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儒生開始瞎摻和

漢文帝以後是漢景帝，漢景帝以後是漢武帝，直到武帝初年，大傢伙兒還是習慣性地認為漢朝屬於水德。武帝甚至還進一步發揮，乾脆把劉邦設立天水祠的上邽郡改名為天水郡——三國時期蜀漢大將軍姜維就是天水人，要不是武帝搞了這麼一出，他原本該被稱為上邽人。 一直等到日曆翻到了漢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真正“撥亂反正”的人物才終於出現。當時正擔任太史令的司馬遷和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三個人一起上書給漢武帝，說現在的曆法亂七八糟，尤其咱漢朝得到天下之後還沒有改過“正朔”，所以得重新整頓和編制一下。 對於古代王朝來說，曆法可是大事兒，曆法直接關係到老百姓按季節播種收穫，也直接影響到朝廷對於農業問題的施政方針，而在那時候，農業問題是全社會最根本的問題。那麼“正朔”又是啥呢？一年之首就叫“正”，一月之首就叫“朔”，所謂正朔，就是說曆法以哪一月、哪一天作為一年的開端。傳說夏朝的時候，是以冬至以後第二個月為正月，算一年的開端；商朝給變了，以夏朝曆法的十二月為正月；周朝以夏朝曆法的十一月為正月；秦朝以夏朝曆法的十月為正月——所以這麼改來改去，大概是為了表示咱們跟前朝不同，有新氣象、新曆法吧。

所以按照規矩，漢朝替代了秦朝，也得改個“正朔”，當年劉邦那大老粗想不到這點，也沒人給他提醒，所以沒改，大傢伙兒還是沿用著秦朝的曆法。可那時候天文學和數學都很原始，編成的曆法算定的一年，跟真實的地球繞太陽一圈，也就是“回歸年”多少有點兒差距。一開始差幾分幾秒不算什麼，但這種曆法用的時間長了，就能差出好幾天甚至一兩個月去，直接影響到春播秋收。所以歷代王朝經常會編定新的曆法，一方面調整誤差，一方面也越算越精細。 對於曆法這種大事兒，漢武帝可不敢輕慢，當即准奏，並且叫來了御史大夫兒寬，說就由你牽頭，帶著那三位好好商量商量、計算計算吧，看看新歷該怎麼編，正朔該怎麼定。 於是兒寬和司馬遷幾個人碰面一合計，覺得咱還是別再學商、週、秦三朝，一個月一個月往前推正朔了，這得多麻煩啊，乾脆恢復夏朝正朔。於是他們編定了新的曆法，定名為《太初歷》，武帝全盤接受，並且根據新曆法的名字，把這一年的年號改為太初元年。從此以後，兩千多年過去了，歷代王朝都說定正朔、定正朔，實際上絕大多數情況下，並沒有真的改變過一年的開端，所以咱們現在所用的農曆，都還有著“夏曆”的別名。

《太初歷》的編定，跟咱們這本書的主題關係極深，因為兒寬、司馬遷等人編歷的時候還夾帶了一筆“私貨”進去，那就是徹底“撥亂反正”，把假學術權威張蒼一棍子打倒再踏上一萬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他們上奏漢武帝，重提當年賈誼和公孫臣的建議，要求拋棄水德，改奉土德。武帝跟他太爺爺劉邦不同，是個有文化的君主，也覺得當初張蒼那套鬼話實在編不圓，就此准奏。 但是還有一件麻煩事兒。當時的儒家大宗師董仲舒曾經在他著名的《春秋繁露》一書中提出過一個全新的“三統說”，在《三代改制質文篇》一章中，他說：“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週號，時正赤統……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翻譯成白話就是：“商朝是白色的國統，周朝是紅色的國統，按照《春秋》的說法，如今該有新王朝，是黑色的國統。”

咱們更詳細一點來解釋這個“三統說”吧。按照這種理論，一年分十二個月，對照著天地間的十二種顏色，而其中有三個月最為關鍵，相應的三種顏色便被稱為“三統”。哪三個月最關鍵呢？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三月。 說到這兒，大傢伙兒要問了，無論農曆還是公曆，一年都只有十二個月呀，那第十三個月是從哪兒蹦出來的？原來所謂十三月，是指去除正月（因為夏、商、週、秦，各朝所規定的正月都不相同），而從二月起算，所以十三月其實就代表了一月。這三個月正當冬季，正是萬物蟄伏，即將復甦的時候，象徵著新的正統王朝即將誕生，所以各代的曆法，就都從這三個月裡挑一個當成一年的開端，定為正月。 拉回來說，十一月的顏色是赤色，所以周朝以十一月為正月，就代表了天統，尚赤；十二月的顏色是白色，所以商朝以十二月為正月，就代表了地統，尚白；董老宗師沒提夏朝，但他說了十三月的顏色是黑色，黑色是正統輪替的開端，也就等於承認以一月為正月的夏朝為人統，尚黑。最後他說，根據研究《春秋》所得，新王朝應該正黑統，以一月為正月，尚黑。

就正朔問題而言，他的話跟司馬遷等人的一致，但就德性問題而言，這個三統說天然地跟五德說存在矛盾——黑是水的顏色，“黑統”云云，那就是說漢朝還該是水德呀。估計董老宗師寫那本書的時候，壓根兒不清楚賈誼或者公孫臣要求改德性的文章，或者雖然清楚卻不贊成，所以他是按著當時官方說法來套用的標準答案。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也無非是兩部奇幻小說的設定不同罷了，但在那時候可是了不得的、有關根本路線方針的大事兒。 要知道漢初尊奉的是“黃老學說”。黃就是黃帝，這位神壓根兒就不存在，其實是指尊崇黃帝的方士、陰陽家一脈；老就是老子，其實是指楚地傳統的原始哲學。到了漢武帝這兒，他覺得“黃老”不給力，不能給他好大喜功的開疆拓土提供理論依據，於是就把本來在朝堂上沒多少影響力的儒家又給翻了出來。

武帝先是把儒家的平民政治家公孫弘提拔為丞相，接著又搬出了正在河北鄉下寫書的儒家大宗師董仲舒，把他請去都城長安。董仲舒一番高論，不僅清楚地闡述了從孔子、孟子一脈相承下來的儒學正統，還夾雜了大量自己才編出來的冒牌貨，提出“大一統”“天人感應”，當場就把武帝給聽傻了。說白一點兒，孔子之儒是空想，孟子之儒講王道，董仲舒之儒則徹底把儒家綁在了統一王朝的戰車上，為天子統治全天下編造理論依據。對於這種實用理論，武帝哪有不喜歡的道理呢？ 於是漢武帝當即下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所以對於董老宗師的奇幻設定，漢武帝是不可能視而不見的，他怎麼也得給老先生留點兒面子，不能直截了當地說陰陽家的五德說是對的，儒家的三統說就錯了。那該怎麼辦才好呢？沒關係，武帝雄才大略，他既能接受人為編造的理論，也能自己編造理論，乾脆玩兒一把中庸，把三統說中的正朔和五德說中的服色給糅合起來，編成一門邊緣學科，從此定為官方理論。他在泰山封禪的時候摟草打兔子，順便詔告天下，這才總算使得長時間的爭議告一段落。

說句題外話，馮友蘭先生在裡也提到過這個三統說，還半開玩笑地說：“法西斯主義正黑統，資本主義正白統，共產主義正赤統。” 總之，從漢初就延續下來“漢應水德”的大笑話終於在一百零二年後收場，在漢武帝的威光普照下，確定了漢朝應土德，漢人終於可以脫下保安服，換上黃馬甲了。而儒家的“三統說”終於和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合二為一，標誌著方士、陰陽家們一步步退出歷史舞台，從此推演五德的重任就交給了也逐漸變得神神叨叨的儒生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