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曾經耗時兩年，請一群遊歷世界的記者們評選出人一生要去的50個地方，分為城市風情、野外探險、人間天堂、陽光地帶和世界奇觀5個部分，擢英選秀，勝出而必去的10個百年老城，香港居然名列其中。這類評選，當然是見仁見智，既然紐約、倫敦、巴黎以及伊斯坦布爾這類城市榜上有名，國人無論如何也會想不通，中國內地若多名震遐邇的古城何以不能與香港一一比肩？ ！如果不以地下與地表的文物的多寡，作為老城風情評選的硬性指標，那麼曾經有著百年殖民滄桑的香港，倒確實有不少可圈可點、令人刮目相看之處。
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地區】位於中國大陸南部，全境面積為1075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島面積【包括附近小島】75.6平方公里，九龍半島【包括昂船洲】面積11.1平方公里，新界【包括新界陸地及235個大小島嶼】面積975.1平方公里，另新填土地13.2平方公里。與幅員遼闊的中國內地相比，說依山走勢、傍海而生的香港是一顆區區彈丸，並無不當。
香港、九龍和新界的地勢，丘陵起伏，山丘大多從東北向南伸延，與中國福建省、廣東省部分的丘陵排列方向相同。但是香港地區的山丘，在古代有一部分已經沒於海裡，形成很多山勢陡斜的島嶼和海灣，亦成為從今而後重要的旅游資源，人所皆知的淺水灣即是一例。
放眼世界，海島之城幾乎都缺一樣不可一日或缺的資源——水，當然是淡水而非鹹水，更非時時湧入江河的鹹潮。香港自1841年開埠以來，一直為尋找足夠的水源而煩惱。這個人煙稠密的工商業中心，在過去165年的歷史中，在幾乎完全欠缺天然資源的情況下，大部分時間均飽受水源匱乏之苦。
地質因素是香港缺水的原因之一。山地似乎天然與水勢不兩立，香港恰是一個多山的丘陵地區，其地層主要由火成岩和花崗岩構成，這些岩石綿延層積，鏗然作響，會是很好的台階和柱礎材料。岩石地貌的透水性差，難以儲水，天然隔絕了潛流暗湧，因此不能提供大量的地下水。雨量的不均衡是香港缺水的另一個原因。香港因受氣候和颱風的影響，季節倏忽猶如孩童的臉，喜怒無常，天公或瓢潑如傾，或赤日踵接。根據天文台1875至1939年及1947至199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這百餘年的陰晴雨晦輪替之中，香港年均降雨量為2206mm。雖然並不算乾旱，但是每年的雨季只集中在5至9月的5個月內，汛期【5至9月】與旱期【10月至次年4月】降雨量的差異相當大。旱期不但長，而且降雨量與全年平均降雨量相差很大。在最少雨的月份，只有5mm，而在最多雨的月份，降雨量可高達590mm。夏秋之間出現颱風時會帶來雨水，但由於香港地區，大部分山脈連綿，巉岩林立，收集和儲存雨水費時費力，常收事倍功半之效。家中無論大人孩子，均為日用水的不足而憂煩。
2.香港開埠之前，商業尚在萌芽狀態，放眼皆是蠻荒，居民的食用水主要依賴住處附近的山澗溪流或開鑿地下水源。當時為數僅數百人的英國貿易商隊，在中區一帶建立商貿基地，據說百步林【薄扶林】山澗的瀑布和鴨巴顛【香港仔】的山澗是他們取水的主要地點。原住民中有利用竹管從山澗引導溪流至住處或田間，以供日常生活及灌溉農田之用。法國畫家波爾扎【AugusteBorget】在1838年遊經香港時，或許當地居民的用水之難給他印象太深了，曾把當時竹製的引水管繪入畫中，並作了有關村民用竹管從山澗引水入村的描述。歐洲移民則多在住處開鑿水井。好在當時全島居民不多，1841年英國為全香港島進行人口統計，當時島上只有村民約3650人，漁民約2000人。五六千之眾，豈是當下六七百萬的人頭湧動可比，利用溪澗和井泉，就基本可以解決居民的日常用度。
開埠初期，政府的供水服務也非常有限。 1848年政府檔案中首次出現政府為其部門提供用水的資料。 1851年政府在預算案中撥備了52英鎊，準備開鑿五口水井。上述預算實際只花了47英鎊4先令，四兩撥千斤，就堂而皇之地開鑿了四口水井。在1860年以前，政府亦有在主要溪流上游興建儲水池，蓄水供市民飲用。
一切資源的緊張，都因人頭的增加而顯露。如上那些有限的措施隨著港島人口的與日俱增，馬上如窮漢的錢囊——捉襟見肘。 1851年太平天國起事，烽火燎天，難民卷席，不少華南商人遷往香港逃避戰亂。 1849年至1851年間在美洲西岸及澳洲兩地相繼發現金礦，西方國家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香港既為英國殖民地，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又鄰近華南地區，航運條件優良，成為華人勞工前往美國和澳洲等地的中轉站。這使在香港暫時居住或過境的人口數字急劇增長。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驟增至1865年的12萬多人。人口的急劇膨脹，使供應穩定的食用水成為政府抓耳撓腮的當務之急。香港天然水源匱乏，可開發的土地又有限，苦無良策的政府懸賞1000英鎊，徵求開發水源的方案，並準備撥款25000英鎊作為香港第一個大規模水務計劃的經費。可以說，從此港島為水資源的匱乏纏繞，歷屆港英政府煞費苦心卻始終難得一勞永逸。
“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惜乎就當時的政府財力和科技水平而言，收集雨水似乎是唯一可行之策。英國人羅寧【Rawling】建議於薄扶林谷地內興建一個容量達3000萬加侖的儲水庫。該水塘可利用因勢就形，修建一個稍大的水壩攔截雨水。政府採納了羅寧的建議，並於1860年7月10日正式通過法例，規定了政府除承擔諸項主理之責，還有一個重要的擔當——供應市民的食用水。
3.“任有大小，唯其所能”。為節省開支，這第一個水塘的興建費用被屢次削減，水塘容量也從最初設計的3000萬加侖縮減為200萬加侖。由於庫塘容量太小，該水塘被批評對緩解當時香港的飲水之難沒有實際作用。據1863年的估計，全港居民每天用水量為50萬加侖，薄扶林水塘的總水量不過支撐4天。因此水塘在建成後，便馬上需要進行水壩加高等擴建工程，以備所需。
然而，比較小小蓄水池，這畢竟是一個新的誘人的開端。儲水庫的建設被證實為可行之策，政府又加緊興建了第二個水塘，大潭水塘。這一供水系統工程龐大，單第一期建設耗資已較薄扶林水塘總支出高出一倍多，其容量也高出三倍多。這個水塘的淡水主要供應今日香港的心臟之地，中環、灣仔和銅鑼灣一帶，水波如鏡，泱泱之澤，大大緩解了中區一帶的商業用水困難。
政府終究不是萬能，市場經濟的發端就是從私人之利鋪陳到天下之裕。除了政府興建的水塘之外，在19世紀下半期還有4個私人企業興建的水塘。 3個屬於太古洋行【Butterfield&SwireCo.】，一個由大成紙廠修建。這些水塘通常僅供業主使用，但在天旱期間，也曾協助政府提供食用水。大成紙廠水塘還與政府協定每天定量提供食用水。
政府之主職，與其說在建設，不如說更在管理，在督導，當然也在分配。當時政府除了組織興建水塘，還負責食用水分配：將水塘的水輸入管道，分流至各個街道，再在街道裝置公共水龍頭，定時向居民供水。 1902年成立專責水務監督【waterauthority】執行水務工作，不再由工務局兼管。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安置和維修供水設備、統籌各個水塘的儲水與用水並且計收水費等。一時間，穿著特製工裝的水工們，穿行在大街小巷。
4.食品質量的優劣，很為當下媒體關注，而飲用水的好壞，早就成為媒體發矢之的。毋庸置疑，如何控制食用水質量也是香港政府供水的一個至為頭疼的問題。 1894年，廣州有數以萬計的居民感染瘟疫去世，境內外媒體廣有報導。同年5月香港首先在太平山區發現疫症，之後迅速蔓延。香港的商業活動大受影響，不少商行的東主紛紛攜帶僱員及家眷離港回粵，食品及日常用品供不應求，價格一路飆升。事後檢點，衛生部門認為，此次瘟疫的發生，與人口密集，居住環境惡劣及居民缺乏衛生常識有關。而疫症發生後無法控制，主要是因為政府早期的供水系統及排污系統不完善。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政府組織專家，逐步進行食用水過濾工作。最初沿用英國流行的沙溜過濾，過程相當緩慢，在雨季期間，雨水流量充沛，水塘收集到的雨水大多夾雜大量沙泥，由於濾水池容量有限，往往造成食用水混有泥土，腥羶難聞。政府於1924年購入較先進的英國設備，減少過濾時間並改善過濾質量。除此之外，政府開始定期抽取食用水樣本化驗，並向外公佈水質化驗結果。相關工作主要由英國皇家化驗師執行，公告張貼於市廛，知識曉諭於里巷，頓時人心安定。時光荏苒，駸駸而至20世紀上半期，香港雖然發生數次旱災，天象大炎，雲霓遁影，可是市民因為公共食用水不衛生而感染傳染病的個案依然屈指可數，瘟疫暴發的危險基本解除。
“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水塘建設是當時政府確保供水的唯一開源而卓有成效的選擇。於是，大潭水塘之後又有九龍水塘、香港仔水塘、城門水塘等等，整個供水系統的開發基本反映了人口分佈情況。因為發展得早，港島的人口較九龍新界更為密集。 1929年香港發生天旱，九龍區因為人口密度較低，耗水量較少，供水仍處於充裕狀態。所以政府構想興建連接港九兩地的跨海輸水管道，將九龍半島及新界水塘收集到的雨水運至港島緩解食用水壓力。此乃一小型的“北水南調”工程，但在當時，也算一個不小的膽略與謀劃。當年項目幾經輾轉，終獲英國方面批准，霍然振衣，正式開工。十年間，當局共興建了三條海底輸水管，清水潛流，滋潤本島，居民為之雀躍，因為他們再不用像古人那樣逐水而居了。
5.前期的水塘均是依山而建，就著山谷攔壩蓄水。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土地資源和水資源一樣稀缺，“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政府、專家與市民都需要跳出窠臼，另闢思路。 1959年政府開始籌建一項無論在設計或投資上都是劃時代的工程——船灣淡水湖。這一水塘選址不在山谷，而是在海邊。當局利用新界大浦灣一帶半月形的海灣，於大尾篤半島興建一條長約1.25裡的水壩，橫越海峽，連接大浦海岸對開半島白沙頭洲，改變原有的海岸線，使之成為一個長3裡半，寬1裡，面積達2950英畝的海濱之湖，再將湖內海水抽乾，儲存淡水。工程相當浩大復雜，除大型水壩外，還需修建配套的抽水站及配水庫，歷時7年方才完工。 “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建成後水庫容量達373億加侖，是為當時全港水塘總容量的3倍。
儘管水塘與庫湖陸續興建起來，但因為島內河流短小，缺乏興建大型水庫的自然條件，形勢比人強，現有水塘的規模供應總是趕不上急劇增長的人口需要。 1931年起，九龍半島人口上升至全港人口的30%，城市從一個核心增至兩個。 “北水南調”漸漸失去了意義，現出式微之態。早年的國內義和團運動及之後頻仍的戰亂，難民流離，裹挾南下客家之移民人頭洶湧，大量進入香港，如同音樂節奏，一段之後又是一段，人口膨脹導致多次水荒。
6.香港天文台由1884年開始記錄香港雨量，根據記錄，1895年降水量為45.83寸。當年全港人口約為24.8萬，全年降雨量較正常年景少了一半。政府為節省用水，在4月至6月、10月至12月實施限時供水措施，每天只供應3到4小時。而且因為1894年開始的瘟疫，政府將部分被污染的水井關閉，兩害相權取其輕之意，但這樣一來，原本食用水短缺的情況，只會是更趨嚴重。
1929年是一個令全世界經濟學家望而生畏的年份，經濟大蕭條，大崩盤，香港則是大水荒，香港全年雨量只有69.82mm，而人口接近80萬，造成歷史上罕見的曠日持久的嚴重水荒。據記載，同年4月，香港大旱，開始實行七級制水，6月，大旱持續，6個水塘，有5個泥漿龜裂，乾涸見底。白鷺翔於淺灘，雀鳥噪於淡蔭。當局組成食用水供應委員會應付水荒，宣布緊急措施：樓宇水喉全部停止供水，居民須在食用水供應站領水使用。全港80萬居民只靠街上306個水龍頭，每天供水兩小時。 7月初到8月底，港九處在極度水荒中，全港各團體紛紛集會，請求當局改善水塘設備及供應。當局採取應急措施，將廣九火車的車廂全都改成水箱——這是何等壯觀又何等慘烈的一幕，到深圳河吸水運來供應，同時派船隊到珠江吸取淡水，運來供應居民。據《深港關係史話》記載，水價一路飆升，勢不可擋，當年叉燒飯每碗才5分錢，但每小桶水可賣到2角，市民因忍受不了乾渴之苦，這一年約有20萬人離開香港，返回故土與星流海外的比比皆是。直到9月5日之後，天氣變動，雨水始降，水荒威脅才漸告解除。
20世紀60年代初，香港耗水量增長迅速。根據香港政府年報報導，1962年的平均小時耗水量較1961年同期有63%的增幅。 1963年，開埠以來罕見的旱災，河塘乾枯，田園龜裂，水庫積蓄僅夠43天食用。當局租用油輪每日奔赴珠江汲取淡水。港英政府施行嚴厲制水措施，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只有4個小時。該措施實施長達一年，全港上下一片恐慌。不僅飲用備受煎熬，不可一日離水的漁農業更是損失慘重，製造業也因為水荒減產停工，尤其是耗水大戶比如飲料製造、染布、洗衣、建築等行業，關停並轉。有些酒樓為節省用水，向茶客派發沖茶用的水籌，論枚計價，規定顧客最多可沖熱開水3次，另外停止向顧客供應毛巾，桌布改用塑料，免去洗滌之費。茶餐廳則不再免費奉送清茶，按盞收錢。理髮店也因無法儲存足夠用水，被迫削減營業額。制水期間分秒必爭，一家人停工、停學輪流排隊取水的場景日日如話劇一般上演著，只不過這種上演的劇目，誰都不願看到，做飯、洗澡、洗衣都是一本難唸的經，鍋碗盆瓢只要能裝水都派上用場。 “月光光，照香港，山塘無水地無糧，阿姐擔水去，阿媽上佛堂，GFEA9知幾時沒水荒”的歌謠不脛而走，誦之禱之，不由額頭頻蹙，淚水承睫。
7.“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若問一片愁雲慘霧之中，還有誰受益嗎？答曰，唯一受益的就是水桶生產商了。各行各業及一般家庭都要購買水桶儲水，水桶銷路倍增。 50加侖裝的鐵質大桶最受市民歡迎。粗略估計，1963年全港有300萬個改裝水桶，排起來比太平山還高1913倍！這是何等興隆的市場，這是何等壯闊的場面。搬運食用水也成了一門新興行業，不少新界鄉民乘機抽運井水售予市民，一些漁船前往大嶼山和離島一帶，尋找山澗清泉出售。但得汩汩一線流，眷顧家有嗷嗷哺。 1963年5月前天然水售價大約每擔1角，5月實施制水後上漲到5角一擔，市區甚至高到5元一桶。時人所謂，珠薪米貴，此之謂，滴水貴過油。
1963至1964年的水荒後，港英政府開始尋求其他開源思路。人多水少，眾人方意識到只有海水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當時並非偏居南中國海一隅的香港才有用水之難，缺水是遍布全球的問題，世界上已有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開展了海水淡化工作。美國政府早在50年代成立鹽水局【OfficeofSalineWater】，進行淡化技術應用研究，1974年後轉為資源技術局，不斷推進水資源和脫鹽技術的進步。日本也於1968年建造了第一座民用海淡廠，到2001年，日本已有369座500噸以上的海水淡化廠，日供應量達777967噸淡化水。
海水淡化工程的優點，在於生產數量及時間可以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予思予得，且取材非常方便，但提煉海水所需成本十分高昂——這幾乎是一道迄今仍然無法從容逾越的障礙。港英政府先於1970年修建了一座海水淡化試驗場，每日只生產淡水5萬加侖，製成品純粹做試驗用途，不供市民飲用。吸取海水淡化試驗場的研究經驗後，1973年港府正式籌建當時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海水淡化廠——青山樂安排海水淡化廠。該計劃斥資4.6億，於1975年建成並投產。當時建廠的政治背景是內地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香港政府不知這場燎原到何時的“革命”的來龍去脈，雖是隔岸觀火，亦未必沒有殃及池魚的擔心，內地政情會對東江供水產生直接的濃濃陰影，使得一屆當政的高鼻深目的西人，豈敢對內地水源的長久不斷做奇思妙想。
由於港英政府一直未能改變依賴高價燃油的生產方法，其間海水淡化廠曾一度關閉。 1981年香港再度出現水荒，政府計劃重開淡化廠。可油價因為中東局勢緊張，用量與儲量輪番格鬥，迅速飆升了3倍，1981年海水淡化的成本較1974年年初相比，足足翻了幾個跟頭，增加了8倍。政府必須增加水費及其他稅收，方能平衡收支。因此重啟海水淡化計劃，受到各界人士尤其是工業界的激烈反對，社會輿論大都認為要求廣東省增加供應才是開源良策。 1982年，淡化廠關門大吉，1992年被徹底爆破拆除。
8.“金百煉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時隔30年，科技進步一日千里，日趨成熟，海水淡化成本已大大低於當年。毗鄰的新加坡在這一方面發展得更快。素有花園國家之美譽的島國新加坡，雖然才有647平方公里，比香港的一半略大，卻處處樹木蔥蘢，濃蔭如蓋，鳥語花香，暖風熏得遊人醉。 “全年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的新加坡，由於自然水資源短缺，一半以上的水源來自馬來西亞西部地區。他們也是從20世紀70年代就著手研究海水淡化科技，但同樣因為成本太高，直到90年代初期，新加坡公共事業委員會才開始規劃由民間企業供應淡化水項目，決定以BOO方式【建設—擁有—運營】興建一座日產13.6萬噸的海水淡化廠。因為承包商是私人企業，政府會對初期投資給予支持並在合同中確定工廠生產後由政府保證的最低購買量，以降低投資者的風險。
2003年6月，新加坡斥資兩億新元興建首座海水淡化廠新泉【SingSpring】。該廠採用反向逆滲透薄膜技術，從2005年9月開始供水，可滿足新加坡10%的用水需求。反向逆滲透薄膜技術是一項仿生學成就，美國在諸科學領域，向來執全球之牛耳，這方面自然不甘落在人後。 1950年，美國科學家DR.S.Sourirajan有一回觀察到海鷗在海上飛行時從海面啜起一大口海水，隔了幾秒後吐出一小口的海水。他產生疑問，因為陸地上由肺呼吸的動物是絕對無法飲用高鹽分的海水的。經過解剖發現海鷗體內有一層薄膜，該薄膜非常精密，海水經由海鷗吸入體內後加壓，再經由壓力作用將水分子貫穿滲透過薄膜轉化為淡水，而含有雜質及高濃縮鹽分的海水則吐出嘴外。此即往後逆滲透法【REVERSEOSMOSIS】的基本理論架構。這項技術最早使用於美國航天員將尿液回收為純水使用，醫學界還以反滲透法的技術用來洗腎【血液透析】，美國海軍則應用此技術將海水變為淡水。如今，這項技術已大規模運用於海水淡化和污水處理。
時至今日，香港屯門和鴨脷洲都正在進行用“逆滲透技術”做海水淡化的可行性研究。雖然海水淡化成本因之大降，每噸的處理費用大約是7元，但從東江購入不到5元。雖是區區2元高下，但量大日久，累計費用之巨不可估量。香港百年的工商情境，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升斗小民，對投入產出之比錙銖必較，即使生活用度也決不縱情恣意。況且民間環保人士目光炯然，他們理由言之鑿鑿，擲地有聲：在東江能持續提供優質水源的前提下，較之淡化的海水，含有天然礦物質的自然水較淨化水對人體更為有益。
9.另外“再生水”也被香港水務署看做最具經濟效益的新水源，國際正趨向擴大再造水的應用範圍，除灌溉和工業用途外，甚至間接做飲用用途。
用水之利，講節約，講開源，還講循環。港府正研究把來自洗濯或沖廁的生活污水循環再利用，此舉類似內地常說的中水利用。在大嶼山的昂坪360旅遊景區及北區石湖墟，經過三級處理【即最高水平的污水處理程序，結合物理、化學和生物原理，以除去污水中的營養物和任何餘下懸浮固體】的“污水”被用作沖廁、花木灌溉以及其他非飲用性用途。香港問題是農業不多、工業北移、又採用海水沖廁，因此政府正探討再造水的應用範圍，可用於清洗街道及車輛、灌溉公園及運動場、沖廁、救火及工業用途。
昂坪三級污水處理廠是全港首個再造水使用試驗計劃，經處理之污水清澈無味，達到極高的衛生標準，證實安全有利且有效，已闢作多項非飲用用途。在試驗計劃的一再推進之下，再造水會輸往吊車站及其相關旅遊設施內做沖廁用途，部分再造水則移至污水處理廠內，翻然而為養殖觀賞魚及有監控的灌溉用途。北區也推行為期兩年的再造水使用計劃，把再造水提供予參與的住宅、學校等。
“東風灑雨露，會入天地春”。研究人士甚至認為，污水經過微過濾或逆滲透技術淨化成為再造水後，甚至可以飲用。公眾對再造水使用或存心理障礙，人們難以接受一池髒水搖身一變而可飲用，雖然在電視裡我們都見過類似的實驗畫面，但一時接受還有難度。科學勝於雄辯，確實無誤的是，再造水已達到極高的衛生標準，適宜日常使用。
但把污水處理至再造水，成本難免提高。污水排放大多已經過二級處理，撇除二級處理成本，價格還須上調，污水循環再造至灌溉用途要每立方米額外增加5元，比海水淡化負擔的成本要高不少，另外還有民眾的心理承受問題。但從環保的角度看，污水循環再利用可達到零排放，既解決供水又保護環境，可謂一舉兩得。
10.香港最值得驕傲的海水利用當屬海水沖廁系統，不要小看一個沖廁，日日踵接，費水無算。 1957年，水務署建議在九龍新發展地區，如石硤尾、李鄭屋村等人口稠密的遷徙安置區域，設立海水沖廁系統。計劃於次年開始實施。 1961—1962財政年度，政府共撥款1400萬港元發展海水沖廁設備，建立海水抽水站及儲水池，鋪設防海水腐蝕性水管等等。雖然政府做出不少努力，但利用海水在60年代還是未成氣候，取締舊式排污方法非一朝一夕之功。 1965年政府頒布新例，規定新建成樓宇或重建的舊樓宇，須設有適合海水沖廁系統的供水通道。香港現有80%的樓宅鋪設了鹹水沖廁系統，形成一套與食用水系統完全獨立的管網。另外20%尚未覆蓋的地區，主要是出於水管鋪設成本效益考慮。
“物格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無論是從環境保護還是經濟效益角度看，海水沖廁優勢明顯。水源充足，最大的費用支出就是管道鋪設成本。所以在建設初期，海水還是按用量收費，1972年後改為免費。海水處理過程非常簡單，先由隔網除掉較大雜質，然後用氯氣和次氯酸鹽消毒，經過兩次處理的海水便能輸往配水庫供用戶使用。目前，香港已經是世界上海水沖廁覆蓋率最高的城市。而且根據《水務設施規例》第十二條規定：“如未經水務監督書面許可，而在任何處所內使用來自水務設施的淡水沖洗水廁、廁所或尿廁，則該處所的佔用人及業主均屬犯罪。”這恐怕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沖廁”犯罪條例，水之珍貴，在香港可見。
政府就本地淡水資源開發的多項努力在百年供水史上功不可沒，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淡水資源匱乏始終掣肘香港城市發展。或許，想要根本上解決香港用水問題，從大陸“北水南調”才是一勞永逸之策。購買廣東省淡水的想法源於1929年，時光荏苒，一直難以夢圓。 50年代末，香港著名的愛國企業家利銘澤曾力促時任港督葛量洪，從東江引水來香港。直到1960年，港府才首度與廣東省達成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提供50億加侖食用水。
11.“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 1955年寶安縣嚴重春旱，建設深圳水庫於是被提上議事日程。左顧右盼，香港飽受水患之苦，也是重要議題之一。根據當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建議，深圳水庫不僅要滿足寶安縣日供之需，還要承擔給香港供水的任務。 1959年9月5日，廣東省政府批准興建深圳水庫計劃。 1959年11月15日，深圳水庫正式動工修建。鼙鼓聲聲，旌旗獵獵，當時全縣10個人民公社共抽調了25000人，同時還有部隊的一個團來修建水庫。最多的一天有近4萬人同時施工，平常也有1萬人勞動。那時候設備落後，基本是肩挑手搬，由於人多得沒法轉身，工人就一件一件地把工具傳至工地。由於這一工程的特殊意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元帥還親臨工地視察，給民工們鼓勁。
1960年11月15日，寶安縣政府代表曹若茗與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簽署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米。次年，深圳水庫的水即輸入香港。中方象徵性地每噸水收費0.022元，直到1978年雙方協議，每噸水收費才定為0.15元【後又作出幾次調整】，僅收回部分成本費用。
1963年雙方政府達成共識，興建東深供水工程。 1964年4月，雙方正式簽訂協議，同意自1965年3月起，廣東省每年向港方出售不少於150億加侖的食用水，售價為1.06港元1000加侖。
但計劃受到1963年大旱的延誤，直到次年2月工程才正式上馬。東深供水工程，引東江水南流至深圳市，須將其中一條原本由南向北流入東江的支流——石馬河變成一條人工運河，逆流而上，工程浩大，任務艱鉅。工程經八級提水，將水位提高到46米後，注入雁田水庫，再由庫尾開挖3公里人工渠道，注水至深圳水庫。之後經兩條跨越深圳河的水管，輸入位於邊境木湖的接收水池，再供應香港市區。這堪稱是一條人工運河，自廣東東莞市起，逶迤南來，全長83公里，於1965年完工。
12.迄今寶安、龍崗幾十萬原住民對“深圳是一個小漁村”的歷史描述，還頗為不滿，如果說原來的深圳隸屬寶安管轄，此話並無不妥，若是將當今的寶安反過來已然隸屬深圳，依然說深圳原本是小漁村，則原住民的抱怨或情有可原。事實上，鴉片戰爭前後的香港又何嘗不是一個小漁村，當今千餘平方公里的全港，且多半為丘陵山嶺，休養生息著700萬人口之眾，無論白領藍領都來自世界各地，珠薪米貴，生活水準拔世界頭籌，飲用洗滌，日夜汩汩流淌的水之耗費，是個不小的數字。香港現今80%食用水從142公里外的東江太園取水口獲得，與深圳一脈相承。另外20%是自給，是水庫、河塘不擇細流，蓄積了來自港區1/3陸地面積的郊野公園的雨水。香港早已非1841年開埠之初只有7000人口的小漁村了，那時候單靠溪澗、井水、水塘，人們的生活用水就綽綽有餘。 1965年，香港人口增至359萬。正是這一年，東深供水工程竣工，一條83公里長的深圳—香港敞開式水道，讓香港市民告別“4天只供一次水”的製水之苦。 1982年，香港告別了最後一次製水。譬如當下北京等地談論水價的升遷抑或階梯式水價，其原因蓋在於水資源也如同石油、煤炭，越來越稀缺，其緊俏程度，越來越向非再生性資源看齊。隨著氣候的變化，其稀缺的程度，只會趨緊，不會趨松。
東深供水工程之後進行了三期擴建，前後16年，耗資20億圓人民幣。有人曾估算，開挖的土石方總量可以築起一道從深圳到北京10米寬、1米高的道路。
13.香港用水在東深工程之後基本得到穩定供應，1981年香港實施了20世紀最後一次的製水措施。近年來人口增長較預期減少，香港工業北移，而且香港水塘因氣候轉變而變得水頭充足，竟出現水塘滿溢的情況。而港府仍基於合約規定，每年必須購買最少約8億立方米東江水，花費財政支出逾24億元。在1998年至2003年期間，已把約值30億港元的東江水排入大海，引起一片嘩然。傳媒大篇幅報導，稱此舉為“倒錢下海“。如今，港府已與廣東省簽訂彈性供水協議，避免浪費淡水資源。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從不足到過剩，百餘年來，港人的水之情結可謂深厚。早期的水務設施建築，如今多數仍在運作，部分已被列為法定古蹟，成為歷史地標，滄桑幾度，詠嘆三拍。如今，政府也很重視對水塘周邊地段的生態環境的規劃，水塘區成為風景優美的郊野公園。
14.問題總在不經意之間浮現，近些年來，隨著東江水源污染問題日趨嚴重，香港供水又現危機。自大陸改革開放後，東江沿岸的工業發展及城鎮人口增長迅速，廣東省政府對污染工業及生活污水排放的預計與管理不足，沿江市民環保意識薄弱，以至東江河水水質不斷下降。港府過濾東江原水的過程變得複雜，成本亦不斷攀升。政府在過濾過程中，為中和氨氮含量而添加的氯氣所產生的氯化物，更被市民懷疑會引起癌症，港媒之揣度分析，亦未曾止息。
1998年廣東省政府建議興建一條封閉管道，自東莞橋頭鎮直達深圳水庫，將供水系統與污染日益嚴重的石馬河分離，雙方希望工程能使輸港的東江水維持在Ⅱ類的原水標準。
2004年，當密封管道落成一年後，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於3月18日至19日，分別在密封水管的入口地帶抽取32個樣本，在源頭水樣本中，大腸桿菌超標3200倍、部分樣本發現重金屬如水銀等，報章報導“污染程度猶如糞水”。
但水務署強烈反駁該份報告，重申本港食用水可安全飲用，並質疑環保團體的抽水位置。根據水務署化驗報告，自密封水管2003年6月啟用後，他們在7月起至2004年3月，在位於香港邊境的木湖抽水站抽樣，發現大腸桿菌每升水含量降低31.7%；氨氮含量更大跌84.6%，反映本港水質顯著改善。
港府與綠色和平組織的數據差距被認為有季節因素影響，冬季枯水期的污染物較全年平均水平偏高。但綠色和平組織人士憂慮，即使水質只屬季節性惡化，但是港府為清理食用水，將要採用更多化學物料進行消毒。而且自密封管道啟用後，鄰近東江、受嚴重污染的石馬河，水量急降，每遇潮水漲退，更可能倒流至東江中游，污染東江源頭。廣東水利廳亦承認石馬河污染極嚴重，計劃整頓污染。
15.2006年，港府再次重申密封管道啟用後，輸港東江水水質在各方面都有顯著改善。港府與廣東省政府設立緊急通報機制，透過電話及傳真就可能影響東江水水質的重大事故儘早通知對方，以便適時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和相應行動，確保供水安全。然而2006年以來，為發展經濟作物，東江中上游不少原生態灌木林帶被砍伐，大力發展種植尾葉桉，大量原生態森林被毀，變成單一桉樹，導致物種多樣性消失，生態破壞嚴重。若情況繼續，東江水源很可能遭遇斷流危機。
百年供水的新難題，不僅影響到香港未來的發展，更是廣東省政府乃至中國的發展瓶頸。污染的影響是其一；內地工業的發展，用水量激增是其二，廣東可用水資源也日漸捉襟見肘，中央一再保證對港供水，但香港也要未雨綢繆，多自躬省，不能肯定，日後香港製水是否捲土重來。因此港府在配合和督促廣東省政府治理污染的同時，自己也在研究探討其他供水方法，包括再造水、海水淡化及本地收集雨水等，避免畸輕畸重，過度依賴東江水。
16.地是恆數，人是變數，香港地少人多，增加集水區並不可行。而擴大現有集水區，如加高堤壩，每立方米水價急增至9元，較目前購買和處理東江水的成本高出一倍。而且擴大集水區會淹沒毗鄰郊野生態環境，同時也會減少有限的可發展土地。
再造水則成本高昂，市民亦未必接受。而海水淡化目前成本雖高，但有下降趨勢，如配合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使用，有助降低營運成本，可能是未來最有希望的水源。
節流方面，水務署制定了一個涉及方方面面的“全面水資源管理計劃”，包括用水器具標籤計劃、15年的水管修復更換防滲計劃、海水沖廁和集雨區擴展計劃以及提升市民的環保意識計劃等。
17.“暮景蕭蕭雨霽，雲淡天高風細”。香港每年耗水約9億多立方米，由於水管年久失修，嚴重老化，其中將近四分之一是在輸水過程中汩汩潛行，在地底悄悄溜走，一算嚇一跳，足足等於9萬個標準泳池容量。過去測漏水管要在夜間進行，將水管網絡內的水掣逐一關掉，監察流量及水壓的變化，從而找出漏水範圍。水務署自2001年採用先進的探測儀器，將大量有如成年人拳頭大小的記錄儀，置於水管網絡的水掣上，這些儀器會自行於夜間啟動，如發現附近一帶有水管滲漏，水務署就會派員駕車巡查，以無線接收器接收信號，找出滲漏的一段水管，然後以聲納儀器收窄範圍，最後由富有經驗的水管測漏人員監聽音棒或電子測漏儀，在地面進行聽聲檢查，確定實際位置。此法好處是減低對交通影響，檢測期間亦無須停止供水。單是過去5年，估計累計節水2.6億立方米，相當於8.5億元的食用水。節約是富餘之母，能不慎乎儉乎！
“東風好作陽和使，逢草逢花報發生”。香港百年供水的過程，生聚教訓，困厄顛躓，恰如奔流到海的大江，回環九曲，慷慨悲歌，然而終於在祖國的懷抱裡，在港人治港的奮進中，得到湧泉之報。
1.“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保障供水，固然是當今全世界各大城市一大難題；治理污水如同保障供水一樣，同樣是經濟發展迅捷城市的一個令人頭疼的肯綮。
香港最早的環保措施可追溯到百年之前的雨污分流系統。百年滄桑，一路跋涉。 1894年，香港暴發的大規模瘟疫，首宗病例，患者是一名國家醫院的庶務員，由剛從廣州視察疫情返港的國家醫院署理院長婁遜醫生【Dr.Lowson】發現的。 5月10日，香港宣布成為疫埠。是年，全港人口最稠密及環境衛生惡劣的上環太平山區成了疫症重災區；控制疫情，就成為當年港督的首要任務。之後30年，香港市民仍然不斷與鼠疫搏鬥。媒體一片嘩然，也直接引起港英政府對香港華人生活區的公共衛生狀況的重視，1902年，已經開始有新建住宅規劃成雨污分流系統，即雨水和污水用兩套獨立渠道進行收集和排放。上世紀20年代，港府在港島東西側填海並將人口分流，同時較大規模地在住宅區鋪設管網系統，且一開始就用雨污分流。高處的雨水被攔截送到水塘作為20%食用水來源；剩下的則通過管道排出，因地勢低窪而排不及的，不少地區會形成“水浸街”。那時候的香港人，尤其是日常採買的家庭主婦，穿著木屐，攝裙蹚水，莫不以為苦哉！採用此套系統，主要的考慮還是收集雨水，供應短缺的用水。
工業發展初期，萬事蟄伏，炊煙靄靄，當時污水只需順著管道直排維港，每天數万次的海水潮汐足以將它們淨化。然而到上世紀70年代，隨著香港工業的起飛，污水直排對海水水質影響越來越大。深水埗的雨水渠把未經處理的污水垃圾和油跡全部流入“坑渠口”。發展蓬勃的屯門一帶海域滿目油污、荃灣工業廢水直排維港。維多利亞港的水質被長年忽視，當時政府沒有任何措施監控工廠排出的污水，香港每天向維多利亞港排放約150萬立方米篩濾後的污水，其中有不少含有毒物質及重金屬的廢料未經處理，便直接排放到維港，沉積在維港海底的污泥中。
2.“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汀煙雨杏花寒”。直到1980年政府才實施《水污染管制條例》，明文管制廢水污染海洋及河溪環境。 1989年，全港人口產生的污水，仍有超過50%未經處理而直接排入大海或內陸水域，泛泛之波，清流變濁，傷痛隱隱的豈止是媒體，又豈止是環保綠色和平組織。當人們發現，本港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經收集所得的污水曾做較高級別處理，其餘一概散入大海，遽然知曉生存環境之劣，未必要等到子孫後代來品嚐風侵雨蝕之痛。上個世紀90年代初，政府在各方籲請的壓力下，下決心製定了16個“污水收集整體計劃”，為本港所需的污水收集基本設施制定一本發展藍圖，要義便是收集集水區內的污水。輕重緩急，一一展列之後，政府更知自己的首要工作峻切迫急，那便是清理維多利亞港的海水。
維多利亞港灣一線逶迤多姿，大廈接雲，山峰似列，鷗鷺翻飛，汽笛悠揚，更有客輪、貨輪、遊艇和快艇馳騁其間，斬浪劈波，弧線如梭。從太平山頭眺望維港，從來都是八方雲遊而來的客人的愉目之景，豈可或缺！但這一線又是香港最密集的人口生活區，每天排放近185萬噸污水，超過全港總排污量的60%。維港水質極為惡劣，每天有足以注滿1000個奧運規格泳池的170萬立方米污水，這些泛著撲鼻臭味的污水，只在沿岸的初級處理廠略經隔篩及隔濾砂礫的簡單處理之後便排入港灣。受水質污染影響，不少魚類及其他海洋生物遭受滅頂之災。老一輩人在海邊隨便用桶盆即可舀到魚蝦的記憶，美好而不可複現。雖然之後一直仍有不少人在維港兩岸垂釣，或有垂釣之樂而無口腹之福，因為人們擔心污水殘留的有害物質，魚蝦難以倖免，於是通令維港中的海產品已不宜食用。一方面是魚蝦不可食，另一方面，因維港污染問題嚴重，海水能見度下降，加之海面交通繁忙使得封閉海港困難，以往常見的泳裝男女，競相競姿的泅渡活動漸趨式微。至今憶起，那些肌腱發達的“老運動員”們猶自惋嘆不已。
3.似乎沒有哪個住戶能夠對自家門口一天天惡化下去的海水景況無動於衷，人們在奔走呼號，媒體在激揚文字，政府在反躬自問。
“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非一日之寒的冰凍，須得慢慢來融解，但是必須行動。政府開始推行策略性污水收集及處理系統，又名“淨化海港計劃”及“海港污水處理計劃”，並於1995年展開第一階段的建設工程。好的計劃然後行動，便是成功開始發酵。在這項計劃下，政府改良了現有的初級處理廠；在深海挖通總長度達23.6公里的污水收集隧道，把九龍市區、青衣、葵涌、將軍澳和港島東北部的污水，引進新建成的污水處理廠處理；該計劃下第一階段的污水處理廠亦已在昂船洲建成。現時已處理的污水，可通過擴散式排水口排進維港以西的水域。海水固然有自淨能力，但是污水的集中排放是自淨的大敵，分而治之淨之，這要有一個科學的估量。
4.追根溯源，香港策略性排放計劃是於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實施的，解決維多利亞港日益嚴重的污水問題肇其始。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第Ⅰ期的目的是將來自九龍市區及香港島東北端的污水截流，利用地下排污隧道將污水輸送到昂船洲的化學輔助初級廠集中處理，經處理後的污水由維多利亞港西面的海底豎井排水擴散器排放。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於1997年5月落成以來，每天處理300000立方米污水。只經過初級處理後便排入海港的污水量，已減少20%。第一階段的污水處理系統在2001年下半年啟用後，只經過初級處理便排放入海港的污水量，減少了70%至75%。市民站在維港兩岸再聞不到異味，海水中溶氧量、大腸桿菌以及海水清晰度等多項衛生和環保部門關切的指數，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一番科學治理，眾人勞心勞力，維港中東部水質如今已大為改善，在維港絕跡了近30年的珊瑚群正漸漸發育成形，如顏色鮮豔的海葵、柳珊瑚已率先在海底搖曳生髮，爭妍鬥艷。香港海洋保護組織指出，只要不把維港做“廁盆”，來日可期，這批珊瑚群便會伴隨市民的美好期盼，一起盛開、成長。
香港海洋環境保護協會派出潛水人員在維港7個海域進行珊瑚普查工作，當中包括將軍澳、北角、啟德、中環皇后碼頭及昂船洲等。普查結果非常令人鼓舞，在這些海域均看到燦爛奪目的珊瑚簇，如在歌連臣角看到海膽、海葵及石頭魚；在昂船洲看到海馬、柳珊瑚、軟體珊瑚等；在將軍澳看到星珊瑚、魷魚卵、獅子魚；在啟德看到海葵及珊瑚叢等。能否設想，不遠之將來，內地和世界遊客，香港遊又多了一個海底觀秀的項目，那就是我們香港市民和綠色環保人士共同愛護家園的可喜收穫。
這些海洋生物過往只能在西貢和東坪洲的海岸公園看到，如今，在維港都可以看到，雖然規模並不算多，只要政府進一步落實改善維港的水質，這些海洋生物便會與市民一起成長。珊瑚都是剛剛生長出來，只有一歲左右，非常幼嫩，從長遠看，還需多多護佑。
環保人士建議當局可以仿效早年在海岸公園進行的人工魚礁，嘗試在維港一至兩個水域內安裝人工魚礁，以便在海底營造一個聚集魚類及珊瑚群的地方，相信可以加速魚類及珊瑚群的生長速度。
5.但針對“淨化海港計劃”，時至今日仍有質疑之聲。當年供職於環保署的香港公開大學教授何建宗仍認為這條深海污水隧道“不是最優方案，只是基於當年港英政府一意孤行而為之”。早在1995年該工程施工之初，何建宗和另外62名香港學術界及科技界學者就聯署一份長達6000字的意見書公開反對。
“昂船洲現在處理香港一半的污水，萬一'死機'了怎麼辦？”何建宗說，深海排污工程缺乏彈性，由於排污管道又深又遠，發生意外時處理起來很困難，“我們怎麼可以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他和多名專家當時建議做分散型的污水處理廠：將軍澳一個，觀塘一個，北角一個，摩星嶺一個。 “全世界都沒有一個污水處理廠如此大型，一口氣處理140萬噸廢水！其實分散成幾個20萬至40萬噸的污水處理廠，有如戰場降敵，分而治之，既省錢又高效。”
渠務署回應當初不採取“分散設廠”，主要是因為市區難以找到政府滿意而市民又無異議的場地。而“淨化海港計劃”一期工程自2001年底竣工投入運營以來，成效很明顯，從未試過“死機”。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有兩套“中央處理器”電腦系統，完全電腦化控制的排污流程並不懼怕“死機”；即使因停電等因素“徹底死機”，廠方也早已製定後備方案：在各個收集污水的隔曬廠進行初步處理後通過深海渠排放，排污原理與未用深海污水隧道時一樣。
6.“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頭痛的問題層出不窮，23.6公里的深海隧道每天將140萬噸近一半香港人排出的污水收集到昂船洲，經處理後在西面通過海底排放管排入維港，這直接導致荃灣至少4個泳灘關閉。原因是荃灣一帶水域受到污染，經過“一級半”化學強化處理的污水集中排放，會令海水大腸桿菌嚴重超標。人泳其間，安危難保。
“環保界的同行都說，這是香港典型的先污染後治理例子。”專家至今堅持認為，淨化海港計劃是一個“反面教材”，完全是由於“洗濕了頭沒有辦法不繼續”。
而香港渠務署在已經進行的淨化海港二期甲工程中加入污水消毒項目，主要針對超標排放的大腸桿菌。完成後的消毒設施，對昂船洲每天處理的140萬噸污水全部進行消毒之後再排放，維港水質將得到顯著改善，預計海港主要區域的細菌含量可減少90％。為早日改善維港西部的水質，政府計劃在兩年內提前完成興建污水處理消毒設施，使得部分已關閉的荃灣區泳灘可早日重開。渠務署官員樂觀地表示，等2014年二期所有工程投入使用時維港水質將得到更大改善，停止36年的“渡海泳”年度盛事極可能旌旗翻飛，重新舉辦。另外在“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的基礎上，政府將進一步採用更高級別的污水處理技術，即開展“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增設生物處理設施，從而提高除污率，以應對集水區內的人口增長。
7.“一溪煙柳萬絲垂，無因係得蘭舟住”。目前全港共劃分為10個水質管制區，每區按該區水體的用途和性質訂立具體的水質指標。藍圖所列，一一規範，處理廢水的要求和排放的地點均視受納水體的同化能力而定。這項能力受潮汐、珠江口水流和海洋水流的影響，也受個別地區具體環境需要的限制。比如在半封閉的海域，如吐露港，或者河流，水流更新緩，只能將少量的經過高級處理的污水排放進入這些水體。
大部分污水通過統一系統轄制，被送往香港各區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而像新界的個別村莊和港島南區的一些偏遠地方，則因為管網鋪設成本太高，通過自家屋苑的化糞池和樓宇污水處理設備，進行基本的隔曬處理或一級處理。目前，約275座遍布全港的污水處理廠和泵房由渠務署負責，同時維修總長超過1600公里的污水渠網絡，整個香港污水收集率達93%【約270萬噸】。
治污環保，乃千秋之業，香港率先為天下範，個中甘苦，個中教訓，可為內地各城市引為鏡鑑。
1.“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香港傍海而居，山陵起伏，可供發展的平地自然很少，城市乃如岩中大樹，銜泥固水，滋潤而生。自1841年開埠以來，政府多次進行填海工程，也是迫於無奈，放眼四顧，可圖謀者，唯大海而無他。今日，香港很多繁華地段，當中包括德輔道以北的中環、灣仔、銅鑼灣、尖沙咀東、前啟德機場、港澳碼頭、紅磡灣、觀塘工業區和西九龍等，都是靠填海而取得土地發展。不少重要建築物或地標，都坐落填海區，包括香港國際機場、國際金融中心，以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等等。 20世紀20年代的皇后像廣場以及最高法院【現今立法會所在地】，都是建於中環的填海地上，今日，該處已距離海岸線有一段距離。截至2002年，香港的填海土地已超過67平方公里，佔香港總面積超過6.5%。
2.“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香港的人口仍持續增長，估計到2011年，本港人口將達到810萬，因此不得不跳出天地外，如孫悟空手裡的金箍棒，伸展騰挪變化，開拓出更多的土地。除了要達到每年建屋85000個單位的目標之外，還需要配合社會日益發展，應對商業辦公空間以及新就業樞紐兩方面日益增加的渴求。再者，香港若要穩保其國際金融商務中心的地位，以及繼續作為區內的信息與通訊樞紐，必須有可量可裁的儲備用地，配合急劇發展的港口、航空以及其他可見不可見的建設之需。這些發展包括增建鐵路交會處和支線、為非都會區興建新鐵路線，以及建造新的策略性公路。
另外，都會計劃與日俱增，早在1983年10月，港英政府發表的“海港填海及市區發展研究”，為香港市區作粗略的都會概念規劃，以應對21世紀的市區發展需要。此後，政府進行“都會計劃選定策略”研究，作為2011年前重整都會區的土地用途、運輸及環境規劃架構，策略涉及廣泛的市區土地規劃，包括荃灣與葵青、西九龍、啟德、九龍中部及東部，以及香港島西部、東部及南部。
3.“逼仄”，是幾乎所有初到香港者的第一感受。廣東話的“逼”用在這座城市非常形象，密密麻麻的高樓和洶湧的人群令人產生壓迫感。尤其是北方人到香港，過慣了天地寬闊的日子，到香港便被“夾”得難受。除了保存下來的古蹟，在港島幾乎看不到低於20層的樓房。地面行人通道非常狹窄，有些地方僅容一人通過。大廈之間多用架空通道相連，初來者經常容易找不著北。地下軌道交通非常發達，而且因為地價高，港鐵開發附帶的物業盈利甚佳，使其成為全世界掙錢，而且是最掙錢的地鐵公司。香港已頗具未來空間城市雛形，人們在不同的高度活動。但即便是這樣的精打細算，仍然應付不了日益增長的需求。填海造地，成了政府唯一的選擇。
最初期的填海方式，只是把開發時所產生的沙泥碎石，直接傾倒進海裡去。這種方式，造出來的陸地最接近自然海岸。不過，若然填海地所處的水流比較急，水流對海岸的衝擊，會漸漸侵蝕填海區。過去政府對淺水灣的擴展工程，就曾遇過這個問題。
若堆填範圍比較大的話，比較好的填海辦法，是先用比較穩固的填料在填海範圍修築堤圍，然後再把填料傾倒進堆填區內。這種堆填方式最為常用，亦是最普遍的堆填方式。現時香港的西九龍填海區，就是用這種方法，把原來的油麻地避風塘的堤圍連結，再把沙石傾倒進堤圍內，再等候填料沉澱，然後再在新填海區開展建造工程。沙田新市鎮亦是採用這種方式進行填海工程。若填料只是沙泥，大可直接傾倒進海裡。不過，若填料是污泥或垃圾的話，在填海之前，要先行平整海床。平整海床的方式是先把海底的污泥挖起，並在海底及堤岸鋪設防止污水滲漏的膠膜，然後才可以把填料倒進堆填範圍之內。不然的話，污泥在表層建築物的壓力作用下會滑動，造成地面不平均沉降。
4.“五更千里夢，殘月一城雞”。事實上，香港於1842年，便已經進行第一次非正式的填海工程。當時，香港島中環皇后大道及雲咸街的興建產生大量沙石，政府直接把沙石推進維多利亞港，既節省搬運建築垃圾的成本，又擴大維多利亞的發展面積，可謂一舉兩得。
首次正式填海工程，則是於1852年展開的文咸填海計劃。填海位置在今日上環文咸東街一帶，目的是將上環的發展面積進一步增加，藉以興建政府部門及港口設施，發展維多利亞區域。
1856年倡議的寶靈填海計劃因備受反對而未能推行，該計劃擬於中環政府山以北，一直向東伸延至東角，興建長約4哩闊50呎的海旁大道及於填海區興建公眾碼頭，因在第4任香港總督寶靈爵士任內而得名。
寶靈填海計劃觸動了中環碼頭區的業主——洋行商人的利益。寶順洋行大班兼定例局【即立法會前身】成員顛地【LancelotDent】就強烈批評該計劃，認為政府填海計劃侵犯原海旁地段邊界業權。填海後，原海旁地段不再臨海。由於各大洋行正門均位於皇后大道，而海旁多為廚房及馬厩，填海後變成位於交通要道有礙觀瞻。
5.當時香港既為商埠，香港的精英階層，自然是經貿圈中人士。港府政策是否被譽為良善，與他們有密切關係。商人幾乎主導了當時的定例局和議政局【行政局前身】，甚至可以直接炒總督的魷魚。第二任港督戴維斯【JohnF.Davis】為改善港府收入，推行人頭稅，遭英商大力反對，向英倫抗議，結果戴維斯被召回英國。
“莫問早行奇絕處，四方八面野香來”。填海計劃所向，投資龐大，有可能將使政府陷入財政困難。計劃總需19000萬英鎊，而政府就工程只向英廷貸款4000萬英鎊，但同年因興建監獄及醫院已向英廷貸款10000萬英鎊，加上英國不會無限量貸款支持香港基建。雖然工程費用政府公佈為19000萬英鎊，但總量地官估計需要87648萬英鎊，該數仍未把配套項目，如海軍的0.75平方哩的校場費用列出，所以估計寶靈填海計劃總支出為112000萬英鎊。
因為定例局中權貴的阻撓和資金困難，寶靈填海計劃被宣布無限期擱置。
6.政府於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成功進行一系列的填海工程，使香港島北岸西至堅尼地城，東至銅鑼灣。 20世紀20年代，灣仔再進行一輪填海工程，從此而後，直到戰前的港島再沒有任何填海工程。
至於九龍半島方面，自從英國於1860年取得該地後，1867年便在九龍角進行首次非正式填海工程。 1876年，在油麻地擁有地段的業主，自行進行填海工程，成為今日新填地街一帶。九廣鐵路英段工程中，在1914年於尖沙咀梳士巴利道以南填海，以興建尖沙咀火車站的路軌。
雖然九龍半島此後也進行了不少填海工程，但在戰前時期的，大多是私人企業主行為。這是因為當時政府的目光集中所在，是發展香港島北部，對九龍半島的土地需求甚少。唯一例外就只有於1930年興建啟德機場，政府不能不進行的填海工程，這是當初私人開發的剩餘工程。何啟與區德【又名區澤民】等人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北岸進行填海工程，計劃建造一個名為啟德濱的花園城市，並於1916年展開工程，建成為多條街道之住宅區。但此計劃後期失敗，部分空地於20世紀20年代中期被香港政府收回，成為早期之啟德機場。
日治時期，侵占香港的日軍亦為進一步擴建啟德機場而進行大規模填海。機場需要被擴建成兩條交叉跑道，附近的古蹟宋王台被日軍炸毀，並連帶損毀了宋王台後方的名勝珓杯石。填海使用了損毀後的岩石，還包括拆毀九龍寨城的城牆。工程尚未完工，日軍惡跡斑斑而為天下敵，終於宣布投降。
7.香港光復後首個填海工程是位於新界沙田區，亦是新界的第一個大規模填海工程，於1950年在城門河畔由一劉姓商人填海，以興建沙田墟住宅區。香港政府方面，同樣在1950年開始填平銅鑼灣避風塘，原址興建維多利亞公園。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政府也於柴灣與小西灣、啟德機場、觀塘工業區及紅磡灣等地進行填海。隨著香港新市鎮的規劃延伸，紅線標處，皆在囊中，香港政府亦開始在新界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 1966年，為配合屯門新市鎮發展計劃，政府開始在青山灣填海。 1970年代，荃灣、醉酒灣【今葵涌貨櫃碼頭】以及沙田等新市鎮都有大規模填海工程。 20世紀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也進行了不少填海工程，範圍不僅限於維多利亞港內，例如香港島南部的香港仔、鴨脷洲及鋼線灣【現成為數碼港】等地方，均進行以興建住宅為目的的填海。除住宅之外，也有填海計劃是為了發展工業的，譬如1985年落成的大埔工業村。戰後至1980年，香港的填海面積約有4000公頃。而80年代初，地鐵港島線興建期間，在港島東部進行多項移山填海工程，包括夷平康山，及在太古城、西灣河、筲箕灣至杏花邨海面填海。所得的土地興建了港島東區走廊、東區海底隧道及住宅物業。
“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溪橋何處邊”。 1989年，香港政府公佈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當中不少計劃需要進行填海，包括赤GFBC8角的香港國際機場、東涌及大蠔新市鎮、北大嶼山及西九龍等。而於9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也在香港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中提出多個填海建議，在中環、灣仔、九龍角、啟德、青洲及竹篙灣等進行填海，其中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其後被落實。
8.20世紀80年代之前，由於環境保護的議題尚未成熟，加上填海為香港提供很多可圈可點、可觸可摸的好處，故而當時幾乎沒有人異幟高張，反對填海。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環境保護日趨自覺理性，由於部分環保人士的提倡，不少香港人開始關注維多利亞港的填海計劃，並開展起保護維港的運動。
有得必有失，從長遠看，反對填海的理由有多重：其一，破壞環境，填海多在繁華擁擠地區旁邊，使得現有的人口集中、空氣質量下降等問題更趨惡化。其二，挖填式的填海方法破壞生態。雖然填海消化了建築工程所產生的大量惰性廢料，但仍需挖掘海中泥沙作為填料，破壞海床。而且挖泥工程攪動海底的受污染物質，使海水受到污染。填海收窄水域，無法有效利用海洋的自潔能力，使得本已經污染嚴重的海水水質進一步下降。其三，填海破壞城市景觀，影響本港旅遊業。維多利亞海灣是香港的地標，夜晚從尖沙咀向中環望去，水波粼粼萬家燈火的景像是城市的名片。填埋使得海灣日益收窄，其中西九龍填海工程毀掉港口西部，整片填海區成為海港環境的一大污點。本地市民和遊客都抱怨海港變得醜陋不堪，有人戲稱維港將來應改名為維多利亞渠。填海對航運業影響也很大，每天有5000多艘不同規模的輪船使用港口。香港領航員協會已向立法會投訴，指填海使港口變得太狹窄，危及航行安全。現在，水流變得很急，海面波濤洶湧，小型船隻被迫使用主要的航道。由於空氣污染加劇，海面煙霧瀰漫，使能見度下降，在港口海面航行已變得很危險。正因為這樣，近年撞船事故頻生。此外，填海工程將海岸線進一步延伸，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等附有香港人集體記憶的建築被拆除，民眾反對聲浪日趨增大增強。
9.維港保護中，當以1995年成立的保護海港協會最為聲勢浩大。該會在1996年1月發動保護海港簽名行動，旗號翻飛，聲援勢大，得到17萬名市民簽名支持，迫使政府於同年5月擱置青州的填海計劃。此後，該會於同年6月呈交《保護海港條例》，並於12月收集了十幾萬個市民簽名遞交給當時港督彭定康，結果於1997年6月於立法局最後一次會議時成為法例。條例訂明，維多利亞港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及天然財產，須受到保護和保存，並設定了不准在維港進行填海工程的法定原則，所有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在行使任何歸屬權力之時，都須要考慮以上的法律原則。
1998年，因為多個環保團體的反對，政府先後需要暫緩及重新檢討啟德及添馬艦的填海工程。 1999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當時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承諾會減少填海並遵守可持續發展之原則。
香港反對填海最重要的事件，是於2004年1月9日保護海港協會成功挑戰香港政府，香港終審法院一錘定音，推翻灣仔北填海計劃。
這一計劃始於1989年，香港規劃署完成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可行性研究，落實在上環港澳碼頭與銅鑼灣避風塘之間，進行新一輪的填海工程。填海區由中環、添馬艦及灣仔會議展覽中心3個由公園及綠化地帶分隔的地區發展範圍組合而成，並分為5期發展。從1993年至2006年期間，其中的3期發展已經完成，包括中環的第一及第二期，以及灣仔的第一期，總共製造了32.3公頃的填海土地。剩餘進行中的，分別是中環的第三期及灣仔的第二期。
填海計劃的主要目的，主要是為基建提供土地建設，包括港鐵機場快線及東涌線香港站、沙田至中環線、北港島線、中環灣仔繞道、東區走廊連接路，以及中環碼頭等。此外，計劃亦希望以建造一條世界級的海濱長廊，為區內提供額外休憩及綠化用地，以及改善海岸的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