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三、一場飄風驟雨的改革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親王們和所有皇親國戚紛紛入宮向德宗皇帝拜賀新年，整座大明宮都洋溢著節日的喜慶氣氛。 李適一直對著親人們點頭微笑。可他焦急的目光卻始終在這些熟悉的身影中來回逡巡。 他在尋找一個人。 結果當然是令他失望的——那個人沒來。 雖然老皇帝早就預料到臥床不起的太子已經不可能來看他了，可當拜年的人們依次退出之後，李適的臉上還是不由自主地淌下兩行濁淚。 當天李適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後的二十多天裡病勢日漸加重。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隔絕了宮內外的消息，準備另立儲君。 山雨欲來風滿樓。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裡，滿朝文武沒有一個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這天，處在彌留之際的德宗才命人傳喚翰林學士鄭絪和衛次公入宮草擬遺詔。等到鄭絪和衛次公進入皇帝寢殿，德宗李適已經駕崩。近侍宦官說：“禁中還在討論，要立誰當皇帝還沒有最終敲定。”

眾人聞言，面面相覷。明知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沒人敢吭聲。只有衛次公忍不住站了出來，說：“太子雖有疾，可他是嫡長子，朝野歸心。如果實在是不得已，也要立廣陵王（太子長子李淳），否則必將大亂！”鄭絪等人連忙隨聲附和。宦官們對視一眼，不好再說什麼。可他們心裡卻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還能當皇帝？恐怕連站起來走上金鑾殿都是個大問題吧！ 沒錯。 對太子李誦來講，如何站起來——並且走向那張人人覬覦的龍椅——的確是個大問題！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經癱瘓了整整一個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蹟般地站了起來。而且他還被人攙扶著登上車駕，來到九仙門接見眾禁軍將領。 看到這一幕，那些心懷叵測的宦官們瞠目結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百官們則是慶幸不已。

也許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誦比誰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國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緊迫。 這樣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這樣的意志又撐起了他的身軀。 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駕崩的次日，太子李誦身著喪服在宣政殿召見文武百官，同時宣布遺詔。二十六日，李誦在太極殿登基，是為唐順宗。 那天在登基大典上，好多禁軍士兵半信半疑，踮著腳尖張望，不相信金鑾殿上的那個新皇帝真是中風數月的太子。後來士兵們看清了，金鑾殿上的那個人的的確確是李誦，據說有人當場激動得掉下了眼淚。 也怪不得他們激動。萬一太子真的站不起來，大明宮必將因爭奪皇位而爆發政治動亂，而一旦有流血事件，首當其衝就是他們這些禁軍士兵。

頑強的意志雖然支撐著李誦坐上皇帝的寶座，但卻無法使他開口說話，自然也就無法讓他在朝會上決斷政務。於是天子就坐在宮中，面前垂下一道簾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邊伺候，百官在簾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 這樣一種局面決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身後的謀臣集團。 所以歷史也就注定會在這一刻把幾個原本默默無聞的人物迅速推到帝國政治舞台的中心。 這個集團的核心人物在歷史上被稱為“二王”。 他們就是王叔文和王伾。 說起來這兩個人都是真正的草根。他們都來自帝國的東南邊陲，出身寒門，資歷淺薄，既無世族背景，也無政治根基。尤其讓滿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他們二人皆非進士出身。當年他們之所以能走進長安，並且走到太子李誦的身邊，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長。王叔文“善弈”，是圍棋高手；王伾“善書”，是書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詔”的身份進入東宮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詔，王伾以書待詔。也許正因為來自民間，所以他們身上少了長安官場的虛偽與驕奢之氣，多出了一種草根階層特有的質樸和率真，因此深得太子李誦的賞識。尤其是王叔文，對於帝國亂相和民間疾苦有著深切的感受和認識，並擁有很強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負，所以這些年來他對李誦的影響至深，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太子的老師。

除了二王，這個政治集團的主要人物還有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韋執誼的資歷顯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於關隴世族，自幼飽讀詩書，二十出頭即成為翰林學士，屬於頗有前途的政壇新秀；而劉禹錫與柳宗元也都是飽學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進士，而且同是名重一時的文章聖手，其時皆官拜監察御史。 很顯然，由這樣一些人組成的政治集團絕不會缺乏朝氣、銳氣和勇氣，所以順宗李誦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改革。 為了這一天，王叔文已經等待了很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躊躇滿志，看見新朝的政局和帝國的未來就像一個等待他落子的棋盤。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開始了他的佈局：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任命原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以閃電速度把這位新秀一舉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二月二十二日，任命原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仍兼翰林待詔；而王叔文本人則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王叔文之所以做出這樣的人事安排，是考慮到他們幾個人中只有韋執誼有相對較高的資歷和人望，所以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僅是侍臣，人微言輕、難孚眾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後。但是誰都清楚，王叔文才是這個集團的領袖和靈魂人物。佈局之後，他們又迅速做出分工：凡有奏議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做出決策，再由王伾出入宮禁，通過內侍宦官李忠言和順宗寵妃牛昭容傳達給天子，領取旨意後交付中書省，由韋執誼頒布施行；此外，劉禹錫、柳宗元、韓泰等人則在宮外蒐集情報，反饋信息，相互呼應。 一場雷厲風行的改革就這樣匆匆拉開了大幕。 二王集團的所有成員全都摩拳擦掌、熱情高漲。可他們絕對不會料到，僅僅半年之後，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就將在致命的打擊下中途夭折，並且以人亡政息而草草收場。而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國手王叔文，也將在這盤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敗。

不，是脆敗！ 是尚未與對手在中盤展開廝殺就全軍覆沒的脆敗！ 這唯一的一次脆敗不僅徹底埋葬了王叔文的政治理想，而且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都說世事如棋。 都說政治就像一場博弈。 可臨終前的王叔文會不會發現，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場上，他這位堂堂國手其實到頭來也只是一名業餘選手？他會不會發現，其實與他對弈的那個對手從一開始就是不可能被戰勝的？ 因為那不是一個或一群具體的人。 那是一個帝國的沈痾。 就像歷史上曾經有過也必將再有的其他改革一樣，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揮起來就刺進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臟。 被王叔文鎖定的第一個目標是時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實。 之所以選擇他，首先是因為此人一貫橫徵暴斂，長安百姓對其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贏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親王、唐高祖李淵的五世孫，且是德宗朝的寵臣，從他身上開刀，就等於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為首的改革集團絕不會畏懼強權，而且此次改革針對的恰恰是特權階層；最後，給形形色色的政敵一個下馬威——王叔文連恃寵擅權的宗室親王都敢動，天下還有誰他不敢動？

這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義下詔，列舉了京兆尹李實的一干罪狀，並將他貶為通州（今四川達川市）長史。詔令一下，長安百姓無不歡呼雀躍，並且紛紛在袖子裡裝滿瓦片和小石頭，守候在李實前往貶所的必經之路上，準備砸他個頭破血流。李實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算僥倖逃過一劫。 王叔文緊接著採取的第二步舉措是革除弊政，與民休息。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劃下，順宗李誦登上丹鳳門，宣布大赦天下，把民眾欠政府的各種捐稅全部取消，同時罷停正常賦稅外的各種進奉；此外，將貞元末年以來的諸多弊政如“宮市”、“五坊小兒”等全部廢除。 所謂“宮市”，是一種由宦官負責的宮廷採購制度。自德宗末期實施這項弊政以來，宦官們都是打著“採購”之名行巧取豪奪之實。剛開始，宦官們還拿著一紙公文以低價向長安商戶強行收購各種貨物，發展到後來，幾乎就是直接從商家和百姓手中搶奪；此外還強行索取所謂的“進宮錢”和“車馬費”，亦即只要宦官開口說是“宮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費奉上，而且還要承擔運送貨物入宮的費用，這已經是明目張膽的搶劫了。長安百姓對此怨聲載道，朝臣也屢屢進諫，可當年的德宗卻置若罔聞。

而所謂的“五坊小兒”，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鶻坊、鷹坊、鷂坊、狗坊中的差役。這些差役跟宮市宦官一樣窮凶極惡，天天打著皇家招牌在長安坊間肆意敲詐勒索，百姓也往往是敢怒不敢言。 這些弊政為患多年，而今一朝罷廢，長安百姓一片歡騰。 王叔文此舉雖然維護了百姓利益，但卻嚴重觸犯了宦官集團的利益。也許從這個時候起，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就開始著手準備反擊了。 三月十七日，王叔文以皇帝名義任命宰相杜佑兼任度支、鹽鐵轉運使；兩天后，王叔文被任命為杜佑的副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權者，杜佑和韋執誼一樣，只是被他推到前台充當門面而已。 改革派繼行政權之後又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財政大權，這不能不引起反對派的極大恐慌。手中握有禁軍的宦官首領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順宗李誦施壓，要求他速將廣陵王定為儲君。順宗無奈，於三月二十四日命翰林學士草詔，立李淳為太子；同日，太子改名李純。

對於順宗皇帝和改革派來說，宦官集團與東宮集團的強勢結合，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好兆頭。四月初六，在宣政殿的太子冊立大典上，滿朝文武看見太子李純風華正茂、儀表堂堂，不禁大感欣慰、相互慶賀，唯獨一個人自始至終悶悶不樂。 他就是王叔文。 那天他一句話也沒說。典禮臨近結束的時候，有人聽見他仰天長嘆，嘴裡不斷吟誦著杜甫祭悼諸葛亮的那句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王叔文是否在這一刻就已經預感到了這場改革和他本人的下場？ 對此我們不得而知。 但有一點不難看出，作為改革領袖，作為天子之師，王叔文居然會在大庭廣眾之下如此喜怒形於顏色，居然會在諸多對手面前如此輕易地暴露他內心的憂慮和恐慌，那就足以說明王叔文這個人的氣度、韜略和修行明顯不足，也說明這場改革的格局注定有限，而它的未來命運也注定不會樂觀。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我們不得不說，這場飄風驟雨般的改革之所以來得迅猛，敗得慘烈，一定程度上應該歸咎於王叔文本人。 王叔文固然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有抱負有魄力有見識有良心的人。可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人往往最終都會遭遇失敗。這是為什麼？除了舊制度的強大惰性，除了統治者的昏庸無能，除了既得利益者的瘋狂反撲和極力打壓之外，改革者本人，是否也應該反躬自省，數一數自己身上致命的缺陷都有哪些？ 而說“不是我們不夠聰明，而是敵人太過狡猾”這樣的話是沒用的。我們應該看到，王叔文和歷史上的改革者們通常都有操切、忌刻、自負、激進等等毛病。無論是二百多年後的王安石，還是一千一百年後的康有為，在這些方面都表現得十分突出，並且極為相似。 換句話說，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改革者的優點都很顯著，也都很一致。可同時，他們的弱點幾乎也是如出一轍。 歷史一直在重演，卻沒有人引以為鑑。 這，又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