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擄去了趙佶、趙恆二帝和幾乎全部的皇室成員，留張邦昌在東京做傀儡皇帝。
在各種演義小說中，張邦昌是南宋初期最早出場的大奸臣，勾結番邦，賣國求榮，是奸人中的奸人，壞人中的極品。甚至，為了實現人物臉譜化，他還被描述為一個比土匪更狡詐，比變態殺人狂更殘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的人渣。
而如果客觀分析史料，就會發現這位仁兄其實只是一個膽小怕事的小人物，生性怯懦，僅此而已。
這個小人物一輩子的生存法則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可惜推來推去，老天和他開了一個玩笑，把他推上了一個時代的風口浪尖。
張邦昌是永靜軍東光張家灣人（今河北阜城縣大龍灣）。進士出身，先後擔任過尚書右丞、右丞中書侍郎少宰、太宰兼門下侍郎等職。
靖康之變這年，他官居少宰，位列使相，陪同康王趙構出使金營。在金營，他那膽小、怯懦的表現給金帥斡離不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金軍將撤，張邦昌就成了斡離不心中傀儡皇帝的最佳人選。
對於這個帝位，張邦昌本人態度是：堅決拒絕。
然而，面對他幾次三番的推辭，斡離不怒了，惡狠狠地警告張邦昌，如果不從，即日起縱兵血洗東京城。
為此，張邦昌才硬著頭皮做上了皇帝。
作為登基的條件，他要求金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毀趙氏陵廟，罷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賞”，成功地讓金人免除了歲幣中的錢一百萬貫、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而金人一走，他就脫下帝袍，除去帝號，既不在正殿辦公，也不自稱朕，還迎回早年被趙佶趕出皇宮的元祐皇后孟氏使其入住居延福宮，垂簾聽政。
可以這樣說，張邦昌不是奸臣，也不是叛臣。
他探聽到了趙構躲在濟州的消息，馬上派人把禦璽奉上，恭恭敬敬地請趙構回東京繼承皇位。
趙構的回答是：稱帝可以，回東京就免了。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二十一日，趙構冊封張邦昌為郡王，自己從濟州出發，沒去東京，而是去往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
劉浩的前軍已從曹州（今山東菏澤縣）進駐廣濟軍定陶縣（今山東定陶縣），接到趙構的命令：原元帥府所屬五軍重新編組，張俊任中軍統制，劉浩任中軍副統制，五軍迅速集結，向應天府靠攏。
顯然，趙構是把登基地點選定在了南京應天府。
選在這兒登基有什麼用意嗎？
有的。趙構認為：這兒原為宋州，太祖趙匡胤稱帝前曾在這兒做過後周的歸德節度使，宋朝的國號就因宋州而來，在這兒登基，意味著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而真實的情況是：他已被金人嚇破了膽，萬萬不敢再踏入東京半步。
五月初一，二十一歲的趙構如願以償地在南京應天府舉行登基儀式，拜天地，登帝位。改元建炎，遙尊被俘的趙恆為孝慈淵聖皇帝，大赦天下。史稱“建炎再造”，或稱“建炎中興”。
不過，趙構根本不配稱什麼“中興之主”，他不但不可與光武帝劉秀同日而語，與“借屍還魂”建立後唐的李克用父子相比，也差了十萬八千里。
自古以來的中興之主和開國之君沒有不披堅執銳、親冒矢石，馳騁戰場的，就拿宋太祖趙匡胤來說，早年也是數次在死人堆裡爬出來才打下了這大宋天下。而趙構依靠祖輩積累，既用不著像南明朱由榔那樣擔心自己的叔伯兄弟爭皇位，也沒遇上類似李自成、張獻忠這樣強勁的造反派，反倒有一大群忠心報國的良將，算得上是一個運氣超好的皇帝。
即位之初，朝廷裡的班子成員草創，趙構首先重用在逃跑路上結下了深厚感情的黃潛善和汪伯彥，拜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為同知樞密院事，另外也起用了在百姓中呼聲很高的李綱，封其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位居群臣之首。
李綱，字伯紀，祖籍邵武，性情剛猛，鐵骨錚錚，疾惡如仇。
金人第一次南下，他曾提出“禦戎五策”，多次反對朝廷和金人議和，高呼道：“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金人第二次南下，宰執均主張遷都以避敵鋒。李綱說：“天下城池，莫有如都城之堅固，而且都城是宗廟社稷、百官萬民依存之所，怎麼可以棄之而逃？今日之計，只有整飭軍馬，固結民心，堅守待援。”並自告奮勇道：“陛下不以臣庸懦的話，請將軍隊交給我，我願以死相報。”（“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
從此，朝野都知道李綱是個銳意進取的主戰派，一提出李綱，忠義之士沒有不豎起大拇指的。
然而中丞顏岐卻生怕起用李綱為相會激怒金人，在趙構耳朵邊嘀咕說：“張邦昌既然深得金人喜歡，雖然他已官列三公、位居郡王，我覺得可以繼續升他為同平章事，加強對他的禮遇程度；李綱素為金人厭惡，就不應該起用他為相了。”（“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
趙構默然不語，半晌，才幽幽地說了一句：“按你說的，我登上帝位，恐怕也不是金人所樂意看到的，我是不是也應該退位？”（“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顏岐登時語塞。
新官上任三把火，李綱向趙構開門見山地說：“昔日唐明皇準備起用姚崇為相，姚崇有十事要說，這十事件件針砭時弊。今日我也準備有十事奏於陛下，陛下如果覺得可以推行，請批准施行；如果不能推行，請恕我不能接受宰相的職位。”（“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幹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
然後提出了關於議國事、議巡幸、議赦令、議僣逆、議戰守等十件當務之急的大事。指出在黃河沿線的防線既失的情況下，欲戰而不足，慾和而不可，只能先自治，以守為策，先守而後戰，戰勝之後再議和。
可以說，在這“十事”的應對策略上，充分顯示出了李綱高超的政治目光和政治才能。朱熹也因此在《朱子語類》中由衷讚道：“當年南京初建，朝廷全無紀綱，直到李綱來了，著力整頓，才略成規模。”（“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略成個朝廷模樣！”）
此外李綱還力荐宗澤任東京留守兼開封府尹，負責守衛京城；推薦張所任河北西路招撫使收復河北淪陷的州縣。
對於李綱提出的這一系列政策措施，趙構表面上大加讚賞，暗地裡卻和黃潛善、汪伯彥等人積極地策劃著向南遁逃的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