不自禁地“彈琵琶”“起舞”，發自內心地說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此後，李世民又經營西域，控制吐谷渾，將高昌納入大唐版圖，與吐蕃和親。唐代和親與漢時和親不同之處在於，唐朝是在勢力強盛打敗吐蕃進攻之後，在松贊乾布的遣使請求下，化干戈為玉帛，將文成公主遠嫁西藏；而漢朝和親則是軍力不及匈奴時的一種迫不得已的以女人為“寶物”的“賄賂”之舉。頗有意味的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強大時往往能夠接受、採取和親政策；一旦弱小時，就變得格外脆弱而古怪，將自己封閉、局限在狹窄的空間與狹隘的意識中妄自尊大。
李世民的開明偉大、唐朝的恢弘強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夠以一種開放的態勢、一種博大的胸懷迎接八面來風，吸納一切異質文明，兼收並蓄。唐太宗時，五品以上的少數民族官員就達一百多人，幾乎占到了全部政府官員的一半左右。唐時長安，不僅容納了中華各少數民族，遷入了上萬家“胡人”，還居住著波斯、天竺、大食、爪哇、伊朗等各國民眾，幾乎接受、包容了當時的一切先進文明，說它是一座世界大都市，半點也不誇張。唐以前，外來文化只是通過絲綢之路一點一點地進入融化，而唐朝則是採取“全盤接受”的態勢，從飲食到服裝、娛樂、珍玩、風俗等，大規模地湧進引入，為我所用。從上到下，瀰漫著一股濃釅的“胡風胡氣”。中國古代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時期像唐朝那樣融入瞭如此巨大的文化，世界著名漢學家、美國學者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將湧入唐朝的“舶來品”分類開列了一個“清單”，達數百種之多。重要的不是這些物品本身，而在於它們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及行為方式所產生的影響，也就是對大唐社會、文化的深刻作用。李世民出生於胡漢各族相互同化的歷史時期，他的先祖就有混血“嫌疑”，有人一再考證確認李氏家族出自拓跋族之後，唐皇族的多次亂倫之事似也與遺存下來的“胡風”具有某種關聯。朱熹就曾說道：“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因此，唐朝社會的繁榮昌盛、文化的卓著優異是不同血統、不同文明相互碰撞、“雜交”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