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三章決死戰，日軍利用一泡屎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

回到民國搖晃的政壇。 前面說過，何應欽在1935年跟日本人簽訂了一份遭人唾罵的《何梅協定》。 協定商討之時，日本人希望中國軍隊從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們能隨時進占這兩座城市。何應欽雖然軟弱，但也不至於如此不濟。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給日本人的事，何應欽不願意做也不敢做。 雙方最後商定：中國的中央軍不能駐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別的部隊駐紮，比如說二十九軍。 二十九軍就是之前在長城抗戰中掄著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軍，可為什麼單單選中二十九軍？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對日本人來說，這支部隊裝備簡陋好對付，都火器時代了還靠掄大刀砍人。對國民政府來說，畢竟喜峰口之戰二十九軍拿下了日軍，留下一支英雄部隊防備日軍，能給普通民眾以信心。而且在國民政府的默許下，二十九軍悄然擴軍至十萬之眾，武器裝備也有了比較低調的改善，對日軍有一定的威懾作用。

另一方面，這支部隊無依無靠。它本是正統的馮玉祥西北軍，可中原大戰後西北軍散伙了。之後蔣介石將其劃歸張學良管，但張學良因為“九·一八事變”成了過江的泥菩薩，哪還顧得上二十九軍。讓這樣一支爺爺不親、奶奶不愛的部隊來守護北京，國民政府便於安排，日本人也覺得心裡比較有底。 《何梅協定》簽訂後，二十九軍立馬開進了北京城，並派重兵駐紮於北京的幾個門戶，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 宛平城位於如今北京的丰台區，城外是一條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橋，就是盧溝橋。盧溝橋是由南方進入北京的門戶，橋東頭立有一碑，上書乾隆御題“盧溝曉月”。 二十九軍進駐北京時，以土肥原賢二為首的幾個倭寇正在不遺餘力地推行所謂的“華北自治”。受日本內閣的牽制，以石原莞爾等人為代表的日本軍部勢力那時還算“理智”，懂得對中國實行“不擴大”方針——在做好全面侵華的準備之前，應該專心致志地完成“滿洲”建設和對蘇聯備戰以鞏固國防，盡量利用外交手段擴大日本在華利益。

因此，土肥原賢二這小子在扶持溥儀實現“滿洲獨立”後，妄圖進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國。 二十九軍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點公關對象，土肥原告訴宋哲元：只要你肯跟著大日本帝國干，我們就支持你把華北打下來，實現“華北自治”。那時候，你就是華北之王…… 在土肥原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之下，宋哲元也曾有過猶豫和徬徨，但最終他還是守住了那條關鍵的底線。因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絕對不可以做！ 宋哲元的表現，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憤怒，同時也讓日本人意識到：宋哲元沒法爭取，非動武不可！ 就在日本人小動作不斷的時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國內爆發了一場極其重要的政變。這是一場爭奪國家控制權的殺戮，一場軍人與政客之間的最終決戰。

繼幾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幾個智力水平等於二百五的海軍軍官殺死了內閣首相犬養毅）後，一個比“統制派”更加激進的法西斯主義軍官組織——“皇道派”，再次向政黨內閣發起了血腥的攻擊——官員專挑大的殺，連內閣首相級別的要員都被他們幹掉了兩位，史稱“二·二六軍人政變”。 “二·二六軍人政變”，與其說是政變，不如說是一個充滿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話。那些發起政變的軍官，打出來的口號——改善民生、懲治腐敗等，都是遮羞布，其實就是為了搶班奪權。諷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動被裕仁帶著“統制派”鎮壓了。 “皇道派”的一番辛苦，為“統制派”做了嫁衣裳。 “統制派”趁機接管被“皇道派”整癱瘓了的行政機關，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權。

吃到嘴裡的肥肉還能吐出來？日本的政黨內閣時代就此結束，從此進入軍部獨裁時代，撒開腿奔向侵略戰爭的泥沼。 失去了製衡力量的牽制，面對中國政府、中國軍隊的一味退讓，日本狂熱的“二百五”軍人們，已經按捺不住心中的衝動和殺機，他們要動手了。 1937年7月7日晚七點，日軍在二十九軍駐守的盧溝橋一帶進行軍事演習。在折騰了三四小時之後，日軍演習地點傳來了槍聲。 緊接著，日軍一個叫清水節郎的中隊長率隊來到中國軍隊駐守的宛平城下，清水節郎的對手是立於宛平城頭的二十九軍二一九團團長、吉鴻昌的堂侄——吉星文，時年29歲。 清水節郎說：剛才我們聽到槍聲，趕緊收攏隊伍清點人數，發現一個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們懷疑槍是你們放的，人也被你們抓走了，我們必須進城搜查！

吉星文當即拒絕了清水節郎這無恥的挑釁。有這麼欺負人的嗎？清水節郎你一個小小的連長，帶著這麼點人，無憑無據，就荷槍實彈地要求進入我方防區，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就打算藉機生事的清水節郎眼見吉星文態度強硬，也就乾脆撕破了臉面——包圍城門，展開戰鬥隊形，隨時準備發起攻擊。 吉星文見狀不敢大意，緊急布防以對。 就在中日雙方軍隊進入對峙的同時，冀察當局（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稱）收到了日本駐北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驕橫的通牒：我們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們必須進入宛平城內搜查！ 經過商議，冀察當局找了一個“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無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繼續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進城搜查，你讓我進城我進，你不讓我進城我也得進，你們自己看著辦！

交涉的過程中，冀察當局收到了二十九軍的報告，說日軍增兵了，已經包圍了宛平城，隨時可發起攻擊。於是，為了防止事態擴大，冀察當局表示願意派出官員前去事發地點配合日軍調查。 就在中日雙方打嘴仗的過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歸隊了。這傢伙是個新兵，路不熟，演習的時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邊拉了泡屎，結果回來就找不著部隊了。 但是，此時日本人已經騎虎難下：釁已經挑了，戰鬥隊形也展開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軍的面子往哪兒放？更重要的是，日軍本就一直在尋覓開戰的機會。既然如此，擇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藉口也很不錯，那就開戰吧！ 於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個叫一木清直的大隊長（大概相當於營長）命令麾下的日軍向宛平城開砲！

吉星文在得到上級首長（師長）馮治安“寸土不讓”的命令後，當即予以還擊。 打響抗日第一槍的吉星文永載史冊。 夜色中的盧溝橋月影闌珊，微風輕拂送來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槍砲聲，霎時就撕碎了這夏夜的寧靜平和。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衝突，而是最後的攤牌！ 近代中國史上最為悲壯激烈、最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戰由此拉開了序幕。 因為事發時間是7月7日，所以這次事件被稱為“七七事變”。又因為事發地點在盧溝橋附近，因此又稱“盧溝橋事變”。 中日必有一戰之前已是中日雙方的共識，可誰也想不到，戰爭爆發的導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這個小人物的一泡屎。 當然，就是沒有這一泡屎的機會，日本人也會故技重演，找一個其他的藉口。

這個引發中日之戰的志村菊次郎，下場不是很好，沒混幾年，就在緬甸戰場被中國遠征軍孫立人的部下給斃了。 1937年7月的這一天來得太快了。 從風雨飄搖、腐敗落後的滿清王朝走過來的中華民國，與強大的敵人日本相比，過於落後。既落後在了世界工業革命的起跑線上，也落後在了體制改革的時間上。軍閥混戰過後的中華民國，百廢待興，根本沒有做好全面戰爭的力量準備。尤其是此時中國的經濟和工業正處於欣欣向榮的上升時期，如果能再晚幾年開戰，那麼中國的戰爭實力會增強不少，中日間的差距也會縮小一些。 現在開戰，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數據的比較太空泛，只有數據的比較太乏味，所以這裡不提技術，不提日本處於世界頂級水準的航母艦隊和零式戰鬥機，不提日軍數量眾多、質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砲，只看最基礎的軍需物資——鋼的產量。

1937年，國民政府掌握的鋼產量不到十萬噸，日本超過二百萬噸，德國和蘇聯約一千萬噸，美國則超過了兩千萬噸。這就是差距。 話又說回來，由於事起突然，日本也沒有完全做好大舉入侵的準備。 既然雙方都沒有做好全面開戰的準備，所以事發第二天，雙方便停火了。 有了停火的緩衝時間，中國官方才來得及正式做出反應。 “七七事變”時，蔣介石身在廬山，估計是為了休養“西安事變”後疲憊的心和受傷的身。 在得知“七七事變”的第一時間，蔣介石電令宋哲元積極準備戰鬥，如果談判的話，須不喪失絲毫主權。 蔣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氣之後，又安排了兩個任務：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長王寵惠與蘇聯大使開始商談互不侵犯協定；二是讓財政部部長孔祥熙（1933年，因為軍費支出過大的問題，宋子文和蔣介石拍了桌子，被蔣介石打了一記耳光，一怒之下，辭職走人了）找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財政部部長摩根索談一談，找美國拉些贊助，借些款。

蘇聯看見中國跟他們的競爭對手日本干仗，哪能不樂意，很乾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協定給簽了，還答應給予中國適當的援助。 美國人的讚助可不好要。美國算是個法治國家，做什麼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 “一戰”後的美國，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國政府不能“違法”——直接借錢給中國。孔祥熙想破了腦袋，最後決定通過賣白銀給美國，以錢換錢，用換到的美元找美國人買軍需物資。 跟蘇美兩強都通氣之後，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在演說中，蔣介石承認盧溝橋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人家處心積慮地謀我益亟”，承認中國是弱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同時號召“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最後關頭一至，唯有犧牲到底”！ 蔣介石知道，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對決，戰爭又滋生在殘弱的中華大地上，吃虧的無論如何都是華夏大地和炎黃子孫，但那又如何，雖然我們可能打不過你小日本，但我們要和你死磕，我們要和你拼命！ 中共也在第一時間通電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在中國一方積極準備的時候，日軍也在源源不斷地向華北開進。短時間內，日軍在中國的總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萬人。 原本指望著手下張自忠與日軍和平談判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準備迎戰。 1937年7月28日，日軍進犯南苑，開始對北京發起總攻。 南苑大血戰開始！ 那時候還不流行“讓領導先走”，二十九軍的領導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都親自上陣搏殺，尤其是號稱二十九軍第一猛將的趙登禹，在白刃格鬥中殺死殺傷了夠本的鬼子。 參戰的還有一千多人的學兵團。他們都是北京各大、中學的學生，多是“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分子。這批學生兵從未上過戰場，日軍撲向他們陣地時，這幫學生剛剛完成新兵訓練。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獻和犧牲。佟麟閣將學生軍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為他認為日軍不可能從那個方向發起進攻。詭異的是，偏偏日軍就從這裡發起進攻。 學生軍以十條命換一條命的代價和日軍血拼！ 鮮活的生命，頃刻逝去！ 滾燙的鮮血，泉湧而出！ 這是血與火的交融！ 這是靈與肉的碰撞！ 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 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 學生兵用英勇無畏的犧牲將日軍拖住了難得的數小時，可陣地還是被人數、武器及單兵素質都遠遠領先的日軍突破了。 學生兵的陣地被突破後，二十九軍的防禦陣地被日軍迅速切割包圍，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軍突圍。 但是，突圍的命令還沒有到佟麟閣和趙登禹手中，就已經到了日本人手裡。日軍在二十九軍後撤的必經之地大紅門，設下了陷阱。二十九軍的撤退部隊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 大紅門，這是一個讓二十九軍永遠難忘的地方。 南苑後撤部隊幾乎全軍覆沒。 趙登禹將軍犧牲於日軍的機槍掃射，臨終遺言：軍人戰死沙場乃是本分，不必悲傷。 戰至激烈處，佟麟閣將軍也英勇陣亡…… 但是，對於真正的中國人，歲月絕不會泯滅他們的犧牲！ 後來國民政府在北京為二人舉行國葬，並將北京城裡的兩條路以他們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後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兩條大街的名字依然長存：佟麟閣路和趙登禹路。每每走到這裡，總會讓人想起那血火連天的閃亮日子！ 曾經趕鴨子一樣趕著張學良十幾萬大軍從關外跑到關內的日本兵，在南苑的這片陣地上，沒能再現這種“輝煌”。但長城抗戰中喜峰口的勝利也沒有被複製，在兩位指揮官相繼壯烈殉國後，南苑即告失守。 二十九軍的英勇表現和犧牲精神，感動並激勵了全國人民。其中，上海有一個叫麥新的賣保險的小職員，年僅23歲，在得知二十九軍的英勇事蹟之後，熱血沸騰，壯懷激烈，一氣呵成寫就了一首豪邁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即《大刀進行曲》）。 這樣一首熱血沸騰的戰歌，在那個艱苦困頓的年代裡，不知振奮了多少人的胸懷。 7月29日，北京淪陷。 同日，國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從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犧牲與敵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軍撤出北京。 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長，與日軍交涉戰後事宜。幾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貼遍了署名張自忠的安民佈告，勸告民眾不要驚惶自擾，各安其業。令張自忠沒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為民眾和媒體口中的“華北特號漢奸”、“張逆自忠”。 跟你地位相當的佟麟閣、趙登禹英勇抗敵直至舍生取義，你張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還發安民佈告，你不是漢奸誰是漢奸！ 眼睛所見未必是真相。民眾和媒體還真搞錯了，張自忠是忍辱負重，他不是漢奸。由此，張自忠決定用馬革裹屍的壯烈來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國人賦予他的恥辱之名。因為他寧可捨棄生命，也不願犧牲尊嚴。 實際上，真正的漢奸另有其人。 二十九軍之所以這麼快就慘敗，日軍之所以選擇從學生軍陣地發起攻擊，二十九軍之所以中伏，都是因為出現了叛徒。 一個是宋哲元的參謀周思靜，一個是宋哲元的政務處處長潘毓桂。 與周思靜這種一般意義上的國賊相比，潘毓桂則屬於做狗漢奸的特級材料。此人書畫皆佳，號稱文化名人，極會享受生活，那個唱《夜來香》的李香蘭（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幹女兒。 據說宋哲元對他非常不錯，很夠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裡，是這樣解釋“朋友”兩個字的——朋友，可以用來一起吃飯喝酒，但主要用來出賣獲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軍的作戰計劃全給出賣了。 因此，無論二十九軍從哪裡撤退，都會中伏，無論佟麟閣把學生兵安排在哪個位置，日軍都會從學生兵的陣地發起進攻。 戰鬥結束後，沒有人會記得那些學生的名字——因為他們根本什麼也沒有留下，而潘毓桂卻靠著中華民族的鮮血染紅了自家頂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長、天津市市長。 潘毓桂於抗戰勝利後被軍統誘捕，這小子後來在軍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談。他說：國民政府對北方鞭長莫及，閻錫山封建落後，而日本文明開化，所以華北與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賣二十九軍，就是為了幫助人民更快地迎來和平，為了讓祖國更好地和平發展，加快民族復興的步伐，並不是為了個人的好處。所以他非但不是賣國，反而是愛國！ 對於這種下賤程度超越了人類極限的狗漢奸，國民政府和後來的共和國也只好請他把牢飯一直吃到下地獄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