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云：“敗軍之氣，累世而不復”，這話亦不盡然。 “困獸猶鬥”，反敗為勝的事情，決不是沒有的，只看奮鬥的精神如何罷了。宋朝當南渡時，並沒有什麼完整的軍隊，而且群盜如毛，境內的治安，且岌岌不可保，似乎一時間決談不到恢復之計。然以中國的廣大，金朝人能有多大的兵力去佔據？為宋朝計，是時理宜退守一個可守的據點，練兵籌餉，撫卹人民。被敵兵蹂躪之區，則獎勵、指導其人民，使之團結自守，而用相當的正式軍隊，為之聲援。如此相持，歷時稍久，金人的氣焰必漸折，恢復之謀，就可從此開展了。苦於當時並沒有這種眼光遠大的戰略家。而且當此情勢，做首領的，必須是一個文武兼資之才，既有作戰的策略，又能統馭諸將，使其不敢驕橫，遇敵不敢退縮，對內不敢干政，才能夠悉力對外。而這時候，又沒有這樣一個長於統率的人物。金兵既退，宗澤招降群盜，以守汴京。高宗既不能聽他的話還蹕，又不能駐守關中或南陽，而南走揚州。公元1129年，金宗翰、宗望會師濮州（在今山東濮縣），分遣婁室入陝西。其正兵南下，前鋒直打到揚州。高宗奔杭州（今浙江杭縣）。明年，金宗弼渡江，自獨松關入（在今安徽廣德縣東），高宗奔明州（今浙江鄞縣）。金兵再進迫，高宗逃入海。金兵亦入海追之，不及乃還。自此以後，金人亦以“士馬疲敝，糧儲未豐”（宗弼語），不能再行進取了。其西北一路，則宋朝任張浚為宣撫使，以拒婁室，而宗弼自江南還，亦往助婁室。浚戰敗於富平（今陝西興平縣），陝西遂陷。但浚能任趙開以理財，用劉子羽、吳玠、吳璘等為將，卒能保守全蜀。
利用傀儡，以圖緩衝，使自己得少休息，這種希冀，金人在此時，還沒有變。其時宗澤已死，汴京失陷，金人乃立宋降臣劉豫於汴，畀以河南、陝西之地。劉豫卻想靠著異族的力量反噬，幾次發兵入寇，卻又都敗北。在金人中，宗弼是公忠體國的，撻懶卻驕恣腐敗（金朝並無一定之繼承法，故宗室中多有覬覦之心。其時握兵權者，宗望、宗弼皆太祖子，宗翰為太祖從子，撻懶則太祖從弟。宗翰即有不臣之心。撻懶最老壽，在熙宗時為尊屬，故其覬覦尤甚。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皆太祖孫）。秦檜是當金人立張邦昌時，率領朝官，力爭立趙氏之後，被金人捉去的。後來以賜撻懶。秦檜從海路逃歸。秦檜的意思，是偏重於對內的。因為當時，宋朝的將帥，頗為驕橫。 “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朝廷以轉運使主饋餉，隨意誅求，無復顧惜。”“使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葉適《論四大屯兵》語，詳見《文獻通考·兵考》）所以要對外言和，得一個整理內部的機會。當其南還之時，就說要“南人歸南，北人歸北”。高宗既無進取的雄才，自然意見與之相合，於是用為宰相。 1137年，劉豫為宗弼所廢。秦檜乘機，使人向撻懶要求，把河南、陝西之地，還給宋朝。撻懶允許了。明年，遂以其地來歸。而金朝突起政變。 1139年，宗弼回上京（今吉林阿城縣）。撻懶南走。至燕京，為金人所追及，被殺。和議遂廢。宗弼再向河南，婁室再向陝西。宋朝此時，兵力已較南渡之初稍強。宗弼前鋒至順昌（今安徽阜陽縣），為劉錡所敗。岳飛從湖北進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偃城縣）。吳璘亦出兵收復了陝西若干州郡。倘使內部沒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檜執意言和，把諸將召還，和金人成立和約：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為界（在陝西寶雞縣南）；歲奉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宋高宗稱臣於金，可謂屈辱極了。於是罷三宣撫司，改其兵為某州駐紮御前諸軍，而設總領以司其財賦，見第四十五章。
金太宗死後，太祖之孫熙宗立，以嗜酒昏亂，為其從弟海陵庶人所弒，此事在1149年。海陵更為狂妄，遷都於燕，後又遷都於汴。 1160年，遂大舉南侵。以其暴虐過甚，兵甫動，就有人到遼陽去擁立世宗。海陵聞之，欲盡驅其眾渡江，然後北還。至採石磯，為宋虞允文所敗。改趨揚州，為其下所弒，金兵遂北還。 1162年，高宗傳位於孝宗。孝宗頗有志於恢復，任張浚以圖進取。浚使李顯忠進兵，至符離（集名，在今安徽宿縣）大敗。進取遂成畫餅。 1165年，以歲幣各減五萬，宋主稱金主為伯父的條件成和。金世宗算是金朝的令主。他的民族成見，是最深的。他曾對其種人，屢稱上京風俗之美，教他們保存舊風，不要漢化。臣下有說女真、漢人，已為一家的，他就板起臉說：“女真、漢人，其實是二。”這種尖銳的語調，決非前此的北族，所肯出之於口的，其存之於心的，自亦不至如世宗之甚了。然世宗的見解雖如此，而既不能放棄中國之地，就只得定都燕京。並因是時叛者蜂起，不得不將猛安、謀克戶移入中原，以資鎮壓。奪民地以給之，替漢人和女真之間，留下了深刻的仇恨。而諸猛安謀克人，則惟酒是務，競有一家百口，壟無一苗的，征服者的氣質，喪失淨盡了。自太祖崛起至此，不過六十年。
公元1194年，孝宗傳位於光宗。此時金世宗亦死，子章宗立，北邊頗有叛亂，河南、山東，亦有荒歉之處，金朝的國勢漸衰。宋光宗多病，皇后李氏又和太上皇不睦。 1194年，孝宗崩，光宗不能出而持喪，人心頗為疑惑。宰相趙汝愚，因門使韓侂冑，請於高宗後吳氏，扶嘉王擴內禪，是為寧宗。韓侂冑排去趙汝愚，代為宰相，頗為士流所攻擊，想立恢復之功，以間執眾口。 1206年，遂貿然北伐。誰想金兵雖弱，宋兵亦不強。兵交之後，襄陽和淮東西州郡，次第失陷。韓侂冑又想謀和，而金人復書，要斬侂冑之首，和議复絕。皇后楊氏，本和韓侂冑有隙，使其兄次山，勾結侍郎史彌遠，把韓侂冑殺掉，函首以畀金。 1208年，以增加歲幣為三十萬兩、匹的條件成和。韓侂冑固然是妄人，宋朝此舉，也太不成話了。和議成後兩年，金章宗死，世宗子衛紹王立。其明年，蒙古侵金，金人就一敗塗地。可見金朝是時，業已勢成弩末，宋朝並沒有急於講和的必要了。
蒙古本室韋部落，但其後來和韃靼混合，所以蒙人亦自稱為韃靼。其居地初在望建河，即今黑龍江上游之南，而後徙於不而罕山，即今外蒙古車臣、土謝圖兩部界上的布爾罕哈勒那都嶺。自回紇滅亡以後，漠北久無強部，算到1167年成吉思汗做蒙古的酋長的時候，已經三百六十多年了，淘汰，醞釀，自然該有一個強部出來。成吉思汗少時，漠南北諸部錯列，蒙古並不見得怎樣強大。且其內部分裂，成吉思汗備受同族的齮齕。但他有雄才大略，收合部眾，又與諸部落合縱連橫，至1206年，而漠南北諸部，悉為所征服。這一年，諸部大會於斡難河源（今譯作鄂諾，又作敖嫩），上他以成吉思汗的尊號。成吉思汗在此時，已非蒙古的汗，而為許多部族的大汗了。 1210年，成吉思汗伐夏，夏人降。其明年，遂伐金。金人對於北方，所採取的，是一種防守政策。從河套斜向東北，直達女真舊地，築有一道長城。汪古部居今歸綏縣之北，守其衝要之點。此時汪古通於蒙古，故蒙古得以安行而入長城。會河堡一戰（會河堡，在察哈爾萬全縣西），金兵大敗，蒙古遂入居庸關。留兵圍燕京，分兵蹂躪山東、山西，東至遼西。金人弒衛紹王，立宣宗，與蒙古言和，而遷都於汴。蒙古又以為口實，發兵攻陷燕京。金人此時，盡遷河北的猛安、謀克戶於河南，又奪漢人之地以給之。其民既不能耕，又不能戰。勢已旦夕待亡。幸1218年，成吉思汗用兵於西域，金人乃得少寬。這時候，宋朝亦罷金歲幣。避強凌弱，國際上總是在所不免的；而此時金人，財政困難，對於歲幣，亦不肯放棄，或者還希冀戰勝了可以向宋人多脅取些，於是兩國開了兵釁。又因疆場細故，與夏人失和，兵力益分而弱。 1224年，宣宗死，哀宗立，才和夏人以兄弟之國成和（前此夏人稱臣），而宋朝卒不許。其時成吉思汗亦已東歸，蒙古人的兵鋒，又轉向中原了。 1227年，成吉思汗圍夏，未克而死。遺命秘不發喪，把夏人滅掉。 1229年，太宗立。明年，复伐金。時金人已放棄河北，以精兵三十萬，守邳縣到潼關的一線。太宗使其弟拖雷假道於宋，宋人不許。拖雷就強行通過，自漢中、襄、鄖而北，大敗金人於三峰山（在河南禹縣）。太宗亦自白坡渡河（在河南孟津縣），使速不台圍汴。十六晝夜不能克，乃退兵議和。旋金兵殺蒙古使者，和議复絕。金哀宗逃到蔡州。宋、元復聯合以攻金。宋使孟珙、江海帥師會蒙古兵圍蔡。 1234年，金亡。
約金攻遼，還為金滅，這是北宋的覆轍，宋人此時，似乎又不知鑑而蹈之了。所以讀史的人，多以宋約元攻金為失策，這亦未必盡然。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報的。若說保存金朝以為障蔽，則金人此時，豈能終禦蒙古？不急進而與蒙古聯合，恢復一些失地，坐視金人為蒙古所滅，豈不更糟？要知約金攻遼，亦並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滅遼之後，不能發憤自強，而又輕率啟釁。約元滅金之後，弊亦仍在於此。金亡之前十年，宋寧宗崩，無子。史彌遠援立理宗，仍專政。金亡前一年，史彌遠死，賈似道繼之。賈似道是表面上似有才氣，而不能切實辦事的人，如何當得這艱難的局面？金亡之後，宋朝人倡議收復三京（宋東京即大樑，南京即宋州，西京為洛陽，北京為大名），入汴、洛而不能守。蒙古反因此南侵，江、淮之地多陷。 1241年，蒙古太宗死。 1246年，定宗立。三年而死。 1251年，憲宗方立。蒙古當此時，所致力的還是西域，而國內又有汗位繼承之爭，所以未能專力攻宋。至1258年，各方粗定，憲宗乃大舉入蜀。忽必烈已平吐蕃、大理，亦東北上至鄂州（今湖北武昌縣）。宋將王堅守合州（今四川合川縣），憲宗受傷，死於城下。賈似道督大軍援鄂，不敢戰，使人求和，許稱臣，劃江為界。忽必烈亦急圖自立，乃許之而北歸。賈似道掩其事，以大捷聞於朝。自此蒙古使者來皆拘之，而藉和議以圖自強，而待敵人之弊的機會遂絕。忽必烈北還後，自立，是為元世祖。世祖在憲宗時，本來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國人，於是以1264年定都燕京。蒙古的根據地，就移到中國來了。明年，理宗崩，子度宗立。宋將劉整叛降元，勸元人攻襄陽。自1268年至1273年，被圍凡五年，宋人不能救，襄陽遂陷。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伯顏自兩湖長驅南下。 1276年，臨安不守，謝太后和恭帝都北狩。故相陳宜中立其弟益王於福州（今福建閩侯縣），後來轉徙，崩於州（在今廣東吳川縣海中）。其弟衛王昺立，遷於崖山（在今廣東新會縣海中）。 1279年，漢奸張弘範來攻，宰相陸秀夫負帝赴海殉國。張世傑收兵圖再舉，到海陵山（在今廣東海陽縣海中），舟覆而死。宋亡。中國遂整個為北族所征服。
宋朝的滅亡，可以說是我國民族的文化，一時未能急劇轉變，以適應於競爭之故。原來游牧民族，以掠奪為生產，而其生活又極適宜於戰鬥，所以其勢甚強，文明民族，往往為其所乘，羅馬的見軛於蠻族，和中國的見軛於五胡和遼、金、元、清，正是一個道理。兩國國力的強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於競爭的共有多少而定。舊時的政治組織，是不適宜於動員全民眾的。其所恃以和異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個集團。試看宋朝南渡以後，軍政的腐敗，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於晏安鴆毒、歌舞湖山可知。雖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異族的壓迫，卻又因異族的壓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覺醒，替民族主義，建立了一個深厚的根基，這也是禍福倚伏的道理。北宋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萌蘗時期。南宋一代，則是其逐漸成長的時期。試讀當時的主戰派，如胡銓等一輩人的議論，至今猶覺其凜凜有生氣可知（見《宋史》卷三七四）。固然，只論是非，不論利害，是無濟於事的。然而事有一時的成功，有將來的成功。主張正義的議論，一時雖看似迂闊，隔若干年代後，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民族主義的形成，即其一例。論是非是宗旨，論利害是手段。手段固不能不擇，卻不該因此犧牲了宗旨。歷來外敵壓迫時，總有一班唱高調的人，議論似屬正大，居心實不可問，然不能因此而並沒其真。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發議論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別觀之的。固不該盲從附和，也不該一筆抹殺。其要，在能分別真偽，看誰是有誠意的，誰是唱高調的，這就是大多數國民，在危急存亡之時，所當拭目辨別清楚的了。民族主義，不但在上流社會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會中，亦立下了一個組織，看後文所述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