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袁大總統成了袁大皇帝——時間是民國4年12月12日。
從這一天起，中國政壇上出現了一個怪現象，既有總統，又有皇帝，既不是中華民國，又不是中華帝國，所以在公文上便顯得異常混亂。如奉天將軍段芝貴首先稱臣，袁手批“不當稱臣”。直隸巡按使朱家寶的奏摺文字莊嚴，抬行寫“奏請皇帝陛下聖鑒”。袁也說登基大典尚未舉行，稱臣稱皇帝陛下都不恰當。不過，從這個時候起袁就不喜歡別人再稱為總統。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報》不再見有“大總統令”了，代之而起的，是“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卻是個迷。因為這策令是皇帝也是總統、既非皇帝也非總統的袁世凱所發出，袁在這些策令中既不自稱為“朕”，又不自稱為“本大總統”，而稱曰予，這個口吻至少是準皇帝口吻。
這是個稀奇古怪的時期，中國有一個人又是皇帝又是總統，袁黨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個方法，這是廢除了總統的稱號，也避免用皇帝的封號，盡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詞，如“奉諭”、“謹乞鈞鑒”等。
12月12日是袁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這天他在懷仁堂接見了簡任以上文武官員200餘人，這些大小官員紛紛向袁祝賀，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排列整齊，向袁行三鞠躬禮，由內史監阮忠樞率領，公府大禮官黃開文司儀。袁發表一篇簡短演說，說是為了救國救民：
“大位在身，永無息肩之日。故皇帝實為憂勤惕厲之地位，決不可以安富尊榮視之。且歷代皇帝子孫鮮有善果，平時一切學問職業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難期發達，予為救國救民計，犧牲子孫，亦不敢避。”
袁接受帝位後的第二天，12月13日下了一道《禁止反對皇帝令》，令文如下：
“前清遜位，民國成立，予以薄德，受國民之付託，攬統治之大權，惟以救國救民為志願。憂勤惕厲，四載於茲，每念時艱，疚慚何極！近以國民趨向君憲，厭棄共和，本懲前毖後之心，為長治久安之計。迫切呼籲，文電紛陳，僉請改定國體，官吏將士，同此悃忱。舉國一心，勢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應有維持國體之責，一再置詞，人之不諒，旋經代行立法院議定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各省區國民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民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予又何敢執己見而拂民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往借所垂於順天逆天之故，致戒甚嚴。天不可見，見於民心。斷非藐藐之躬，所能強抑。外徵大勢，內審素懷，事與願殊，異常悚懼。從民意則才不足以任重，違民意則理不足以服人，因應胥窮，旁皇竟目。深維好惡同民之義，環顧黎元望治之殷，務策安全，用奠區宇，因思宵小僉壬，何代蔑有，好亂之徒，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背全體國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結為奸，甘為同國之公敵，同種之莠民。在國為逆賊，在家為敗子。蠹國禍家，眾所共棄。國紀具在，勢難姑容。予惟有執法以繩，免害良善。著各省文武官吏剴切曉諭，嚴密訪查，毋稍疏忽，特此通諭知之。此令。”
大總統做了皇帝，副總統怎麼辦呢？黎元洪由武昌入京幽居瀛台後，便以“無智、無能、無為”自處。帝制運動開始，黎更裝聾裝啞，4年9月6日起，黎即不出席參政院，並一再請辭副總統和參政院長職，希望回原籍黃陂休養，這當然不會得到袁的允許。黎知道離北京是辦不到了，乃藉口夫人有病，瀛台過於寒冷，得袁同意遷居到東廠胡同，自11月起，他拒絕受領副總統的薪金和公費，請袁裁撤副總統辦公室，並向參政院諮請辭副總統職。他像個啞巴，對任何人都不開口，從前辛亥起義，他糊里糊塗被擁推出來，那時還“唔……唔……唔……”，“好……好……好……”，這時連這些字眼也沒有了。
12月15日袁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其申令如下。
“光復華夏，肇始武昌，追溯締造之基，實賴山林之啟，所有辛亥首義立功人員，勳業偉大，及今彌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將黎元洪，建節上游，號召東南，拱衛中央，堅苦卓絕，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贛寧之役，督師防剿，厥功尤偉，照《約法》第廿七條特頒榮施，以昭勳烈。黎元洪著冊封武義親王，帶礪山河，與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由這道命令顯示袁的陰險，他不否定建立民國出過力的人功勞，所以他要粉飾帝國與民國並不矛盾，他稱黎元洪為上將，是勾消了他副總統地位；插入贛寧之役，是表示對國民黨的敵視態度，拿新《約法》作為封王的根據，一方面表示他始終遵守民國《約法》，另一方面也使黎覺得是民國榮典而可以接受。
黎元洪的封王命令發表後，袁派內史監阮忠樞、公府顧問舒清阿以道賀為名去窺探黎的態度，阮公然向黎稱呼“王爺”，並且傳達袁的意思，打算加他副元帥和輔國大將軍，黎這位“泥菩薩”實在忍不住了，才吐出六個字：“你們不要罵我！”
19日袁有一令勸黎受封，有“王其祗承，毋許固辭”語，黎的智囊饒漢祥勸黎明哲保身暫受王位，氣得黎從此不和他談話。黎因為冷眼帝觀，看出袁是個極端不講信義的人，接受王位毫無好處，他既沒有勇氣反對帝制，只好堅決拒絕這些偽命。
早在4月9日間，政事堂便會同各部成立了一個“大典籌備處”，由於帝制活動尚未正式行動，所以這個籌備處是不公開的。籌備處處長是由內務總長朱啟鈐兼，處員是梁士詒、周自齊、張鎮芳、楊度、孫毓筠、唐在禮、葉恭綽、曹汝霖、江朝宗、吳炳湘、施愚、顧鰲。總務科主任沈銘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顧鰲、內儀科主任阮忠樞、禮制科主任郭則澐、會計科主任袁乃寬、文牘科主任陳燕昌、警衛科主任張士鈺。
大典籌備處秘密工作了三個月，直到12月19日袁才明令正式成立。
大典籌備處正式成立後，第一項工作是改太和殿為承運殿，原來太和殿一直便是袁任大總統後辦公的地方。殿內圓柱完全漆成紅色，當中八大柱加髹赤金，飾以盤龍雲彩。中和殿更名為禮元殿，保和殿更名為建極殿。皇帝的御座扶背各處一律雕龍，代價達40萬元，上套黃緞繡龍，座褥也是一樣。御座前有雕龍的御案，案的前面排了三座古鼎，三座古爐。御座的後面陳設了九面雕龍嵌寶屏風，屏風的左右兩面是日月寶扇一對。皇帝的龍袍由北京最大的服裝店瑞蚨祥承製，共有兩套，一套祭天時用，一套登極時用。龍袍用赤金線盤織龍袞，通體綴以明珠，嵌上鑽石。此外還有平天冠一頂，四周垂旋，每旋懸珍珠一串，冠簷綴以大珠一粒。
新朝的御璽四寸見方，鐫有“誕膺天命，歷祚無疆”八個字；金印五顆。
袁指定赤色是新朝代表色，以代替遜清的黃色。
關於洪憲稱帝的費用，根據後來護國軍所列媾和條款所載，數目約在6000萬元。但有帳可查的約在3000萬。秘密用出的則不知詳數。這筆費用的由來，有借款，有救國儲金，有各項稅款、鴉片專賣之類。據調查所得：3000萬用途，原定以2000萬為大典專款，以1000萬為登極犒軍之用。自護國事起後，將犒賞軍隊之1000萬移作戰費。而大典籌備之2000萬，尚餘200餘萬由該處中人瓜分。 2000萬分三大類：“甲”、籌安會經費，即運動費約二三百萬，內中用款，收買報館費約30萬，次之則收買名士文章及各省支會之開辦費，各代表之恩給金及電報費，亦屬甚鉅，然亦不過百萬。這所謂二三百萬者，包括楊、孫之報酬金亦均在內。 “乙”、三殿工程費或云270餘萬，或云不足200萬，系袁乃寬經手。 “丙”、登極費：（一）御用品，如龍袍兩襲，一祭天用值50萬元。一登極用值30萬元。此袍全用真金絲織成，遍嵌珠寶，而大東珠系取之清室內庫，尚不在內。禦璽玉質一顆，價值12萬元。又金質御寶五顆已製成，所謂皇帝之寶，大者重50斤，小者重30斤，價值60萬。又禦極寶座40萬。此外借用清室之鑾駕，修理費亦數万，故御用品二百數十萬。 （二）典禮費：如登極用演習國樂之教員、學生冠服費，各衙門人員朝賀之冠服、朝笏費，孔廟之鋪設費（按孔廟內一切桌圍帳幔，本用黃緞，因新朝尚赤，一律改用紅緞，大成殿及兩廡，皆係新制）。還有開國紀念會，中央公園及前門一帶，但以電燈及彩棚電燈牌樓而論，三日共用10餘萬。至各種國旗及彩燈尚在外，故此項在一二百萬左右。 （三）機關費：籌備處人員共400餘人，或發津貼，或發兼薪，一半系專任。薪水之厚達出各部上。此外尚有向清室借來之鑾儀，及內務府贊禮等人員共千餘，每人日薪兩圓，辦公房屋皆裝新式熱水管以御寒，舊有板壁，皆改玻璃，飲食亦極講究。
“袁朝”的國旗準備在五色旗上加紅日一輪，這是表示“五族共戴一君”的含義。
21日特封龍濟光、張勛、馮國璋、薑桂題、段芝貴、倪嗣衝等為一等公，湯薌銘、李純、陸榮廷、朱瑞、趙倜、陳宦、唐繼堯、閻錫山、王占元為一等侯。張錫鑾、朱家寶、張鳴岐、田文烈、靳雲鵬、楊增新、陸建章、孟恩遠、屈映光、齊耀琳、曹錕、楊善德為一等伯。朱慶瀾、張廣建、李厚基、劉顯世為一等子。許世英、戚揚、呂調元、蔡儒楷、段書云、任可澄、龍建章、王揖唐、沈金鑑、何宗蓮、張懷芝、潘榘楹、龍覲光、陳炳焜、盧永祥為一等男。 22日追封趙秉鈞為一等忠襄公，追封徐寶山為一等昭勇伯（又追贈趙秉鈞為上卿，宋教仁為中卿）。計封爵者128人，一二等輕車都尉70餘人。
當封爵之前，內史繕就一張大名單包括各省將軍、巡按使、護軍使、鎮守使、師旅長等擺在“御案”上，袁親手用朱筆按名點圈，五圈者為公爵，一圈者男爵。自民國成立以來，督撫之製已廢，各省將軍地位平等，將軍與巡按使地位亦平等，袁的腦中尚留有督撫制的影子，所以封公封侯，各有等差，又把巡按使比之於藩、臬，因之各省民政長官更不能與武人爭一日之短長了。
22日申令：“永禁太監，內廷改用女官。”
31日申令改明年為“洪憲”元年，元旦起總統府改名為新華宮，總統府收文處改為奏事處，總統府警衛總指揮處改為大內總指揮處。
袁以總統而兼皇帝，實在是不倫不類。可是皇帝還有一個現成的，那就是在故宮中的宣統，人們總是對習慣和觀念不容易變，民國時代，大家都認為袁世凱有力量，是個大人物，可是如果談到做皇帝，大家都又想到了宣統。中國古語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皇！當袁決定接受帝位，頗想封溥儀為懿德親王，這個念頭正在徘徊，恰巧辮帥張勛來電請求保存清室帝號，待舊君以客帝之禮，所以袁這命令便胎死腹中。
滿族親貴中也有投機分子，那是曾任過資政院總裁的溥倫。當帝制醞釀期間，袁曾派袁乃寬向清室交涉廢除帝號、交出儀仗、讓出大內和送繳禦璽等問題，這些要求於遜清小廷簡直是一件大事，因此瑾太妃召集世續等開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會議”，大家把袁世凱恨得入骨入髓，罵他是董卓、是曹操、是司馬懿，然而罵歸罵，問題不能不解決，有人主張遜清對於民國的國體變成帝國一事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至於袁想雀巢鳩占，進據皇宮大內，則無法抗拒，因為國家都讓給了他，還談什麼宮院？在會議上溥倫建議必須明白表示態度，立即移往頤和園，把紫禁城讓給老袁，把儀仗和傳國禦璽也送給老袁，交換袁對保存清帝號和優待清室條件。忠於遜清的王公遺老們，對溥倫的態度很不滿意，可是卻又沒有更好的辦法，因此決定派溥倫為清室代表向參政院宣布：“清室贊成袁做皇帝”的態度。
12月16日清室致參政院的咨文說：
“本日欽奉上諭，前於辛亥年十二月欽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託今大總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旋由國民推舉今大總統監禦統治，民國遂以成立。乃試行四年，不適國情，長此不改，後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據國民請願改革國體，議決《國民代表大會法案》公佈，現由全國國民代表決定君主立憲國體，並推戴今大總統為中華帝國大皇帝，為除舊更新之計，作長治久安之謀，凡我皇室，極表贊成。”
12月18日袁申令說：
“現在國體業經人民決定君主立憲，所有清室優待條件，載在《約法》，永不變更；將來製定憲法時，自應附列憲法，繼續有效！”
袁並且寫了一個親筆的誓約，以保證優待清室條件不會改變。同時為了報答溥倫的擁戴，派他為參政院院長，以代替久不到院辦公而且堅決辭職的黎元洪。同時給溥倫“賞食親王眾俸”以償溥倫請求封王的夙願。
遜清小朝廷沒有搬到頤和園去。因為袁世凱不敢太迫害他的故主，傳國禦璽也沒有拿去，因為這個禦璽是滿漢文合壁，對於“中華帝國”沒有用，只是把皇帝鑾仗取走了。
12月18日還有兩道滑稽命令：
一為“舊侶、耆碩、故人均勿稱臣”：
“以予薄侶、奚足君人。遭時多難，無從息肩，而臨淵履薄，無時去懷。近見各處文電紛紛稱臣，在人以為盡禮，在予實有難安。況今之文武要職，多予舊日之同僚，眷念故侶，情尤難堪。雖四岳五人，曾無代之成見，而聖帝賢王，萬非予所可企及。凡我舊侶及耆碩故人，切勿稱臣。時艱方殷，要在協力謀國，無所儀文末節也。此令。”
一為“滿、蒙、回、藏待遇條件應列入憲法繼續有效”：
“現在國體業經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決定君主立憲，所有滿、蒙、回、藏待遇條件載在《約法》，將來製定憲法時，自應一併列入憲法，繼續有效。此令。”
所謂故人均勿稱臣一節，政事堂把袁的故人列出一個名單，計有舊侶黎元洪、奕劻、世續、載灃、那桐、錫良、周馥七人，有故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四人，有耆碩王闓運、馬湘伯二人。另有“三太”的建議，即王太師、張太傳、徐太保。
12月20日發表申令，以徐世昌等為“嵩山四友”：
“自古創業之主，類皆眷懷故舊，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歡，太史客星之奏，流傳簡冊，異代同符。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皆以德行勳猷，久負重望，在當代為人倫之表，在藐躬為道義之交，雖高躅大年，不復勞以朝請，而國有大故，當就諮詢，既望敷陳，尤資責難，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壯猷，關係至大。茲特頒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堅白首之盟，同寶墨華之壽，以尊國耆，其喻予懷，應如何優禮之處，並著政事堂具議以聞，此令。”
政事堂根據這道命令議決了五項優待辦法：（一）免其稱臣跪拜；（二）賞乘朝輿，到內宮換乘肩輿；（三）皇帝臨朝時，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設矮几賜坐；（四）每人給以歲費2萬元；（五）賞穿特種朝服。
嵩山四友之一徐世昌是不贊成袁稱帝的，他主張寧願讓清帝宣統復辟。早在4年10月間，帝制進行到如火如荼時，他便稱病請假，不到政事堂辦公，他的國務卿職務，袁先命楊士琦代理，10月27日改命陸徵祥代理，12月21日正式任命陸為國務卿。徐原住在總統府內，10月間請病假時，由總統府遷居蝴蝶胡同私邸。他在這期間牢騷特別多，有人問他時局動態時，他經常用一句話來回答：你們最好去問夏內史。當袁接受帝位後，徐世昌也學會了黎元洪那一套裝聾裝啞，不肯辦公。
嵩山四友之二的趙爾巽看見籌安會宣言，擲之於地痛哭不已，他是忠於遜清，不肯再事二姓的，因此力辭清史館長。
嵩山四友的李經羲和張謇，對於洪憲皇帝亦很冷淡，採取貌合神離的態度。
從前漢高祖因為兒子已有嵩山四老所以不敢換太子，可是袁雖封了嵩山四友，這四位“賢人”不要說不肯照顧他的兒子，對老子也不支持。
袁世凱帝制自為一幕戲，是他畢生最糟的一段政治玩意，也是他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歷程，這場戲既不干淨，又非常笨拙，尤其是強奸民意，他父子和楊度一批人自以為天衣無縫，實則西洋鏡立刻被拆穿，因為當時由北京發號施令，要各省勸進，製造民意，結果很多省宣布獨立後立即公佈那些密電，於是袁的笨戲乃為全國人所共曉。
袁時代有很多流行名詞，前面提到過北洋三傑、西山十戾、籌安六君子，後來還有四將軍，是北洋三傑的王士珍（龍）、段祺瑞（虎）、馮國璋（狗）、再加蔭昌、又有四凶是指趙秉鈞、陳宦、朱啟鈐、梁士詒。趙、陳、樑三人前面已陸續交代過他們的來歷，至於朱啟鈐是貴州紫江人，交通系統三巨頭之一（另二人是梁士詒和周自齊），前清舉人出身，和前清軍機大臣瞿鴻禨有戚誼，曾拜徐世昌為義父，徐任東三省總督時朱任蒙古開墾督辦，派往日本北海道考察墾務。錫良繼任東督後，朱奉調津浦路總辦，民國元年任陸徵祥內閣的交通總長後轉任內務總長。袁死後有八大禍首是：楊度、孫毓筠、顧鰲、梁士詒、夏壽田、朱啟鈐、周自濟、薛大可。
八兇之一的薛大可是袁的御用報紙《亞細亞報》的主持人，《亞細亞報》在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文後，曾懸賞3000元徵文駁之，並以20元1000字的鉅額稿酬徵求文稿，但無人應徵，其上海分社在發報的第二天就被炸彈爆炸，後來更一連串被炸。
前面提到過袁的總統府法律顧問日人有賀長雄，袁利用這個日本法學博士來表示外人也贊成中國帝制，何況日本便是君主立憲很有成就的一個國家，為了答謝這位客卿，有籠絡之意，於是袁賞有賀長雄以唐人墨跡，有賀具奏謝恩，自稱外臣：
“外臣酷愛唐人墨跡，拜領之餘，恐惶萬狀。伏維中日親善為二國存亡之所關，亦為世界和平之基礎，外臣仰蒙恩知，備員顧問，進止標的，恆在於是。對於母國，固應確守臣子之分，賣國利外，非外臣所敢為，然事關法律，苟利中國，無害日本，或見共利於中日二國者，必進而明其治理，使其易於實行。因此之故，犯難亡身，亦且不惜，區區人言，更無待論。燕京風土，本與外臣病軀相適，年齒亦正當致力之期，擬即貢其所得，為新朝創業之助。誓致畢身之力，從事於陛下所命之法律事業，以報恩於萬一。”
日本報紙大罵有賀，勸他歸化中國。天津日僑於4年12月23日在大和俱樂部開會，以有賀竟在日本未承認洪憲帝國之前公然執外臣之禮，實屬有玷日人體面，公議開除他的僑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