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監古稱宦官，由於身在宮廷，每每對政局很有影響；特別是一個朝代瀕臨衰亡之際，內監更多地起些壞的作用，因此歷代論者對於宦官都極少好評。不過，這都是環境使然。首先，是歷代論者都常說到的，因為內監身心遭受過傷殘，遇事對人，自然恨多愛少、陰毒險惡。其次，因身在深宮，服侍的是皇帝、後、妃等人，偶拂其意便會得禍，以此便巧言令色，養成了很多惡德。還有，一般內監沒有全歸自己的居處，食住都與夥伴相共，接觸較多，衝突也多，攻防較量，勝者每多狡惡之輩。成了氣候、有頭臉的，也以此輩為多，所以內監常常乾不出什麼好事來。這些雖都是歷代都有的泛泛之論，仔細想來，卻也有些道理。
內監在明代為禍之烈，論者常以為是較之漢、唐，尤有過之的。關於此點，明代的開國之君朱元璋自始便很注意，而且想要設法予以製止。但事物的發展自有其內在的規律，一個人即使成為最高統治者，也無法以他的意旨使之有所轉移，加之他的後人又增添了有助於宦官為害的一些做法，所以明代的宦官為禍之烈反而很為突出。
最早提到了內監的古籍是《周禮》，在那書裡，內監被稱為“奄寺”，曾有“奄寺不及百人”之語。明太祖朱元璋極崇奉《周禮》的這句話，他常說，“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逾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也還常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他是起自民間的，所以對於內監有與民間極為一致的看法，既深知其慣於為害，又很注意於有效的予以製止的方法。但他並沒認識到，內監之慣於興風作浪，是這種制度所具有的內因所形成的，要消除此患，只有廢除了這種制度才行。朱元璋不但沒能認識到這一點，反之他還認為宮廷之內，內監的服役是萬不可少的。早在建立大明之前，在他的治區還自稱為吳國時，朱元璋的宮廷便已有了內監，而且人數也遠遠超過了他所頻加引用的“百人”。在人數上，他雖曾不斷肯定、引用《周禮》所說的“不及百人”，但因實際上的需要，在他宮內的內監人數卻在繼續不斷地遞增，建立了大明皇朝以後，增加得更是迅速，就在他及身之時，內監人數也已增至數千，並且十二監、四司、八局，所謂二十四衙門，也都建立得規模具備了。
二十四衙門中的十二監，那是：司禮監、內官監、御用監、司設監、御馬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和都知監。四司則是：惜薪司、鐘鼓司、寶鈔司和混堂司。八局則是：兵仗局、銀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針工局、內織染局、酒醋局和司苑局。從這些名稱來看，其所經管的範圍已是極寬，把衣、食、住、行、軍器、甲仗，以及燒的、用的，錢鈔等等，全都包攬無餘了。朱元璋的認識和主張，在事實上可以說已經崩潰到無影無踪。但雖如此，他還是訂出了些措辭極為嚴厲的禁例，企圖加以補救。這些禁例是：內臣與外官不得有文移往來；不得互通消息；內臣不得兼有外臣文、武官銜；內臣不得服用外臣冠服；內臣官階不得高過四品；內臣月給食米一石，衣食都在內廷；還有，內侍不得識字！更加特別鄭重的是，他還鑄了一面鐵牌立在宮門，文曰：“內臣不得乾預政事，犯者斬！”這些禁例說得雖極嚴厲明白，但到後來，幾乎全都成為具文，漸漸都被破壞無遺，很少有人再能想到了。有些禁例，甚至就是朱元璋自己給破壞了的。如在洪武八年（1375），他便曾派內侍趙成到河州去市馬；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派出了司禮監的內侍聶慶童，到河州去辦理茶、馬等項事務，這些都違反了他所三令五申的“內侍不可令與外事”的禁條。這也給以後各朝很多中官奉命出使以至鎮守邊地造成了先例。
總的說來，被朱元璋自己破壞了的禁例並不算多，其他各條都是後來的諸帝漸加破壞了的。朱元璋去世後，繼位為帝的是皇太孫朱允炆。皇太子朱標已在朱元璋之前去世，所以皇位由皇太孫繼承，這便是後世所說的建文帝。這位皇太孫對他祖父所定的這些禁例執行得很嚴，他才即位，便曾嚴諭各地官吏，內侍外出如有不法之處，地方有司可以將其械送治罪。在內廷，對內監管理得也極嚴，稍違禁例，即行懲辦。內監們在拘束過嚴的監管下，很多人都覺不滿，等到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造反南下時，很多內監紛紛逃往朱棣的軍中，把朝中的諸般虛實都報告了他，加速了他的勝利，使他很快便攻入南京，奪得了帝位。
朱棣奪得了帝位，次年便改元永樂，他就是明代稱為二祖之一的明成祖。朱棣由於暗中曾很得到內監們的助力，對於內監的觀感便與明太祖與建文帝大有不同，內監的待遇寬鬆了很多，人數更增加了，二十四衙門經管的範圍更鋪展開了不少。朱棣改變舊制最顯見的便是內監竟可公然統率軍隊搭乘艦隻，自由出訪。至今仍然盛傳人口的“三保太監下西洋”，便是於永樂三年（1405）開始的。這個“三保太監”姓鄭名和，是雲南人，他自幼便已“淨身”（動過手術，成為閹人，俗語稱為“淨身”），被分到燕王的藩邸中服役。燕王提兵南下，鄭和也在軍中。他很立了些功，極得燕王倚信。他曾前後七次出訪西洋（即今南洋一帶）各國，統率的艦隻人員，規模極大，共計有將校、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分乘著長達四十四丈、寬有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隻。這樣的人數和艦數，以及艦隻的巨大等等，在當時可說是世所獨有的、最大的艦隊。鄭和多次出巡，當然意在宣揚國威，通使求好，也還含有炫示富強，要西洋各國把中國奉為大國，前來朝貢的用意。此外，據傳還有一個更為著意的目的，便是想到海外探尋出一直尋獲無踪的建文帝的踪跡。原來燕王朱棣率軍攻入南京之時，情勢很亂，宮中起了大火。在混亂中，卻不見了建文皇帝，到處尋遍，都無踪影。朱棣得知此事，立命緊閉宮門、城門，派人分往城中各處認真仔細搜尋，務要生能見人、死能獲屍，才肯罷休。但是連搜多日，仍毫無所見。不久，外面便有了很多關於建文帝的傳說，所有的傳說都是講建文帝早在城破之日便已逃出城外；逃往哪裡，則各說不一，川、滇、黔、桂等地都各有所傳說。過了些時候，建文已經逃往國外之說越來越多。有一些人還說，某人、某人，曾在海外某地、某處見過建文；更有很多人還說，建文已經落髮出家，袈裟芒鞋，完全已是僧人打扮……永樂覺得，建文如在，對他始終是個威脅，必須把他尋獲，做個了斷，才得心安。因此，鄭和出訪，暗中就還負有訪查建文皇帝踪蹟的使命。鄭和七次出訪，開始於永樂三年（1405），到第七次出行已是宣德六年（1431），前後共達二十餘年，到過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等三十餘國，史家稱為明初盛事，洵非虛語。
除了鄭和以外，永樂派往各處的內監還有多起，如永樂元年便曾派出內官監的內監李興，命其奉敕前往暹羅，去問候那裡的國王。此後如李達出使西域、童海出使迤北、侯顯出使西番，也都和李興一樣，負有相同的使命。
派內監到軍隊中去作為監軍，或是就由內監徑行統率軍隊出鎮地方，也是早在永樂年間便留下了例子。譬如，永樂八年（1410），便在都督譚青的營中派有內監王安作為監軍，內監馬靖出鎮甘肅，內監馬琪出鎮交趾（即今印度支那半島），便都是內監自率軍隊出鎮邊方。
永樂雖然有過這些有違祖訓之事，但卻不肯承認。他狡辯說：“朕一遵太祖訓，無御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鄭和等人出訪海外，監理軍兵，出鎮邊方等等，當然都要有御寶文書，不然，豈不是跡近謀反或是形同割據了麼？況且明太祖的那些禁例，作為對象的雖是內監，而認為應予注意的，卻還是在於後來繼位為帝的後人們，要他們特別注意到這些地方，不要在這些去處給予方便。永樂當然不會無知至此，他這麼說不過是打個圓場，粉飾一番而已。
對於“內侍不得識字”，永樂同樣也未予重視，他曾特命範弘、王瑾、阮安、阮浪等四人都去讀書，要使他們能通經史，善筆札，並即以此用來侍奉當時尚在東宮為皇太子的朱高熾。這幾個人都是英國公張輔出征交趾時擄來的姣童，永樂歡喜他們聰明姣好，所以閹為閹人，並使他們能以文筆來侍奉太子的。後來這幾個人，還都在宮中起過一些作用。
永樂雖說破壞了“內侍不得識字”這一禁例，但准許讀書的人數究竟很少，而且是在暗中進行的，並沒有公然表示違抗。到了明宣宗，也就是朱棣的孫子，年號是宣德的朱瞻基即位為帝后，則已大模大樣否定了“內侍不得識字”這一條。他以明令在大內設立了內書堂，選了一些較為聰明的小內監，送到那裡去讀書學習，要使他們習知經史，嫻於文墨。這種做法竟即成為定制，直到明亡，內書堂才跟著歸於消滅。最初在內書堂做教習的是大學士陳山，後來還有很多的大學士或是學士在那裡任過教。有些時候，甚至有兩三個人同時在那裡任教。由於教的人都是讀書有得的人，所以在內書房讀過書的內侍們，書都讀得不錯。史稱他們是，“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姦。數傳之後，勢成積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此論倒也頗是，但說“卒於魏忠賢”則不為確。如說卒於崇禎之際的曹化淳或高起潛，才更合適。魏忠賢完結時不但離著明代滅亡還有十幾年，並且他也沒在內書堂裡學過什麼。他是個半路出家的宦官，在內書堂大概也混過幾天，但並沒有認真讀過什麼書。在明代所有頗能為禍一時的大璫中，他是唯一的、沒有讀過什麼書的，當時甚至盛傳他連字都不識。
在二十四衙門中，司禮監一向便佔有首要地位，而為一切內監追逐爭奪得最為熾烈的位置。歷來，司禮監設有提督太監、掌印太監各一位，其下還有秉筆太監、隨堂太監、書籍名畫等庫掌司、內書堂掌司、六科廊掌司等各類太監，這些人員都無定額，人數多少，時有不同。司禮監提督太監的威權最大，司裡司外一切事情幾乎他都能管。由於他從來便有督理皇城內一應儀禮刑名和鈐束管下人等的權力，所有內監的處罰、懲戒便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掌印太監是管理內外章奏的，在御前核對各項章奏並予用寶頒行是他的事。秉筆太監也很重要，他們不但常常根據皇帝的口頭吩咐，代擬旨意，連照閣票批硃的權柄也掌握在他們的手裡。所謂“批硃”，便是根據閣臣的票擬文件，用硃筆批具意見，或是認可，或是批駁，或是指出另外的做法，交回閣中，命其照擬。這批硃一事，原本是皇帝自己分內的工作，並且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實不應交給別人代為。但是或因皇帝太忙，或因一時心緒不佳，倦於理事；或因心有旁騖，討厭這類麻煩；或因雖已登基在位，而年齡尚幼，還拿不起來……皇帝不能或不願辦這種事情的原因很多，但又實在不能不辦，近在身邊的司禮太監便成了當然的替手。這在最初當然還是偶然代辦，後來習以為常，批硃一事竟成了司禮秉筆太監的例有職務。所以有內書堂之設，其主要目的就在於提高內監們在這方面的能力。
司禮監抓到了批硃權，它的權力便伸延到了外廷，影響到了閣臣的職務，有時比閣臣的作用還大。因為票擬只是提出方法和意見，批硃卻起著決定的作用。此外，司禮監還掌握著以偵查、緝捕、審辦人的，類似特務組織的東廠，對外的影響更伸展到全國各地。為了加強帝制的統治力量，明代在建國之初便設有錦衣衛鎮撫司，並於刑部獄以外還設有詔獄。這錦衣衛鎮撫司便是專門用來偵伺、緝捕人的一個特務機關。但是後來還嫌不夠，便於永樂十八年（1420），又設立了更為接近皇室的東廠，由於司禮監便有督理刑名的職務，所以東廠便即由司禮監經管，設有一名提督東廠事務的太監。由此也可看出，永樂比他的父親更加信任和倚賴內監。錦衣衛和東廠，因為職司相同，在權限上又無明確的劃分，所以彼此之間常有互爭之事，何者居上也是時有不同，有時是錦衣衛得勢，有時又是東廠佔了上風。但掌管錦衣衛的雖多是皇帝的近幸，但終是外臣，比起管理東廠的內監來，和皇帝的接近到底差著一些，所以東廠佔上風的時候總要多些。偵事和緝捕給提督東廠的太監帶來了很多敲詐勒索、貪污受賄的機會，可以說是個極美的肥缺，所以這個職位的爭奪一直便很激烈。到明憲宗為帝的成化年間又於東廠之外增設西廠，便是由於安撫爭奪東廠不能得手的汪直才又加添的。這汪直是個瑤人，非常狡黠，又出身於最為明憲宗朱見深所寵愛的萬貴妃的昭德宮裡，所以朱見深也極寵信他，常派他換上便衣，到各處去探查一些想要知道的隱秘事情。那時提督東廠的太監是尚銘，雖也很會辦事，但便給不如汪直，所以汪直多次想把東廠這塊肥肉從尚銘的手里奪過來。朱見深覺得尚銘並無不合之處，不便把他的職務撤銷，但又不願使汪直過於失望，因而便增設了這個西廠，使尚銘、汪直平分秋色，兩人都有一塊肥肉。
東廠、西廠之外，在正德初年還在宮中設過一個叫“內行廠”的偵事機構。這是明武宗朱厚照為那個最受他寵信的內監劉瑾才加設的。這個廠成立得最後，為時也最短，但初設時氣勢卻極大，連東廠的緝事人員也都怕它。這個內行廠可說是與劉瑾的命運緊連在一起的，劉瑾勢盛時，它也最得時；劉瑾被誅後，它也就瓦解煙消了。西廠雖比內行廠存在的時間要長些，但為時也不能說久，它立而又撤共有兩次，都是與汪直的興敗有關，所以，如說西廠是與汪直的命運緊連在一起，也是可以的。西廠初設時，氣焰遠出於東廠之上，捕人更其迅捷，用刑也更殘酷，常會使人筋骨都至寸解。汪直每出，總要率領不少的隨從，橫衝直撞，連公卿也要避道。兵部尚書項忠遇而不避，竟也遭到了他的凌辱。西廠第二次被罷是在成化十七年（1481），此後汪直的寵任日衰，西廠也便沒有重設。
只有東廠是與明代共始終的。它歷時極久，積累亦多，時常派出各色各樣密探出外偵察，令人真有談虎色變之感。明末以至清初，有很多筆記小說都曾談到東廠所派出的密探，其偵察之詭秘，很有些出人意料。其中有個內容大致相同而姓名則異的故事，分見於幾篇小說裡面，故事的內容，大都是這樣：故事的主人，大致都是提兵在外的總督或是巡撫一類的官員，他身邊有個多年隨侍的僕人，這人極聰明、極勤快、又極忠心，因而極受信倚，已經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一天，這僕人突來辭事，說是他想走了。主人驚疑難捨，極力挽留，並且堅問他忽然要去的原因。僕人被逼無奈，才說明了自己的身份。原來他並不是個世代為僕的人，卻是個東廠的探子。東廠派他到主人那裡來做坐探工作，一切工作往來、私人生活等等都要按時匯報。僕人還說，他很敬佩主人，他的匯報都很切實公道，所以東廠認為無須再加監探，現在便要召他回去，另外安排別的任務了。主人聽了，驚奇不已，細加回思，多年來跟隨著自己，參與了各項生活的，卻原來竟是這樣的一個人，不覺嚇出一身冷汗，感到極為後怕。這個分見於多處的故事，情節大致都是如此，所不同者，不過是主人的姓名、官階各異而已。這種情況，有的認為原本應只是一個人的故事，輾轉流傳，為人誤引，後來竟分屬於不止一人了。有的則認為，那應是東廠派出的探子普遍採用的手法，因此人雖不同，故事卻極相似。兩說雖有不同，但有一點則是一致的，那便是這樣的故事在明代即已流傳很廣，成為人們時加談論的事了。
還有一則故事，也流傳頗廣，地點、人物雖然稍有變異，但一眼便可看出，來源只是一個。那故事說的是魏忠賢專權時的恐怖時代。據說，有甲、乙兩人同在一家酒店吃酒，偶然談及時事，乙不由大罵魏忠賢；甲卻勸他：“別提這些了，看叫人聽見。”乙順口反駁道：“怕什麼，他還能剝了我的皮麼？”當時分手，二人俱各無事。次日某甲上街，卻被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以有事見告為由，又約他去吃酒。他們又來到昨天和乙共飲的那家酒店。坐定之後，那人指指上面，問某甲道，“看見了麼，誰說不能把他的皮剝了？”某甲向其所指之處一看，幾乎給嚇得神魂出竅，原來昨天還和他在一處吃酒的某乙，真的已被剝皮實草，高高地被懸在店裡了。這個故事流傳相異之處更少，所不同者，只是地點略有不同，有的說是在酒店吃酒，有的則說是在茶館喫茶。有的還記有某人向某甲大為稱揚魏忠賢，說廠臣如何明察秋毫，他們二人同在吃酒，可是罵與沒罵，分別就有不同。
上述的兩則故事，在北京一直都流傳著，很有些人並沒看過任何筆記小說，只是從茶樓酒店裡聽得來的。這兩則故事，一以見東廠的探察之深細，一以見其耳目分佈之周密，都是極具典型的概括意義的。東廠原就設在北京內城的東區，所以有關東廠的傳說，流傳於北京的也較別處為多。東廠所在的那條街，一直被稱為東廠胡同，明亡後至今也還被這樣叫著。
明代著於史籍的大璫很多，從王振算起，直至魏忠賢、王體乾、高起潛等，可以說是一直延續不斷，歷朝都有。他們很多都是擅權恣威，權勢幾乎有過於當時在位的皇帝。但是話雖如此，卻因明代自從太祖朱元璋起，便不斷為了保障帝權，在內外各部門間造成了多種相互牽制的規例，所以這些大璫又沒有一個可以像漢、唐時的宦官那樣，連皇帝的生、殺、立、廢都操持在自己的手中。以王振而言，年幼的明英宗朱祁鎮幾乎什麼都聽他的，親征瓦剌，簡直是被王振所挾持。朝內、朝外幾乎無一不唯王振之命是聽。但“土木之變”，郕王監國，頃刻之間，不但王振遭到滅族，無少長皆斬，他的黨羽也是即被誅戮殆盡，輕易得直如摧枯拉朽。再如汪直、劉瑾、馮保等人，雖曾很不可一世，但也只能倚勢行威，一朝得罪，都無自保之力。最後，就是聲勢顯得最大，已經成為生祠遍天下、人稱“九千歲”、義子乾兒遍布朝內朝外的魏忠賢，在天啟去世之時，雖然曾有他與崔呈秀密議了很久，頗有篡權奪位之意的傳說，但也始終沒有見諸行事。魏忠賢終於還是在被發往鳳陽的路上自縊而死，黨羽也一時盡被摧毀。
從明代的大璫也只能倚勢為惡，可見明代的使各部之間相互制約的政策實有利於帝權的鞏固，但因此而造成的竟有很多皇帝多年倦於臨朝，諸臣之間相互扯皮，而使國勢日衰、腐朽日甚，終至不可收拾，則又是另一面的必然轉化，這可又是當日一心謀求增重帝權的人萬萬沒有想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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