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腳底抹油的天子

公元880年，唐僖宗廣明元年正月十五，整個長安城籠罩在凜冽的北風之下。時逢佳節，長安又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岸的城市，卻不見絲毫節日的喜慶氣氛，反而呈現出一派蕭疏蒼涼的氣派。顯然，這是相當反常的一件事。 正月十五是古代的上元節，亦稱燈節。唐朝自立國以來，京師長安一直有個習俗：正月十五日前後三夜，解除夜行之禁，整個長安的大街小巷，燈明如晝。百姓們無不夜遊，車馬塞路。後來，唐宮廷也加入了觀燈的行列，由官方所引導的上元燈火極盛。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後的第二年，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夜，於京城安福門外設置高二十丈的燈輪，燈輪披掛錦綺，飾以金銀，錯雜五萬盞燈，燈輪如萬花開放的巨樹。宮女上千人，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又從長安、萬年兩縣少女、少婦中挑選千餘人，在燈輪下踏歌，三夜縱歡。這在古代是非常罕見的狂歡盛景。為了裝飾京師盛大的場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費巨資。一花冠，一中帔，價值萬錢，場中每一個女藝人的服裝首飾費就達三百貫。民間少女少婦的衣服、花釵、媚子也都由朝廷支出。

顯然，唐玄宗的開元盛世被人懷念為唐代最光輝的時期，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僅僅隔了一百六十年，盛唐氣象已風光不再，就連京師的上元燈火也成為了陳年舊跡。 就在十四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天子僖宗李儇（音xuan，同喧。唐朝的皇帝愛改名字，李儇原名李儼）下製書，改乾符七年為廣明元年，製書中說：“自古繼業守文之主，握圖禦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發號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範，固萬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舊唐書·卷十九下·僖宗本紀》）其實，這不過是唐朝廷一種冠冕堂皇的說法而已。僖宗選擇在內憂外患的時候更改年號（年號起源於漢武帝，後成為皇帝當政的時代標誌），無非是希望通過改元，結束先前倒霉的年頭，從頭有個新的開始。

此時，天下確實很不太平。關東（指潼關以東）民變蜂起，尤其以黃巢勢力最大，實力最強。民間有“金色蛤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的歌謠廣為流傳，朝野上下都是人心浮動。正因為是多事之秋，所以長安才一派淒涼氣氛，沒有多少過年的喜慶氣氛。絕大多數人都小心翼翼地貓在自己的家裡，圍在火爐旁，有些膽戰，有些心驚，只是期待早些度過這個實在不平靜的寒冬。 幾乎所有的長安人都在擔心未來，有能力有門路的人則暗中開始為自己謀取後路。可當今天子僖宗卻是個例外，他一大早就起了床，興致高昂，冒著嚴寒出了大明宮，趕去兄弟們的王府。不過，十九歲的僖宗急忙趕去王府並非為了什麼軍國大事，而是要去與諸王蹴踘、擊馬球、鬥雞、賭鵝。

歷史上有“洛陽紙貴”的佳話，說的是西晉太康年間左思做《三都賦》，描繪三國時魏都鄴城、蜀都成都、吳都南京的景貌，因文辭華麗，氣魄宏大，在洛陽廣為流傳。人們嘖嘖稱讚，競相傳抄，一下子使洛陽的紙昂貴了好幾倍，原來每刀千文的紙一下子漲到兩千文、三千文。即便如此，洛陽紙還是傾銷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買紙，以抄寫這篇千古名賦。而在僖宗身上，竟然也發生了“長安鵝貴”的笑談。因為大唐天子性喜賭鵝，長安的鵝價也跟著水漲船高，甚至叫賣到五十緡一頭。緡為古代貨幣單位，一緡為一串銅錢，一串一千文。這鵝的價格，已經遠遠超過了最貴的洛陽紙。 縱觀中國歷史，皇帝荒廢朝政、只顧享樂者並不少見，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朝代興亡更替的事發生，就不會出現厚厚的二十四史。所謂二十四史，實際上就是二十四個姓氏家族的統治史。只是僖宗的玩性遠於異常人，甚至已經到了孜孜不倦、廢寢忘食的地步。

僖宗李儇為懿宗李漼的第五子，最開始受封為晉王。在懿宗的八個兒子中，李儇毫無出眾之處：既非長子，也非嫡子（懿宗在位十年，未曾立後，獨寵淑妃郭氏及淑妃所生女同昌公主，同昌公主之死還造成了唐朝的一樁大冤獄，此事後面再提）；相貌既不英俊，才幹也不突出。按理來說，皇位無論如何都不會落到這樣一個人身上，史書卻記載說，懿宗病危之際，下詔立李儇為太子。製書中特意強調說，李儇“孝敬溫恭，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舊唐書·卷十九下·僖宗本紀》）。表面上看來，李儇得以繼承皇位，是因為其人才出眾而為其父皇懿宗所賞識。而實際上，他是在懿宗病歿後，為宦官神策軍左軍中尉劉行深和右軍中尉韓文約所立。神策軍是一支朝廷禁軍，創立於天寶年間。

劉行深等人之所以要立李儇為帝，首要的原因就是他年紀小，性情貪玩，便於宦官控制；第二個重要原因則是因為李儇生母王氏的母族微賤，且王氏早已經病逝。這樣，即使李儇長成，也成不了氣候，朝政依舊在宦官的掌控之中。 導致唐朝滅亡的有兩大痼疾，一是宦官，二是藩鎮。唐朝一度軍事極盛，開邊不已，因此藩鎮之疾有一定的歷史背景，而宦官專政擅權則是在朝廷中央集權與藩鎮鬥爭的夾縫中滋長起來的另一大腫瘤。唐朝自玄宗李隆基始，宦官的地位和官品大大得以提高。而安史之亂後，自肅宗李亨開始，宦官開始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之後與藩鎮一樣，宦官成為尾大不掉的一大股勢力，不僅左右朝政，甚至還操縱皇帝廢立大事。僖宗李儇並非宦官所立的第一個唐朝皇帝，也並非最後一個。關於宦官和藩鎮，後面還有專門的篇章論述。

李儇即位當日，封定鼎功臣劉行深、韓文約為國公，並由他們在宮中執行政務。其時，僖宗只有十二歲，年紀幼小，不能主政，一切朝廷政務都把握在宦官手中。 大宦官仇士良曾指點他的弟子們說：“皇帝不能讓他閒著，要經常用美女歌舞和錦衣美食麻醉他，而且要天天變花樣，這樣他就沒工夫想別的事了，我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事了。同時盡量不讓他讀書，更不能給他接近書生的機會，那樣他會看到前朝的滅亡，心中一旦憂慮國家前途，我們這些人就要被疏遠遭斥責了。”少年繼位的僖宗就在這樣“天天變花樣”的環境中長大，只知道一味貪玩，與宮中宦官、優人狎昵。與僖宗最親近的宦官是田令孜。僖宗還是晉王時，田令孜為晉王府小馬坊使宦官，二人關係親密，已經開始共同起臥。僖宗即位後，擢升田令孜為神策軍中尉，把政事悉數委付給他，還親切地稱他為“阿父”。

對於一個突然擁有了巨大權力的宦官而言，權勢只能激發他更大的慾望。田令孜恃寵而驕，為了徹底把持朝政大權，他極力慫恿僖宗玩樂。比如僖宗賞賜無度，動不動就賜給樂工和伎人錢財，而且數目巨大，多以萬計，因而導致國用匱乏。國庫沒錢了，入不敷出，田令孜便勸僖宗採取沒收長安富商（包括外國和本國商人）財產的辦法，商人有反抗者立即送到京兆府打死。這時候的皇帝比土匪強盜還要厲害，不僅是明搶，被搶人稍微不願意還要送命。整個長安一片混亂，人人自危。然而，“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這樣，靠田令孜的餿主意弄來不少錢，好糊弄僖宗繼續玩耍。 京師的富商被搜刮光了，田令孜又想打京外富戶及胡商的貨財。這時候，與田令孜私交甚好的鹽鐵轉運使高駢急忙上書阻止，說：“天下'盜賊'（指黃巢等起義軍）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田令孜聽了覺得有理，這才停止了強取豪奪的行為。

自懿宗時起，唐朝廷的政治已經開始腐爛。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陝州（治陝縣，今河南陝縣）大旱，百姓無法生活，選出代表向朝廷派來的觀察使崔蕘“訴旱”，要求減少賦稅。崔蕘為人“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他滿不在乎地指著院子中的大樹說：“此尚有葉，何旱之有？”（《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一》）並下令杖責前來“訴旱”的百姓代表。陝州百姓得知消息後大怒，群起圍攻衙門。民情洶洶，崔蕘被迫逃走，半路上因口渴，到民舍求水喝。主人聽說他就是崔蕘，立即端來了一瓢尿給他喝。官民間關係的緊張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這還只是冰山下的一角。懿宗時期擔任翰林學士的劉允章在《直諫書》中已用“國有九破”描繪過當時緊迫的局勢：“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可見唐帝國的形勢已經是岌岌可危。

僖宗的即位不但沒有絲毫改變，反而令政局更加混亂。僖宗乾符二年（875年）七月，飛蝗自東而西，所過食草木葉及五穀皆盡。而京兆尹楊知至卻當殿向皇帝撒謊說：“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二》）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謊言，僖宗竟然信以為真，於是，朝廷上下，“宰相皆賀”。 而這時候天下的實際情況是，“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死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這裡所謂“相聚為盜，所在蜂起”，是指農民起義在全國此起彼伏，雖然規模都不大，但卻已經是暗流洶湧。 顯然，情況已經十分危急，而田令孜和朝廷官員卻瞞著僖宗，使皇帝安心玩樂，田令孜自己更加胡作非為，“用權亂天下”，賣官鬻爵，都不告訴僖宗，便徑直矯旨去辦。史稱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為之側目。當時的宰相盧攜依附田令孜，凡事都聽從田令孜，朝政一片混亂。在這樣的狀況下，火山終於爆發了。

僖宗即位後不久，濮州王仙芝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曹州人黃巢也積極響應，加入了王仙芝的隊伍，並逐漸崛起，成為農民起義軍的領袖，聲望甚至超過了王仙芝。天下大亂之時，各地紛傳狼煙，而朝廷內部各將領大都擁兵自重，與中央矛盾不斷，可謂內憂外患，處境堪憂。 而僖宗卻對此不聞不問，只顧沉浸在各項遊戲運動中。他好騎射、劍槊、法算、音律，精通賭博，喜蹴鞠、鬥雞、賭鵝，興趣愛好不少，樂此不疲，甚至有時一練起蹴鞠就是二三個時辰，連飯都忘了吃，急得身邊的太監侍女們團團轉。 皇帝在盡情玩樂的時候，帝國的大廈卻日益傾斜，搖搖欲墜。廣明元年（880年）秋七月，黃巢率十五萬農民軍自採石（今安徽馬鞍山市東）渡過長江，唐軍不戰而潰，黃巢未損一兵一卒，便佔領了和（今安徽和縣）、滁（今安徽滁縣）二州，從而進圍天長（今安徽天長）、六合（今江蘇六合），兵勢極盛。當時唐朝廷負責指揮各路兵馬聯合進攻黃巢軍的是諸道行營都統高駢（祖父為憲宗朝平定西川的名將高崇文）。淮南將領畢師鐸（原為黃巢麾下將領，後投降高駢）勸高駢主動出戰。高駢尚在猶豫，他身邊的術士呂用之生怕畢師鐸立功受寵，力勸高駢避開黃巢兵鋒，堅守不戰。高駢好神仙之術，對術士呂用之極為信任，於是不肯出戰黃巢，只是派人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稱黃巢軍六十萬，距離揚州已經不足五十里。 高駢的上表送到長安，唐朝廷上下人情大駭。一向貪玩的僖宗也暴怒了，下詔切責高駢，說他遣散諸道兵，致使唐軍無備，黃巢乘機渡江。僖宗嚴厲斥責的本意，是要督促高駢盡快出兵。高駢卻乾脆稱病不出，擁兵觀望。中央皇權衰落已久，高駢這樣的人大有人在，朝廷對其也無可奈何。 這時候，宦官田令孜意識到情況不妙，便打起了腳底抹油的小算盤。他先向僖宗推薦自己的親弟弟陳敬瑄（田令孜本姓陳，後拜田姓宦官為義父，冒姓田）和私黨楊師立、牛勗、羅元杲四人出鎮蜀中（四川），想學當年的玄宗，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便可以挾持皇帝，逃往蜀中避難。僖宗同意了。 十分可笑的是，僖宗讓這四個人用擊馬球來決勝負，以三川為賭，用輸贏來決定所授的官銜。陳敬瑄等四人在球場上馳騁奔突，縱馬角逐。結果，陳敬瑄得第一籌，因西川最富庶，當即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楊師立其次，為東川節度使；牛勗第三，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而羅元杲是最後一名，則不得遷擢。這就是僖宗創下的“擊球賭三川”，曠古奇聞。諸道行營都統高駢和鎮海節度使周寶還未發蹟之前，均在右神策軍任職，默默無聞，卻因為善於擊馬球，而意外被僖宗賞識，竟然破格擢升為將軍，後來二人均成為顯赫一時的封疆大吏。 在農民軍北渡淮河之前，唐宰相豆盧瑑曾想出一招緩兵之計，主張封黃巢為天平（今山東東平北）節度使（黃巢曾一再向唐朝廷請求妥協，想做天平節度使或廣州節度使），等到黃巢到天平就藩時，朝廷再發兵除掉他。另外一名宰相盧攜卻是主戰派，堅決不同意，認為只要發兵守住泗州，農民軍便會被阻在潼關之外不能入關，不會有什麼作為。僖宗惶然無主，採納了盧攜的建議。然而不久後，農民軍北上，淮北告急。盧攜生怕皇帝降罪，惶恐不安，乾脆躲在家裡稱病不出。隨著前線唐軍的敗報不斷傳來，京師也開始人心惶惶，長安充滿了恐怖氣氛，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廣明元年（880年）十一月中，黃巢率農民軍攻克汝州（今河南臨汝）。黃巢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黃巢一直特別想當天平節度使，幾次以此為條件與唐朝廷講和），不及休師整頓，便馬不停蹄地揮師北進，並傳檄唐官軍說：“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懾於農民軍強大的聲勢，一些唐地方官軍勢力果然只擺出觀望的姿態，不敢輕易撩撥黃巢的兵鋒。 唐朝廷聽到黃巢進師的消息後，急忙調河東（駐太原府）、天平等藩鎮兵進剿。然而，農民軍勢如破竹，如風捲殘雲，攻克了東都洛陽。唐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官迎降，坊市晏然。其時，農民軍號稱六十萬，勢力極盛，大有探取天下於唐朝廷囊中之意。 唐朝廷聽聞東都洛陽失陷，農民軍即將大舉西進入關，君臣束手無策，竟然只能相對而泣。 十一月十二日，僖宗急召群臣在延英殿奏對。田令孜拋出了預謀已久的方案，提議僖宗奔西蜀避難。這是公然倡議逃跑，僖宗雖然年輕貪玩，但還是知道這是件丟臉的事，不但丟了自己的臉，也丟了祖宗的臉，因此相當不悅，但又不好直接反對“阿父”。剛好這時候，潼關守將齊克讓派來求援的使者到來，僖宗便請田令孜發兵守潼關。 就在同一天，僖宗來到左右神策軍中，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親自檢閱將士。田令孜被任命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使，楊復恭為副使，張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製置使。之後，田令孜急發神策軍弩手二千八百人，由張承範率領，趕赴潼關拒守。田令孜雖然名義上是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使，負責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但他只是遙領。 神策軍士多為長安富室子弟，這些人當初並非真的想當兵，而是靠賄賂宦官掛名軍籍，藉此厚得廩賜。平時，這些富家子弟出身的神策軍士平時都是華衣怒馬，怡然自得，很少操練，更談不上經歷過戰陣。一聽說要出征，嚇得父子抱頭痛哭。不少神策軍士暗中用金帛僱長安的商販和貧窮百姓代自己出征。這樣的一支軍隊，自然談不上有任何戰鬥力。 大軍臨行前，僖宗親自到章信門送行。張承範已經預料此行不妙，提醒僖宗說：“聽說黃巢有賊兵數十萬，而潼關外只有齊克讓飢卒萬人死守，現微臣僅以兩千多人屯兵關上，無後繼糧草支援。以此來拒賊，實在令我寒心！願陛下催促諸道精兵早來增援。”中心意思就兩件大事，一是速運糧草，二是速搬救兵。對此，僖宗含糊應承道：“愛卿先去，援兵不久即至。”事實證明，後來潼關迅速失守，就是敗在內缺糧草、外無援兵這兩件事上。 張承範率軍路過華州（今陝西華縣）。正值華州刺史裴虔馀遷任宣歙觀察使，城中無主，華州軍民全部都逃入了華山，城中空蕩蕩的，“州庫唯塵埃鼠跡”。幸運的是，華州的人雖然跑光了，但糧倉中還有千餘斛米，張承範便讓軍士們帶上三天的糧食再行。到達潼關後，唐軍在青草茂密處搜得隱匿的村民一百來人。張承範便讓這些村民運石汲水，做好守城的準備。 潼關因水得名。據《水經註》記載：“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潼浪洶洶，故取潼關關名，又稱衝關。這里南有秦嶺屏障，北有黃河天塹，東有年頭原居高臨下，中有禁坑、原望溝、滿洛川等橫斷東西的天然防線，勢成“關門扼九州，飛鳥不能逾”。自東漢以來，潼關便是易守難攻的要塞，元人張養浩寫盡了潼關地勢的險峻：“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山河表裡還有個典故。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楚之戰前，子犯勸晉文公決戰，說即使打了敗仗，晉國“山河表裡，必無害也”。這裡用此成語，意為潼關形勢異常險要。 十二月初一，黃巢軍前鋒自洛陽經陝（今河南陝縣）、虢（今河南靈寶）直指潼關。農民軍聲勢極其浩大，“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唐潼關守將齊克讓和張承範不但兵少，而且已經斷糧幾日。唐軍將士吃都吃不飽，哪裡還談得上保家衛國，因而士氣極為低落。齊克讓為了鼓舞士氣，率先出戰，黃巢軍小敗。但不久後，黃巢大軍趕到，農民軍大聲吶喊助威，聲震華山和黃河，地動山搖，令唐軍膽戰心驚。齊克讓拼命督軍死戰，唐軍總算不至於潰敗。從午時一直到酉時，雙方奮戰了大半天，眼見天色已暗，這才停戰，各自收兵回營。 齊克讓剛剛鬆了口氣，唐軍士卒卻突然自亂了起來。唐士卒們因為多日不食，已經餓極了，狂怒之下開始呼喊喧鬧。一發不可收拾之下，士卒們放火燒毀了營寨，自行潰散，各自去謀生路去了。齊克讓身為唐軍主帥，只能眼睜睜地望著，無力阻止。 當時潼關左側有一個山谷，平日禁止人往來，以便榷徵商稅，所以人們稱其為“禁坑”。農民軍兵臨關下時，唐潼關守將倉促間沒有派兵到禁坑防守。齊克讓部下潰軍亂哄哄闖入禁坑，禁坑山谷中長滿了荊棘、灌木和長藤，茂密交織，猶如蜘蛛網，行人難以通過。然而，唐潰軍一哄而上，一夕之間，便踏成了一條平坦的大道。 張承範見大敵當前，情勢危急，派人向唐朝廷告急：“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馀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潰，蹋開禁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言語之間頗有氣勢。關於安祿山和哥舒翰，後面提及安史之亂時會有詳述。 張承範生怕唐軍再發生兵變，將輜重和自己的私囊都拿了出來，全部散發給士卒，同時勉勵將士說：“諸君勉報國，救且至。”（《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逆臣下》）將士們十分感動，決定奮力拒戰。 此時，唐朝廷已經知道潼關部分唐軍將士因斷糧潰散的消息。僖宗匆忙任命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蕭廩畏死，不願意臨危受命，竟然上書稱病，請求退休，結果惹怒了僖宗，當即被貶為賀州司戶。 十二月初二凌晨，黃巢軍開始猛攻潼關，張承範竭力率軍抵抗。戰鬥十分激烈，一直從寅時打到申時。潼關上的唐軍弓箭用盡，無矢可射，只得用石頭投向黃巢軍。 黃巢見唐軍無箭可射了，便派人抓來一千多平民百姓，讓這些人掘土填潼關外的壕溝。不久，壕溝被填平，黃巢軍順利通過了壕溝，並在當晚放火，將唐軍關樓燒得一干二淨。在準備正面進攻的同時，黃巢還派部下尚讓從禁坑的谷中小道迂迴到關後，預備前後夾擊。 張承範在關前防守的壕溝被黃巢軍填平後，才想起來派部將王師會率八百士兵去守禁坑，但還是晚了一步。當王師會率軍趕到禁坑時，黃巢大軍已經通過。 十二月初三凌晨，黃巢與尚讓開始前後夾攻潼關，關上唐軍飢餓不堪，剛一交戰，便全線潰散，王師會自殺。張承範見大勢已去，換上便服，率領殘餘士兵倉皇逃走。 張承範一行退到野狐泉時，才遇到增援前來潼關的奉天援兵二千人。張承範喟然長嘆，說：“你們來晚了！” 黃巢攻克潼關後，留成令環據守，繼續東進。潼關為京師長安的門戶，雄關天險一開，長安再無險可守，陷落已經是早晚的事。 十二月初三，黃巢陷華州，留部將喬鈐據守，自己親率大軍，直指長安。 來自博野和鳳翔的增援唐軍聽到潼關失守的消息後，退到了渭橋一帶。在渭橋駐守的還有田令孜所招募的新軍。博野軍遠道而來，個個都是風塵僕僕，看見新軍都穿著新衣皮裘，異常華麗，自然十分憤怒，說：“這些傢伙有什麼功勞能穿上這樣好的衣服，我們殊死拼戰反倒受凍挨餓！”於是大肆搶劫新軍的衣服，並由此而譁變，倒戈相向，為黃巢軍作嚮導，往長安進發。 田令孜聽說黃巢率大軍已進入關中，恐怕天下人追究自己的責任，於是歸罪於宰相盧攜。僖宗昏庸，不由分說，貶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盧攜申訴無門，只得喝毒藥自殺身亡。 十二月初四，唐朝廷發布詔書，任命黃巢為天平節度使，令他即日蒞鎮。這其實就是宰相豆盧瑑曾經提議的那一招緩兵之計。不過時過境遷，如今這一招，只是唐朝廷一廂情願的妄想。黃巢已經今非昔比，長安就在眼前，他已經勝券在握，決不會因為一個小小的節度使封號便就此退兵。 十二月初五清晨，文武百官退出朝堂，聽到博野軍作亂、已經逼近長安的消息，立即各自分路躲藏。田令孜聽說亂兵已入長安城，驚慌失措，立即率神策兵五百人，擁僖宗出逃。事出倉促，僖宗身邊只帶了三名妃嬪和福、穆、澤、壽四王，壽王即後來的昭宗。宰相和文武百官都不知道僖宗西行，自然也沒有跟隨。身邊沒有良將忠臣，這也成為後來僖宗完全受制於田令孜的原因之一。 當時神策軍中有十幾名士卒，不願意如此狼狽地離開長安，竟然天真地攔住僖宗，說黃巢是來幫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田令孜大怒，當即殺了這些軍士，帶著僖宗繼續往四川逃跑。安史之亂時，玄宗也是在蜀中避難。田令孜步此後塵，除四川的地理因素外，還因為田令孜的弟弟陳敬瑄此時正擔任西川節度使（即靠擊球第一贏得節度使位置的那位）。這樣，僖宗一旦入川，依舊在田令孜的控制之中。 僖宗一行人倉皇經金光門離開長安，重新上演了一百二十四年前（756年）玄宗為躲避安史之亂而西逃入蜀的一幕。大唐天子不知去向的消息很快傳開了，長安城一片大亂，軍士及百姓爭先恐後地闖入皇家府庫盜取金帛。 十二月初五，僖宗逃走當天，黃巢軍前鋒柴存兵不血刃地進入長安。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文武大臣數十人於灞上迎接，表示歸順黃巢之意。不久，黃巢乘金裝肩輿，進入長安，從而實現了他年輕時的雄偉大志：“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只是，這黃金甲給長安百姓帶來的不是希望，而是巨大的災難。實際上，自從一百二十五年前，唐玄宗為了躲避安史之亂而倉促逃離京師後，長安就此開始了它多災多難的歷史。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大唐由極盛轉入衰敗。 僖宗西逃入蜀後，各地節度使不思進取，要么隔岸觀火，要么趁火打劫，整個中原陷入巨大的混亂和災難之中。當時自稱為“天地最窮人”的詩人杜荀鶴有《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一詩，記載了當時百姓水深火熱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