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六、沒有結論的爭鳴
從孔子到韓非，先秦諸子的競相爭鳴，奏響了我們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華彩樂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讓人困惑不解和爭論不休的問題。
但議題雖多，總的來說卻只有兩個。
哪兩個？
一是如何治國，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學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爭論，源於兩個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論，二是方法論。道家是不談人性的，因為用不著。在他們看來，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則怎麼能叫性（本質）？墨子、孟子和荀子則認為，人性就在人與動物的區別，否則怎麼能叫人性？
那麼，人與動物的區別何在？
墨子認為在勞動，孟子和荀子認為在倫理。墨子說，不勞動，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則說，無禮義，人就禽獸不如。荀子甚至說，人之為人，難道僅僅就在“二足而無毛”？在父子之親和男女之別呀！
所以墨子貴義，荀子尊禮。墨子主張自食其力，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機會均等。荀子主張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輕重有別，貧富有稱（合理性）。其價值觀，墨子的是公平與正義，荀子的是秩序與文明。
至於孟子的主張，則是仁民愛物，向善疾惡，尊賢敬長，明辨是非。這些主張，分論則仁義禮智，合論則統稱為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這是孔孟的區別。他們共同的價值觀，則是仁愛與道義。
只有韓非，認為人性本惡。
這就牽涉到方法論。
韓非的方法論是“鬥爭哲學”。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也就是說，矛盾對立的雙方勢不兩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惡，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禮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脅利誘，嚴刑峻法，兩面三刀。
孔子的方法論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極端，庸就是不唱高調。不走極端，就既不能講人性惡，也不能講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調，則不能當真主張回到堯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為東周乎！
老子的方法論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也就是說，矛盾對立的雙方，無不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化。按照這個邏輯，則善就是惡，惡就是善；善能變成惡，惡也能變成善。所以老子不談人性的善惡。
但，老子不談人性，卻談治國。這是諸家的共同話題，區別僅僅在於：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法家法治。結果，韓非與老子惺惺相惜，因為都講無為；墨家與法家殊途同歸，因為都講君權。反倒是既沒講過自由又沒講過平等的孟子，主張民權。
歷史要開玩笑，真是誰都擋不住。
道路的選擇卻很清楚。大體上說，道家講天道，墨家講帝道，儒家講王道，法家講霸道。講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講帝道，就是要回到堯舜；講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這些都是倒退。只有講霸道，才能走向秦漢。
於是法家勝出。
然而法家的獨占鰲頭只是曇花一現。漢初貴黃老，武帝尊儒學。此後歷朝歷代的治術，其實都是兼取儒法，雜用王霸。學界和士林，則儒道互補，三教合流。
也就是說，在意識形態領域，儒法兩家共同成為“執政黨”，只不過一個台前一個幕後，一個紅臉一個白臉。道家成為“在野黨”，某些時候也參政議政，但多半與佛家思想輪流坐莊。只有墨家成了“地下黨”，在社會底層暗地裡流行，由梁山好漢和江湖幫會部分地實現其主張。
那麼，百家爭鳴就這樣畫上句號了嗎？
沒有。
的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樣，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比如治國的爭論，雖然由秦皇漢武用他們的刀劍和權杖斬斷，問題卻並未真正解決。否則，怎麼會有後來的辛亥革命？
這樣看，三百年的爭鳴，又其實沒有結論。
沒有結論也很正常。實際上，諸如人性是善是惡之類的問題，可能永遠都不會有結論；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需要全人類來共同思考。問題是，在諸子的時代，我們有深入思考的空間，實現價值的可能嗎？好像看不出。
比如自由和平等。
平等，是墨子和韓非都主張的。平等再加自由，則是莊子的價值觀。逍遙遊就是自由，齊物論就是平等。這非常了不起。可惜莊子的平等，是無法實現的；他對自由的理解，則有問題。事實上，自由從來就不是天賦，也從來就不屬於自然界。以天然為平等，以率性為自由，最後只能是沒有自由，沒有平等。
墨子和韓非更糟糕，從平等走向了專制。
這就得問問為什麼了。
其實回顧一下諸子的爭鳴，我們就會發現，所有的質疑和爭辯，都沒有超出世俗生活的範圍，這就跟同為軸心時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頗為不同。面對苦難，猶太先知和釋迦牟尼超越了塵世；面對自然，古希臘哲學家走向了思辨。他們都在追問人的終極存在，追問世界的起源和本原。這是先秦諸子不關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臘的“物理性之後”，而是中國的“倫理學之後”。
顯然，我們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躍的時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學這兩個向度。也許，這就是原因所在，或原因之一。如果是，更深層的原因又是什麼？
這就關係到三千七百年以來，我們的命運和選擇，只能從長計議慢慢道來。此刻能做的，是先來看看秦皇漢武們，如何締造出中華史上的“第一帝國”。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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