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二五、革命之後：蔡元培的尷尬與兩難

蔡元培先生在“五四運動”中熱情支持愛國學生，這是大多數人所熟知的，但他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學潮中被學生毆打一事，卻為人少知。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生於同治七年（1868年），祖父及父親兩代均為商人，但在他十歲的時候，父親不幸病逝，家境由此中落。蔡先生的母親性格剛強，靠著家中原有的一點積蓄，多年來節衣縮食、含辛茹苦地將孩子撫養成人，殊為不易。蔡元培先生從小接受的是中國的傳統教育，在科考路上也是一帆風順，十六歲中秀才，二十二歲中舉人，二十五歲便考中進士、點庶吉士，進翰林院，兩年後散考授編修之職。 少年才子，科試連捷，中進士，點翰林，任編修，前途無量，風光無限，古往今來有此幸運者並不多。功名乃古代讀書人第一等大事，若幸而得中，必多加誇耀，但蔡元培先生在其自傳中竟然不置一詞，其淡泊如此。

蔡元培先生的科場連捷得益於他的奇特文風，當時人稱“怪八股”。原來，蔡元培在寫作中常用古字並善引僻典，文章雋永古奧，大異於當時流行的八股文風，結果反而給考官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很多士子也模仿他的寫法，以為終南捷徑，殊不知，這東西多了就不值錢，所售者並無幾人。 “怪八股”只能說明蔡元培從小就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人，但真正讓他拋棄舊學的，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結局，這一年也是他被授編修、初入宦途的第一年。甲午奇恥，令眾多的士大夫開始反思並轉向西學，蔡元培也是其中之一。正因為如此，蔡元培雖未與康樑等人結交，卻被保守派視為康黨。在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六君子”被殺後，蔡元培也就心灰意冷，回到了家鄉紹興。

紹興當時正好成立了一所中西學堂，蔡先生是翰林出身，於是被家鄉父老推薦為學堂監督（即校長）。兩年後，因他的夫人不幸病逝，前來給他提親的人幾乎踏破了門檻，在煩不勝煩的情況下，蔡元培開出了五項徵婚條件：第一，女子必須不纏足；第二，必須識字；第三，男人不許納妾；第四，丈夫死後，女人可以改嫁；第五，夫婦如果感情不相合，可以離婚。 這五項條件現在看來實屬正常，但在當時，那可是驚世駭俗，然蔡元培的態度十分堅決，同意則來，不合則去，這倒也減少了很多無謂的騷擾。直到一年之後，蔡元培才覓得佳妻，在結婚那天，他還別出心裁地變革了婚禮舊俗，不鬧洞房搞演講，內容是：男女平權、男女平等。 1901年秋，蔡元培來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學特科總教習一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系盛宣懷1896年在上海徐家匯開辦的新式學校，主要以培養鐵路等科技人才為主，而特科班則是為清廷即將進行的經濟特科考試做準備，後來的民國達人如邵力子、李叔同、黃炎培等人都成了蔡元培此時的學生。

在此期間，南洋公學發生了一次學潮，即“墨水瓶”事件。事件的原委是某守舊教師在上課前發現師座上有一隻墨水瓶，其認為是學生有意捉弄，結果校方將某位可能是無辜的學生開除，進而引發其他學生抗議，而校監督汪風藻進將這些學生一併開除，最終導致全校大部分學生憤而退學。特科班總教習蔡元培和其他幾位老師支持了學生的行動，也隨後辭職並組織了“愛國學社”接收這些學生，並請章太炎、吳稚暉等新派人物擔任教師。 此後，蔡元培的思想一度轉而激進，他在上海發起中國教育會，其團體雖未直接造反，卻已萌發反意。在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蔡先生更是剪掉辮子、脫下長袍，與年輕學生一起搞起了軍事訓練，上海的拒俄運動、《蘇報》、《俄事警聞》（後改名為《警鐘日報》）等，也在他的參與下搞得有聲有色。 1904年，光復會成立，蔡元培為創始人之一，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他也隨即加入，成為雙料革命元老。

蔡先生曾回憶說：“自36歲（1902年）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覺得革命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在愛國學社中竭力助成軍事訓練，算是下暴動的種子。”特別是在拒俄運動期間，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師生在張園集會，蔡元培更是“公言革命無所顧忌”，人稱“翰林革命”。 《蘇報》案發生後，章太炎入獄三年、鄒容瘐死監中，蔡元培也於1907年開始遊學歐洲，以避其鋒。在德國的四年中，蔡元培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在學術上更進一尺。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蔡元培返回國內並被推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蔡元培及宋教仁等幾位國民黨閣員決定退出內閣，袁世凱親自挽留，說“我代表四萬萬人堅留總長”，蔡元培則代表國民黨閣員彬彬有禮地答道：“元培也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袁世凱見其去意已決，只好勉強同意。

辭去總長一職後，蔡元培再度出洋，直到1917年受邀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才返回國內。北大源於京師大學堂，原為舊官僚晉身之所，這些人一心想著升官發財，學風尤其惡劣。當時京城的八大胡同便有“兩院一堂”的說法，所謂“一堂”者，指的就是京師大學堂，因為其師生常光顧這等煙花之地而聞名也（後來陳獨秀亦有此習）。 蔡元培上任後，即主張“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在給汪精衛的信函中也曾說：“在弟觀察，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慾不任大學校長，而卒於任之者，亦以此。”由此可見，蔡元培開始提倡“教育救國”理念並希望學生專注於學問，但對於政治運動，他仍舊未予取捨。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學校放假慶祝，後由半天延長至數天。 1918年11月14日下午，北京學界舉行遊街大會，教育總長還特意安排在天安門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檢閱與演講之用。由於這次“遊街”游得特別的好，蔡元培校長在興奮之餘，又向教育部請求延課兩天，並希望藉用天安門的那個臨時高台，以供北大教授們公開演講。在這兩天裡，蔡先生每天都去演講一次，其他文理科學長教授也都陸續登台，在劇烈的冷風中向大眾講演，幾至喉嚨嘶啞為止。 在這段時間，蔡元培先生的確十分興奮與熱情，他公開號召學生走出校園，積極參與到國家與社會的活動中去，並對不參與提燈遊會的學生施以連坐懲戒，這對北大學生後來熱心社會活動的風氣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1919年5月2日，在巴黎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後，已得知內情的蔡元培在思考再三後，將羅家倫、傅斯年等學生代表請到家中，告知此事。由此，原本在“五七”國恥日的遊行提前到4日爆發，即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在學生被捕之後，蔡元培邀集北京13所大專院校的校長在北大開會，並當場表示：為使學生出監獄，他願意“以一人抵罪”。隨後，他便帶著校長代表團前往警察廳、教育部等部門請願，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在連續奔波了兩日後，被捕學生終於被釋，而蔡元培也在各種反對勢力的壓力下發表辭職聲明，大意為：第一，我絕對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第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第三，北京是個臭蟲窠，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

在未獲教育部批准之前，蔡元培便遽然離京南下。臨走前，他留給北大師生一紙啟事：“吾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一職，已正式辭去，其他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殺君馬者道旁兒”，語出《白虎通義》，這句話的大意是“你的馬兒跑死，全因道旁歡呼喝彩的人太多，結果馬就在被鼓勵的狀態底下，疲於奔命，死掉了”，有人說，這是蔡元培在自嘲；許德珩則說，這是蔡元培在嘲諷當局；羅家倫沒有給出結論，仍稱之為謎。所謂“愛之者即害之者”，這對蔡元培校長和愛國學生來說，可能是雙重的意思。

可惜的是，北京的風潮非但沒有因為蔡元培的辭職而平息，反而引發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挽留蔡校長”運動，以至於教育部新任命的校長無法到校。在這種情況下，蔡元培於當年7月回北大復職。 在南下途中，蔡元培給北大學生寫信，他先肯定了同學們的行動並認為此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但返校後，蔡元培盡可能地勸告學生應以“學術救國”，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他指出：“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無能、科學無能時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且有受純粹科學之機會，所以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這段話或許反映了蔡元培當時的矛盾心理。在“五四”之前，蔡元培是支持學生運動的，因為他認為當時的政府在國難面前無所作為或者不可信任，這才需要學生奮起、有所作為，正如他事後說的，“五四運動是社會的各方面醞釀出來的。政治太腐敗，社會太齷齪，學生天良未泯，便不答應這種腐敗的政治，齷齪的社會，蓄之已久，進發一朝，於是乎有五四運動”。 作為一校之長，蔡元培先生曾親身經歷了清末到民國初的數起學生風潮，他也深知其中的危害並告誡學生說：“我還記得二十年前革命主義宣傳最盛的時候，學生都懷著革命的思想，躍躍欲試，就在學校里而試驗起來。說是學生是學校的主人翁，譬如一國的國民；教職員是學生的公僕，譬如國家的政府；國民可以革政府的命，學生就可以革教職員的命。那時候長江一帶，這樣試驗革命的學校，不知多少。導火線都很簡單，大半為記分不公平或飯菜不好等小問題，反對一個教員或一個庶務員，後來遷於全體教職員，鬧到散學。” 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大學校長在“五四”之後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就曾在回憶錄中說：“我在中國的一生中，看到了學生生活中那種被形像地稱之為'學潮'的不良現象。那些都是有組織的行動，它們通過愛國主義的示威來獲得力量並巧妙從中發揮了最有效的作用。在全國各地好鬥的學生髮現了這種組織起來的力量之後，他們就開始把罷課作為解決他們真正不滿或者自認為不滿的手段，從校長的個性到飯菜的味道等一切問題都可以成為他們罷課的藉口。一旦聽人演講，受人煽惑，或者被人加以巧妙地利用，那麼即使那些最循規蹈矩、最友好的學生也會不顧一切地參加群氓運動，而且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出亂子，以致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幸運的是，我們燕京從沒有發生過一起無法控制的學潮，不過也幾乎到了爆發的地步。這使我產生了一種害怕群眾的心理，尤其是風潮影響到那些本人有弱點並對社會有所顧忌的中國學生時，我更害怕。” 不過，民國時期的燕京大學並沒有像司徒雷登校長說的那樣風平浪靜，譬如他上任之時，正是“五四”高潮時期，當時因為被捕學生釋放（其中就有匯文大學即燕大前身），他學校的學生都歡迎釋放學生去了，使得他的上任演講吃了個閉門羹。而且，在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燕京大學的學生也是毫無疑問的主力。 可能是因為年齡、地位、閱歷的變化，蔡元培先生對於“五四”之後的學生運動持明顯的不贊成態度。 1920年冬，他在湖南長沙的演講上就指出：“五四以後，社會上很重視學生，但到了現在，生出許多流弊。學生以自己為萬能，常常想去干涉社會上的事和政治上的事。不求學專想干涉校外的事有極大的危險。”蔣夢麟後來在回憶中也提到：“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不幸而言中。 1922年10月，北大發生了“講義費風潮”，學生們以請願的方式要求學校廢止講義費，一度鬧得很大。蔡元培對此極其反感，他甚至衝到人群的面前憤怒地說：“我和你們決鬥！”在風潮不息的情況下，蔡元培憤而提出辭職，並稱：“廢止講義費之事甚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將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言念及此，實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訓練無方，良深慚愧。長此以往，將愈增元培罪戾。”儘管此事以校方退讓告終，但蔡元培仍舊於次年辭去校長一職（因教育部代理部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一事），由此離開北平，再未回去。 在“二次革命”以後，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已經從革命轉向了改良，譬如他對孫中山以“護法”為旗幟另立南方政權之舉就不甚以為然，一度還引起了國民黨人的非議。 “五四”之後，蔡元培對各地學生競做愛國運動的現狀甚為擔憂，他反復重申“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但由於國內外局勢的壓迫和不斷惡化，他的話顯然不入學生之耳，甚至與學生幾成對立之勢。 1928年後，蔡元培開始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原本與教育界脫離直接關係，但在1931“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特種教育委員會”並由他出任委員長，這使得六十歲的蔡先生再次被推到了學生運動的風頭浪尖。 12月14日，蔡元培在國府做報告時稱，國難期間，學生之愛國運動決不能荒廢學業，“因愛國而犧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但就在第二天，北方各校南下的示威學生與南京本地學生五六百人便來到中央黨部門前示威請願，一時間群情激奮，局勢幾近失控。不久，蔡元培和陳銘樞被委派出來接見學生，但令人震驚、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蔡元培先生還沒說上兩句話，即被學生拖下毆打，陳銘樞也被學生用木棍猛擊頭部，當場昏厥。 當天的突發事件，報紙上是這樣記載的：“蔡年事已高，右臂為學生所強執，推行半里，頭部亦受擊頗重”，後被解救送往醫院，所幸無大礙；示威團則在《告民眾書》中描述說：“莊嚴而華麗的外交部被群眾搗毀了，外交部的招牌被粉碎了，國民黨的旗幟也被扯了下來！”（又至中央黨部）“蔡元培和陳銘樞出來接見。蔡答复質問，我們第一個質問：為何北平市黨部壓迫反日運動。蔡答應查辦北平市委。我們回答他說：北平市委是受中央黨部領導的，他的錯誤中央黨部應該負責。……我們認為，現在整個國民黨是欺騙群眾的，屠殺群眾的，出賣群眾的帝國主義的走狗政黨，我們要從此拒絕他們的狗東西欺騙我們，要高呼打倒！”我們“搗毀了中央黨部的窗子，打僵了蔡陳兩個走狗”。 黨國要人邵元沖在日記中稱：當時裡面正在開中央臨時常會，蔣介石提出辭職，獲得通過。學生“奪門而入，逢人即毆，遇物即毀，並劫去守衛槍支，欲加放射，中央工作人員以忍不與較，受傷頗多。常會乃推蔡孑民、陳真如兩君前往答复，即為暴徒攢毆，並將蔡拽去，中途始釋，陳亦受傷倒地。……當時中央工作人員以自衛計，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嗣右任、稚暉不予深究，乃稍加訓導，遣之歸去”。蔣介石在日記中憤恨地說：“學生之橫狂如此，而先輩諸書生，猶主寬柔縱容，將使全國秩序不定，陷於無政府態度矣！”這已經開始露出殺機了。畢竟，一個為人尊敬的教育界元老、一個國民上將，被學生如此暴烈的行動對待，確實有點說不過去。 事後，蔡元培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說，他理解學生憂患國難的情緒，但對於“學風淪替”的現狀深表憂慮。 12月17日，事態非但未平息，反而進一步擴大化，南京、北平、上海等地的學生數千人於當天舉行聯合大示威，再次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並將懸於大門口的黨徽、崗亭佈告欄等砸毀，綁架了門外警察及黨部職員7人；下午，又將《中央日報》報社搗毀並放火焚燒。由此，國民政府出動大批警察及憲兵進行鎮壓，並在珍珠橋附近打死打傷學生30餘人，逮捕近百人，史稱“珍珠橋慘案”。 蔡元培先生並不是第一個挨學生打的中央大員。早在9月28日，南京、上海2000多名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時，因為當時下著傾盆大雨，交涉又不得結果，結果轉到外交部並闖入部長王正廷的辦公室。王部長在應答不及之時，已經吃了學生兩記憤怒的耳光。事後第三天，王正廷便辭去外交部長一職。多年後，王正廷回憶說：“我在外交生涯中，有一樁最得意的事，也有一樁最倒霉的事。最得意的是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受到全國人民的高度讚揚，自己也感到揚眉吐氣。最倒霉的是'九一八'事變後代人受過，被請願學生打了兩記耳光。”與此同時，施肇基大使也在巴黎遭到了同樣的待遇，他在被學生代表打傷並受侮辱後憤而辭職，同時辭職的還有代理外交部長顧維鈞。 梁漱溟曾評價說，“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但是，“風氣”一說，固然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的意思，但“自由”過了頭，動輒革命或運動，恐怕就不是“愛國”而要“誤事誤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