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二、斯芬克斯之謎

斯芬克斯，是希臘人對獅身人面像的稱呼。不過，古希臘的斯芬克斯卻有兩隻翅膀。這就比古埃及那個長著石灰石腦袋的傢伙，顯得輕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時空從雅典飛到費城。 ◎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公元前560年，大理石，高2.25米。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沒有翅膀就不能飛。但怎樣飛翔，卻還要看是什麼樣的翅膀。伊斯蘭文明此刻還沒有產生，這裡只說希臘和中華。 中華的翅膀，是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 的確，憂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底色。從《詩·小雅·小旻》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再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憂患意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華史。 這是對的。歷史的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政權，憂患則生，安樂則死。個人也一樣。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范仲淹），詩人們也得“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因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甚至就連妓女丫環、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而“憂國憂民”。

但，我們民族又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天遂人願”，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事情再壞也壞不到哪裡去”。因此，我們“不改其樂”，哪怕“自得其樂”，也總歸“樂在其中”。 一憂一樂，就有禮有樂。禮就是“理”，講倫理，講秩序，體現憂患；樂就是“樂”，講快樂，講和諧，造就樂觀。禮和樂，也是兩隻翅膀。 希臘呢？ 希臘的翅膀，是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 正如羅馬人痴迷於法律，希臘人則陶醉於科學。希臘人的科學不是實用主義的，他們是“為思想而思想，為科學而科學”。所以，他們能把埃及人用於測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術，變成幾何學；也能把巴比倫的占星術，變成天文學。有科學這雙翅膀，希臘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達米亞媽媽。

與此同時，希臘人又極具藝術氣質。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正常的兒童”，因此能“為藝術而藝術，為審美而審美”。這種純粹，使他們即便是在縱慾和淫樂時，也毫無負罪感，更不會道貌岸然。只要幹得漂亮，不管是談天說地，還是尋歡作樂，都會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敵人。 由此可見，科學和藝術，在希臘人那裡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統一於單純，統一於天然，統一於率真。事實上，希臘藝術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統一。它們在尼采那裡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羅精神），前者體現於音樂，後者體現於造型藝術，尤其是雕塑。 希臘精神是互補的。 同樣，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也是“互補結構”。憂患是底色，樂觀是表情，正如希臘藝術氣質的背後，其實是科學精神。它們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共同塑造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風貌。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毀滅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條腿在走路。 然而希臘與中華，卻又迥異其趣。 總體上說，希臘文明是外向和進取的，中華文明則是內向和求穩的。我們的憂患，其實是對亂的恐懼，對治的祈求。因此，儘管兩種文明都有翅膀，飛行方式卻截然不同。希臘人是“遠航”，我們是“盤旋”。因為遠航，他們“浴火重生”；因為盤旋，我們“超級穩定”。秦漢以後，甚至西周以後，無論怎樣治亂循環改朝換代，都萬變不離其宗。 這又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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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