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五節
離開魏家胡同之後的那天下午，我們從宣武門地鐵站鑽出來，順著宣武門內大街一路向北，去找新文化街。
北洋時期，那條街叫石駙馬大街。
當時的石駙馬大街，是一條有名的政治街，楊度等六位名士組織的“籌安會”即設在這條大街上。大街上最顯眼的是一座正在維修的郡王府，不知楊度先生他們請袁大總統當皇帝的那個機構是否曾藉此宅辦公。
北洋時的“大街”，如今已似胡同般狹窄，汽車、行人往返梭行，以致我想在馬路對面拍張畫面清淨點的照片的機會都很難得。
我拍的是新文化街45號，一幢保存得非常完整的民初建築，西洋風格自上而下，從牆到門，從樓到院。 “魯迅中學”四個金字赫然嵌在正門內的樓上方。顯然，這是集的魯迅的字體。
原樣的灰牆很好看，每一方的四角都嵌著花卉圖案的磚雕。緊挨大門的那方牆中間砌著一塊很顯眼的漢白玉石牌：
因是星期天，學校的大鐵欄門鎖著，旁邊的小鐵門留著道縫。仄身進去，河北口音的看門人正與妻子在扯繩晾衣服。
我的記者證很管用，看門人同意我在院內轉轉。
正樓門洞前立著一塊鋥亮的銅牌，我一字不落地把上面的文字抄錄下來：
作為辦學成果，校內外的牆上掛滿榮譽，那一方方小銅牌與院中央的這塊“簡介”真是相映生輝：“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文明校園”、“電化教育優類校”、“北京市西城區交通藝術分團”、“警民共建單位”……
牆上還有兩張“校務公開”佈告，上面把20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學校收支情況寫得清清楚楚。從賬面上看，該校管理有條不紊。哪個學生家長不為孩子在這樣的學校就讀而欣慰？
但是，民國十四年（1925年）的那個夏日，走進這裡的大家長章士釗卻讓牆上的一紙佈告弄得很不開心。他過後為段祺瑞起草《整飭學風令》上就有這樣的口氣：“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我要替你們的父親或哥哥教訓你們！他把自己當成了學子們的家長。 但鬧事的學生們並沒拿他當父兄，反而在傳單上罵他是“摧殘教育的蟊賊”、“帝國主義的走狗”。他知道這一切，作為重新執掌教育大權的一把手，他只是想到風潮中心來看看，女師大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進門，他就被那張學生自治會貼的佈告噎得有些惱怒了。 佈告稱：教員不得出入。 女師大前身是清政府創辦的北京女子師範學堂，上一年（1924年），留學於日本和美國兩所學校的楊蔭榆女士被教育部任命為校長。讀過魯迅的人都知道這位倒霉的楊女士，“用了她多年練就的眼光觀察一切，見了一封信，疑心是情書了；聞一聲笑，以為是懷春了；只要男人來訪，就是情夫；為什麼上公園呢？總該是赴密約”。魯迅以語言大師的妙筆讓我們快意地看到了一個小丑般的“寡婦主義”女校長。 但真實情況也許並不那麼簡單。 《章士釗傳》的作者考證說： 前文說了，那時的大學生們火氣大得很，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的領袖們更不例外。她們遂召集學生開會，決定不承認楊為校長，要教育部更換新到任不久的校長！ 5月7日，也正是章總長的家被一幫學生搗毀之際，女師大禮堂裡也發生了激烈的對抗。楊蔭榆要上台講話，卻被學生自治會轟下台來——人家不承認你是校長了嘛。事後，楊校長在請示了教育部後，決定將六個學生自治會幹部開除。但幾天后，參與鬧事的學生們反將楊的辦公室及寢室封了，甚至還把守住校門，堅決不准楊進入校園！校長無奈學生何，楊蔭榆只得在校外找了地方臨時辦公。此即日後被章士釗上奏的“學生跳梁於內，校長僑置於外”一事。 很快，局勢變得複雜了——周樹人等七位在該校兼課的教員公開發表宣言支持學生，而一直倡言“公理”的陳源則發表文章，稱風潮乃“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系的人在暗中鼓動”，鋒頭直指浙江紹興籍的許壽裳、周樹人、周作人等。紹興籍人士在京師學界人多勢眾，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而陳源則是無錫人，與那位被學生暴罵的楊蔭榆乃同鄉。很顯然，這場論戰一開始就染上了強烈的地域色彩，只不過史家從來沒為我們講清楚罷了。 論官職，周樹人為教育部僉事，一個高於科長低於司長的官員，似乎與現在“處級待遇”相仿，但論名氣，他以“魯迅”為筆名寫下的許多文學作品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作。他理應站在本部和校方一邊，但卻毅然站到了對立的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一邊，為什麼？這可是連飯碗都要砸了的選擇啊！周樹人的月薪高達三百元，而他與弟弟周作人買下的八道灣那個三進大院需三千元錢，他應該知道，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啊！ 女師大學潮時的魯迅為何自絕於政府？數不清的魯迅專家們說到此段，總沒說清個中原委，即使談及，也無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類。他們似乎不願意談到魯迅與“二許”的關係。 先說“老許”許壽裳。 許壽裳不僅與魯迅同鄉，而且還是共同留日的同學，魯迅那句有名的“我以我血薦軒轅”詩，即是附在給許的照片之後的。在北京教育界，周樹人與許壽裳的關係是眾所周知的。許氏自清宣統元年（1909年）回國後即投身教育界，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中華民國成立後，任教育部參事。民國初年的“參事”，並非後來可有可無之名譽頭銜，而是實職，位於次長之下、司長之上，挺大的官兒。後來他還去南昌當過江西省教育廳廳長。民國十一年（1922年），許氏被派到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女師大前身）當校長，可見，許氏是教育部的元老級人物。民國初年，周樹人得以進入教育部，就是這位許參事推薦給同為紹興人的蔡元培總長的。周樹人能來女師大兼課，也正是這位許校長下的聘書。執政府上台後，自然又一番自上而下的易人，新一屆教育部把許壽裳調走，把留美教育學碩士楊蔭榆女士派來，理由是：由女子掌女校，“人地兩宜”。不過，辭舊迎新之際，總有人高興有人難過。所以，許壽裳的離任不能不對女師大的方方面面有所影響。 再說“小許”許廣平。 許廣平祖籍福建，生於廣東，長在澳門，身上有客家人在動盪中求生存的血緣。她十九歲即來北京求學，後考上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在校期間，她即表現出領袖才幹，五四運動時，出任天津婦女界愛國同志會《醒世周刊》主編。民國十二年（1923年），“霞姑”（許氏的乳名，與毛澤東前妻楊開慧同名）回到京師，考取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這裡，她結識了前來兼課的周樹人。學潮發生之前，思想活躍的許廣平就與她所信賴的周先生開始通信了。此時，師生信札往還已經頻繁而親暱了——先生已忘卻師道尊嚴而稱學生為“廣平仁兄”，許姑娘則極為放肆地稱比自己大十八歲的老師為“嫩棣棣”了！棣棣即弟弟，弟弟還是嫩的，兩人真是沒大沒小了！她原本是有戀人的，是老家的一位表親，但竟被她傳染上猩紅熱後不治身亡！初戀的創痛想必深深影響了她的婚姻日程，所以，認識魯迅之前，她還是一位“大齡未婚婦女”——年已二十五歲矣！而且，她也去過周先生的家，見過師母朱安，一個被舊傳統所馴服的小腳大媽。 更危言聳聽的說法是，周樹人在部裡待了十四載，已不滿足繼續做他的小官僚了，投身風潮乃圖謀女師大的校長位子！ ——出版於20世紀40年代的書籍《關於魯迅》中即有此一說。 沒有人斷言魯迅是否因私情而影響了自己的公正立場，但誰又能否定“朕也是人”這個最普通的道理呢？由於魯迅已是公認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受到各校學生們愛戴的思想導師，所以他們幾人的加盟極大地鼓舞了鬧事學生們的抗爭勁頭。如此一來，章士釗“整頓學風”的理想也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阻擊，並因對手在共和國時代被毛澤東奉為“第一等的聖人”而使自己惹上了終生的罵名。 頗為巧合的是，章士釗與周樹人同庚，這一年都是四十四歲，都是不再衝動的年齡了。
章士釗理所當然地支持了楊女士，楊遂在警察的簇擁下重返學校，公告解散參與鬧事的四個班，封閉校門。消息傳出，京城各校學生聯合會在報紙上遍發啟事，直指章士釗“摧殘教育，壓迫愛國運動”，並“否認章賊為教長”，發誓要“以最嚴厲之手段驅之下野”！矛盾焦點已經不是那個倒霉的女校長而是章總長了。 章士釗就是這個時候——8月4日——出現在這所院子裡的。 說起來，章士釗來得晚了。 那天，我離開該校後，不知不覺順著學校的東牆向北走去。那條小巷叫參政胡同，因住過時任參政會議長的王揖唐而得名。不承想只幾十米，就是一條橫街，抬頭看路牌，我不禁大吃一驚——教育街！ 教育街即北洋時代的教育部街，章士釗和周樹人上班的單位就在這條街上。北洋時代的教育部，沿用的是清代學部的房舍，最初為某親王的府第。站在街口，往東一看，即見到了一座十分完整的古建築。 我趕緊趨前，見是一座完全新建的仿古大門，門上有雕樑畫棟的門樓，與中南海正門新華門相仿，煞是壯麗！門衛是灰衣保安，頗像機關重地，但門口處卻懸著一塊大大的木牌子：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招待所。 既是招待客人之地，我這不“住”之客便目中無人地直入門內。 門內是個很大的院子，停滿紅色字母“WJ”（武警）打頭的車牌的各色轎車。大院東和北全是新建的大樓，北邊那座用最時尚的建築材料堆砌的巨廈前面，還真的保留了一排二層的清式樓房，看樣子也是新修過的。這便是舊教育部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座辦公室了，是章士釗還是魯迅曾在那座小樓上辦公呢？ 武警招待所大門迤東，是一座更像王府大門的“廣亮大門”，也有人在守門。門外有“西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的橘色鐵牌，門內有“北京市飲食學校實習基地”的銅牌。顯然，這是當年王府的正門，而現在，成了武警招待所的廚房所在。 從教育部到女師大，不足百米，章部長何至於事發不可收拾時才趕到現場？是他掌管兩部（還有司法部）無暇分身，還是他相信塵埃自會落定，無須庸人自擾？要不，就是他官氣十足不肯邁步？ 倒是方便了魯迅先生，一抬腿就到了“第一現場”。 部與校相距如此之近，實在出乎意料。也難怪女學生們一生氣就湧到教育部來示威！ 回家後，查到宣武門內教育部街的沿革：民國十七年（1928年），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此街改名“黨部街”，因為國民黨把北平市黨部安進了這所大院子。二十一年後，共產黨又將“北平”改回“北京”，“黨部街”又成為“教育街”。
但是，民國十四年（1925年）的那個夏日，走進這裡的大家長章士釗卻讓牆上的一紙佈告弄得很不開心。他過後為段祺瑞起草《整飭學風令》上就有這樣的口氣：“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我要替你們的父親或哥哥教訓你們！他把自己當成了學子們的家長。 但鬧事的學生們並沒拿他當父兄，反而在傳單上罵他是“摧殘教育的蟊賊”、“帝國主義的走狗”。他知道這一切，作為重新執掌教育大權的一把手，他只是想到風潮中心來看看，女師大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進門，他就被那張學生自治會貼的佈告噎得有些惱怒了。 佈告稱：教員不得出入。 女師大前身是清政府創辦的北京女子師範學堂，上一年（1924年），留學於日本和美國兩所學校的楊蔭榆女士被教育部任命為校長。讀過魯迅的人都知道這位倒霉的楊女士，“用了她多年練就的眼光觀察一切，見了一封信，疑心是情書了；聞一聲笑，以為是懷春了；只要男人來訪，就是情夫；為什麼上公園呢？總該是赴密約”。魯迅以語言大師的妙筆讓我們快意地看到了一個小丑般的“寡婦主義”女校長。 但真實情況也許並不那麼簡單。 《章士釗傳》的作者考證說： 前文說了，那時的大學生們火氣大得很，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的領袖們更不例外。她們遂召集學生開會，決定不承認楊為校長，要教育部更換新到任不久的校長！ 5月7日，也正是章總長的家被一幫學生搗毀之際，女師大禮堂裡也發生了激烈的對抗。楊蔭榆要上台講話，卻被學生自治會轟下台來——人家不承認你是校長了嘛。事後，楊校長在請示了教育部後，決定將六個學生自治會幹部開除。但幾天后，參與鬧事的學生們反將楊的辦公室及寢室封了，甚至還把守住校門，堅決不准楊進入校園！校長無奈學生何，楊蔭榆只得在校外找了地方臨時辦公。此即日後被章士釗上奏的“學生跳梁於內，校長僑置於外”一事。 很快，局勢變得複雜了——周樹人等七位在該校兼課的教員公開發表宣言支持學生，而一直倡言“公理”的陳源則發表文章，稱風潮乃“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系的人在暗中鼓動”，鋒頭直指浙江紹興籍的許壽裳、周樹人、周作人等。紹興籍人士在京師學界人多勢眾，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而陳源則是無錫人，與那位被學生暴罵的楊蔭榆乃同鄉。很顯然，這場論戰一開始就染上了強烈的地域色彩，只不過史家從來沒為我們講清楚罷了。 論官職，周樹人為教育部僉事，一個高於科長低於司長的官員，似乎與現在“處級待遇”相仿，但論名氣，他以“魯迅”為筆名寫下的許多文學作品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作。他理應站在本部和校方一邊，但卻毅然站到了對立的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一邊，為什麼？這可是連飯碗都要砸了的選擇啊！周樹人的月薪高達三百元，而他與弟弟周作人買下的八道灣那個三進大院需三千元錢，他應該知道，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啊！ 女師大學潮時的魯迅為何自絕於政府？數不清的魯迅專家們說到此段，總沒說清個中原委，即使談及，也無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類。他們似乎不願意談到魯迅與“二許”的關係。 先說“老許”許壽裳。 許壽裳不僅與魯迅同鄉，而且還是共同留日的同學，魯迅那句有名的“我以我血薦軒轅”詩，即是附在給許的照片之後的。在北京教育界，周樹人與許壽裳的關係是眾所周知的。許氏自清宣統元年（1909年）回國後即投身教育界，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中華民國成立後，任教育部參事。民國初年的“參事”，並非後來可有可無之名譽頭銜，而是實職，位於次長之下、司長之上，挺大的官兒。後來他還去南昌當過江西省教育廳廳長。民國十一年（1922年），許氏被派到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女師大前身）當校長，可見，許氏是教育部的元老級人物。民國初年，周樹人得以進入教育部，就是這位許參事推薦給同為紹興人的蔡元培總長的。周樹人能來女師大兼課，也正是這位許校長下的聘書。執政府上台後，自然又一番自上而下的易人，新一屆教育部把許壽裳調走，把留美教育學碩士楊蔭榆女士派來，理由是：由女子掌女校，“人地兩宜”。不過，辭舊迎新之際，總有人高興有人難過。所以，許壽裳的離任不能不對女師大的方方面面有所影響。 再說“小許”許廣平。 許廣平祖籍福建，生於廣東，長在澳門，身上有客家人在動盪中求生存的血緣。她十九歲即來北京求學，後考上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在校期間，她即表現出領袖才幹，五四運動時，出任天津婦女界愛國同志會《醒世周刊》主編。民國十二年（1923年），“霞姑”（許氏的乳名，與毛澤東前妻楊開慧同名）回到京師，考取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這裡，她結識了前來兼課的周樹人。學潮發生之前，思想活躍的許廣平就與她所信賴的周先生開始通信了。此時，師生信札往還已經頻繁而親暱了——先生已忘卻師道尊嚴而稱學生為“廣平仁兄”，許姑娘則極為放肆地稱比自己大十八歲的老師為“嫩棣棣”了！棣棣即弟弟，弟弟還是嫩的，兩人真是沒大沒小了！她原本是有戀人的，是老家的一位表親，但竟被她傳染上猩紅熱後不治身亡！初戀的創痛想必深深影響了她的婚姻日程，所以，認識魯迅之前，她還是一位“大齡未婚婦女”——年已二十五歲矣！而且，她也去過周先生的家，見過師母朱安，一個被舊傳統所馴服的小腳大媽。 更危言聳聽的說法是，周樹人在部裡待了十四載，已不滿足繼續做他的小官僚了，投身風潮乃圖謀女師大的校長位子！ ——出版於20世紀40年代的書籍《關於魯迅》中即有此一說。 沒有人斷言魯迅是否因私情而影響了自己的公正立場，但誰又能否定“朕也是人”這個最普通的道理呢？由於魯迅已是公認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受到各校學生們愛戴的思想導師，所以他們幾人的加盟極大地鼓舞了鬧事學生們的抗爭勁頭。如此一來，章士釗“整頓學風”的理想也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阻擊，並因對手在共和國時代被毛澤東奉為“第一等的聖人”而使自己惹上了終生的罵名。 頗為巧合的是，章士釗與周樹人同庚，這一年都是四十四歲，都是不再衝動的年齡了。
章士釗理所當然地支持了楊女士，楊遂在警察的簇擁下重返學校，公告解散參與鬧事的四個班，封閉校門。消息傳出，京城各校學生聯合會在報紙上遍發啟事，直指章士釗“摧殘教育，壓迫愛國運動”，並“否認章賊為教長”，發誓要“以最嚴厲之手段驅之下野”！矛盾焦點已經不是那個倒霉的女校長而是章總長了。 章士釗就是這個時候——8月4日——出現在這所院子裡的。 說起來，章士釗來得晚了。 那天，我離開該校後，不知不覺順著學校的東牆向北走去。那條小巷叫參政胡同，因住過時任參政會議長的王揖唐而得名。不承想只幾十米，就是一條橫街，抬頭看路牌，我不禁大吃一驚——教育街！ 教育街即北洋時代的教育部街，章士釗和周樹人上班的單位就在這條街上。北洋時代的教育部，沿用的是清代學部的房舍，最初為某親王的府第。站在街口，往東一看，即見到了一座十分完整的古建築。 我趕緊趨前，見是一座完全新建的仿古大門，門上有雕樑畫棟的門樓，與中南海正門新華門相仿，煞是壯麗！門衛是灰衣保安，頗像機關重地，但門口處卻懸著一塊大大的木牌子：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招待所。 既是招待客人之地，我這不“住”之客便目中無人地直入門內。 門內是個很大的院子，停滿紅色字母“WJ”（武警）打頭的車牌的各色轎車。大院東和北全是新建的大樓，北邊那座用最時尚的建築材料堆砌的巨廈前面，還真的保留了一排二層的清式樓房，看樣子也是新修過的。這便是舊教育部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座辦公室了，是章士釗還是魯迅曾在那座小樓上辦公呢？ 武警招待所大門迤東，是一座更像王府大門的“廣亮大門”，也有人在守門。門外有“西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的橘色鐵牌，門內有“北京市飲食學校實習基地”的銅牌。顯然，這是當年王府的正門，而現在，成了武警招待所的廚房所在。 從教育部到女師大，不足百米，章部長何至於事發不可收拾時才趕到現場？是他掌管兩部（還有司法部）無暇分身，還是他相信塵埃自會落定，無須庸人自擾？要不，就是他官氣十足不肯邁步？ 倒是方便了魯迅先生，一抬腿就到了“第一現場”。 部與校相距如此之近，實在出乎意料。也難怪女學生們一生氣就湧到教育部來示威！ 回家後，查到宣武門內教育部街的沿革：民國十七年（1928年），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此街改名“黨部街”，因為國民黨把北平市黨部安進了這所大院子。二十一年後，共產黨又將“北平”改回“北京”，“黨部街”又成為“教育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