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後漢之間，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變。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認為不該就這麼苟安下去的。後世的政治家，奉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是這時候的人所沒有的。他們看了社會，還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該用人力去改變，此即所謂“撥亂世，反之正”。出來負這個責任的，當然是賢明的君主和一班賢明的政治家。當漢昭帝時，有一個儒者，喚做眭弘，因災異，使其朋友上書，勸漢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時，有個蓋寬饒，上封事亦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四序之運，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這兩個人，雖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約因霍光專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犧牲了他，以資辨白的。況且霍光是個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懂得什麼改革大計。蓋寬饒則因其剛直之性，既觸犯君主，又為有權勢的人所忌，以致遭禍，都不是反對這種理論，視為大逆不道。至於不關涉政體，而要在政務上舉行較根本的改革的，則在宣帝時有王吉，因為宣帝是個實際的政治家，不能聽他的話。元帝即位，卻徵用了王吉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貢禹。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貢禹徵至，官至御史大夫。聽了他的話，改正了許多奢侈的製度，又行了許多寬恤民力的政事。其時又有個翼奉，勸元帝徙都成周。他說：長安的製度，已經壞了，因襲了這種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遷都正本，與天下更始，則其規模更為闊大了。哀帝多病，而且無子，又有個李尋，保薦了一個賀良，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勸他改號為陳聖劉皇帝。陳字和田字同音，田地二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陳聖劉皇帝，大約是說皇帝雖然姓劉，所行的卻是土德。西漢人五德終始之說，還不是像後世專講一些無關實際，有類迷信的空話的，既然要改變“行序”，同時就有一大套實際的政務，要跟著改變。這只要看賈誼說漢朝應當改革，雖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制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擬的具體方案，“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五德終始，本來不是什麼迷信，而是一套有系統的政治方案，這在第四十三章中，業經說過了。這種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無意識的反對，和實際於他權利有損的人出死力的抵抗，自是當然之事。所以賀良再進一步，要想改革實際的政務，就遭遇反對而失敗了。但改革的氣勢，既然如此其旁薄鬱積，自然終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這個人就是王莽。所以王莽是根本無所謂篡竊的。他只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要實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權；要取得政權，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實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當時的人看起來，毋寧是天理人情上當然的事。所以應天順人（《易·鼎卦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在當時也並不是一句門面話。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還是生計問題，王莽所實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為王田，這即是現在的宣布土地國有，和附著於土地的奴隸，都不准賣買，而舉當時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舉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將大事業收歸官營。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價，使消費者、生產者、交換者，都不吃虧。收有職業的人的稅，以供要生利而無資本的人，及有正當消費而一時周轉不靈的人的借貸。其詳見第四十一章。他的辦法，頗能綜合儒法兩家，兼顧到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方面，其規模可稱闊大，思慮亦可謂周詳。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舉行這種大改革，必須民眾有相當的覺悟，且能作出相當的行動，專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因為真正為國為民的人，總只有少數，官僚階級中的大多數人，其利害總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責不行。以中國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個中央政府，督責之力本來有所不及；而況當大改革之際，普通官吏，對於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機會卻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監督更難。王莽當日所定的法令，有關實際的，怕沒有一件能夠真正推行，而達到目的，因此而生的流弊，則無一事不有，且無一事不厲害。其餘無關實際，徒資紛擾的，更不必說了。王莽是個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銳思於製作”，而把眼前的政務擱起。尤其無謂的，是他的改革貨幣，麻煩而屢次改變，勢不可行，把商業先破壞了。新分配之法，未曾成立，舊交易之法，先已破壞，遂使生計界的秩序大亂，全國的人，無一個不受到影響。王莽又是個拘泥理論、好求形式上的整齊的人。他要把全國的政治區劃，依據地理，重行釐定，以製定封建和郡縣制度。這固然是一種根本之圖，然豈旦夕可致？遂至改革紛紜，名稱屢變，吏弗能紀。他又要大改官制，一時亦不能成功，而官吏因制度未定，皆不得祿，自然貪求更甚了。對於域外，也是這麼一套。如更改封號及印章等，無關實際、徒失交涉的圓滑，加以措置失宜，匈奴、西域、西南夷，遂至背叛。王莽對於西域，未曾用兵。西南夷則連年征討，騷擾殊甚。對於匈奴，他更有一個分立許多小單于，而發大兵深入窮追，把其不服的趕到丁令地方去的一個大計劃（此乃欲將匈奴驅入今西伯利亞之地，而將漠北空出）。這個計劃，倒也是值得稱讚的，然亦談何容易？當時調兵運餉，牽動尤廣，屯守連年，兵始終沒有能夠出，而內亂卻已蔓延了。
莽末的內亂，是起於公元17年的。今山東地方，先行吃緊。湖北地方，亦有饑民屯聚。剿辦連年弗能定。公元22年，藏匿在今當陽縣綠林山中的兵，分出南陽和南郡（漢南陽郡，治宛，今河南南陽縣。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入南陽的謂之新市兵，入南郡的謂之下江兵。又有起於今隨縣的平林鄉的，謂之平林兵。漢朝的宗室劉玄，在平林兵中。劉、劉秀則起兵舂陵（今湖北棗陽縣），和新市、平林兵合。劉玄初稱更始將軍，後遂被立為帝。入據宛。明年，王莽派大兵四十萬去剿辦，多而不整，大敗於昆陽（今河南葉縣）。莽遂失其控制之力，各地方叛者並起。更始分兵兩支：一攻洛陽，一入武關。長安中叛者亦起。莽遂被殺。更始移居長安，然為新市、平林諸將所製，不能有為。此時海內大亂，而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更甚。劉為新市、平林諸將所殺。劉秀別為一軍，出定河北。即帝位於鄗（改名高邑縣），是為後漢光武皇帝。先打平了許多小股的流寇。其大股赤眉，因食盡西上，另立了一個漢朝的宗室劉盆子，攻入長安。更始兵敗出降，旋被殺。光武初以河內為根據地（漢河內郡，治懷，在令河南武陟縣），派兵留守，和服從更始的洛陽對峙。至此遂取得了洛陽，定都其地。派兵去攻關中，未能遽定，而赤眉又因食盡東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陽（今河南宜陽縣）。此時東方還有漢朝的宗室劉永割據睢陽（今河南商丘縣）。東方諸將，多與之合。又有秦豐、田戎等，割據今湖北沿江一帶，亦被他次第打平。只有隴西的隗囂，四川的公孫述，較有規模，到最後才平定。保據河西的竇融，則不煩兵力而自下。到公元36年，天下又算平定了。從公元17年東方及荊州兵起，算到這一年，其時間實四倍於秦末之亂；其破壞的程度，怕還不止這一個比例。光武平定天下之後，自然只好暫顧目前，說不上什麼遠大的計劃了。而自王莽舉行這樣的大改革而失敗後，政治家的眼光，亦為之一變。根本之計，再也沒有人敢提及。社會漸被視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聽其遷流所至。 “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遂被視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