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將目光投向那遙遠而模糊的遠古，經過一番認真搜尋，最後的視點不得不凝聚在周文王身上。他的身影投射在中國古代歷史的屏幕上，實在是太高大太突出了。當我以他為起點，將中國幾千年來綿延不絕的政治與文化經過一番梳理之後，不得不慨然嘆道，周文王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實在是太大太深了，這種巨大與深遠常在我的心頭產生一種強烈的震驚之感！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體是為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集權之先聲，前此已有所論述。現在，我們來看看《周易》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與巨大改變。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之書，它的文化基質為術數、為巫術，是中國巫術文化智慧的結晶，是第三期人為巫術的代表與象徵。這是一個我們不得不承認、不得不正視的事實！ 《周易》自它誕生之日起，就被奉若神明，直到今天，中國傳統文化仍未在整體上有所突破與超越。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歷史，幾千年來就一直籠罩在一股濃厚的“巫氣”之下。這股“巫氣”摻和在空氣中，滲透在土壤裡，積澱在民族心靈深處，強大的浸潤與影響導致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後果。
巫術，說到底，是愚昧的象徵。它的社會功能，就在於能使無助、絕望、痛苦的人們在心理上得到某種虛幻的滿足。巫術與宗教的文化之根，都源於貧瘠的土壤之中，都信奉神靈，崇尚奇蹟，透著一種神秘的氛圍，有著一定的禁忌與戒律，給痛苦的心靈以緩釋與安慰等等。但是，它們又有著截然的不同。
巫術是宗教與科學的前奏。當巫術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時，人類在慢慢成熟的過程中將會發現，占卜占筮之類的巫術在生產與生活中並非萬能，它們常常失敗“流產”，並不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於是，就由無條件地信奉過渡到無法釋懷的疑惑，必然面臨著一場新的抉擇，而擺在他們面前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創立宗教，徹底皈依於神；二是從巫術的神秘氛圍中走出，以理性戰勝愚昧，走向科學的征途。
然而，中華古代的文化智慧之路，卻出人意料之外，既沒有實現巫術向宗教的轉化，也沒有步入充滿理性之光的科學之路。一個我們毋庸諱言的事實就是，我國古代的宗教智慧與科學智慧都不怎麼發達。
原因何在？其根由就在中華巫術特別是《周易》之中。以《周易》為像徵的中華第三期巫術，是天啟與人為的結合，是神人的智慧結晶。六十四卦是聖人的創造，同時又是天神的啟示。 《周易》一旦創造出來，就成了一套自在自為的系統，既非後天所能企及，也非後人所能改造，它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似乎已經窮盡了人類的方方面面。它本身就是一個宇宙，一個人神共創的可以囊括一切的神秘“宇宙”。
《周易》，是人對神的一種信賴，凡是自己無法理解、無法把握、無法控制的事物，都可向冥冥之中的上蒼訴求祈禱；同時，它又是人類自主意識的一種體現，希望擺脫神靈的束縛，獲得人的思想與行為，進入自在自為的狀態之中。它是先民的一次瑰麗的童年夢幻，又是一道東方式的文明曙光。
《周易》的巫術境界，最為推崇的就是天人合一。這裡，既沒有人類可以完全託付的異己神靈，也沒有完全站立的人類本體。既信仰神又要推開神，既依靠自己又要跪拜神。人與神，已經不可分離，似乎融於一體了。而宗教的文化素質，就是嚴格地實行“神人相分”與“神人對立”，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是兩個無法“合一”的異體，神靈高高在上，人不能對其產生懷疑，更不能拒斥，只有無條件的皈依與服從；在科學中，既沒有巫術的“天人合一”，也沒有宗教的異己神，人類不論渺小也罷，高大也好，他們只相信自己，通過自己的實踐與努力創造一個充滿了“人氣”的世界。
《周易》既沒有為宗教，也沒有為科學提供充足的空氣、土壤與養料。而後人們對《周易》又是那麼奉若神明，因此，中華巫術也就沒有完成向宗教或科學的轉化。普通民眾對《周易》的信奉，很大程度是因為它的“實用性”。 《周易》的原質是一部占筮之書，當年的周文王就曾用它一個勁地占卜自己的出獄之日。後人待《易》，大多也從實用的目的出發，有關婚喪嫁娶、動土出行、耕種收穫等生產生活行為，事前都要卜卜吉凶。人們的眼光只注重、講求“實用”，根本不可能在思想意識上有所超越。 《周易》的這種實用性又被後來的孔子所看重、利用，這樣一來，國人便幾千年來一以貫之地停留在“實用理性”的層面，只注重此岸，注重腳下，也就無法在純粹的思想與真正的科學方面進行深刻的探索與發展了。
中華民族淡於宗教，只有以禮為核心的倫理準宗教；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只有以實用為目的偽科學。於是，中國人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謂的做人，必須按照孔老夫子教導的一套“準則”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以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嚴格執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聖人、祖宗這樣的“準神”。個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於那些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之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今天，還有著廣大的“市場”。
沒有神靈之光的普照，沒有科學之光的閃耀，《周易》長期籠罩著的，就是一股濃得難以化解的東方式神秘主義。
周文王在他所處的時代、被囚禁在一塊屁股大小的地盤推演《周易》時，受到了無可克服的時空制約，他面對許許多多無法看清的事物、難以窺其底蘊的“黑洞”、怎麼也打不開的“黑箱”，他無法解釋，無法洞照，無法釐清，只有祈求神靈、憑藉直覺、依靠靈感、借助神秘了。只是他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神秘像團不散的陰雲一直糾結盤旋在中華民族的上空，壓抑得幾乎讓人抬不起頭來：源於《周易》的老子哲學，其核心“道”是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國粹中醫的哲學基礎五行學說、診斷方式望聞問切及針灸、用藥等是無法明晰的神秘；各種並非宗教的教派如太平道、五斗米教、白蓮教、義和拳一直到今天的各種功法——包括曾經風靡中華大地的氣功，一脈相承著的都是“神秘”二字；君主治國、官宦治民採取的政治手段與政策方略，全是神秘的“黑箱”操作，沒有半點透明性可言，老百姓萬難窺其堂奧；不少歷史發明與發現也因“不可傳與外姓外宗”等種種神秘因素而失傳……國人似乎對神秘有著一種特殊的癖好，彷彿越神秘，就越偉大，就高人一等，就籠罩了一層炫目的光圈。然而，神秘卻與迷信、狹隘、愚昧有著天生的血緣關係，如果我們不能釐清神秘的糾結，不能揭開神秘的面紗，不能廓清神秘的籠罩，就無法透明，就無法民主，就無法建立一個現代性的法制社會。
不僅如此，《周易》對國民心理素質、人生態度、價值取向等也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周文王在中構築的六十四卦，其卦爻部分自搭建之日起，就已無可更改，今後也不可能有所改動。這一凝固的卦爻符號就是一個濃縮了的廣闊無邊的世界，它對應著我們所置身的宇宙。後人所能做的，只是增加或刪除一些相應的卦辭與爻辭，也就是說，已將一個完整的宇宙構建好了，後人所能做的，只是“裝修”，做做修修補補的工作而已。民族的活力與創造性就這樣於無形中固定、束縛在一個狹小的圈子之中了。中華古代幾乎每門學科一旦誕生，就已經大功告成，後人只能幹幹“填空”之類零打碎敲的活路了。同時，國人對創建與構建完整的體系似乎沒有多大興趣，中華古代的所有自然、社會學科，似乎都不講究龐大、嚴謹而完整的系統性，這與周文王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創造了一個囊括一切的“宇宙”而帶來的限制與束縛不無關係。
所創造的“宇宙”也真像一個“魔筐”，似乎什麼都裝得下，什麼都有了。即以現代文明的一些科學成果而言，比如六十四卦嚴格地對應著遺傳密碼中的六十四個DNA密碼符號，“凡事皆變”的觀念完全適用於原子與亞原子世界的規律，一陰一陽的二進制引發微積分的發明使得計算機的創造成為可能……其實，它們並非依據《周易》文本或通過它的占筮之法推導而來，而是西方的科學家發明之後，才在《周易》中找到某種對應與觀照，是一種典型的“馬後砲”。可是，國人卻長期陶醉於此，以為中國傳統文明真是無所不包，我國古代社會簡直無所不有，產生了一種不切實際的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態”。所謂天朝心態，就是盲目自信，在一種空想的基礎上將自己拔高到“神”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視人間，總是想著萬國朝儀，瞧不起別人，而自己又無所創造無所貢獻。
人們藉助《周易》，通過它可以發現許多預想不到的人與事，達到求神不如自求的功效，於是，也就儼然自以為成了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神靈，可以達到神靈的境界做一些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種盲目的樂觀情緒。
人們運用《周易》的實用目的，就是趨吉避凶，表現在生死觀上總是執著於生。 《周易》大傳有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在中也曾言道：“未知生，焉知死？”於是，也就流連於生的快樂，忌諱死的悲哀。執著於生，既有生生不息的堅韌，也有對生殖的崇拜所形成的“多子多福”觀念。多生、多子、多福在國人特別是在農民心中仍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其嚴格的定位，構成它的基本“元素”只有兩個不同的符號，即陰爻－－，陽爻－。可它們在不同的卦爻之中，所產生的意義、所發揮的作用卻截然不同。在《周易》文本中，占筮的吉凶結果如何，往往與爻的位置密切相關。比如乾卦的九五爻，經過《周易》大傳一番倫理解說，就成了歷代帝王的“專利”——封建帝王有著直薄青天的“九五至尊”。因此，《周易》大傳《繫辭》篇一開頭就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後來就有了孔子的君臣、父子、夫婦、男女及尊卑有序、貴賤有位。於是，中國人做什麼事都講究定位與歸位，每人都有他的等級、圈子，不可僭越躐等。
《周易》中多次講到“中”，強調“中”，對“中”抱有一種崇拜兼審美的態度，於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倫理範疇，乃至我們的國家也被稱為了“中國”。即為中國，也就以為真的居於天下的中央與中心了。對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國論》一書中寫道：“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這種居中的觀念，對中華古建築佈局等方面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而中華民族的圖騰之物——龍，這一從未有過的虛構生靈，其文化信息在《周易》中也有記述，如“潛龍”、“見龍在天”、“飛龍在天”、“雲從龍”等等。 《周易》中所說的龍，是古人對自身生殖崇拜而創造的一種巫術兆象，是由雲、雨、雷、電等自然天象的一種揉合與融匯。在此基礎上，才慢慢發展成了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龍的具象——“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龜，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
毋庸再舉了，《周易》的影響實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源，它改變了古代的文化發展軌跡，它影響了我們今天的文化基質……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遠古的巫術智慧之果在起著某種決定性的作用。而後人三千多年來幾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對《周易》的詮釋與解說行為，無疑是對這一勢能的凝聚、助長、增加與強化。
如果我們能夠冷靜一些、客觀一些，將《周易》放在整個世界的大千文化景觀中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周易》不過是中華古人認識、切入世界的一種獨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種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生活狀態下的產物。這一獨特的認知方式只能適合於某一時代某一空間，並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恆。在多元文化的衝突、對話與融合中發展並存，才是《周易》應有的最佳坐標。
中華民族是一個早熟的民族，華夏文明也是一種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顆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幾分青澀與遺憾。早熟也是一種“透支”，其代價必須由後人來償付。我們是該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慶幸呢，還是感到悲哀？如果換一個角度，是否可以說《周易》是煮了一鍋“夾生飯”呢？對此，我時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麼說，我們腳下這塊廣袤的土地、我們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給決定了，這是我們站在今天反思歷史、開拓未來的一個不容忽視且無可更改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