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14．交遊
張宗昌任北京暫編第一師師長時，認識了財政部次長潘复，兩人打得火熱。潘复在京津都有大宅子，張宗昌每到兩地，必以潘家為尋歡作樂之落腳點。有一次張在潘家與其他顯要打牌，輸出去萬餘元，被“打立”了，無法付現，更不能一走了之。尷尬之際，潘將其親信、邊業銀行經理王琦找來，代為墊付。張對潘非常感激，視為可共患難的朋友。
1927年，康有為來天津見溥儀，住在日租界息遊別墅。一日，潘復請康吃飯。康有為早年以變法名世，晚年則以書法名世。他在潘家當眾揮毫，凡是來赴宴的客人人手一幅，來者不拒。結果從早8點到晚8點，康有為連續寫了12個小時，始終興致勃勃，毫無倦意。
潘復退出政界後，天津小營門家中仍是一派“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熱鬧氣氛。商震、於學忠、宋哲元、孫殿英等在朝在野的軍閥及金融界聞人陳亦侯、王孟鐘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偶有家中不宴客時，他便外出消遣。潘本來不抽大煙，由於天天熬夜應酬，體力日益難支，漸漸也染上了煙癮。
老牌軍閥陳調元喜交際，好熱鬧，出手闊綽。他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時，其南京龔家橋的公館每天車水馬龍。南京政府的大員如張群、顧祝同、張厲生、蔣作賓、賀國光、張篤倫、熊斌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其公館熙熙攘攘，儼若一招待所。一日，一鄉下老頭找來，從容地朝里走，門衛問他找誰，對方答：這是我的公館。門衛說：你弄錯了，這裡是陳調元總指揮的公館。老頭說：陳調元是我兒子，這不就是我的公館嗎？其時陳父已死，陳母尚在。老頭確實弄錯了。陳調元事後說：“這才倒霉呢，哪裡鑽出個爸爸來哩。”
蕭乾十幾歲時，考進北新書局當練習生，給不少名人送過刊物或稿酬。多年後，他在上海見到魯迅，問魯迅還認不認得他。魯迅定睛看了蕭乾好半天后，親切地笑了起來。
上海書畫名家王一亭（名震）交遊甚廣。他的作品雖有潤格，但常有熟人介紹，不付潤資，王也一律應酬，只是在下款“王震”兩字的上面，加“白龍山人”四字。 “白龍”為“白弄”的諧音。
上世紀30年代，段祺瑞定居上海，蔣介石曾登門拜訪。段祺瑞的小女兒段式巽回憶說：“那次蔣氏來訪，管門的不認識，竟未啟大門迎車入內，聽任蔣車停在路旁、局促車內坐待。我從二樓遙見似有客至，下樓向僕役詢問，接過名刺，則赫然蔣氏。急忙迎入，並扶老父出見。蔣氏向老人先致問候之意，坐定後又對老人的起居寒暖、身體現狀及醫療情況等，詢問甚詳。情意殷勤，言詞親切。坐了一個多小時方辭去。”
曹聚仁從浙江第一師範畢業後，先在上海當了三年家庭教師，後拜章太炎為師。他的交游生活，也就此開始。曹晚年回憶說：“就在《國民日報》那一小圈子中，除了邵力子先生和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諸師，我便認識了詩人葉楚傖、柳亞子、胡樸安諸氏，同時也結識了陳仲甫、戴季陶諸氏和孫中山先生。我還記得亞子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寫得非常潦草，他附了一句有趣的話：'你如不認識的話，我當面念給你聽。'孫中山呢，在環龍路接見我們時，因為袁業裕兄多了嘴，他笑語我們：'你們小孩子，還不懂！'”
韓亮侯留學日本時，有一次去聽西洋音樂會，身邊坐著一個衣衫襤褸的觀眾，與滿堂附庸風雅的闊人們形成鮮明反差。韓不免有些詫異：他的門票是如何得來的呢？散場時，彼此打了個招呼，此人邀請韓到其寓所坐坐，韓為好奇心所驅使，就跟著去了。步行片刻，兩人來到一所很講究的洋房，主人住在二樓，一進門，韓大吃一驚，滿壁皆書，書架上擺著許多精巧的玩意兒，屋角有一架鋼琴，韓被弄得越發糊塗了。主人隨後脫去破衣，換上筆挺的西裝，請客人出去吃飯——此人便是李叔同。
1936年5月，弘一法師到青島講律，住了半年。其間，沈鴻烈市長和朱子橋將軍曾聯名請他吃飯，並事先約好時間。弘一法師當日爽約，託人帶去一張紙條，上寫一首打油詩：“昨日曾將今日期，短榻危坐靜維思。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沈看後表情尷尬，有點下不來台，覺著堂堂市長請一個窮和尚吃飯，對方居然不給面子；朱則大喜：“今天得到一件最珍貴的墨寶，收穫不小！”
比起弘一法師，拈花寺住持全朗則是另一副做派。他與不少皇親貴冑、達官顯宦、實力派人物如那親王、攝政王、慶親王、吳佩孚、張鎮芳、孫傳芳、盧永祥等都有密切來往。吳佩孚甚至一度住在拈花寺。此外北京銀行界、商界的富豪們，也不乏全朗的好友。
法源寺住持梵月也利用寺中開吊、停靈等機會，結交了不少“人物”，每逢這些人光臨，梵月必顯出無微不至的關照，為他們備好名廚、美酒、鴉片等等，賭博更是這裡一種時常消遣的娛樂。
現明和尚任廣濟寺住持幾十年，九度開壇傳戒，有統計說他所收弟子在萬人以上。當中包括軍閥、官僚、政客、地主、富豪、妓女、地痞、流氓等等，可謂三教九流，無所不收。如阮忠樞之妾、潘复、張學良、靳雲鵬、薑桂題、江朝宗、王懷慶、王琦、王揖唐、潘毓桂、殷汝耕夫婦、榮臻、褚民誼、萬福麟、石友三夫婦、曹汝霖、吳佩孚的親屬、袁世凱的第六妾、張宗昌的小妾等等，都是他的皈依弟子。
著名買辦雍劍秋曾不惜本錢結交權貴。民國初年，他花7000兩銀子在德國定購一輛Pvolos臥車，送給了權勢人物徐樹錚。這是當時北京街頭最新款的一輛頂級轎車。 1925年，雍在天津英租界旁邊的荒地上蓋了一個西湖飯店，室內設施極盡歐化，一時鶴立雞群。張學良到天津時，曾慕名親臨觀覽，雍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後來，軍閥顯要頻頻光顧，雍以招待這些人為樂。商震與雍都是基督徒，過從甚密。他有時來這裡一住就是半年，膳宿費在所不計。
1919年前後，載漪一家客居甘州。其子溥僎結識了中衛縣縣長高景寰、曾任左宗棠幕僚的龔運。三人初系文友之交，後友情日深，有結為異性兄弟的意思。溥僎將此意禀告載漪，載漪沉吟片刻，說：“結拜兄弟要彼此換帖，寫上祖上三代的名字……咱上三代曾祖父是道光皇帝。”載漪認為皇帝的名字不能隨意使用，只允許三人結為不具形式的口盟兄弟。
張宗昌平時好花錢交友。馮國璋任江蘇都督時，陳調元是馮的憲兵司令，與張宗昌有交情。兩人一起嫖賭，不分你我。張甚至還出資幫陳娶了上海名妓花四寶當姨太太。後來兩人分屬的兩軍在蘇北對壘，陳下令把大軍調開，讓張不費一槍一彈而佔領徐州，直迫浦口。
蔣經國善交際，待人豪爽。 1945年10月，他和熊式輝、張嘉璈等到長春，與蘇聯方面談判接收事項，住在東北外交特派員公署。公署所僱廚師在吳佩孚家做過飯，中西菜通“吃”，拿手的是紅燒魚翅、海參等。蔣經國常在這裡設宴，來吃飯的既有張嘉璈、杜聿明、王叔銘、莫德惠等人，也有來採訪的記者如中央社劉竹舟、《大公報》呂德潤等，還有空軍飛行員等工作人員。蔣經國在東北逗留期間，“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酒酣耳熱之際，蔣談笑風生，氣氛極為熱烈。
1925年，徐樹錚到歐洲遊歷時忽發奇想：推選張謇當總統。他先把風吹到南通。當年11月，徐樹錚回國，即到南京拉著孫傳芳同去南通訪張謇。張對二人設盛宴招待，酒勁上來後，徐樹錚戲癮大發，正好有上海去的崑曲名票搭配，徐便高唱一曲。唱後徐很得意，向張索詩，說：“能與梅郎一例否？”張謇便口占一絕贈徐：“將軍高唱大江東，氣與梅郎角兩雄。識得剛柔離合意，平章休問老村翁。”徐心領神會，未再遊說。
聶紺弩在《中華日報》編副刊《動向》時，從不約稿，稿件全部從投稿中選取。一天，他收到一份用普通白紙而不是稿紙寫成的稿子，毛筆字，通篇沒有任何塗改，署的是筆名。聶紺弩讀後感到這文章不是一般人能寫得出來的，就去找友人葉紫辨認。葉與魯迅有來往，一看即說：“肯定是老頭兒（指魯迅）的。”聶紺弩因此與魯迅有了交往，並把魯迅網羅為一個主要作者。聶還徵得報館老闆林柏生的同意，凡是魯迅的短稿，稿酬一律每篇3元，而一般稿酬是千字1元。魯迅後來和聶紺弩開玩笑說：“那我以後投給你的稿子要越來越短了。”
上世紀20年代，北大的一些名教授如錢玄同、胡適等都看不起寫通俗小說的張恨水，獨劉半農不這樣。劉主編《世界日報》副刊時，因登出張恨水的，錢玄同恥於與張為伍，給劉半農寫公開信聲明從此不再給《世界日報》副刊撰稿。劉半農卻不為所動，依然與張恨水保持交往。一次劉應邀去張任校長的學校演說，他對學生們說：“你們張校長是當今的小說大家，他的成就越過了李伯元、吳趼人、曾孟樸這些人。你們在他辦的學校上學，是很幸福的事情。”
方光燾曾介紹許傑到上海立達學園兼課。一次方請許在江灣街上一個小酒館喝酒，席間方寫了一張字條，讓跑堂的去請豐子愷、劉薰宇也來，末了並未署名，寫了個“致風流（豐、劉）二君子”。許傑就此感到，立達學園一班人“講友情，講義氣，講生活趣味”。
耿濟之不到20歲時，曾和三個志趣相投的朋友混在一起。他們是瞿秋白、鄭振鐸、許地山。後三人的名聲後來都超過了耿濟之。當年四人都是北京的窮學生，都喜歡文學，每天到耿家讀書、討論。 1921年成立文學研究會時，四人都是發起人。
老舍是個喜歡和各色人等閒聊的人，和尚、琴師、廚子、花匠、剃頭匠……都可以成為他的朋友。抗戰期間在重慶，老舍常到中蘇文化協會的茶座上同茅盾喝茶聊天，或去郭沫若家聚會，也常到劇院看他的劇本排練，同演員閒聊。
1918年，張元濟兩到北京，公私兼顧，連辦事帶出遊。一些名家如蔡元培、傅增湘、辜鴻銘、林紓等聞訊後接踵而至，到北京飯店探訪他。這種拜訪方式是來客在大廳由辦公室接待，將名片送到房間，張元濟便下樓會客。辜鴻銘來訪時身穿接衫，上身白夏布，下身為青灰色熟羅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條盤在頭頂的灰白色辮子。
上世紀20年代，上海的兩個圍棋名手王子晏和陶審安曾在名流張淡如家相遇並對弈。兩人棋力相當，但陶家在浦東，當年不便經常碰面。兩人便約定下通訊棋，每次在棋格上填寫一子寄給對方，如此往還，這局棋共下了187手，自1922年8月起至1926年1月終局，歷時近四年。 1926年夏天，兩人開始下第二局通訊棋，來往數十子後，陶審安不幸病逝，成了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張中行說：“（胡適）喜愛社交，長於社交，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里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因為他有名，並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為文士必備的資歷之一，帶有諷刺意味的說法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傅斯年回憶說：“記得九一八前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丁文江），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為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國後第一件事是殺了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在你旁邊，你幹嗎不殺他？'後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
徐志摩死後，女作家方令孺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題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葉公超說：“志摩與人認識就像二十年老友，從跑堂、司機、理髮師……”
謝冰心說：“一個人應當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實秋最像一朵花。”
1933年，蕭伯納到上海，受到隆重接待。隨後蕭北上平津，被胡適婉拒，胡適說：“歡迎蕭伯納，佛說不迎是迎。”
段祺瑞一次過生日，齊燮元派人送去價值巨萬的壽屏，段未收；馮玉祥派人送去一個大南瓜，段欣然收下。吳佩孚鼎盛時期，在洛陽過50歲生日，賀者云集，有人送去赤金打造的麻將牌。馮玉祥則派人送去一壇子白水，意為“君子之交淡如水”。康有為送去這樣一副壽聯：“嵩岳龍蟠，百世勳名才過半；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
章士釗說：“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認為最難交者有三人：一、陳獨秀，二、章太炎，三、李根源；但吾與三人都保持始終，從無詬誶，吾答或問：吾恃以論交之唯一武器，在'無爭'二字。”
徐懋庸和曹聚仁在上海時是鄰居，私交甚密。但彼此交心的程度有所不同，用曹聚仁的話說：“他有一段時期，和某某熱戀，什麼都對我不隱瞞；倒是我也在熱戀中，他並不知道多少的。”
曹聚仁說：“梁實秋自視甚高，筆者和他同事過幾天，但他是屬於'我的朋友胡適之'派，我們則是'我的朋友不屬於胡適之'一派的，因此道不同不相為謀，只是點頭招呼而已。”梁實秋則說：“我從未說過'我的朋友胡適之'。”
舊《大公報》的創辦人王郅隆是“大茶壺”（指舊時妓院中的青年男僕）出身，後來自己開妓院。一次，安徽督軍倪嗣衝來逛妓院，打牌時三缺一，王老闆應邀作陪。倪當夜輸了幾萬塊，王把他開的支票當場在煙燈上燒毀，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長沙臨時大學時期，條件甚苦。吳宓、沈有鼎、聞一多、錢穆四個教授同居一間房。吳宓規定每晚10點熄燈，此前各干各的事情。聞一多讀書寫作；吳宓備課；沈有鼎說：“如此良夜，盡可閒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吳宓說：“汝喜閒談，不妨去別室去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
胡適在北平時，幾乎天天有人邀飲。徐志摩說：“我最羨慕我們胡大哥的腸胃，天天酬酢，腸胃居然吃得消！”
蔡元培回憶說：“我記得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教育部廢去洪憲的國歌，而恢復《卿雲歌》時，曾將兩份歌譜，付北平的中學生練習後，在教育部禮堂演奏，除本部職員外並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細聽，選擇一份，先生（指魯迅）與我均在座。先生對我說：'我完全不懂音樂。'”
鬱達夫說，魯迅在北京時，疏於交遊，“無論什麼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模（或正式）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與魯迅曾一度是鄰居的範文瀾也回憶說：“一個暑假……很少見他出門去應酬，也從沒有聽說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該做的行事。”
魯迅從廈門到廣州後，一些國民黨要員如陳公博、戴季陶、甘乃光、孔祥熙等都曾送帖子請他吃飯，意在籠絡，但都被魯迅拒絕。
胡適說：“獅子老虎總是獨來獨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結隊！”
一次魯迅去曹聚仁家，見書架上堆著不少魯迅作品及相關資料，便問曹是不是想給他寫傳。曹聚仁笑道：“我是不夠格的，因為我不姓許。”魯迅聽後也笑了，說：“就憑這句話，你是懂得我的了！”曹聚仁後來說：“就憑這句話，我就在大家沒動手的空缺中，真的寫起來了。”又說：“魯迅生平有五位姓許的知己朋友，三男：許季上、許壽裳和許欽文，二女：許羨蘇和許廣平。朋友們心中，都以為許羨蘇小姐定將是魯迅的愛人，不過男女之間的事難說得很，我在這兒也不多說了。”
徐懋庸回憶說：“有一次談話完畢，從Astoria（一咖啡館）出來。他（魯迅）忽然問我：'你有幾個孩子？'我說有兩個。他就帶我到北四川路一家商店，買了兩斤高級糖果，說：'帶回去給孩子們嚐嚐吧。'又知道我正消化不良，到藥房買了一瓶蓖麻子油，說：'服這個瀉一瀉就好了。這是物理作用的藥品，沒有副作用的。'”
胡適一生廣交遊，幾乎從不閒著。唯有20年代末在上海的三年半是個例外。羅爾綱回憶說：“當時在上海，卻絕交遊。他最好的朋友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著名詩人徐志摩同住上海，都沒有來他家。”胡適自己也說：“從民國十六年五月我從歐洲、美國、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撤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時間，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閒暇的時期，也是我最努力寫作的時期，在那時期裡，我寫了約莫有一百萬字的稿子。”
1941年9月，張季鸞在重慶病逝，杜月笙從香港趕到重慶，扶棺連呼：“四哥！四哥！”悲痛欲絕。
1927年，李大釗避難於蘇聯使館。在熊希齡女兒的婚宴上，楊度從汪大燮口中得悉蘇聯使館將被搜查後，馬上離席，去委託章士釗通知李大釗。但李最終沒能離開使館而被捕。楊度又變賣了自己的住宅去營救李大釗。李大釗遇害後，楊又張羅著為李殮葬。
1930年，羅爾綱借宿於胡適在上海極司菲爾路的寓所，他後來回憶說：“7月的一天，下午二時後，突然聽到一陣樓梯急跑聲，我正在驚疑間，胡思杜（胡適之子）跑入我房間來叫：'先生，快下樓，梅蘭芳來了！'他把我拉了下樓，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廚子、女傭都早擠在客廳後房窺望。思杜立即要廚子把他高高托起來張望。我也站在人堆裡去望。只見梅蘭芳畢恭畢敬，胡適笑容滿面，賓主正在樂融融地交談著。”
1932年11月，魯迅從上海回北平探母親病。後來發表的魯迅日記、魯迅書信中，都沒有魯迅與胡適見面的記載，但羅爾綱卻回憶說：“思杜告訴我，有一次，那是個冬天，魯迅來北京，到胡適家探訪，在將進書房時邊笑邊說：'捲土重來了！'思杜趕著去幫他接大衣。胡家來客，有多少顯貴，我從不聞說過他給哪一個接大衣。”
金岳霖說：“我至少是從1914年起就脫離了親戚的生活，進入了朋友的生活。”
1923年，魯迅說：“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著這類白紙上的黑字，所以於我實在是不為無益的東西。”和這段話相呼應的是魯迅在當年給李秉中的信中開出的一個作息時間表：“午後一至二時，在寓。三至六時，在教育部（亦可見客）。六時後，在寓。星期日大抵在寓中。”而十多年後，魯迅定居上海時，情況已今非昔比了，他在一封信中說：“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為熟人太多，一直靜不下，幾乎日日喝酒，看電影。”
1932年11月，魯迅回北平探親期間，寫信給許廣平說：“我到此後，紫佩，靜農，霽野，建功，兼士，幼漁，皆待我很好，這種老朋友的態度，在上海勢利之幫是看不見的。”幾年後，魯迅致信曹聚仁：“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
1926年的一天，胡政之和張季鸞來天津找吳鼎昌，這本是一次友人間的聚晤。仨人閒步街頭，路過不久前倒閉的《大公報》門口，見雙門緊閉，金字招牌尚高懸門額，吳鼎昌對胡政之說：“這是你抱過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嗎？”胡答：“你如果有意思，我當然願意再當一次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濟湯'。”吳說：“錢不成問題。難得季鸞也在這裡。咱們就湊合起來吧。”三人一捏咕，當即商定由吳籌資五萬元，盤下《大公報》，胡、張來經營。
後來，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並稱《大公報》三巨頭，又有一說《大公報》是吳的錢，胡的人，張的筆辦起來的。這張起步於1926年的新記《大公報》，也成為此後二十多年間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一家民營報紙。
張季鸞與蔣介石關係不錯，他在任何場合提及蔣介石，不叫蔣委員長，也不叫老蔣，只一種稱謂——蔣先生。但他與蔣交往並非無原則，他曾向一位《大公報》同事談起：“蔣先生要我到香港去一次，送我5000美金，並且說，錢不夠用，還可以在香港就地去拿，把用錢的地方都指定了。您想我怎麼能去呢？怎麼能用他的錢呢？”
1927年8月22日，鬱達夫時在上海，當晚去參加一個聚餐會，第一次見到冰心，鬱達夫說：“（對）她的印象，很使我想到當時在名古屋高等學校時代的一個女朋友。”
1928年夏天，鬱達夫作避暑之北遊，8月29日的日記說：“午後上平則門外去散步，走到了四點回來。睡了一忽，精神恢復了，出去吃晚飯，遇見了許多在北平的教授及文士。大約此後一禮拜中，當為他們分出一部分工夫來，作互相往來，傾談，同遊之用。”
錢穆和胡適曾為北大同事，其間錢穆曾數訪胡適，而胡適只回訪一次。
錢昌照與宋子文私交甚好。他說：“宋子文是一個典型的歐美派，在家裡都是用英文交談。不過我每次到他家，堅持說中國話，不說英文。”“抗日戰爭中，在重慶時，沈性元帶兒子士湘住歌樂山，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晨回到重慶。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早餐，我總在怡園宋子文家吃，所有的事情他總與我商量，我有重要的事也跟他商量。”
章太炎曾稱陳宦為“中國第一號人物”。章去世後，陳說：“從此世間無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陸建章說太炎作一篇文章，勝過十萬兵馬，這是對太炎的輕視；我認為太炎一語，足以定天下安危！”
梁漱溟生於1893年，20多歲即成大名。他回憶說：“1920年一個夏天，梁任公（啟超）、蔣百里（方震）兩先生由林宰平（志鈞）先生陪同來我家訪我，以前輩而枉顧我一後學，這是我與兩先生彼此交往之開始。”
1927年，蔣介石與唐生智在長沙見面，蔣提出與唐結拜，被唐拒絕。唐說：“結拜也靠不住，從這次湖南大變動中，我摸透了，過去和我拜過把子的人，口裡喊哥哥，手裡摸傢伙。拜把兄弟幹起來，比外人還狠一些。”
1919年，梁漱溟在北大接到熊十力從南開中學寄來的明信片（熊寫信習慣用明信片），此前梁曾發表一篇佛學論文，說熊為“此土凡夫”，對佛學不懂，批評佛法使之流蕩失守等等。熊在明信片上說：你寫的《究元決疑論》，我讀到了，你罵我的那些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兩人自此“不打不成交”，歷四十餘年之久。相反的例子是章士釗，梁曾一度崇拜章，“但一見之後，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為當國家多難之秋，民生憔悴之極，有心人必應刻苦自勵，而先生頗以多才而多欲，非能為大局而負責之人矣。其後細行不檢，嫖、賭、吸鴉片無所不為，尤覺可惜。”
畫家吳湖帆家“座上客常滿”，鄭逸梅也是常客之一，他說：“我在他寓中，認識了劉海粟、汪亞塵、張大壯、呂貞白、許姬傳等。”
冒辟疆的後人冒鶴亭交遊極廣，在當年，通信是一種重要的交遊方式，冒所收信函都留著，按照省份分別收於紙袋中，後累累成堆。
北洋政客田文烈晚年居京津，生活優游閒適。他寫給某位友人的一封信可以為證：“請公於明日中午12點鐘前，枉蒞寒舍便飯，飯後同往公園賞芍藥，隨至中和聽劇。李桂芬兩出《十八扯》、《趕三關》，林月霞一出《白水灘》，皆甚佳，不可不早到。同座為呂生次溪，無外客也。”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在武漢組建了一個由陶希聖負責的“藝文研究會”，出版《政論》雜誌，史學家何茲全任主編。陳獨秀常給《政論》寫稿，何茲全與陳獨秀常在一些場合碰面，兩家便有了來往。何茲全後來回憶說：“1942年後，我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工作時，他（陳獨秀）住在重慶上游的江津。他在《時事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論說國內國際形勢，上篇刊出來了，下篇被扣壓不許刊登了。我很想知道下篇的內容，寫信給他要。他給我回信，好大的口氣，他說：'我叫張國燾給你寄，他沒寄？'這以後通過幾次信，討論過一些問題。”1910年出生的何茲全得享百歲高齡，他說：“我是現在活著的人中唯一見過陳獨秀的人。”
翦伯讚與陶行知是知交。陶不吸煙而翦則是煙鬼。某日，美國友人贈陶一聽駱駝牌煙，陶用紙包好託人轉贈翦伯讚，並附詩一首：“抽一支駱駝煙，變一個活神仙。寫一部新歷史，流傳到萬萬年。”
張治中與陳布雷一度是侍從室的同事，交情很深。陳體弱失眠，工作繁重，總給人一副愁眉苦臉的印象。張治中則設法減輕他的壓力。一次在成都，兩人同住一處，某日上午，張治中對陳布雷說：“帶你去調整調整！”陳布雷說：“大哥，我們到哪裡去？”張說：“你跟我走好了。”張治中後來回憶：“這一天，我帶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館子，逛少城公園，喝了茶，又看了電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覺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問他：'好吧？'他說：'好！'以後他常希望我帶他'調整調整'。”
徐志摩去世後，冰心致信梁實秋說：“他（徐志摩）生前我對著他沒有說過一句好話，最後一句話，他對我說的：'我的心肝五臟都壞了，要到你那裡聖潔的地方去懺悔！'我沒說什麼，我和他從來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憐惜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