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八章亂戰中國

1917年11月7日，窮得叮噹響的俄國突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俄）在列寧的領導下成立了。 由於一戰尚未結束，因此革命後的列寧政府忍辱負重，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以割讓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賠款六十億德國馬克的代價，退出戰爭，贏得了喘息時間。好在後來德國人輸掉了“一戰”，列寧趁機宣布廢除此約，帶領那個橫跨歐亞的超級帝國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 由此，馬克思的理論被俄國人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行得通！ 當時在中國也有三個人跟著興奮。他們就是北大教授陳獨秀、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和助教張申府。大釗同志尤其興奮，一向內斂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預言了一把：試看將來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0年3月，共產國際（列寧領導創建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總部位於莫斯科）派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在北京和上海分別會見了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們研究了中國的情況，認為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具備，可以正式建黨。 建黨大業從此開始。 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 同年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差不多同時，毛澤東的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也成立了。 1921年，張申府在法國留學的過程中，與周恩來一起建立了旅法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裡有不少牛人，如陳毅、聶榮臻、鄧小平等。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一大”）在嘉興南湖閉幕。

與會的有全國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陳公博、週佛海、張國燾三人先後叛黨），加上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共計十五人。但李大釗和陳獨秀並沒有參加，真實原因已很難考據。 此外，由於“一大”的相關檔案在戰爭中遺失，其精確的召開時間沒有人記得起來，但7月是沒錯的，後來一商量，黨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 中國共產黨從此誕生。 就在中共一大結束後不久，在萬里之遙的美國華盛頓，也召開了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 1921年11月11日，華盛頓會議召開。與會的有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等八強國，奇怪的是中國也有資格參加。 開這個會的原因很簡單——日本在中國的擴張速度過快，影響了美、英、法等國在中國的利益。於是在美國的牽頭之下，眾列強一拍腦袋，決定把日本拉過來敲打敲打，讓它放老實點，要是不聽話那就一起上去揍它。

至於苦主中國，也是被拉過來聽教訓的，意思是你別太縱著日本，也得讓我們哥兒幾個嘗點甜頭，利益均分。若是日本過於欺負你，我們可以給你撐腰，你出些好處費就行。 會議的結果也不復雜，與中國有關的決議主要有兩點： 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讓步。 具體內容：一是英美日三國海軍主力艦的比例維持在5：5：3；二是在中國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棄在中國山東的特權，也就是說中國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二、列強決定在中國實行美國人提出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 “門戶開放”本質上是一種權宜之計。美國在沒有實力獨占中國的時候，就拉上幾個哥們儿一塊兒控制中國，利益均霑，不讓一家獨大。畢竟穩定的局面比較適合大家一起發財。但在二戰結束後，當美國成為世界霸主時，它就再也不提“門戶開放”了。看來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不管如何，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可以用一句話總結：確立了美國在諸列強中對中國的優勢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把之前在巴黎和會上簽訂的凡爾賽合約和華盛頓會議的一系列結果合在一起所構築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書上所說的“華盛頓－凡爾賽體系”。 就華盛頓會議的結果而言，不知道當時的中國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國人和英國人不明擺著欺負我弱小嗎？你們不讓我干我偏乾。日本二桿子精神大爆發，從此暗中全力備戰，下定決心獨占中國。 事實上，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已在事實上控制了朝鮮半島、台灣、東三省，已經稱得上是一個“大日本帝國”。 但日本人不懂這個道理：過於貪婪對於一個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來說，帶來的很可能是毀滅。

日本人在1937年後全面侵華，繼續貪婪地擴張，最終一敗塗地，數代人的經營化為泡影。 在日本的覆亡背後，我們看見了一樣東西——無論興衰更替，無論歲月流逝，歷史規律不容侵犯，縱使它曾驕橫一時，縱使它曾不可一世。 以多欺少的戲碼剛在美國華盛頓演完，中國這邊也開演了。 曾經在直皖之戰中並肩作戰的兩個盟友直系、奉系翻臉了。原因只有一個：分贓不均，直系得到的好處比奉系多。 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係好，地處中原，而奉系位於東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關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 甚至連立場一向不大堅定的陝西省軍區司令馮玉祥也徹底投向了直系，從爺爺不親、奶奶不愛的邊緣角色成為後娘生的孩子，處境和待遇總算有了一些好轉。

奉系既然在地方上爭不過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張作霖安排親奉系的梁士詒做內閣總理。 張作霖的想法很好，想藉梁大財神的理財本領多撈些錢花花。可問題是，他自己和梁士詒都是親日派，老幫日本說話辦事，嚴重損害了英美等國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豈能容忍梁士詒繼續待在內閣總理的位置上！ 於是，“出頭鳥”專業戶吳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來，多次批判北洋前輩梁士詒媚日賣國，並嚴正要求梁士詒必須下台！ 梁士詒由於平日沒注意提升自我修養和展開自我批評，所以沒能頂住直系的壓力。據說他還沒跟張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體條件不能勝任崗位的繁重工作壓力為由辭職了。 張作霖頓時惱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給我等著，這一次我非得教訓教訓你不可！

公平地講，當年直皖之戰直系顯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後面撿了些漏。如果根據“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出力越多掙錢就越多”的規律，奉係是沒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總是這樣，看見跟自己實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發財後，難免心中不平衡。 恰好此時，段祺瑞的皖系試圖東山再起，而孫中山的廣州中華民國政府也正試圖北伐。 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孫中山一拍即合，要組成三角聯盟共同對付直系。 直系一看這三家架勢拉得挺大，心裡也有些發慌，必須得給自己找個盟友！ 吳佩孚按照“軍閥混世三要訣”之“如果有機會背後下刀，堅決不跟對手正面爭鬥”的原則，四處一打量，還真發現了一個適合替他背後下刀的人選。 結果孫中山又倒了大霉，因為吳佩孚挑中的這個人是陳炯明。

吳佩孚派人聯繫陳炯明時，已經是1922年4月，此時三角聯盟已經枕戈待旦，即將開戰。在這種蓄勢待發的關鍵時刻，吳佩孚從背後給孫中山一刀子，真是殘忍。 當然，孫中山不知道這件事情，他壓根兒不知道後院要起火，仍信心滿滿，以為這一次的計策應該萬無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對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強大的直系軍閥，然後再算計其他。 其實，一直以來孫中山“挑動一個軍閥打另外一個軍閥”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順，一般結果都是好處讓別人吃光了，他所獲不多，不知道這次的結果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孫中山在決定北伐前，還是很誠心地對陳炯明說：你出來做北伐總司令吧，咱們一起成就革命大業。 陳炯明卻心想：總司令我愛做，但北伐總司令就算了。於是拒絕了孫大總統的美意。

你陳炯明不參加，我孫中山難道就不能北伐了嗎？孫中山仔細籌算了一下：粵軍我能拉出一部分帶走，再讓李烈鈞把他麾下以朱培德為首的滇軍帶過來，兵力也就差不多了。 想想也是，當年孫中山僅靠幾十人的會黨就敢反抗清政府，現在他人馬過萬，戰將眾多，還有什麼不敢做的？ 補充一句，孫中山心中能帶走的那部分粵軍，主要是指粵軍許崇智麾下的第二軍以及粵軍精銳中的精銳——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是鄧鏗，他手下的軍官大都是保定軍校的高材生，綜合質素相當不錯，猛人奇多。看看從第一師走出來的這些名字：李濟深、薛岳、張發奎、葉挺、鄧演達、蔣光鼎、蔡廷鍇、陳可鈺、陳銘樞、陳濟棠，哪一個不是日後縱橫一方的大牛人？ 1922年3月15日，孫中山在桂林誓師，以李烈鈞為北伐總司令，許崇智為前敵總指揮，取道湖南，進兵北伐。

就在北伐部隊快開到廣西湖南交界處的時候，湖南“國王”趙恆惕派人給孫中山帶來一句話：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會給北伐軍借道的，你們繞道吧，否則武力相見。 孫中山暫時不打算多樹敵，於是入湘計劃告吹，他決定改道江西北伐。 沒想到，隊伍剛剛走到廣西藤縣，就遇到陳炯明的部下架著機槍阻攔隊伍北上。 同時，廣州也傳來一個不好的消息：繼一年前的朱執信犧牲後（死於桂系之手），孫中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將——在後方為北伐軍提供後勤支援的鄧鏗被刺殺（幕後主使不詳，但陳炯明嫌疑最大）。 情形如此不利，孫中山不得不暫停北伐事業。 孫中山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他給陳炯明下達了最後通牒： 一、參加北伐。 二、籌措五百萬元的軍費。 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 陳炯明拒絕接受，說自己更願意退休回家種地，伺候老母。他說到做到，迅即辭職。 不過這傢伙特不地道，他在離職滾蛋時，讓親信葉舉將所有駐紮在廣西的部隊撤回了廣東，將了孫中山一軍，孫中山哪有富餘的部隊去防守這些空出來的地盤！ 陳炯明這番只圖自己痛快、損人不利己的行為，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曾經的桂系藉此良機在廣西死灰復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這個黃金三人組，“殘仔明”的自殘行為給了他們茁壯成長的空間和土壤。 孫中山雖然很生氣，但還是厚道地讓陳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孫中山，北伐沒有他想的那麼容易。孫中山漸漸地冷靜下來，隨後召集眾人開會，商量解決問題的方法。 此時北伐軍內部有兩種意見：一是繼續繞道北伐，避免各種衝突。二是暫緩北伐，幹掉“陳家軍”，清除內患。 蔣介石就是持第二種意見的代表人物。 可孫中山有些猶豫不決：陳炯明好歹也是一個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聽話，良心也不至於壞到造反破壞革命吧。退一萬步講，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沒有採取實際行動的時候，我還是不忍心下手的，畢竟大家共事一場，況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說不定哪天陳炯明被感動了，浪子回頭呢（競存叛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給以殊恩，當能感奮）？ 這話真把蔣介石氣壞了。當然了，他這次如此生氣是有理由的。原來，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亂世中跟他相依為命的母親半年前去世了，按照習俗他不能出來工作，必須在家守孝。可他為了北伐，毅然放棄了小孝道來盡革命大義，沒想到卻落得這麼個結果。 孫總統既然不聽我的意見，北伐必敗，我又何必蹚這渾水？蔣介石盛怒之下，賭氣回到浙江。算起來也不知道這是蔣介石的第幾次離職出走了。 蔣介石的脾氣著實不小，要擱在如今，若有人動不動就撂挑子，估計不但會被炒魷魚，而且還會上獵頭們的黑名單。但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蔣介石的意見非常正確，陳炯明確實必反。 就在孫中山對於是否北伐猶豫不決之際，他的盟友們已經開戰了。 一想到偉大的三角聯盟圍攻直系的壯觀場面，自信滿滿的張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興奮，他已經迫不及待率兵入關，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讓所有的人都親眼目睹他的勝利。於是，張作霖給軍隊取了一個威風的名字——鎮威軍，他要大干一場！ 媽拉個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關外，老子要投鞭斷長江流，走馬觀洛陽花！ 1922年4月10日，張作霖親自掛帥，張學良為將，揮師十二萬入關。 直系這邊也不含糊。曹錕為帥，在後方管理後勤。悍將吳佩孚為前敵總指揮，帶著十萬人馬迎上了奉軍。 4月29日，河北，直奉兩軍狹路相逢。直奉大戰爆發。 在張作霖的親自指揮下，奉軍氣勢如虹，大舉進攻，炮聲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隱隱聽到。 自從皖系倒台之後，日本人就轉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軍的彈藥充足，炮火壓得直軍抬不起頭來。 直軍真的抬不起頭了嗎？非也。吳佩孚這位仁兄可不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武夫，他很善於動腦筋，深得兵不厭詐的奧妙。 吳佩孚知道張作霖彈藥充足，所以他替張作霖設計了一個消耗彈藥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隊偽裝成主力在正面引誘奉軍頻頻開砲，讓張作霖浪費去吧！ 就在奉軍專心致志地浪費彈藥的時候，吳佩孚派出的軍隊已經繞到了奉軍背後。等到炮聲稀疏，吳佩孚斷定對方砲彈接近用完，果斷命令直軍出擊，奉軍腹背受敵。 而且吳佩孚還有一個秘密武器——曾經在溥儀復辟中嶄露頭角的空軍。在空軍炮火的掩護下，直軍士氣大漲，而奉軍的弱勢也顯現出來了。 直系將領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係將領中有不少人是綠林好漢出身，打家劫舍還行，指揮團隊作戰那是趕鴨子上架，沒有受過正規軍事教育的土匪怎麼可能指揮得了幾十萬人的大會戰？ 在吳佩孚誘敵深入、尋機殲敵，集中兵力迂迴包抄、各個擊破的靈活戰術下，奉軍全線潰退。 五天后，戰爭結束。 奉軍死傷三萬餘人，被俘四萬多，軍費損失高達三千萬元，連張作霖自己都差點被吳佩孚活捉，還好張學良夠孝順，帶著亦師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齡把老子給救了出去。 就在吳佩孚準備挾大勝之威，衝出山海關一舉將東北拿下的時候，美國、英國、日本開始出面乾預，要求直系、奉系停戰，他們絕不允許出現一支可能一統中國的力量。 由此，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奉軍大敗而直軍再創輝煌。 吳佩孚再次以少勝多，聲譽走向巔峰，一下收穫了兩個帥氣的稱號——“玉帥”（字子玉）、“吳大帥”。 三角聯盟呢？去哪裡了？三角聯盟看著人多勢眾，可段祺瑞已被傷了元氣，根本就是有氣無力，而孫中山後院起火也沒辦法給予支援，所以真打起來的還是直奉兩家。 直軍馳騁中原，在北京一帶根基很深，而張作霖的根據地在東北，這次勞師遠征，來得快，跑得急，慘敗回關外也不算稀奇。 這一仗打完，從中獲利的還有一個人——馮玉祥。 吳佩孚在戰鬥開始前交給馮玉祥一個任務，讓他率部監視與張作霖有勾結的河南省軍區司令趙倜。 這位趙倜仁兄是個蠢蛋，屬於腦袋愛進水的那種類型，他可能出於“打擊敵人士氣，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眾同情”的目的，在戰鬥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急吼吼地到處宣揚：吳佩孚死了，張作霖必勝！ 馮玉祥覺得趙倜很搞笑：如此昏聵的傢伙居然霸占著河南這塊寶地，真是暴殄天物啊。 馮玉祥決定，與其讓河南浪費在趙倜手裡，還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 馮玉祥輕鬆地將趙倜的部隊全部繳械。 戰後，吳佩孚按功論賞，馮玉祥由陝西督軍改任河南督軍。 那會兒河南比陝西更加適合可持續發展，因此看似平調的馮玉祥實際上賺大發了。手中資源越來越多的馮玉祥，由此開始了擴軍強兵的步伐。從此刻開始，“馮家班”走上了稱雄一方的諸侯之路。 直皖戰爭、直奉戰爭都以直系獲勝告終。主要競爭對手段祺瑞和張作霖被先後趕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檔曹錕和吳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 曹三爺想調整職業規劃，更上一層樓，弄個總統噹噹。而吳佩孚也不滿足於稱雄中原，他要接過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大旗，一統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實現這個目的，吳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權力支持。 所以目標一致的兩人決定迅速把大總統弄到手中。 然而，曹錕若要快速地爬上總統的位置，他需要解決兩個障礙：一個是怎麼把現任總統徐世昌弄下台，另一個則是徐世昌下台後，曹錕又以何名義上台。 好在曹、吳二人權大勢大，投奔過來的謀士如過江之鯽，其中一個奇人給曹三爺出了一個奇策，史稱“法統重光”。 這位奇人名叫吳景濂。他說：現任總統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縱的、已經被咱們解散的非法產品“安福國會”選出來的偽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請他下台。而徐世昌離任後的這段空白期，我們可以把黎元洪請回來，裝點下門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張勛復辟的非常時期被迫離任大總統的，是不能視為自動離職的，所以應該將他迎回並補滿任期，等他任期一結束我們就恢復國會和憲法，重新選舉大總統。一旦重新選舉大總統，您的機會不就來了嗎？ 吳景濂的整套方案簡單合理，具有極強的操作性。曹錕見獵心喜，示意吳佩孚馬上開始操作。 為了實現一統中國的偉大理想，吳佩孚根本不懼怕別人罵他不尊重前輩，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幾個說客去試探徐世昌對“法統重光”的看法。 徐世昌作為一名19世紀的50後老文人，當總統當得很憋屈，在任期內真正做過的有意義的事就是拉架。當然，這也是由於他是袁世凱的把兄弟，資格老，年齡大，正適合做中間調停人。不過隨著吳佩孚、張作霖這兩個19世紀的70後的崛起，他這個老朽連當和事佬的資格都沒了，人家根本不把他當回事。 徐世昌是誰？老油條，耍過的心眼比吳佩孚吃過的飯還多。他知道勢不如人，再說也累了，很乾脆地主動下台了。 68歲的我也該回家了！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離開了北京，推開了天津的家門。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退位的徐世昌從此不再過問政治，過上了詩、書、畫三位一體的隱逸生活，而且老有所為，頗有成就。 徐世昌被順利地逼走，但另一個主角黎元洪卻遲遲不到位。 黎元洪在隱居天津的五年之中，無門無派，無牽無掛，除了投資實業獲利頗豐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寫寫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參加公益活動，再也不用受被人脅迫的窩囊氣，日子過得十分滋潤。 對於曹三爺明顯是讓他出來過渡一下的請求，黎元洪並不想去蹚這趟渾水，因此直截了當地一口回絕。 但是，曹三爺已經編好劇本，選好演員，各項工作都已籌備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於是乎，“萬眾一心”的遊說運動開始了，曹錕、吳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門軟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麼條件他們就答應什麼條件，溫順得像貓一樣。 黎元洪一看這陣勢，也就知道他們非得讓自己出來做那座過渡的橋。算了，從了吧，當送他們一個人情。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復職。 曹三爺的總統計劃步入正軌的時候，另一名大總統——孫中山正在偏離他預定的軌道。 我們把時間稍微倒退一點，回到直奉大戰時的那幾天。 孫中山看見北方打起來了，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系，統一中國的千載良機，自己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他已無暇顧及解決陳炯明的問題。 5月6日，孫中山在廣東韶關誓師北伐，發誓要把萬惡軍閥、腐敗官僚掃除淨盡，實現真正的民主。 具體分工是這樣的：孫中山坐鎮大本營韶關遙控戰事，李烈鈞和許崇智分別為北伐軍總司令和總指揮。 接下來的戰事進行得很順利，北伐軍打進江西，直逼南昌城下，嚴重威脅到了吳佩孚的後方。但吳佩孚並不慌張，只是命令前線軍隊加強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顆棋子該起作用了，可是為什麼到現在還沒發作？ 那時的中國，到處上演著“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戲碼，人人都想當黃雀，卻經常變成蟬。陳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當蟬，所以他會耐心等待，等待孫中山給他最好的機會。 而現在，陳炯明的機會終於來了。 北伐軍已深入江西，無法在短時間內趕回廣東。 5月20日，陳炯明的親信葉舉攻破廣州，並公開要求孫中山將陳炯明官復原職。 廣州瞬間易手，情況十分危急。 身在韶關的孫中山趕緊派汪精衛去陳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陳炯明討個說法。陳炯明向來堅持“事可以做絕，話卻不能說絕”的處事原則，他在汪精衛面前拍著胸脯說：我以黨性和人格擔保，我是絕對不會反中山先生的，我會為部下的擅自行動負全責。 真誠感人，很給面子！汪精衛遂將陳炯明的這番話轉述給了孫中山，孫中山總算把心放下了幾分。只要陳炯明不撕破臉，總還有迴旋的餘地。 可幾天后，孫中山就不得不趕回廣州救火。 因為葉舉的亂兵不僅把廣州城搞得雞飛狗跳，葉舉還每天都去找財政部部長廖仲愷要錢。葉舉理直氣壯地對廖仲愷說：大軍不可一日無糧餉，而我們是政府的部隊，政府必須要撥糧餉給我們！ 廖仲愷不勝其煩，只好給孫中山發電報求救：請大總統暫時回廣州，震懾一下。 但胡漢民力勸孫中山：你千萬不要回去，太危險，廣州城附近的部隊都只聽命於陳炯明，如果陳炯明和你翻臉，後果不堪設想。 孫中山考慮再三後認為，從汪精衛匯報的情況看，陳炯明不會撕破臉，憑藉自己大總統的身份，還是可以震懾一下無法無天的葉舉，如果能將事件暫時平息下去，則可保證不影響北伐大業。 因此，孫中山安排胡漢民留在韶關，自己帶親隨衛隊返回廣州。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孫總統的膽子真大。 當時孫總統的警衛團團長是陳可鈺，他給手下的三個營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營作為機動部隊隨孫中山活動，葉挺的第二營留守廣州總統府，張發奎的第三營主要負責韶關大本營本部的保衛。 區區一支警衛部隊，居然擁有四大北伐名將——陳可鈺、張發奎、葉挺和薛岳。如此奢華的陣容，在近代史上實在是無以匹敵。 有意思的是，張發奎、葉挺、薛岳三人還是結拜兄弟。 其中薛岳貌似名氣最小，其實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戰勇猛，人送外號“老虎崽”。十多年後，薛岳這個名字成了倭寇們最可怕的噩夢，人稱“抗日戰神”。 言歸正傳。 孫中山返回廣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陳炯明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這道命令實際上恢復了陳炯明廣東省軍區司令的職務，命令的潛台詞也很清楚：我恢復了你的權力，你應該利用你的權力命令你的手下撤軍。 陳炯明對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說：孫總統你放心吧，我已經下令讓葉舉退兵。 孫中山、薛岳一行到達廣州與葉挺會合後，安全總算是有了保障。可孫中山馬上就發現自己上了陳炯明的當。亂兵根本就沒有退，而且在孫中山回到廣州之後的十幾天裡，陳炯明、葉舉都避而不見他，城中的混亂局面有增無減。 屋漏偏逢連夜雨。 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總統黎元洪出山。國會即將恢復，這樣一來，孫中山去哪兒找合法的理由北伐？ 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孫中山召開記者招待會。 會上，孫中山首先為自己為何要北伐進行了辯護。他解釋說：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專制，只要武人專制不結束，我就北伐不止。 接下來談到了當前的廣州危機。他說：我已經答應了陳家軍的要求，錢也給了，陳炯明的職位也恢復了，可是他們依然如故，把廣州攪得雞犬不寧，希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督促陳家軍改正。 說完這些，孫中山話鋒一轉，開始說硬話：我下令要陳家軍全數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孫大砲，但這回大砲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砲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為泥粉。殘害六十餘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們終不肯罷休。我只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天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 孫中山之所以敢於發出如此威脅，並非完全虛張聲勢，因為他手頭還有一支從護法運動一開始就听他話的部隊——海軍，現在就在珠江。 不過恫嚇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會因為幾句話就放棄整個行動？ 果不其然，孫中山想和平解決此事的希望破滅了。 6月13日，陳炯明終於跨出了最後的一步，指令葉舉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中山，並指示葉舉盡快斷掉孫中山北伐的財源——抓捕財政部部長廖仲愷，鎖住“孫中山的荷包”。 6月15日，廖仲愷被捕。後來廖部長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營救下逃出生天。 6月15日夜，陳家軍高級將領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軍事部署方案。 還好孫中山甚得軍心，6月16日晚上10點，有與會的軍官在行動前通知總統府說：今夜陳家軍恐有不軌行動，請總統速離總統府。 得到密報後，孫中山在衛士的護衛下急匆匆逃離總統府，一路血戰，衝破重圍，輾轉來到了海軍“永豐”艦上。在薛岳和葉挺的保護下，已懷孕的夫人宋慶齡也冒著槍林彈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產，後來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見當時局勢多麼緊張。 在碼頭負責接應孫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輕軍官，這個25歲的小伙子在之後的數十日水上逃難中成為了孫中山的貼身侍衛，他叫做葉劍英。 葉劍英，廣東人，朱德在雲南講武堂的師弟。他出身武術世家，父親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響，葉劍英從小就好武，在雲南講武堂讀書時，曾與日本教官比拼劍道。 別看他此刻還不為人知，之後大家便會發現，在中國近代百年曆史幾乎每一次重大的轉折點上都有此公的身影。 還好孫中山逃得快，沒過多久，總統府就挨了三砲，這就是“炮轟總統府事件”，也稱“六·一六事變”。 粵軍就此一分為二。許崇智第二軍的大部、第一軍第一師的大部支持孫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師，它就是三年後的那支戰鬥力超強、建功最大的北伐“鐵軍”——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班底。至於粵軍餘下的大部分人馬，大多跟著陳炯明一路黑到底。 孫先生運氣真是不錯，若是晚走半小時，後果不堪設想。再聯想到孫中山先生革命幾十年，每到關鍵時刻總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嘆一聲：每一個成功人士的背後，總是需要一點點好運氣的，這似乎是天命。 17日，孫中山在“永豐”艦上發出了第一封電報，命令李烈鈞和許崇智率北伐軍回師討賊。 18日，又發了一封電報：事緊急，盼速來。這是發給蔣介石的。 蔣介石是講義氣的人，接到孫中山的電報後，沒多感嘆陳炯明這廝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兩個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安排給了兄弟張靜江，自己獨自南下，義無反顧地回到了風暴的中心。 蔣介石一登上“永豐”艦，就被委以全權，指揮海軍對戰陳炯明，表現十分出色。 在孫中山落難之際，蔣介石捐棄前嫌前來“救駕”，盡心竭力地隨侍左右，怎能不讓孫中山感動？孫中山遂將蔣介石引為心腹。經此一役，蔣介石昂首進入國民黨軍界的最高領導層。 後來蔣介石把這段經歷寫成了一本書，叫做《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把自己如何得到孫中山信任，如何與孫中山患難與共的故事，用夾敘夾議的寫作技巧描寫了一番。雖然書中重點突出了蔣介石本人忠誠英勇的表現和革命叛徒們陰險無恥的嘴臉，略顯主觀，但也不失為一部精彩的敘事性史料。 蔣介石火線“救駕”之際，李烈鈞和許崇智的營救行動也開始了。 北伐軍奉命回師攻粵，但一入廣東，就有相當多的廣東籍軍官倒在了陳炯明的糖衣砲彈攻擊之下，紛紛倒戈。加上廣西桂系的沈鴻英在吳佩孚的利誘下，也帶著軍隊落井下石。北伐軍腹背受敵，只好分兩部撤退，李烈鈞一部退向廣西，許崇智一部退到福建。 在“永豐”艦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孫中山連續收到壞消息：海軍中的不少將領沒能經受住大浪淘沙的風雨磨礪，晚節不保，英雄變狗熊，倒在了陳炯明的金錢攻勢下。 孫中山眼見無法扳倒陳炯明，只得率蔣介石等人借道香港，於8月初回到了皖系盧永祥勢力範圍內的上海。 又失敗了。孫中山已經算不清自己是第幾次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