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後記時間開始了
對於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只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願意回答。
比如歷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歷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所以，學歷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歷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麼”，而不願意回答“為什麼”，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歷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歷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舖”。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裡，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朮等，則充其量只是“數據庫”，不是“歷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歷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鍊。
觀念，就是尼羅河。
從發源地到入海口，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的河床，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是“真歷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歷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裡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面面。
與專業的歷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麼”。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 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復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等，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
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系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系統”。
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麼，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把周公或週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問題在於，為什麼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恒河，西周文明則發源於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態龍鍾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裡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製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週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製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會制度，禮樂是文化製度。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後，是觀念體系。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系統。週人，確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確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就說“以德治國”。
週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為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那麼，“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
這可得拿出鐵證來。
辦法是先查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沒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義是不是“道德的德”。
結論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詞義是“得到”，也表示“失去”。 《古文字詁林》中，沒有殷商時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個“德”字，見於“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銅器，而且是成王時期的作品，記載了周公營建“成周”（洛陽）的史實，叫“宅茲中國”。這也是“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
金文的“德”與“中國”同時出現，豈非“天意”？
實話說，當我一眼發現這秘密時，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聯繫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師，請他幫我“排雷”。
我問：殷商青銅器上有“德”字嗎？
胡老師說，應該沒有。
我又問：何尊上的“德”，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金文“德”字嗎？
胡老師說，目前是。
我再問：這個“德”，是“道德的德”嗎？
胡老師說，是。因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還特地提醒我：並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靈感來了！
靈感來自字形之別。
金文的“德”與甲骨文的“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組成，金文則多出一個“心”。 《古文字詁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個，都沒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沒有“心”。字形，與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轍。
這就說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見”（得到）變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實上，何尊所謂“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體現。這種思想大量見於文獻記載，現在又有青銅器為證。 “以德治國”為周人所獨有獨創，已是鐵證如山。
不，“銅”證如山。
後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國”聯繫在一起的，則“受天命而居中國，居中國者治天下”，豈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後來，歷代皇帝都自稱“奉天承運”，北京天壇的佔地面積遠大於紫禁城，豈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續？
週，難道不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當然是。
靈光現，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禮為儀，周禮為製”，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倫理性的”，以及“姬週株式會社”等，已無須贅述。反正，中華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時間也開始了。
邏輯成立，證據確鑿，剩下的是細節。
細節，是顧問團隊一直強調的。
開始寫作中華史時，首席顧問曹永正就推薦學習《我們的故事：美國》。路金波組織了編輯團隊集體觀看，李蕾把這個學習稱之為“氣質培訓”，陳勤則把該紀錄片的敘事方式總結為“大歷史，小人物”。
這很對，也很難。因為所謂“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譜”。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兒找去？
但，細節決定成敗。
發現細節，則需要直覺和靈感。
本卷提到的那個“愛國賊”南蒯，已經是能夠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為季孫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沒資格“樹碑立傳”。能留下姓名，算是萬幸。這個人，是我在讀楊寬先生《西周史》時發現的。可見只要有心，便總能在“宏大敘事”中發現“漏網之魚”。
關鍵，是要有這個意識。
中華史第二卷《國家》里古希臘那個“賣香腸的”，則是讀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時發現的。該書只是把《阿里斯托芬》這部諷刺喜劇的片段，作為“鏈接”附在正文旁邊，我卻認為大有文章可做。通過吉爾伯特·默雷的《古希臘文學史》，我查到了《騎士》公演的時間是在公元前424年。於是很快就在《史記·趙世家》中找到了東周晉國的故事。那個莫名其妙被殺的倒霉鬼，雖然是“君之子”，卻名不見經傳，也是“小人物”呢！
然而一個“賣香腸的”，一個“掉腦袋的”，擱在一起好玩極了。希臘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較，更是意味深長。
實際上西周對於中華文明的意義，是相當於希臘之於西方文明的。只不過借用馬克思的說法，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我們民族則是“早熟的兒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時代，當然會表現出不同的氣質。
這是下一卷要講的。
註釋： 和《左傳》也有類似觀念。 ⑦1949年10月2日，胡風在《人民日報》發表長詩，題目就叫《時間開始了》。至於中華文明真正開始的時間，當在西周。之前，應看作序曲。 週，是我們民族的青春期，既天真爛漫，也少年老成。 那殺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愛的情人，英武自重的戰士，忠於職守的人臣， 不卑不亢的使節，順從民意的鬼神，無不表現出千古流芳的中華精神。
註釋： 和《左傳》也有類似觀念。 ⑦1949年10月2日，胡風在《人民日報》發表長詩，題目就叫《時間開始了》。至於中華文明真正開始的時間，當在西周。之前，應看作序曲。 週，是我們民族的青春期，既天真爛漫，也少年老成。 那殺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愛的情人，英武自重的戰士，忠於職守的人臣， 不卑不亢的使節，順從民意的鬼神，無不表現出千古流芳的中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