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四四、五四之後的民眾洪流

在北大學生到天安門遊行並“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之後，安福係政客們對北大校長蔡元培十分不滿，他們認為學生之所以鬧事，主要是因為蔡元培之前過於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活動，這才引發“五四”事件的爆發。在這些人的眼中，蔡元培這個老革命黨，居然“老夫聊發少年狂”……賊心不死吶！ 安福係政客的指責倒也不是空穴來風，在一戰結束之後，蔡校長的確是十分的興奮與熱情，他公開號召學生走出校園，積極參與到國家與社會的活動中去，並對不參與提燈遊會的學生施以連坐懲戒，這對北大學生後來熱心社會活動的風氣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事實上，在“五四”遊行之前，北大學生已經對段內閣的對日借款舉行過抗議活動，而一些學生組織如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講團等也發展壯大，這對此後的學生運動起到了重要的組織作用。

在此壓力之下，蔡元培在學生被釋放後的第三天便提出辭呈，並悄然離京出走。同時受到指責的還有教育總長傅增湘，他因為同樣鼓勵學生在一戰後的慶祝活動而被迫提出辭職，而此時的北京政府卻準備提名安福係政客田應璜出任教育總長。 蔡元培去職的消息傳出後，北大學生當晚便以“停課待罪”的方式來挽留自己敬仰的校長。隨後，北京各大專學校的校長也宣布全體辭職，團結一致，與蔡先生同進退。而就在這時，積極參與“五四”活動的北大學生郭欽光因憤激病逝，因對同學的哀悼而隨後引發了5月19日的北京中等學校以上學生實行總罷課，參與的學生總數達到兩萬五千餘人。 北京學生在5月19日的總罷課已經較“五四”遊行成熟許多，他們明確的提出“拒簽對德和約、懲辦賣國賊、挽留傅增湘總長和蔡元培先生”等要求，這些要求後來被總結為八個字，那就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

北京學生的行動，很快便獲得了上海、天津、杭州、南京等地學生的支持，他們也紛紛走上街頭，使得當時的罷課風潮愈演愈烈。但是，中國人一貫是要面子的嘛，如果北京政府如此輕易的答應了學生的要求，他們的面子往哪裡擱呢？於是總理錢能訓就“懲辦國賊”的問題答复說：“學生如果有他們的賣國證據，政府自當依法懲辦；如徒憑空言，政府不能辦到。” 20日，教育次長袁希濤親赴北京大學，召開大專以上學校校長會議，但官立學校校長竟然無一到會。不僅如此，學生們還展開了更積極的活動，他們組織了大量的演講團，每十人一組，當時稱為“十人團”……你巴黎和會有“十人會”，我們就有“十人團”……這些演講團最初是在周日上大街演講，在總罷課後，便有更多的演講團出現在大街上、天橋下、甚至遊藝場，到處都有學生們的身影。學生們的演講贏得了廣大市民的熱烈歡迎，每一處演講都有大量的民眾前來聽講，聽到即將亡國的激憤處，很多人都跟著學生抹淚嘆息。又有一些熱心的市民，他們給學生們送茶送水，甚至當場捐款捐物，以示對學生的支持。

不僅如此，學生們還掀起了“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運動，最早是北大學生將校內消費社的日貨全部起出並在文科大操場集中焚毀；隨後清華等學校也採取了類似的行動。 5月18日，北京各大中專學校的學生將他們自己買的日貨，一起拿到先農壇集中焚毀。儘管那天還下著雨，但演講團仍舊冒雨進行演說，而一些中小學生也很踴躍，他們不但燒了自己的日貨，還積極的上台發言。 學生們的行動引發了日本的惱怒，他們派出軍艦前往天津、吳淞等地進行軍事恫嚇，甚至派出日本浪人去破壞學生的演講。當東京的中國留學生進行抗議活動的時候，日本軍警橫加鎮壓，並將多名學生逮捕。 由於學生的風潮越鬧越大，加之以日本的壓力，北京政府派出軍警、馬隊前去破壞學生的演講活動，他們見到學生聚集便用馬隊沖擊，將圍觀民眾驅散並收繳了學生的旗幟、傳單等。除此之外，他們又用提前放假，進行文官、外交官、司法官考試等辦法進行分化，使得一部分學生退出了運動，此階段的學潮也就告一段落。

不料到6月1日，北京政府在不恰當的時間發布了兩道不恰當的命令，一道是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並溫言挽留的，另一道卻嚴厲呵斥學生擾亂秩序，要求取締各種街頭活動並立即復課。 一石激起千層浪，各位，這天底下哪有“愛國有罪、賣國有功”的道理？學生們都是熱血的愛國青年，哪裡受得瞭如此對待？他們隨即在6月3日恢復街頭演講，而在這一天，北京的軍警們也是嚴陣以待，你來一個我抓一個，你來兩個我就捉一雙，而這一天又恰逢雷陣雨天氣，天上怒雷轟轟、地上飛沙走石，黑雲滾滾，不見天日，好一派陰暗慘淡的人間地獄之景象！ 當晚統計，計有170多名學生遭到逮捕，其中北大學生佔了多數，另外也有清華學校、高等師範等學校的。因為人數眾多，這些學生沒有被送到看押所，而是被集體關在北大法科的講堂之內，從早到晚，學生們連口水都沒得喝。

但是，政府人士明顯低估了學生的能力和毅力，就在第二天，更多的學生靜悄悄的走出校門，他們來到街頭後，突然從懷裡摸出藏好的演講旗幟，便對著大眾開始演講。而這一天的軍警也比往日要分外的多，他們見有人群聚集，便放馬過去，先將聽講民眾驅散，隨後老鷹抓小雞一樣，兩個強壯的警察挾著一個弱小的學生娃娃，送到北河沿的北大法科拘禁了起來。 在4日這天，學生竟被拘禁了700餘人，最後北大法科裝不下了，又送到馬神廟的理科宿舍作為臨時監獄。 4日這天的天氣也很糟，大風大雨、大雷大塵，只見一對對的學生被擄了進來，而一隊隊軍警則在北河沿安營扎寨，陸軍第9師派來了一個團兼一個營的兵力，愣是把堂堂學府變成了兵營。 軍警們的凶神惡煞卻沒有嚇倒學生們。 5日，更多的學生背上行李，連牙粉牙刷麵包都準備齊了，他們這一天大隊集合出發，分路演講，人數達到2000多人。與此同時，他們又向各地發出通電，請求支援。

據《每週評論》的記者報導：“五日上午，記者打前門經過，看見三個學生站在路旁演講，來了幾個警察，猶如城隍廟的閻王一般，把三個學生一人捉一個，那三個學生兩手雖然被他們捉住，嘴裡還說個不止，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淚來。後門外邊，有兩隊學生，一向西行，一向東行。這個地方只有十幾個警察，到東邊趕人，西邊又演說起來了；到西邊趕人，東邊又演說起來了。鬧得很久，聽的人個個拍手，幾個警察也就不敢動手了。” 警察不敢動手的另一個原因是，學生越來越多，再抓就沒有地方關了……一旦不慎，鬧出人命，那可不是好玩的。 令人感動的是，有許多學生自帶行李，主動前來北大法科要求被拘禁，而被禁的同學們知道後，他們紛紛登上法科大樓搖旗怒號，校內外連成一片，軍警們也無可奈何。就連女學生們也行動起來了，她們組織了十五校聯合會，集體向總統府請願，要求釋放那些被關押的男同學。

各校校長和教職員工也極為憤怒，他們不但為營救學生而上下奔走，而且發表聯合通電指責政府“等學生為匪徒，以校舍為囹圄，蹂躪教育，破壞司法，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北京社會各界團體也對學生被拘表示了同情，比如國民外交協會、北京教育會、紅十字會等都紛紛前去慰問，以示對學生的支持。 北京學生大批被抓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全國人民震驚了。 6月5日，上海工商學各界人士為了聲援北京學生，第一次實現了“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聯合行動。上海是個大都市，這裡經濟發達、交通便利、思想新潮，當“五四”遊行在北京爆發後，上海的學生也群起響應，實行罷課等活動。 後來，黃日葵等北京學生領袖也曾經來上海開展聯合行動，因此在北京學生被拘後，上海的學生也立刻行動起來，他們手持傳單，到大街上去挨家挨戶的宣傳，動員商家在6月5日實行罷市。在這一天的動員中，一些學生甚至採取了“沿街跪求”的哭諫方式進行哀告，很多來往行人和商家也都答應在次日一定支持學生們的行動。

5日實行“罷課、罷市”的消息傳出後，首先起來響應的卻是上海的工人們。在學生們的熱忱感動下，一些在日本企業如日本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的工人首先在上午實行罷工，緊接著日華紗廠、上海紗廠的工人也隨之響應，接著便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滬寧鐵路、杭甬鐵路等地的工人實行了罷工。 5日上午，各商家也按約定實行了罷市，原本熱鬧的大街上很快便冷冷清清，絕大部分商家都大門緊閉，停做生意，就連租界裡的永安、先施兩大商業公司也都杜門謝客。在大街上，唯見大中學生在上下奔走，分發傳單，而巡警們則在街上巡邏，防止有人搗亂。 人心齊，泰山移，上海“三罷”的消息傳到北京後，當局意識到事態非同小可，於是包圍北大校舍的軍警們當晚便撤去了，被拘禁的同學重獲自由。

但是，由此形成的風潮並未停息，6日後，上海的“三罷”非但沒有停止，規模反而有所增大，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工人加入了罷工的行列，而商家們也仍舊實行罷市，街上除了幾家買早點的還半掩半閉的開著門，向路人賣些糕點行個方便，其他商家仍舊像昨天一樣，一律是關門主義。上海當局派警察前去干涉，強迫開市，但商家答复“買賣自由”，警官們也無辦法。 在上海實行“三罷”後，天津、南京、安慶、武漢、濟南、九江等地均以上海為榜樣，實行“罷工罷市罷課”，“五四運動”也由此變成了“六三運動”，前者以北京的學生為先導，後者卻開始以上海為馬首是瞻了。 商人一向被人認為是傾心謀利的，但在這次運動中，商家卻表現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愛國熱情：先是一些大型商業公司主動實行罷市，隨後各中小商舖也都閉門謝客，並在大門上貼著標語：“萬眾一心，同聲呼籲，力抗漢奸，喚醒政府”等，就連理髮店也貼上了“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的標語。至於那些娛樂場所，也都停止售票，不再娛樂。一些說書人甚至發起義務說書，將所有收入捐給學生聯合會。

唐朝詩人杜牧曾說“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但此次的上海“三罷”運動中，就連青樓的女同胞們也紛紛響應，她們也主動的站了出來，自費印刷傳單發放並呼籲花界同胞捐助學生聯合會。在學生進行遊行和宣傳活動時，這些女同胞們在路口設立飲茶休息處，以示對愛國學生的支持……妓女從來就不比那些官僚更無恥。 在社會各界的壓力下，北京政府只得於6月10日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免職。在“內懲國賊”的目標實現後，各地的“罷工罷市”風潮才告一段落。 緊接著，中國代表是否應該在巴黎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又再次成為焦點，各地學生和社會團體紛紛派出代表到北京向總統府請願，要求政府保證不在和約上簽字。由此，五四運動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拒籤和約運動”再次如火如荼的開展了起來。 這時，一直對學生運動保持沉默的段祺瑞突然發表看法，他說：“學生們有愛國心，這是可喜可賀的。但有一言相勸，盡心求學，成為人才，將來鼎新政治和工商實業，這樣才可以強國”，說到這裡，段祺瑞話鋒一轉：“如果受人愚弄，只能助長某些人的囂張之氣，誤己誤國則是錯誤的。” 段祺瑞的大概意思是同意簽字，因為不在和約上簽字的話，中國將不能加入國聯，到時一些有利條件都不能得到保證，兩害相權，學生不應該在簽字問題上繼續向政府施加壓力。老段的話，不但遭到學生的反駁，就連他的政敵們也紛紛向他發難，比如直系大將吳佩孚公開通電支持學生說：“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 事實上，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們也不甘心就此簽字，他們先是提出一個“保留簽字”的方案，即中國在和約上簽字，但對山東問題的解決辦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認。但是，這個方案也遭到了和會的拒絕，當時中國代表面臨的選擇只有無條件簽字或者拒絕簽字，別無他途。 北京政府最初是傾向於簽字的，但在社會各界的反對下，只好把這個皮球踢給了專使團，說：“國內局勢緊張，人民要求拒簽，政府壓力極大，簽字一事請陸總長自行決定。” 6月28日下午三時，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宮舉行對德和約的簽字儀式。這一天，中國代表團函告和會主席，表示中國將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籤和約。這一天，從上午開始，中國代表團住所的外面便圍滿了中國留學生和華工，他們公然宣稱：如果代表團去簽字的話，就要發動致命行動。 事已如此，倒也不必苛責於外交人員。畢竟，在一個“力大為王”的國際社會中，但凡你是國力比不過別人，難免不低聲下氣，所謂“弱國無外交”，說的便是這個道理。如此，弱國的外交家，豈不更是難當！ 不管怎麼說，“拒籤和約”算是完成了“外爭國權”的目標，而“罷免三賊”則完成了“內懲國賊”的任務。但是，山東問題並沒有因此而解決，一直到1921年底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日軍才最終撤出山東並歸還青島，但中國須花錢贖回膠濟鐵路，並且中日共同經營，這又為後來的“濟南慘案”埋下了伏筆。 對於中國來說，1919年是躁動的一年，其中的一個重要結果便是民眾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們開始覺醒，他們迅速成為新生的政治力量，並崛起於中國的舞台之上。在“五四”運動中的一些學生領袖，如張國燾、周恩來等人，還有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甚至新崛起的北洋第二代人物如吳佩孚等，他們即將在未來的政治進程中大放光芒，而學生作為一個新生的團體，也將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 “五四”，他們做到了；未來，他們也能做到。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除了段祺瑞還出來說了幾句話，其他老一代的北洋係人物卻在這次運動中黯然失色。很顯然，他們原先對學生的看法無外乎是“國家大事不用你們管，不好好唸書，便是造反”之類的，由此，當學生運動突然崛起後，他們的表現大多是茫然而一無所知，也毫無手段，這或許也揭示了他們的時代，即將過去了。 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在北京去世，終年62歲。臨危前，馮國璋口授遺言致大總統徐世昌，希望“和平統一”早日實現。馮國璋患病的原因，據說還是因為禁衛軍的緣故。在清帝退位時，馮國璋答應一生不與禁衛軍脫離關係，所以後來這個部隊改編成陸軍第十六師時，仍舊由馮國璋遙為領制，而且這個師也一直派出一個營給馮國璋作衛隊，馮國璋到哪裡，他們就跟到哪裡。 後來，馮國璋做上了大總統，第十六師也分拆成了第十五師和第十六師，兩個師仍舊派出隊伍輪流到總統府擔任守衛工作。在馮國璋卸任回河間老家後，第十六師還派出一個連跟著下去，以示特殊關係。 1919年的10月，馮國璋為了調解十五師和十六師向陸軍部爭餉的問題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為何，第十六師的師長王廷楨突然以陸軍部的命令為藉口，把跟隨馮國璋這一連的士兵調回，馮國璋十分氣憤，他覺得自己剛剛下台不久，而且當年曾許下諾言要和禁衛軍的官兵永不脫離關係，而王廷楨作為自己多年的部屬，如何能做出此等絕情之事。這時，他在家裡洗了一個冷水澡，結果引發了急性肺炎，沒有多久便去世了。 馮國璋死後，喪事和遺產分配都是委託給老友王士珍負責。段祺瑞後來也來弔唁，他仍舊像往常一樣，面無表情的徑直走到馮國璋的遺體前，將蓋簾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遺容，便回身走了。後來，段祺瑞派人送來親擬的輓聯，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擬同舟共濟，何期分道揚鑣”。 馮國璋因為從小生活艱辛，因而對錢的事情看得比較重，和袁世凱、段祺瑞這些人比，他算是一個愛財的人。據說，馮國璋在做大總統的時候，曾經命人將中南海的魚撈出賣錢，一時傳為笑談。據他的幕僚惲寶惠回憶，為了錢的事情，馮國璋還與王士珍鬧過彆扭。事情是這樣的，當時王士珍作總理，想派人去南方調停，但經費希望總統府出，但馮國璋卻批示讓他們自己解決，王士珍聽了後氣憤的說：“我一天到晚狗顛屁股垂似的，為的是誰？這一點錢，他還不往外拿！” 據當時的統計，馮國璋留下的遺產總值大概在300萬元左右，這些錢是馮國璋多年的儲蓄和投資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這些錢後來都在王士珍的主持下分給了他的子女們。當然，馮國璋雖喜斂財，倒也無貪贓枉法之名。 “北洋三傑”的馮國璋首先走完了他的歷程，而“北洋之龍”的王士珍則在辭去內閣總理後便不問政治，甘心退隱了。王士珍倒是作風清廉，不事鋪張，他沒有兒子，只有二女，他在1930年去世的時候，只有兩處房產和十餘頃田地，而北京的房產還是學生鮑貴卿和盧永祥等人給他買的。 由此，也就還剩個老段還老當益壯，仗著自己餘勇可賈，要做一番大事業。不過，面對北洋第二代的挑戰，老段能對付得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