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後 身處浮躁的互聯網時代，閱讀講求“吃快餐”，太長的文字沒人看。記憶學原理中有一條：付費的知識不易遺忘，價格越高越記得住。上網瀏覽畢竟有別於捧書閱讀，好書還得買來讀。在書號成為稀缺資源的國度，出版者不得不計算成本和利潤，總喜歡出厚一點的暢銷書。上世紀90年代以前那種要言不煩的小冊子，如今已日見稀少，蓋因其性價比往往僅適於讀者而非商家。 不時有朋友問我：最便捷地閱讀了解五千年來的中國史，讀哪種通史好？就我的閱讀經驗而言，排除掉《史記》、、《綱鑑易知錄》那樣的文言大部頭，讀過的新式中國通史中，範文瀾、蔡美彪先生主編的有10冊，白壽彝先生主編的有22冊，翦伯讚先生的《中國史綱》是兩冊，均為1949年後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論帶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呂思勉、錢穆、黃現璠先生的通史類著作，比較簡約精要，且鮮有政治烙印。

呂思勉先生（1884—1957），字誠之，江蘇常州人，出身書香之家。他幼承家學，次第入塾入縣學，舊學根基深厚，基本上是自學成才，未接受新式大學教育。 1926年起，任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教授，後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若按當今只重學歷不重才識的官式教育制度，他連執教資格都不具備。民國時代學術重鎮在北京大學，以他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前往任教不成問題，他卻選擇了留在私立光華大學（上世紀50年代併入華東師範大學），直到逝世。呂先生的學歷、學術旨趣，與當時西方教育背景的學術精英不甚合拍，而堅守“私學”傳統，不願涉足官辦的公立大學，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呂先生是一位通博之才，一生著有兩部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五部專門史以及大量史學札記，共有八九百萬字。這部原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以文化現象為題目，下冊乃依時代加以連結”。在上冊中，他將《史記》“八書”體例加以細化，分解為十八個門類，分別加以論述。下冊從民族起源、古代社會始，按時序敘述歷朝歷代史事直至民國，開創。以人文史為緯，以政治史為經，表述分明，議論風發，濃縮中國五千年以上的歷史於一書，僅用了三十八萬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應該用怎樣的視角和立場，去回顧和審視歷史？我認為至少應做到兩點：一、先有宏觀視野，後有微觀視角，隨時穿越時空，不斷調整焦距；二、保持平常心，不預設立場，審視距離放在目標時段的一百年至五百年之後。通史寫作需要具備穿越時空的視野和高屋建瓴的史識，否則很難駕馭海量的史料。呂著不僅繼承了司馬遷以來的史學傳統，同時採用了清末梁啟超“新史學”所開闢的學術視野，將中國史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放到世界史的時空中觀察研究，並對梁先生的酷銳視角有所調整，與政治保持了適當距離。 我在閱讀中最感興趣的部分，是呂先生建立在舊學底蘊和新學高度上的歷史觀。原書由私域擴展到公域，自初民的社會生活始，從婚姻、族制、政體、階級、財產而及官制、選舉、賦稅、兵制、刑法，從實業、貨幣到衣食、住行，從教育、語文到學術、宗教，解析社會制度、經濟、文化的演變。各章節的排序及內容的表述絲絲入扣，具有內在的歷史邏輯關係。

呂先生治學的嚴謹，不僅在於具有宏觀的視野，同時也關注到歷史的細節。他從經濟制度上把中國的歷史分為三大時期：“有史以前為第一期。有史以後，訖於新室之末，為第二期。自新室亡後至現在，為第三期。自今以後，則將為第四期的開始。” 他注意到：“在東周之世，社會上即已發生兩種思潮：一是儒家，主張平均地權，其具體辦法，是恢復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張節制資本，其具體辦法，是（甲）大事業官營；（乙）大商業和民間的借貸，亦由公家加以乾涉。”法家在統治技術（治術）方面，懂得“創設新稅，自當用間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於農民”。在與百姓日用相關的鹽鐵上“加些微之價，國家所得，已不少了”。漢代法家桑弘羊的鹽鐵官賣及均輸政策，“籌款的目的是達到了，矯正社會經濟的目的，則並未達到。漢朝所實行的政策，如減輕田租、重農抑商等，更其無實效可見了。直到漢末，王莽出來，才綜合儒法兩家的主張行一斷然的大改革”。 （第四十一章財產）

呂先生認為：“王莽的失敗，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王莽失敗後，中國的社會改革運動長期停頓，僅出現過“平和的、不徹底的平均地權運動”，如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至唐德宗朝改為兩稅制後，“國家遂無復平均地權的政策”。宋朝王安石變法，關注點已轉移到糧價，推行青苗法用意雖良，但在商品交換及市民社會尚未充分發育的年代，權力無法監督，改革最終淪為秕政。他總結說： 中國歷代，社會上的思想，都是主張均貧富的，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於接受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因。然其宗旨雖善，而其所主張的方法，則有未善。這因歷代學者，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太深，而對於現實的觀察太淺之故。在中國，思想界的權威，無疑是儒家。儒家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認識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張平均地權，而忽略了資本的作用。 （第四十一章財產）

這段論述是相當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歷史地位，而較之“文革”中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鬥爭史”，又不知高明凡幾。 呂先生在解析財產製度由公有製向私有製演變時，提出“人類的聯合，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無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種則分出彼此的界限來。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勞動的結果，那就非於（甲）交易、（乙）掠奪兩者之中擇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奪的方法，且較交易為通行。在古代各種社會中，論文化，自以農業社會為最高；論富力，亦以農業社會為較厚，然卻很容易被人征服”。而征服者在建立統治之後，就得考慮統治（或曰剝削）的可持續性，不隨意干涉原有的社會組織，甚至同化於比自身更先進的社會文化： （一）剝削者對於被剝削者，亦必須留有餘地，乃能長保其剝削的資源。 （二）剝削的宗旨，是在於享樂的，因而是懶惰的，能夠達到剝削的目的就夠了，何必干涉人家內部的事情？ （三）而剝削者的權力，事實上亦或有所製限，被剝削者內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 （四）況且兩個社會相遇，武力或以進化較淺的社會為優強，組織必以進化較深的社會為堅凝。所以在軍事上，或者進化較深的社會，反為進化較淺的社會所征服；在文化上，則總是進化較淺的社會，為進化較深的社會所同化的。 （第四十一章財產）

對於從封建時代到資本主義時代的文明嬗替，呂先生認為： 封建社會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奪。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奪，則人人的生命財產，俱不可保。這未免太危險。所以社會逐漸進步，武力掠奪之事，總不能不懸為厲禁。到這時代，有錢的人，拿出錢來，就要看他願否。於是有錢就是有權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於狡猾慳吝的守財奴之前了。這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源。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慘酷，乃是積重以後的事。當其初興之時，較之武力主義，公平多了，溫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歡迎的。 （第四十章階級） 在工業文明東漸之前，中國的農業文明曾是一種強勢文明。呂先生指出，游牧民族入侵後，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同為農業文明的佛教文化輸入中國後，“並未能使中國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變化，以適應我們的生活了”；“中國雖然不斷和外界接觸，而其所受的外來的影響甚微”；“至近代歐西的文明，乃能改變生活的基礎，而使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徹底起一個變化，我們應付的困難，就從此開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託在這個大變化上”。 （第三十二章中西初期的交涉）生活方式的改變是最徹底的改變，這些表述，揭示了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成為主流文明的歷史必然。

文化與製度的關係，是一個爭執已久的話題。對於改造西方宗教為本土教門的太平天國革命，呂先生分析其失敗之原因“實不在於軍事而在於政治”，“若再推究得深些，則其失敗，亦可以說是在文化上”。他指出：“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時並行，而社會革命，尤其對社會組織，前因後果，要有深切的認識，斷非簡單、手段滅裂的均貧富主義所能有濟。”（第三十三章漢族的光復運動）呂先生這一分析十分精到，近代以來中國人對革命的誤解，恰恰在於混淆了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區別，將兩者同時並行。 離現實越近的歷史越難評判，呂先生在分析清朝的覆亡時，除縷陳戊戌維新失敗的權力鬥爭背景外，也指出文化上的守舊愚昧：“只要中國人齊心，即可將外國人盡行逐去，回復到閉關時代之舊”的思想，是釀成蒙昧主義排外運動的重要原因。而革命超越改良的原因則在於：“孝欽後自回鑾以後，排外變而為媚外；前此之力阻變革者，至此則變為貌行新政，以敷衍國民。宮廷之中，驕奢淫逸，朝廷之上，昏庸洩沓如故。滿清政府至此，遂無可維持，而中國國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謀政治的解決”。 （第三十五章清朝的覆亡）腐朽的政治、滯後的改革和媚外的外交，最終導致了革命爆發和王朝傾覆。

上述種種，僅系閱讀中的一點心得體會，無法盡述呂先生的博大精深。 嚴耕望先生將陳寅恪、錢穆、陳垣、呂思勉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其他三家都令名遠揚，惟呂先生相形落寞，直到近年“國學熱”興起，才重新“被出土”。 1949年鼎革之際，錢先生出走香江，不與新政權合作；陳（寅恪）先生走到半途滯留羊城，成為非主流代表人物；陳（垣）先生留京痛悔前非，為新主流所接納。如此看來，功名可“正取”也可“逆取”，有心無心的“政治正確”或“不正確”，皆足以揚名立萬。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中國士大夫歷來有當“帝王師”的衝動，統治者想干點好事或壞事，往往擺出“以史為鑑”的身段向史家求教。其實在主子心目中，這些人大多是備用的“兩腳書櫥”或歌功頌德的詞臣。治學如不能與政治保持距離，學者很容易失身入彀淪為政客，呂先生畢生潛心治學不求聞達，堅持做學界隱者，尤為難能可貴。

清人章學誠在其名著《文史通義》中指出：“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正史出於勝利者，而信史出於旁觀者，從這部敘事心平氣和、解析鞭辟入裡的中國通史中，不僅能窺見作者的史德與史識，也可洞悉中國歷代王朝興替的周期律，令後來者鑑之，祈勿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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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