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的一個大進步。 （一）有語言，然後人類能有明晰的概念。 （二）有語言，然後這一個人的意思，能夠傳達給那一個人。而（甲）不須人人自學，（乙）且可將個人的行為，化作團體的行為。單有語言，還嫌其空間太狹，時間太短，於是又有文字，賦語言以形，以擴充其作用。總之，文字語言，是在空間上和時間上，把人類聯結為一的。人類是非團結不能進化的，團結的範圍愈廣，進化愈速，所以言語文字，實為文化進化中極重要的因素。
以語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語言，這是在語言文字，發達到一定階段之後看起來是如此。在語言文字萌芽之始，則並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勢。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勢。中國文字中的“看”字，義為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勢語的遺跡。與語言同表一種意象的，則有圖畫。圖畫簡單化，即成像形文字。圖畫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語言的。所以像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讀音。圖畫更無論了。到後來，事物繁複，身勢不夠表示，語言乃被迫而增加。語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圖畫及象形文字，則不能為無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數極為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語言表示，業已成為習慣，於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語言。文字既改為代表語言，自可用表示聲音之法造成，而不必專於象形，文字就造的多了。
中國文字的構造，舊有六書之說。即（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六者之中，第五種為文字增加的一例，第六種為文字減少的一例，只有前四種是造字之法。許慎《說文解字·序》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按許氏說倉頡造字，又說倉頡是黃帝之史，這話是錯的。其餘的話，則大概不錯。字是用文拼成的，所以文在中國文字中，實具有字母的作用（舊說謂之偏旁）。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中，只有像形一種是文，餘三種都是字。象形就是畫成一種東西的形狀，如、、、（此字須橫看。，《說文》：“象臂脛之形。”按此所畫係人的側面，而又略去其頭未畫。，上系頭，中係兩臂，小孩不能自立，故下肢並而為一。，《說文》：“像人形。”按此係人的正面形，而亦略畫其頭。只有子字是連頭畫出的。按畫人無不畫其頭之理，畫人而不畫其頭，則已全失圖畫之意矣。於此，可悟象形文字和圖畫的區別）等字是。 （一）天下的東西，不都有形可畫。 （二）有形可畫的，其形亦往往相類。畫得詳細了，到足以表示其異點，就圖畫也不能如此其繁。於是不得不略之又略，至於僅足以略示其意而止。倘使不加說明，看了它的形狀，是萬不能知其所指的。即或可以猜測，亦必極其模糊。此為像形文字與圖畫的異點。象形文字所以能脫離圖畫而獨立者以此。然如此，所造的字，決不能多。指事：舊說是指無形可像的事，如人類的動作等。這話是錯的。指，就是指定其所在。事物二字，古代通用。指事，就是指示其物之所在。 《說文》所舉的例，是上下二字。衛恆《四體書勢》說“在上為上，在下為下”，其語殊不可解。我們看《周官》保氏《疏》說“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才知道《四體書勢》，實有脫文。 《說文》中所載古文二字，乃係省略之形。其原形當如篆文作。一畫的上下係人字，借人在一畫之上，或一畫之下，以表示上下的意思（這一畫，並非一二的一字，只是一個界畫。《說文》中此例甚多）。用此法，所造的字，亦不能多。會意的會訓合。會意，就是合兩個字的意思，以表示一個字的意思。如《說文》所舉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之類。此法所造的字，還是不能多的。只有形聲字，原則上是用兩個偏旁，一個表示意義，一個表示聲音。凡是一句話，總自有其意義，亦自有其聲音的。如此，造字的人，就不必多費心思，只要就本語的意義，本語的聲音，各找一個偏旁來表示它就夠了。造的人既容易，看的人也易於了解。而且其意義，反較象形、指事、會意為確實。所以有形聲之法，而“文字之用，遂可以至於無窮”。轉注：《說文》所舉的例，是考老二字。聲音相近，意義亦相近。其根源本是一句話，後來分化為兩句的。語言的增加，循此例的很多。文字所以代表語言，自亦當跟著語言的分化而分化。這就是昔人的所謂轉注（夥多兩字，與考老同例）。假借則因語言之用，以聲音為主。文字所以代表語言，亦當以聲音為主。語文合一之世，文字不是靠眼睛看了明白的，還要讀出聲音來。耳朵聽了（等於聽語言），而明白其意義。如此，意義相異之語，只要聲音相同，就可用相同的字形來代表它。於是（一）有些字，根本可以不造。 （二）有些字，雖造了，仍廢棄不用，而代以同音的字。此為文字之所以減少。若無此例，文字將繁至不可勝識了。六書之說，見於許《序》及《漢書·藝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周官》保氏《注》引鄭司農之說（作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昔人誤以為造字之法，固屬大謬。即以為保氏教國子之法，亦屬不然。教學童以文字，只有使之識其形，明其音義，可以應用，斷無涉及文字構造之理。以上所舉六書之說，當系漢時研究文字學者之說。其說是至漢世才有的。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當與《漢書·藝文志》所說太史以六體試學童的六體是一，乃係字的六種寫法，正和現在字的有行、草、篆、隸一樣（《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論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十八字，定係後人竄入。惟保氏六書和太史六體是一，所以說亦著其法，若六書與六體是二，這亦字便不可通了）。以六書說中國文字的構造，其實是粗略的（讀拙撰《字例略說》可明。商務印書館本），然大體亦尚可應用。舊時學者的風氣，本來是崇古的；一般人又誤以六書為倉頡造字的六法。造字是昔時視為神聖事業的，更無人敢於置議。其說遂流傳迄今。 《荀子·解蔽篇》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可見倉頡只是一個會寫字的人。然將長於某事的人，誤認作創造其事的人，古人多有此誤（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世本·作篇》即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已駁其繆。見《詩·何人斯》《疏》）。因此，生出倉頡造字之說。漢代緯書，皆認倉頡為古代的帝皇（見拙撰《中國文字變遷考》第二章，商務印書館本）。又有一派，因《易經·繫辭傳》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蒙上“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認為上古聖人，即是黃帝。司記事者為史官，因以倉頡為黃帝之史。其實二者都是無稽的。還有《尚書》偽孔安國《傳序》，以三墳為三皇之書，五典為五帝之典，而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就說文字起於伏羲時，那更是無據之談了。
文字有形、音、義三方面，都是有變遷的。形的變遷，又有改變其字的構造，和筆劃形狀之異兩種，但除筆劃形狀之異一種外，其餘都非尋常人所知（字之有古音古義，每為尋常人所不知。至於字形構造之變，則新形既行，舊形旋廢，人並不知有此字）。所以世俗所謂文字變遷，大概是指筆劃形狀之異。其大別為篆書、隸書、真書、草書、行書五種。
一、篆書是古代的文字，流傳到秦漢之世的。其文字，大抵刻在簡牘之上，所以謂之篆書（篆就是刻的意思）。又因其字體的不同，而分為（甲）古文，（乙）奇字，（丙）大篆，（丁）小篆四種。大篆，又稱為籀文。 《漢書·藝文志》，小學家有《史籀》十五篇。自註：“周宣王太史作。”《說文解字·序》：“《史籀》者，週時史官教學童書也。”又說：“《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复頗異，所謂秦篆者也。”然則大篆和小篆，大同小異。現在《說文》所錄籀文二百二十餘，該就是其相異的。其餘則與小篆同。小篆是秦以後通行的字。大篆該是周以前通行的字。至於古文，則該是在大篆以前的。即自古流傳的文字，不見於《史籀》十五篇中的。奇字即古文的一部分。所不同者，古文能說得出他字形構造之由，奇字則否。所謂古文，不過如此。 《漢書·藝文志》、《景十三王傳》、《楚元王傳》載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都說魯恭王壞孔子宅，在壁中得到許多古文經傳。其說本屬可疑。因為（一）秦始皇焚書，事在三十四年。自此至秦亡，止有七年。即下距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亦只有二十三年。孔壁藏書，規模頗大，度非一二人所為。不應其事遂無人知，而有待於魯恭王從無意中發現。 （二）假使果有此事，則在漢時實為一大事。何以僅見於《漢書》中這三處，而他書及《漢書》中這三處以外，絕無人提及其事（凡歷史上較重大之事，總和別的事情有關係的，也總有人提及其事，所以其文很易散見於各處）。此三處：《魯恭王傳》，不將壞孔子宅之事，接敘於其好治宮室之下，而別為數語，綴於傳末，其為作傳時所無有（傳成之後，再行加綴於末），顯而易見。 《移讓太常博士》，本系劉歆所說的話。 《藝文志》也是以劉歆所做的《七略》為本的。然則這兩篇，根本上還是劉歆一個人的話。所以漢代得古文經一事，極為可疑。然自班固以前，還不過說是得古文經；古文經的本子、字句，有些和今文經不同而已，並沒有說古文經的字，為當時的人所不識。到王充作《論衡》，其《正說篇》，才說魯恭王得百篇《尚書》，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 《尚書·偽孔安國傳序》，則稱孔壁中字為蝌蚪書。謂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孔安國據伏生所傳的《尚書》，考論文義（意謂先就伏生所傳各篇，認識其字，然後再用此為根據，以讀其餘諸篇），才能多通得二十五篇。這純是以意揣度的野言，古人並無此說。凡文字，總是大眾合力，於無形中逐漸創造的，亦總是大眾於無形之間，將其逐漸改變的。由一人制定文字，頒諸公眾，令其照用，古無此事。亦不會兩個時代中，有截然的異同，至於不能相識。
二、篆書是圓筆，隸書是方筆。隸書的初起，因秦時“官獄多事”（《漢志》語。官指普通行政機關，獄指司法機關），“令隸人佐書”（《四體書勢》語），故得此名。徒隸是不會寫字的人，畫在上面就算，所以筆劃形狀，因此變異了。然這種字寫起來，比篆書簡便得多，所以一經通行，遂不能廢。初寫隸書的人是徒隸，自然畫在上面就算，不求美觀。既經通行，寫的人就不僅徒隸了。又漸求其美觀。於是變成一種有挑法（亦謂之波磔）的隸書。當時的人，謂之八分書。帶有美術性質的字，十之八九都用它。
三、其實用的字，不求美觀的，則仍無挑法，謂之章程書。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正書。所以八分書是隸書的新派，無挑法的系隸書的舊派。現在的正書，系承接舊派的，所以現在的正書，昔人皆稱為隸書。王羲之，從來沒有看見他寫一個八分書，或者八分書以前的隸字，而《晉書》本傳，卻稱其善隸書。
四、正書，亦作真書，其名係對行草而立。草書的初起，其作用，當同於後來的行書，是供起草之用的。 《史記·屈原列傳》說：楚懷王使原造憲令，草藁未上，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所謂草藁，就是現在所謂起草。草藁是只求自己認得，不給別人看的，其字，自然可以寫得將就些。這是大家都這樣做的，本不能算創造一種字體，自更說不上是誰所創造。到後來，寫的人，不求其疾速，而務求其美觀。於是草書的字體，和真書相去漸遠。導致只認得真書的人，不能認得草書。於是草書距實用亦漸遠。然自張芝以前，總還是一個一個字分開的。到張芝出，乃“或以上字之下，為下字之上”，其字竟至不可認識了。後人稱一個一個字分開的為章草，張芝所創的為狂草。
五、狂草固不可用，即章草亦嫌其去正書稍遠。 （甲）學的人，幾乎在正書之外，又要認識若干草字。 （乙）偶然將草稿給人家看，不識草字的人，亦將無從看起（事務繁忙之後，給人家看的東西，未必一定能謄真的）。草書至此，乃全不適於實用。然起草之事，是決不能沒有的。於是另有一種字，起而承其乏，此即所謂行書。行書之名，因“正書如立，行書如行”而起。其寫法亦有兩種：（子）寫正書的人，把它寫得潦草些，是為真行。 （醜）寫草書的人，把它寫得凝重些，是為行草（見張懷瓘《書議》）。從實用上說，字是不能沒有真草兩種，而亦不能多於真草兩種的。因為看要求其清楚，寫要求其捷速；若多於真草兩種，那又是浪費了（孟森說）。中國字現在書寫之所以煩難，是由於都寫真書。所以要都寫正書，則由於草書無一定的體式。草書所以無一定的體式，則因字體的變遷，都因美術而起。美術是求其多變化的，所以字體愈寫愈紛歧。這是因向來講究寫字的人，多數是有閒階級；而但求應用的人，則根本無暇講究寫字之故。這亦是社會狀況所規定。今後社會進化，使用文字的地方愈多。在實用上，斷不能如昔日僅恃潦草的正書。所以製定草體，實為當務之急。有人說：草體離正書太遠了，幾乎又要認識一種字，不如用行書。這話，從認字方面論，固有相當的理由。但以書寫而論，則行書較正書簡便得沒有多少。現在人所寫潦草的正書，已與行書相去無幾。若求書寫的便利，至少該用行草。在正書中，無論筆劃如何繁多的字，在草書裡，很少超過五畫的。現在求書寫的便利，究竟該用行書，還該用草書，實在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至於簡筆字，則是不值得提倡的。這真是徒使字體紛繁，而書寫上仍簡便得有限（書寫的煩難，亦由於筆劃形狀的工整與流走，不盡由於筆劃的多少）。
中國現在古字可考的，仍以《說文》一書為大宗。此書所載，百分之九十幾，系秦漢時通行的篆書。週以前文字極少。週以前的文字，多存於金石刻中（即昔人刻在金石上的文字），但其物不能全真，而後人的解釋，亦不能保其沒有錯誤。亡清光緒二十四五年間，河南安陽縣北的小屯，發見龜甲、獸骨，其上有的刻有文字。據後人考證，其地即《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殷墟。認其字為殷代文字。現在收藏研究的人甚多。但自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合作發掘以前所發現之品，偽造者極多（詳見《安陽發掘報告書》第一期所載《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及《田野考古報告》第一期所載《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又吳縣所出《國學論衡》某冊所載章炳麟之言，及《制言雜誌》第五十期章炳麟《答金祖同論甲骨文第二書》）。所以在中央研究院發掘所得者外，最好不必信據，以昭謹慎。
古人多造單字，後世則單音語漸變為複音，所增非複單音的字，而是複音的辭。大抵春秋戰國之時，為增造新字最多的時代。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這就是說：從前寫字的人，遇見寫不出的字，還空著去請教人，現在卻沒有了，都杜造一個字寫進去。依我推想起來，孔子這種見解，實未免失之於舊。因為前此所用的文字少，寫來寫去，總是這幾個字。自己不知道，自然可問之他人。現在所用的字多了，口中的語言，向來沒有文字代表它的，亦要寫在紙上。既向無此字，問之於人何益？自然不得不杜造了。 （一）此等新造的字，既彼此各不相謀。 （二）就舊字也有（甲）訛，（乙）變。一時文字，遂頗呈紛歧之觀。 《說文解字·序》說七國之世，“文字異形”，既由於此。然（子）其字雖異，其造字之法仍同；（醜）而舊有習熟的字，亦決不會有改變，大體還是統一的。所以《中庸》又說：“今天下”，“書同文”。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書同文字”。此即許《序》所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此項法令，並無效驗。 《漢書·藝文志》說：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四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這似乎是把三書合而為一，大體上把重複之字除去。假定其全無復字，則秦時通行的字，共得三千三百。然此三書都是韻文，除盡複字，實際上怕不易辦到，則尚不及此數。而《說文》成於後漢時，所載之字，共得九千九百一十三。其中固有籀文及古文、奇字，然其數實不多，而音義相同之字，則不勝枚舉。可見李斯所奏罷的字，實未曾罷，如此下去，文字勢必日形紛歧。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幸得語言從單音變為複音，把這種禍患，自然救止了。用一個字代表一個音，實在是最為簡易之法。因為複音辭可以日增，單音字則只有此數。識字是最難的事，過時即不能學的。單音無甚變遷，單字既無甚增加，亦無甚改變。讀古書的，研究高深文學的，所通曉的辭類及文法，雖較常人為多，所識的單字，則根本無甚相異。認識了幾千個字，就能讀自古至今的書，也就能通並時的各種文學，即由於此。所以以一字代表一音，實在是中國文字的一個進化。至此，文字才真正成了語言的代表。這亦是文字進化到相當程度，然後實現的。最初並非如此。 《說文》：犙，三歲牛。 ，馬八歲。犙從參聲，從八聲，筆之於書，則有牛馬旁，出之於口，與“三八”何異？聽的人焉知道是什麼話？然則犙決非讀作參，決非讀作八；犙兩字，決非代表參八兩個音，而係代表三歲牛，馬八歲兩句話。兩句話只要寫兩個字，似乎簡便了，然以一字代表一音純一之例破壞，總是弊餘於利的。所以寧忍書寫之煩，而把此等字淘汰去。這可見自然的進化，總是合理的。新造的氱氮等字，若讀一音，則人聞之而不能解，徒使語言與文字分離，若讀兩音，則把一字代表一音的條例破壞，得不償失。這實在是退化的舉動。所以私智穿鑿，總是無益有損的。
語言可由分歧而至統一，亦可由統一而至分歧。由分歧而至統一，係由各分立的部族，互相同化。由統一而至分歧，則由交通不便，語音逐漸訛變；新發生的事物，各自創造新名；舊事物也有改用新名的。所以（一）語音，（二）詞類，都可以逐漸分歧。只有語法，是不容易變化的。中國語言，即在此等狀況下統一，亦即在此等狀況下分歧。所以語音、詞類，各地方互有不同，語法則無問題。在崇古的時代，古訓是不能不研究的。研究古訓，須讀古書。古書自無所謂不統一。古書讀得多的人，下筆的時候，自然可即寫古語。雖然古語不能盡達現代人的意思，然（一）大體用古語，而又依照古語的法則，增加一二俗語，（二）或者依據古語的法則，創造筆下有而口中無的語言，自亦不至為人所不能解。遂成文字統一，語言分歧的現象。論者多以此自豪。這在中國民族統一上，亦確曾收到相當的效果。然但能統一於紙上，而不能統一於口中，總是不夠用的。因為（一）有些地方，到底不能以筆代口。 （二）文字的進化，較語言為遲，總感覺其不夠用。 （三）文字總只有一部分人能通。於是發生（一）語言統一，（二）文言合一的兩個問題。
語言統一，是隨著交通的進步而進步的。即（一）各地方的往來頻繁。 （二）（甲）大都會，（乙）大集團的逐漸發生。用學校教授的方法，收效必小。因為語言是實用之物，要天天在使用，才能夠學得成功，成功了不致於忘掉。假使有一個人，生在窮鄉僻壤，和非本地的人，永無交接，單用學校教授的形式，教他學國語，是斷不會學得好，學好了，亦終於要忘掉的。所以這一個問題，斷不能用人為的方法，希望其在短時間之內，有很大的成功。至於言文合一，則乾脆的，只要把口中的語言，寫在紙上就夠了。這在一千年以來，語體文的逐漸流行，逐漸擴大，早已走上了這一條路。但還覺得其不夠。而在近來，又發生一個文字難於認識的問題，於是有主張改用拼音字的。而其議論，遂搖動及於中國文字的本身。
拼音字是將口中的語言，分析之而求其音素，將音素製成字母，再將字母拼成文字的。這種文字，只要識得字母，懂得拼法，識字是極容易的，自然覺得簡便。但文字非自己發生，而學自先進民族的，可以用此法造字。文字由自己創造的民族，是決不會用此法的。因為當其有文字之初，尚非以之代表語言，安能分析語言而求其音素？到後來進化了，知道此理，而文字是前後相銜的，不能捨舊而從新，拼音文字，就無從在此等民族中使用了。印度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中國和印度交通後，只採用其法於切音，而卒不能改造文字，即由於此。使用拼音文字於中國，最早的，當推基督教徒。他們鑑於中國字的不易認識，用拉丁字母，拼成中國語，以教貧民，頗有相當的效果。中國人自己提倡的，起於清末的勞乃宣。後來主張此項議論的，亦不乏人。以傳統觀念論，自不易廢棄舊文字。於是由改用拼音字，變為用注音字注舊文字的讀音。遂有教育部所頒布的注音符號。然其成效殊鮮。這是由於統一讀音，和統一語音，根本是兩件事。因語音統一，而影響到讀音，至少是語體文的讀音，收效或者快些。想靠讀音的統一，以影響到語音，其事的可能性怕極少。因為語言是活物，只能用之於口中。寫在紙上再去讀，無論其文字如何通俗，總是讀不成語調的。而語言之所以不同，並非語音規定語調，倒是語調規定語音。申言之：各地方人的語調不同，並非由其所發的一個個音不同，以至積而成句，積而成篇，成為不同的語調。倒是因其語調不同，一個個音，排在一篇一句之內，而其發音不得不如此。所以用教學的方法，傳授一種語言，是可能的。用教學的方法，傳授讀音，希望其積漸而至於統一語言，則根本不會有這回事。果真要用人為的方法，促進語言的統一，只有將一地方的言語，定為標準語，即以這地方的人，作為教授的人，散佈於各地方去教授，才可以有相當的效果。教授之時，宜專於語言，不必涉及讀書。語言學會了，自會矯正讀音，至於某程度。即使用教學的方法，矯正讀音，其影響亦不過如是而止，決不會超過的。甚或兩個問題，互相牽制，收效轉難。注音符號，意欲據全國人所能發的音，製造成一種語言。這在現在，實際上是無此語言的。所以無論什麼地方的話，總不能與國語密合。想靠注音符號等工具，及教學的方法，造成一種新語言，是不容易的。所以現在所謂能說國語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總還夾雜土話。既然總不密合，何不揀一種最近於國語的言語，定為標準語，來得痛快些呢？
至於把中國文字，改成拼音文字，則我以為在現在狀況之下，聽憑兩種文字，同時並行，是最合理的。舊日的人，視新造的拼音文字，為洪水猛獸，以為將要破壞中國的舊文化，因而使中國人喪失其民族性；新的人，以為舊文字是阻礙中國進化的，也視其為洪水猛獸，都是一偏之見。認識單字，與年齡有極大的關係。超過一定年齡，普通的人，都極難學習。即使勉強學習，其程度，也很難相當的。所以中國的舊文字，決不能施之成人。即年齡未長，而受教育時間很短的人，也是難學的。因為幾千個單字，到底不能於短時間之內認識。如平民千字識字課等，硬把文字之數減少，也是不適於用的。懷抱舊見解的人，以為新文字一行，即將把舊文化破壞淨盡。且將使中國民族，喪失其統一性。殊不知舊文字本只有少數人通曉。兼用拼音字，這少數通曉舊文字的人，總還是有的。使用新文字的人，則本來都是不通舊文字的，他們所濡染的中國文化，本非從文字中得來，何至因此而破壞中國的舊文化，及民族的統一性？就實際情形，平心而論，中國舊文化，或反因此而得新工具，更容易推廣，因之使中國的民族性，更易於統一呢？吳敬恆說：“中國的讀書人，每拘於下筆千秋的思想，以為一張紙寫出字來，即可以傳之永久。”於是設想：用新文字寫成的東西，亦將像現在的舊書一般，汗牛充棟，留待後人的研究，而中國的文化，就因之喪失統一性了。殊不知這種用新文字寫成的東西，都和現在的傳單報紙一般，閱過即棄，至於有永久性的著作，則必是受教育程度稍深的人，然後能為，而此種人，大都能識得舊文字。所以依我推想，即使聽新舊文字同時並行，也決不會有多少書籍，堆積起來。而且只能學新文字的人，其生活，和文字本來是無緣的。現在雖然勉強教他以幾個文字，他亦算勉強學會了幾個文字，對於文字的關係，總還是很淺的。怕連供一時之用的宣傳品等，還不會有多少呢。何能因此而破壞中國的文化和民族統一性？準此以談，則知有等人說：中國現在，語言雖不統一，文字卻是統一的。若拼音字不限於拼寫國語，而許其拼寫各地方的方言，將會有礙於中國語言的統一，也是一樣的繆見。因為（一）現在文字雖然統一，決不能以此為工具，進而統一語言的。 （二）而只能拼寫方言的人，亦即不通國語的人，其語言，亦本來不曾統一。至於說一改用拼音文字，識字即會遠較今日為易，因之文化即會突飛猛進，也是癡話。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數學者外，讀書對於其人格的關係，是很少的。即使全國的人，都能讀相當的書，亦未必其人的見解，就會有多大改變。何況識得幾個字的人，還未必都會去讀書呢？拼音文字，認識較舊文字為易是事實，其習熟則並無難易之分。習熟者的讀書，是一眼望去便知道的，並不是一個個字拼著音去認識，且識且讀的。且識且讀，拼音文字，是便利得多了。然這只可偶一為之，豈能常常如此？若常常如此，則其煩苦莫甚，還有什麼人肯讀書？若一望而知，試問Book與書，有何區別？所以拼音文字在現在，只是供一時一地之用的。其最大的作用，亦即在此。既然如此，注音符號、羅馬字母等等雜用，也是無妨的。並不值得爭論。主張採用羅馬字母的人，說如此，我們就可以採用世界各國的語言，擴大我國的語言，這也是癡話。採用外國的語言，與改變中國的文字何涉？中國和印度交通以來，佛教的語言，輸入中國的何限？又何嘗改用梵文呢？
語言和中國不同，而採用中國文字的，共有三法：即（一）徑用中國文，如朝鮮是。 （二）用中國文字的偏旁，自行造字，如遼是。 （三）用中國字而別造音符，如日本是。三法中，自以第三法為最便。第二法最為無謂。所以遼人又別有小字，出於回紇，以便應用。大抵文字非出於自造，而取自他族的，自以用拼音之法為便。所以如遼人造大字之法，畢竟不能通行。又文字所以代表語言，必不能強語言以就文字。所以如朝鮮人，所做華文，雖極純粹，仍必另造諺文以應用（契丹文字，系用隸書之半，增損為之，見《五代史》。此係指契丹大字而言，據《遼史·太祖本紀》，事在神冊五年。小字出於回紇，為迭剌所造，見《皇子表》）。
滿、蒙、回、藏四族，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回文：或說出於猶太，或說出於天主教徒，或說出於大食，未知孰是（見《元史·譯文證補》）。藏文出於印度。是唐初吐蕃英主棄宗弄贊，派人到印度去留學，歸國後所創制的（見《蒙古源流考》）。蒙古人初用回文，見《元史·塔塔統阿傳》。 《脫卜察安》（《元秘史》。元朝人最早自己所寫的歷史）即係用回文所寫。後來世祖命八思巴造字，則是根據藏文的。滿文系太祖時額爾德尼所造。太宗時，達海又加以圈點（一種符號），又以蒙文為根據。西南諸族，惟倮有文字，卻是本於象形字的。於此，可見文字由於自造者，必始象形，借自他族者，必取拼音之理。
文字的流傳，必資印刷。所以文字的為用，必有印刷而後弘，正和語言之為用，必得文字而後大一樣。古人文字，要保存永久的，則刻諸金石。此乃以其物之本身供眾覽，而非用以印刷，只能認為印刷的前身，不能即認為印刷事業。漢代的石經，還繫如此。後來就此等金石刻，加以摹拓。摹拓既廣，覺得所摹拓之物，不必以之供眾覽，只須用摹拓出來的東西供覽即可。於是其雕刻，專為供印刷起見，就成為印刷術了。既如此，自然不必刻金石，而只要刻木。刻板之事，現在可考的起於隋。陸深《河汾燕閒錄》說，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其時為民國紀元前1319年，西曆593年。 《敦煌石室書錄》有《大隋永陀羅尼本經》，足見陸說之確。唐代雕本，宋人已沒有著錄的，惟江陵楊氏，藏有《開元雜報》七頁。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號。民國紀元前1257年，西曆655年）《阿毘達磨大毘婆娑論》。後唐明宗長興三年（民國紀元前980年，西曆952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是為官刻書之始。歷二十七年始成（周太祖廣順三年）。宋代又續刻義疏及諸史。書賈因牟利，私人因愛好文藝而刻的亦日多。仁宗慶曆中（民國紀元前871至前864年，西曆1041至1048年），畢昇又造活字（系用泥製。元王禎始刻木為之。明無錫華氏始用銅。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銅製）。於是印刷事業，突飛猛進，宋以後書籍，傳於後世的，其數量，就遠非唐以前所可比了（此節據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其詳可參考原書，商務印書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