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17．意趣
上世紀30年代，姚雪垠曾四度“北漂”，是一個典型的文學青年。第二次來北平時，已入冬季，他住在沙灘一帶的蓬萊公寓，因為坐不起黃包車，每天步行到文津閣北京圖書館看書，早出晚歸。他晚年回憶說：“那時，晚上9時以後，從文津街到沙灘的一路上已很冷清，行人稀少。留在我腦海裡印象最深的是，有幾次我回來時走到金鰲玉蝀橋上，憑著漢白玉欄杆停留一陣。冷月高照，北海和中南海燈火稀疏，偶有微風吹過，看石橋附近的片片枯荷颯颯作聲。”
1923年，臧克家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當屆新生都住濟南郊區的“北園”，這與今天一些學校近似。北園處處流水，滿眼稻田。秋末，荷枯時，把水放走，一派野趣，雖不乏蒼涼感，意境卻很生動。閒暇時臧克家常邀同學李廣田、鄧廣銘等外出，迎著秋色，在鐵道上用雙腳走單軌，一直走到黃台車站。
第二年搬到校本部後，臧克家和幾個喜歡文學的同學結為一個小集團。一個初秋的黃昏，他們帶著一瓶酒來到大明湖畔，跳上一條船，讓撐船的劃到幽靜處。臧克家後來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和心境：“暗空無月，寒星閃閃，靜夜冷清，孤舟湖心。這時，我們心情自由舒暢，好似置身自己的天地。”
緣緣堂被戰火摧毀後，豐子愷一連寫了數篇文章追記和懷念它，把緣緣堂春夏秋冬的意趣揭了個底兒掉。例如夏天，“垂簾外時見參差人影，鞦韆架上時聞笑語。門外剛挑過一擔'新市水蜜桃'，又來了一擔'桐鄉醉李'。喊一聲'開西瓜了'，忽然從樓上樓下引出許多兄弟姐妹。傍晚來一位客人，芭蕉蔭下立刻擺起小酌的座位。這暢適的生活也使我難忘”。再例如冬天，“屋子裡一天到晚曬著太陽，炭爐上時聞普洱茶香”。 “廊下曬著一堆芋頭，屋角里藏著兩甕新米酒，菜廚裡還有自製的臭豆腐乾和黴千張。星期六晚上，兒童們伴著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爐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轉向。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難忘。”
李宗仁長年戎馬軍中，不知“避暑”為何味。他任五戰區司令長官時，駐屯河南老河口。 1942年夏天，酷熱難當，白天樹葉能被曬得捲了起來。有人建議他到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海山避暑。李初無此意，後因實在太熱，眾人力勸，戰事又相對穩定，就去海山住了幾天。山上原有外國傳教士建的十餘幢洋房，此時主人都已避戰回國，李宗仁一行權充遊客住了進去。他們的汽車開到海山腳下，坐滑竿上山時已覺清風徐來，“山上林蔭片片，泉水潺潺，真是別有一番天地。我這才嚐到所謂避暑的樂趣”。這一年，李宗仁52歲。
1949年4月22日傍晚，李宗仁到杭州面見蔣介石後回到南京。此時，南京四郊已炮聲隆隆，市區一片淒涼。中山路、太平路等繁華地帶的店鋪全部歇業，街上行人絕跡。這是南京作為中華民國首都的最後一個夜晚。當夜，李宗仁雖“解衣而臥”，但“輾轉反側，未能入寐”。第二天，他匆匆登機離去。當日，南京解放。
1934年秋，舒新城偕妻子出遊蘇州青陽港，當夜兩人蕩舟河上，一切靜止，唯有他們的槳聲和偶然過往的火車聲打破天人之間的沉寂。舒寫道：“槳聲如訴，車聲如吼，有如天籟，而飯店路燈之倒映在水中則有如星斗。我們在一葉扁舟之中，佔有了全宇宙，少年心情陡然增長，乃放乎中流，引吭高歌。”
張恨水在南京時，冬天常獨自坐公共汽車出城，到江邊散步。喝過一陣西北風後，再找一家江邊的茶館喝茶，泡一壺毛尖，來一碗干絲，擺上兩碟五香花生米，“隔了窗子，看看東西兩頭水天一色，北風吹著浪，一個個地掀起白頭的浪花，卻也眼界空闊得很。”
1929年初，鍾敬文與友人同遊西湖，被“冷趣”所吸引，大發感慨說：“當我們在岳王廟前登舟時，雪又紛紛地下來了。湖里除了我們的一隻小劃子以外，再見不到別的舟楫。平湖漠漠，一切都沉默無嘩。舟穿過西泠橋，緩泛里西湖中，孤山和對面諸山及上下的樓亭房屋，都白了頭，在風雪中兀立著。山徑上，望不見一個人影；湖面連水鳥都沒有踪跡，只有亂飄的雪花墮下時，微起些漣漪而已。柳宗元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我想這時如果有一個漁翁在垂釣，它很可以藉來說明眼前的景物。”
1929年2月的一天晚上，清華一些青年教師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要求學校恢復助教派送留美問題。事畢，潘世寧、孫瑞珩、浦江清等又留下來漫談婚姻等話題，午夜後方散。當天是正月十三，明月當空，顯得高而小。三人漫步校園，浦江清對潘世寧說：“古人言'山高月小'，今在平地，何能若是？”潘答：“北方天氣特別潔淨，天無纖雲，故能如此。”三人便決定暫不回屋睡覺，出了學務處大門，在校園內繞行。浦江清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全園似均已入夢，絕無燈火，靜極，惟聞三人腳步聲。路上見一警察，向餘等頗注視，月光中不能視其面，當有錯訝之色耳。余謂：'萬事皆有緣，朋友相值，閒談，閒行，皆有緣分在。'潘雲：'朋友中有合有不合，不可用理由講解，我等即出一千塊錢，有誰肯陪我們閒談到二三點鐘，又犯寒出門看月耶！'”
學者錢穆是無錫人，北來後並無不適應的感覺，反而很暢快。他在一本書裡寫道：“餘初來北方，入冬，寢室有火爐。爐上放一水壺，桌上放一茶杯，水沸，則泡濃茶一杯飲之。又沸，則又泡。深夜弗思睡，安樂之味，初所未嘗。”又寫道：“其時餘寓南池子湯錫予家，距太廟最近。廟側有參天古柏兩百株，散佈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茜。北部隔一御溝，即面對故宮之圍牆。草坪上設有茶座，而遊客甚稀。茶座侍者與餘相稔，為餘擇一佳處，一藤椅，一小茶几，泡茶一壺。餘去，或漫步，或偃臥，發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餘於午後去，必薄暮始歸。”
1921年7月2日，胡適到什剎海參加一場婚禮並為男方主婚，當日記道：“什剎海荷花正開，水邊有許多涼棚，作種種下等遊戲。下午遊人甚多，可算是一種平民娛樂場。我行禮後，也去走走。在一個古董攤上買了一幅楊晉的小畫，一尊小佛，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買古董。”半個多世紀後，學者鄧雲鄉藉著胡適的這段描述大加發揮，他推斷胡適出席的婚禮設在什剎海湖畔的會賢堂，進而說：“會賢堂門前的風光旖旎無比，尤其那個樓，坐西北，向東南，十一間磨磚對縫的高大二層樓房，樓上臨什剎海都是寬大的走廊，那落地大玻璃門裡面，都是一間間的雅座。酒宴未開，或酒闌席後，雅座中的人都倚在欄杆上，眺望荷花市場的風光，下面的人望上去，梳著大辮子，梳著愛司頭，簪著玉簪花、梔子花的旗下大姑娘小媳婦，笑語時聞，真像神仙中人一樣。”
之江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坐落在杭州六和塔錢塘江畔，倚山靠水，景色如畫。上世紀30年代在這裡執教的學者夏承燾曾在日記中寫道：“夜與雍如倚情人橋聽水，繁星在天，萬綠如夢，暢談甚久。”雍如即顧雍如，北京大學畢業，是夏承燾的同事和密友。此前的1924年7月，正在這裡就讀的施蟄存寫下了他自認為平生“最美麗”的一則日記：“晚飯後，散步宿舍前，忽見六和塔上滿綴燈火，星耀空際，且有梵唄鐘聲出林薄，因憶今日為地藏誕日，豈月輪寺有祝典耶？遂獨行到月輪寺，僧眾果在唪經，山下漁婦牧豎及同學多人，均行遊廊廡間，甚擁塞。塔門亦開放，頗多登陟者，餘躊躇不敢上。看放焰口到九時。旋見教授女及其弱弟，方從大殿東遍出，望門外黝然者，亦逡巡莫知為計。餘忽膽壯智生，拔彌佛前蠟燭，為牽其弟，照之歸校，並送之住宅前，始返宿舍，擁衾就衣，不勝其情懷恍惚也。”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張中行常與友人墅君結伴遊北平西郊的農事試驗場（萬牲園，即後來的動物園）。他晚年回憶說：“園西部有一片田園，種多種莊稼，多種果樹。記得一個初夏的上午，麥田已經由綠趨黃，我們曾坐在麥壟間，閉目聽布穀叫。這使我們想到世間，覺得它既很遼闊又很狹窄。比田園更可留戀的是溪水夾著的土岡，岡上的叢林，我們經常是在那裡閒坐，閒談，看日色近午，拿出帶來的食品，野餐。叢林中，春夏秋三季象色不同，以秋季為更有意思。布穀鳥早沒有了，草叢中卻有大量的蟋蟀，鳴聲總是充滿淒楚。這使我們又想到人世間，但不是遼闊和狹窄，而是太短促了。”
鄧雲鄉說：“人間的幸福生活，不單純在於物質的完備與奇巧，而更惹人繫念的，似乎是一種潔淨的環境、安靜的氣氛、美的關係和藝術的情趣。比如舊時在北京過夏天，住在一條小胡同的小三合院中，兩三間老屋，裡面四白到地，用大白紙（一種糊牆紙）裱糊得乾乾淨淨，一副鋪板，鋪張新草蓆，一個包著枕席的小枕頭，院中鄰院的大槐樹正好擋住西曬，這樣你每天下午在那糊著綠陰陰的冷布紗窗下的鋪板上睡個午覺。一枕醒來，尚有點矇矓睡意，這時便有兩種極為清脆的聲音隨著窗際的微風送入耳鼓，斷斷續續，悠悠動聽，一是庭院中棗樹上的知了聲，越熱越叫得歡；二是大門外胡同口賣冰人的冰盞聲，越熱敲得越脆。詩人王漁洋所謂'櫻桃已過茶香滅，銅碗聲聲喚賣冰'。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氣氛，這樣協調的人與物的關係，這樣毫未超絕塵寰的藝術境界，不是人間最舒服、最美好的嗎？又何必北京飯店十六樓的空調套房呢？真是太麻煩了。”
1931年9月的一個星期天，胡適與徐志摩、羅爾綱同遊景山。胡適說：“北平天氣，一年最好是秋天。真是浮生難得半日閒，怎樣才能把工作放下來欣賞這秋光才好。”
1926年，鬱達夫在廣州執教中山大學，他在11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同一位同鄉，緩步至北門外去散步，就在北園吃了飯。天上滿是微雲，時有青天透露，日光也遮留不住，斑斕照曬在樹林間。在水亭上坐著喫茶，靜得可人。引領西北望，則白雲山之岩石，黃紫蒼灰，無色不備，真是一個很閒適的早晨。”
1934年，鬱達夫時已定居杭州。年初某日，他一早起來感到“鬱悶無聊”，便外出散步。他在日記中說：“錢塘江水勢已落，隔江棧橋，明晰可辨，錢塘江橋若落成，江乾又須變一番景象了。西湖湖面如一大塊鉛版，不見遊人船隻，人物蕭條屬歲闌，的確是殘年的急景……心胸不快時，登吳山一望煙水，確能消去一半愁思，所以我平均每月總來此地一二次。”
1928年夏天，鬱達夫從杭州北上避暑，在北平逗留月餘。 8月25日日記記：“昨晚為中元節，北海放荷花燈，盛極，人也擠得很。晚飯後回來，路上月明如晝，不意大雨之後，卻有此良宵矣。”
錢穆有野趣之好。在西南聯大時，他平時住在昆明郊外僻靜的縣里，除到昆明授課外，便是獨居著書，用一年時間寫了洋洋50萬言的《國史大綱》。陳寅恪曾來這裡一遊，笑道：“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錢穆後轉投成都的齊魯大學，同樣選擇城外三十餘里的一座孤宅。他函告學生：“鄉居最愜吾意。”
錢穆與錢鍾書家有舊。楊絳和錢鍾書訂婚後，1933年秋天從無錫北上清華讀書，錢穆則在燕京大學教書，錢鍾書的父親便把楊絳介紹給錢穆同行，以便有個照應。兩人一路無話，楊絳回憶說：“我們買的是三等坐席，對坐車上，彼此還陌生，至多他問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憊，沒有什麼談興。”車過蚌埠後，窗外一片荒涼，“沒有山，沒有水，沒有樹，沒有莊稼，沒有房屋，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楊絳嘆氣說：“這段路最乏味了。”錢穆卻說：“此古戰場也。”錢穆告訴楊絳，哪裡可以安營，哪裡可以沖殺。楊絳說：“儘管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曬乾了，我還不免油然而起了弔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瑯琊山在望，才離開這片遼闊的古戰場。”
汪曾祺在高郵縣城讀初中時，護城河沿河栽有一排很大的柳樹。汪曾祺說：“柳樹遠看如煙，有風則起伏如浪。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煙柳'、'柳浪'，感受到中國語言之美。可以這樣說：這排柳樹教會我怎樣使用語言。”
1948年夏天到1949年夏天，汪曾祺在北平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工作了一年。他後來回憶：“到了晚上，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關死了，我就到屋裡看書。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門旁邊，據說原是錦衣衛——就是執行廷杖的特務值宿的房子。四外無聲，異常安靜。我有時走出房門，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漫天星斗，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裡一點是熱的。”
錢穆是無錫人，他在20歲上下的時候，大約有一年時間，每週都坐船來往於家鄉的梅村和蕩口兩鎮。他晚年回憶說：“餘坐船頭上，讀《史記·李斯列傳》，上下千古，恍如目前。餘之讀書，又獲深入新境，當自讀此篇始。”
曹聚仁20多歲時，在暨南大學教書。學校設在距上海十多公里遠的真如鎮，那裡還是曠野，一派野趣橫生的景緻。曹聚仁說：“那時的真如，可以說是十足的農村生活，環繞暨南四周圍的村落，都是平房，和我自己家鄉的農村差不多，因為海風大，絕少有樓房。散散落落，有幾處園子，連帶有幾座樓房，那都是上海大戶人物的郊外別墅，假日消閒之地，並不出租的。後來，我和張天放師，總算找到了一所靠近楊家橋的樓房一同住下，當我們厭倦於上海塵雜生活的時候，這是很好的新環境。”“住在洋樓裡，欣賞農村景物，當然是高雅的，隔籬桃花盛開，一陣風過，送來了菜花香，豈不是羲皇上人？這樣的詩意生活，我是領會得的。”
1924年6月，周作人去山東講學，6月1日車抵濟南，他在一封信中說：“十點鐘車到濟南站後，坐洋車進城，路上看見許多店鋪都已關門，一一都上著'排門'，與浙東相似。我不能算是愛故鄉的人，但見了這樣的街市，卻也覺得很是喜歡。有一年夏天，我從家裡往杭州，因為河水乾涸，船隻能到牛屎浜，在早晨三四點鐘的時分坐轎出發，通過蕭山縣城，那時所見街上的情形，很有點與這回相像……我不能說排門是比玻璃門更好，在實際上玻璃門當然比排門要便利得多。但由我旁觀地看去，總覺得舊式的鋪門較有趣味。”
黃裳的少年時代是在天津度過的。他說：“在我的記憶裡，天津這個城市是溫暖的，是一個非常值得留戀的地方。”他回憶說：“在梨棧十字路口的轉角，有一家天津書局，小小的只有一間門面，但櫥窗的佈置卻很有特色。一個冬天的傍晚，天上飄著雪花了，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候，我在這櫥窗裡看到了用棉花鋪成的雪地、紅絲帶捆好的賀年片、小紙房子、'故宮日曆'……錯落地安排在'雪地'上，還有幾本新書。行人匆匆地從背後走過，沒有誰停下來欣賞這美麗的雪景。我想，這大概就是給我帶來溫暖回憶的一個特定場景。”
抗戰期間，黃裳到重慶讀大學，曾在長江上游的小鎮上住過一段時間。他後來回憶：“鄉居寂寞得很。當時是初春，常常和朋友到江邊渡口的小竹棚裡，喝著用小玻璃瓶裝的橘精酒，吃豆腐乾，喝苦苦的沱茶。看看鼓吹過江的上墳船，聽聽充滿了寂寞哀愁的船夫的歌聲，同時心裡也總想著忘不了的一些人和事。”
王維詩云：“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錢穆說：“誦中國詩此十字，亦如讀西方一部哲學書。”他解釋說：“枯坐荒山草廬中，雨中果落，燈下蟲鳴，聲聲入耳，乃使我心與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學，生物學。著語不多，而會心自在深微處。此為音樂人生與數理人生、物質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雙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他還由此聯想到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以為呼應：“餘在對日抗戰中，曾返蘇州，侍奉老母，居耦園中。有一小樓，兩面環河，名聽櫨樓。一人獨臥其中，枕上夢中，聽河中櫨聲，亦與聽雨中山果燈下草蟲情致無殊。乃知人生中有一音的世界，超乎物的世界之上，而別有其一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