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信仰，是不論哪一個民族都有的。在淺演之時固然，即演進較深之後，亦復如此。這是因為：學問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問題，而宗教之所欲解決，則為整個的人生問題。宗教的解決人生問題，亦不是全不顧知識方面的。它在感情方面，固然要與人以滿足。在知識方面，對於當時的人所提出的疑問，亦要與以一個滿意的解答。所以一種宗教，當其興起之時，總是足以解決整個人生問題的。但既興起之後，因其植基於信仰，其說往往不易改變；而其態度亦特別不寬容；經過一定時期之後，遂成為進化的障礙，而被人斥為迷信。
宗教所給與人的，既是當下感情上和知識上的滿足，其教義，自然要隨時隨地而異。一種宗教，名目未變，其教義，亦會因環境而變遷。原始的人，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則。以為凡事都有一個像人一般的東西，有知識，有感情，有意志，在暗中發動主持著。既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則，則視外界一切變化，皆屬可能。所以其視環境，非常之可畏怖。而其視其所祈求的對象，能力之大，尤屬不可思議。有形之物，雖亦為其所崇拜，然其所畏怖而祈求的，大概非其形而為寓於其中的精靈。無形可見之物，怎會令人深信不疑呢？原來古人不知道生物與無生物之別，更不知道動物與植物、人與動物之別，一切都看做和自己一樣，而人所最易經驗到而難於解釋的，為夢與死。明明睡在這裡沒有動，卻有所見，有所聞，有所作為；明明還是這個人，而頃刻之間，有知已變為無知了，安得不相信人身之中，別有一物以為之主？既以為人是如此，就推之一切物，以為都是如此了。這是我們現在，相信人有靈魂；相信天地、日月、山川等，都有神為之主；相信老樹、怪石、狐狸、蛇等，都可以成為精怪的由來。雖然我們現在，已知道自然界的法則了；知道生物與無生物、動物與植物、人與其他動物之別了；然此等見解，根株仍未拔盡。
人類所崇拜的靈界，其實是虛無縹緲的，都是人所想像造作出來的。所以所謂靈界，其實還是人間世界的反映。人類社會的組織變化了，靈界的組織，也是要跟著變化的。我們現在所看得到的，其第一步，便是從部族時代進於封建時代的變化。部族的神，大抵是保護一個部族的，和別一個部族，則處於敵對的地位。所以《左傳》僖公十年說：“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孔子也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到封建時代，各個神靈之間，就要有一個聯繫。既要互相聯繫，其間自然要生出一個尊卑等級來。在此時代，宗教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把神靈分類。 （二）確定每一類之中，及各類之間尊卑等級的關係。我們在古書上看得見的，便是《周官》大宗伯所分的（一）天神，（二）地祗，（三）人鬼，（四）物魁四類。四類相互之間，自然天神最尊，地祗次之，人鬼次之，物魁最下。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風雨等。地祗包括山岳、河海等。但又有一個總天神和總地祗。人鬼：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祖宗。其餘一切有功勞、有德行的人，也都包括在內。物魁是列舉不盡的。天神、地祗、人鬼等，都是善性居多。物魁則善惡無定。這是中國人最普通的思想，沿襲自幾千年以前的。宗教發達到這一步，離一般人就漸漸地遠了。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禮記·王制》），和一般人是沒有關係的。季氏旅於泰山，孔子就要譏其非禮了（《論語·八佾》），何況平民？昊天上帝之外，還有主四時化育的五帝：東方青帝靈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怒，主夏長。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汁光紀，主冬藏。中央黃帝含樞紐，則兼主四時化育。每一朝天子的始祖，據說實在是上帝的兒子。譬如周朝的始祖后稷，他的母親姜嫄，雖說是帝嚳之妃，后稷卻不是帝嚳的兒子。有一次，姜嫄出去，見一個大的足印。姜螈一隻腳，還不如他一個拇指大。姜嫄見了，覺得奇怪。把自己的腳，在這足印裡踏踏看呢。一踏上去，身體就覺得感動。從此有孕了。生了一個兒子，就是后稷。又如商朝的始祖契。他的母親簡狄，也是帝嚳之妃，然而契也不是帝窖的兒子。簡狄有一次，到河裡去洗澡，有一隻玄鳥，掉下一個卵來。簡狄取來吞下去，因此有孕了。後來就生了契。這個謂之“感生”（見《詩·生民》及《玄鳥》。《史記·殷周本紀》述契、后稷之生，即係《詩說》。《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玄謂天有六，即五帝和昊天上帝耀魄寶。可看《禮記·祭法疏》，最簡單明了。五帝之名，雖出緯候，然其說自系古說。所以《禮記·禮運》：“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已經把天和帝分說了）。契、稷等因係上帝之子，所以其子孫得受命而為天子。按諸“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之義，自然和平民無涉的，用不著平民去祭。其餘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而且是“民所取材用”的（《禮記·祭法》），雖和人民有關係。然因尊卑等級，不可紊亂之故，也就輪不著人民去祭了。宗教發達到此，神的等級愈多，上級的神，威權愈大，其去一般人卻愈遠，正和由部族之長，發展到有諸侯，由列國並立的諸侯，進步到一統全國的君主，其地位愈尊，而其和人民相去卻愈遠一樣。
人，總是實際主義的。所敬畏的，只會是和自己切近而有關係的神。日本田崎仁義所著《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製度》說：古代宗教思想，多以生物之功，歸之女性；又多視日為女神。中國古代，最隆重的是社祭（《禮記·郊特牲》說：“惟為社事，單出裡。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粢盛。”單同殫）。而這所謂社，則只是一地方的土神（據《禮記·祭法》，王、諸侯、大夫等，均各自立社），並不是與天神相對的后土。 《易經·說卦傳》離為日，為中女。和《淮南子》，以生日馭日的羲和為女神（《山海經·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天文訓》：“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而《禮記·郊特牲》說，郊之祭，乃所以迎“長日之至”。可見以郊祭為祭天，乃後起之事，其初只是祭日；而祭日與祭社，則同是所以報其生物之功。後來雖因哲學觀念的發達，而有所謂蒼蒼者天，摶摶者地，然這整個的天神和整個的地神，就和人民關係不切了，雖沒有政治上“天子祭天地”的禁令，怕也不會有什麼人去祭它的。日月星辰風雨等，太多了，祭不勝祭；亦知道其所關涉者廣，用不著一地方去祭它。只有一地方的土神，向來視為於己最親的，其祭祀還相沿不廢。所以歷代以來，民間最隆重的典禮是社祭，最熱鬧的節場是作社。還有所謂八蜡之祭，是農功既畢之後，舉凡與農事有關之神，一概祭饗它一次（見《郊特牲》）。又古代視萬物皆有神，則有所謂中霤，有所謂門，有所謂行，有所謂戶，有所謂灶（均見《祭法》），此等崇拜，倒也有殘留到後世的。又如古代的司命，是主人的生死的（司命亦見《祭法》。《莊子·至樂》雲：“莊子之楚，見髑髏而問之。夜半，髑髏見夢。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知古謂人生死，皆司命主之）。後世則說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所以南北斗去人雖遠，倒也有人崇拜它。諸如此類，悉數難終。總之於人有切近的關係的，則有人崇拜，於人無切近的關係的，則位置雖高，人視之，常在若有若無之間。現在人的議論，都說：一神教比多神教進化，中國人所崇拜的對象太雜，所以其宗教，還是未甚進化的。其實不然。從前俄國在專制時代，人民捐一個錢到教堂裡去，名義上也要以俄皇的命令允許的。這和佛教中的阿彌陀佛有一個人皈依他，到臨死時，佛都自己來接引他到淨土去一樣。中國的皇帝，向來是不管小事的，所以反映著人間社會而成的靈界組織，最高的神，亦不親細務。假使中國宗教上的靈界組織，是以一個大神，躬親萬事的，中國人也何嘗不會專崇拜這一個神？然而崇拜北斗，希冀長生，和專念阿彌陀佛，希冀往生淨土的，根本上有什麼區別呢？若說一神教的所謂一神，只是一種自然力的象徵，所以崇拜一神教的，其哲學上的見地，業已達於泛神論了，要比多神教高些。則崇拜一神教的，都是當他自然力的象徵崇拜的麼？老實說：泛神論與無神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懂得泛神論的，也就懂得無神的意義，不會再有現在宗教家的頑固見解了。
較神的迷信進一步的，則為術。術數二字，古每連稱，其實二者是不同的，已見上章。術之起源，由於因果的誤認。如說做一個木人，或者束一個草人，把他當做某人，用箭去射他，就會使這個人受傷。又如把某人貼身之物，加以破壞，就能使這個人受影響之類。萇弘在周朝，把狸首象徵不來的諸侯去射它，以致為晉人所殺（見《史記·封禪書》）。豫讓為趙襄子所擒，請襄子之衣，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就是此等見解。凡厭勝咒詛之術，均自此而出。又有一種，以為此地的某種現象，與彼地的某種現象；現在的某種現象，和將來的某種現象，有連帶關係的。因欲依據此時此地的現象，以測知彼時彼地的現象，是為占卜之術所自始。此等都是所謂術。更進一步則為數。 《漢書·藝文志》說形法家之學道：“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全然根據於目可見、身可觸的物質，以說明現象的原因，而否認目不可見的神秘之說，卓然是科學家的路徑。惜乎這種學派中人，亦漸漸地枉其所信，而和術家混合為一了。 《漢志·術數略》，共分六家：曰天文、曰歷譜、曰五行、曰蓍龜、曰雜佔、曰形法。蓍龜和雜佔，純粹是術家言。天文、歷譜、五行、形法都饒有數的意味，和術家混合了，為後世星相之學所自出。
中國古代所崇拜的對象，到後世，都合併起來，而被收容於道教之中。然所謂道教，除此之外，尚有一個元素，那便是神仙家。當春秋戰國時，就有所謂方士者，以不死之說，誑惑人主。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問於晏子，說“古而無死，其樂何如”？古代無論哲學、宗教，都沒有持不死之說的，可見景公所問，為受神仙家的誑惑了。此後齊威宣王、燕昭王，亦都相信它（見於《史記·封禪書》），而秦始皇、漢武帝信之尤篤，其事為人人所知，無煩贅述了。事必略有徵驗，然後能使人相信。說人可不死，是最無徵驗的。齊景公等都係有為之主，何以都為所蠱惑呢？以我推測，因燕齊一帶，多有海市。古人明見空中有人物城郭宮室，而不知其理，對於神仙之說，自然深信不疑了。神仙家，《漢志》列於方技，與醫經、經方、房中並列。今所傳最古的醫書《素問》，中亦多載方士之言。可見方士與醫藥，關係甚密。想藉修煉、服食、房中等術，以求長生，雖然誤繆，要不能視為迷信。然此派在漢武時，就漸漸的和古代的宗教混合了。漢武時，所謂方士，實分兩派：一派講煉丹藥，求神仙，以求長生。一派則從事祠祭以求福。其事具見於《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 《郊祀志》所載各地方的山川，各有其當祭之神，即由獻其說的方士主持。此乃古代各部族的宗教，遺留到後世的。所載，某水某山有某神，當用何物祠祭，疑即此等方士所記載。此派至元帝后，多被廢罷；求神仙一派，亦因其太無效驗，不復為時主所信，乃轉而誑惑人民。其中規模最大的，自然是張角。次之則是張魯。他們也都講祠祭。但因人民無求長生的奢望，亦無煉金丹等財力（依《抱朴子》講，當時方士煉丹，所費甚鉅。葛洪即自憾無此資財，未能從事），所以不講求神仙，而變為以符咒治病了。符咒治病，即是祝由之術，亦古代醫術中的一科。其牽合道家之學，則自張魯使其下誦習《老子》五千言始。張魯之道，與老子毫無干涉，何以會使人誦習《老子》呢？依我推測，大約因漢時以黃、老並稱，神仙家自託於黃帝，而黃帝無書，所以牽率及於老子。張魯等的宗教，有何理論可講？不過有一部書，以資牽合附會就夠了，管什麼實際合不合呢？然未幾，玄學大興，《老子》變為時髦之學，神仙家誑惑上流社會的，亦漸藉其哲理以自文。老子和所謂方士，所謂神仙家，就都生出不可分離的關係來了。此等雜多的迷信，旁薄鬱積，畢竟要匯合為一的。享其成的，則為北魏時的寇謙之。謙之學張魯之術，因得崔浩的尊信，言於魏明元帝而迎之，尊之為天師，道教乃成為國家所承認的宗教，儼然與儒釋並列了。此事在民國紀元前1489年，公元423年（劉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後世談起道教來，均奉張陵為始祖。陵乃魯之祖父。據《後漢書》說：陵客蜀，學道於鵠鳴山中。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然其事並無證據。據《三國志》《注》引《典略》，則為五斗米道的，實係張修。修乃與魯並受命於劉焉，侵據漢中，後來魯又襲殺修而併其眾的。魯行五斗米道於漢中，一時頗收小效。疑其本出於修，魯因其有治效而沿襲之，卻又諱其所自出，而自託之於父祖。歷史，照例所傳的，是成功一方面的人的話，張陵就此成為道教的始祖了。
從外國輸入的宗教，最有權威的，自然是佛教。佛教的輸入，舊說都以為在後漢明帝之世。說明帝夢見金人，以問群臣，傅毅對以西方有聖人，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於洛城西。此乃因其說見於《魏書·釋老志》，以為出於正史之故。梁啟超作《佛教之初輸入》，考此說出於西晉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經》，其意乃欲援釋入道，殊為妖妄。然《魏書》實未以金人入夢，為佛教入中國之始。據《魏書》之意，佛教輸入，當分三期：（一）匈奴渾邪王降，中國得其金人，為佛教流通之漸。 （二）張騫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三）乃及明帝金人之夢。金人實與佛教無涉。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經，事若確實，當可稱為佛教輸入之始。元壽元年，為民國紀元前1913年，即西曆公元前2年。然則佛教輸入中國，實在基督誕生後兩年了（基督降生，在紀元前4年。西人因紀年行用已久，遂未改正）。據《後漢書》所載，光武帝子楚王英，業已信佛，可見其輸入必不在明帝之世。秦景憲與秦景，當即一人。此等傳說中的人物，有無尚不可知，何況確定其名姓年代？但大月氏為佛教盛行之地；漢與西域，交通亦極頻繁，佛教自此輸入，理有可能。梁啟超以南方佛像塗金；《後漢書·陶謙傳》，說謙使笮融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融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屠像，疑佛教本自南方輸入。然此說太近臆測。即謂其係事實，亦不能斷定其輸入在北方之先。梁氏此文，破斥舊說之功甚大，其所建立之說，則尚待研究。柳詒徵《梁氏佛教史評》，可以參看。佛教的特色：在於（一）其說輪迴，把人的生命延長了，足以救濟中國舊說，（甲）限善報於今世及其子孫，及（乙）神仙家飛升屍解等說的太無徵驗，而滿足人的慾望。 （二）又其宗旨偏於出世，只想以個人的修養，解脫苦痛，全不參加政治鬥爭。在此點，佛教與張角、張魯等，大不相同。所以不為政治勢力所摧殘，而反為其所扶植。 （三）中國是時，尚缺乏統一全國的大宗教。一地方一部族之神，既因其性質褊狹而不適於用，天子所祭的天地等，亦因其和人民相去遠了，而在若無若有之間。張角、張魯等的宗教運動，又因其帶有政治鬥爭性質；且其教義怕太淺，而不足以饜上中流社會之望；並只適於秘密的結合，而不宜於平和的傳布，不能通行。只有佛教，既有哲理，又說福報，是對於上中下流社會都適宜的。物我無間，冤親平等，國界種界尚且不分，何況一國之中，各地方各民族等小小界限？其能風行全國，自然無待於言了。至佛教的哲理方面，及其重要宗派，上章已略言之，今不贅述。
把一個中空的瓶拋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進去了。這是先入為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國亦然。佛教輸入時，中國的宗教界，尚覺貧乏，所以佛教能夠盛行。佛教輸入後，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輸入中國的雖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風行無阻。其和中國文化的關係亦較淺。
佛教以外，外國輸入的宗教，自以回教為最大。此教緣起，人人知之，無待贅述。其教本名伊思蘭，在中國則名清真，其寺稱清真寺。其經典名《可蘭》。原來為阿剌伯文，非其教中有學問的人不能讀；而其譯本及教中著述，流佈於社會上的很少；所以在中國，除教徒外，罕有了解回教教義的。又回教教規，極為嚴肅。教徒生活，與普通人不甚相合。所以自元代盛行輸入以來，已曆七百年，仍不能與中國社會相融化。現在中國信奉回教的人，約有五千萬。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實甚多，然人皆稱為回族，儼然因宗教而結合成一個民族了。因宗教而結合成一個民族，在中國，除回教之外，是沒有的。
中國人稱伊思蘭教為回教，乃因其為回紇人所信奉而然。然回紇在漠北，實本信摩尼教。其信伊思蘭教，乃走入天山南路後事。摩尼教原出火教。火教為波斯國教，中國稱為胡天。又造祆字，稱為祆教（其字從示從天，讀他煙切。或誤為從夭，讀作於兆切，就錯了）。火教當南北朝時，傳至蔥嶺以東，因而流入中國。然信奉它的，只有北朝的君主。唐朝時，波斯為大食所滅，中亞細亞亦為所據，火教徒頗有東行入中國的，亦未和中國社會，發生甚麼影響。摩尼教則不然。唐朝安史亂後，回紇人多入中國，其教亦隨之而入。自長安流行及於江淮。武宗時，回紇敗亡，會昌五年（西曆845年，民國紀元前1067年），中國乃加以禁斷。然其教流行至南宋時仍不絕。其人自稱為明教。教外人則謂之吃菜事魔，以其教徒均不肉食之故。按宗教雖似專給人以精神上的慰安，實則仍和現實生活有關係。現實生活，經濟問題為大。流行於貧苦社會中的宗教，有教人團結以和現社會相鬥爭的，如太平天國所創的上帝教，實行均田和共同生活之法是。有教教徒自相救卹，對於現社會的組織，則取放任態度的，如張魯在漢中，教人作義合，置米肉其中，以便行人；令有小過者修路；禁酒，春夏禁殺；明教徒戒肉食，崇節儉，互相救卹是。入其教的，生活上既有實益，所以宋時屢加禁斷，不能盡絕。然社會秩序未能轉變時，與之鬥爭的，固然不免滅亡；即欲自成一團體，獨立於現社會組織之外的，亦必因其和廣大的社會秩序不能相容，而終遭覆滅。所以到元朝以後，明教也就默默無聞了。張魯之治漢中，所以能經歷數十年，乃因其政治尚有規模，人民能與之相安，並非由其教義，則明教的流行較久，亦未必和其教義有甚關係了。火教及摩尼教流行中國的歷史，詳見近人陳垣所撰《火祆教入中國考》。
基督教入中國，事在民國紀元前1274年（公元638年，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波斯人阿羅本（Olopen），始賚其經典來長安。太宗許其建寺，稱為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為大秦寺。其教在當時，稱為景教。德宗時，寺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見其事的始末。蒙古時，基督教又行輸入。其徒謂之也裡可溫。陳垣亦有考。元時，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復絕。直到明中葉後，才從海路復行輸入。近代基督教的輸入，和中國衝突頗多。推其源，實出於政治上的誤解。基督教的教義，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國的風俗，是衝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規亦何嘗不和中國風俗有異同？況近代基督教初輸入時，是並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啟、李之藻輩，並非不了解中國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義和中國傳統的風俗習慣，實不相容，他們豈肯因崇信科學之故，把民族國家，一齊犧牲了？當時時反對西教的，莫如楊光先。試看他所著的《不得已書》。他說：他們“不婚不宦，則志不在小”。又說：“其製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說：他們著書立說，謂中國人都是異教的子孫。萬一他們蠢動起來，中國人和他相敵，豈非以子弟敵父兄？又說：“以數万裡不朝不貢之人，來不稽其所從來，去不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止不關防。十三省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百餘年後，將有知餘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斷言：“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原來中國歷代，軍政或者廢弛，至於軍械，則總是在外國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堅砲利，中國才自愧弗如。而中國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艱苦卓絕的精神，又非其所了解。自然要生出疑忌來了。這也是在當日情勢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為怪，然攻擊西教士的雖有，而主張優容的，亦不在少數。所以清聖祖初年，雖因光先的攻擊，湯若望等一度獲罪，然教禁旋复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於中國文化，裨益實非淺鮮。此亦可見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無甚衝突了。教禁之起，實由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聽別派教士的話，以不禁中國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為不然，派多羅（Tourmon）到中國來禁止。此非但教義與中國相隔閡，亦且以在中國傳教的教士，而受命於外國的教皇，亦非當時中國的見解，所能容許。於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後，遂將教徒一律安置澳門；各省的天主堂，盡行改為公廨了。自此以後，至五口通商後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國，遂變為秘密傳播的宗教。中國人既不知道它的真相，就把向來秘密教中的事情，附會到基督教身上：什麼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婦女，本師投以藥餌，使之雉鳴求牡咧。種種離奇怪誕之說，不一而足，都釀成於此時。五口通商以後，（一）中國人既懷戰敗之忿，視外國的傳教，為藉兵力脅迫而成。 （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詞訟為護符，魚肉鄉里。 （三）就是外國教士，也有倚勢妄為，在中國實施其敲詐行為的（見嚴復譯英人宓克所著《中國教案論》）。於是教案迭起，成為交涉上的大難題了。然自庚子事變以後，中國人悟盲目排外之無益，風氣翻然一變，各省遂無甚教案。此亦可見中國人對於異教的寬容了。
基督教原出猶太。猶太教亦曾輸入中國。謂之一賜樂業教。實即以色列的異譯。中國謂之挑筋教。今存於河南的開封。據其教中典籍所記，其教當五代漢時（民國紀元前965至962，公元947至950年），始離本土，至宋孝宗隆興元年（民國紀元前749，公元1163年），始在中國建寺。清聖祖康熙四十一年，有教徒二三千人。宣宗道光末，存者止三百餘。宣統元年二百餘。民國八年，止有一百二十餘人。初來時凡十七姓，清初，存者止有七姓了。詳見陳垣《一賜樂業教考》。
社會變亂之際，豪傑之士，想結合徒黨，有所作為的，亦往往藉宗教為工具。如前代的張角、孫恩，近代的太平天國等都是。此特其犖犖大者，其較小的，則不勝枚舉。此等宗教，大率即係其人所創造，多藉當時流行之說為資料。如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蒼，疑當作赤，為漢人所諱改），系利用當時五行生勝之說；白蓮教依托佛教；上帝教依託基督教是。然此實不過借為資料（利用其業已流行於社會），其教理，實與其所依附之說，大不相同。其支離滅裂，往往使稍有智識之人，聞之失笑。上帝教和義和團之說，因時代近，傳者較多，稍一披覽，便可見得。然非此不足以煽動下流社會中人。我們現在的社會，實截然分為兩橛。一為上中流知識階級，一為下流無知識階級。我們所見，所聞，所想，實全與廣大的為社會基礎的下層階級相隔絕。我們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沒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會，即由於此。不可不猛省。
中國社會，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此由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間而不在別一世界之故。因此，教會之在中國，不能有很大的威權。因此，我們不以宗教問題和異族異國，起無謂的爭執。此實中國文化的一個優點。現今世界文化進步，一日千里。宗教因其性質固定之故，往往成為進化的障礙。若與之爭鬥，則又招致無謂的犧牲，歐洲的已事，即其殷鑑。這似乎是文化前途一個很大的難題。然實際生活，總是頑強的觀念論的強敵。世界上任何宗教，其教義，總有幾分禁慾性的，事實上，卻從沒看見多數的教徒，真能脫離俗生活。文化愈進步，人的生活情形，變更得愈快。宗教阻礙進步之處，怕更不待以乾戈口舌爭之了。這也是史事無復演，不容以舊眼光推測新變局的一端。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