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多少外國人參加了紅軍長征，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有人說，有四個外國人，也有人說有六個，甚至把外國傳教士薄復禮、海曼等人也算在內。這兩種說法都有誤。有資料表明，僅僅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的朝鮮籍戰士就有30多個。據此可以肯定，參加長征的外國人至少應在30多人以上。
傳教士薄復禮、海曼、凱爾納根本算不上參加了長征，因為他們並不是紅軍隊伍的成員，而是因“間諜”嫌疑被紅軍抓獲並扣留的。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把薄復禮稱為“長征隊伍裡的局外人”，這一稱呼是比較恰當的。
參加長征的外國人，現在史實較詳，可查證的有四個人：德國人李德，越南人洪水，朝鮮人畢士悌、武亭。李德在前面已有介紹，這裡著重介紹另外三個人。
洪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授勳的唯一外籍將軍，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他原名武元伯，1908年10月1日出生於越南嘉林縣一戶富人家庭。 1924年因為參加反對法國殖民者的學生運動而被法國警察通緝。這年年底，他同越南一些愛國青年來到了當時中國大革命的中心——廣州。胡志明恰恰這時也到了廣州，為孫中山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當翻譯。洪水等人參加了胡志明在廣州創辦的政治訓練班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當時反動派都把革命看作是“洪水猛獸”，而他所嚮往的就是用革命的手段、用洪水般的氣勢來摧毀舊勢力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以這時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了“洪水”。 1926年3月，洪水由李富春、蔡暢等人介紹，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他與林彪、劉志丹等人是同學。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員進行血腥屠殺。此時，洪水毅然脫離了國民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12月，他與其他30名在黃埔軍校工作和學習的越南青年一道參加了廣州起義。 1930年初，洪水擔任了紅軍第十二軍團第二十四師政治部主任。 1932年，被調到江西瑞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擔任教員。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洪水在這次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然而沒有多久，“左”傾錯誤領導人就把洪水打成了“高級特務”，粗暴地開除了他的黨籍。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洪水所在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被編入軍委幹部團。朱德、劉伯承特別關照洪水，把他編入直屬隊，負責長征途中的宣傳鼓動工作。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黨內“左”傾錯誤逐步得到糾正和清理，中央縱隊黨委撤銷了對洪水的處分，恢復了他的黨籍。洪水非常感慨地說：“遵義會議不僅挽救了紅軍的命運，挽救了中國的命運，也挽救了我的命運。”
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後，兵分兩路過草地，洪水被分配到朱德、張國燾、劉伯承所在的左路軍。左路軍到達噶曲河邊時，本來就不想北上的張國燾故意找藉口，強令左、右兩路軍南下，分裂黨和紅軍。洪水堅定地站在朱德、劉伯承一邊，反對張國燾南下和另立中央。一次，他毫不畏懼地與張國燾當面爭辯起來，這讓張國燾非常惱火，一怒之下，莫須有地把洪水打成“國際間諜”，再次開除了洪水的黨籍。如果當時不是朱德、劉伯承等人極力保護，洪水恐怕早就被張國燾殺害了。
不久，洪水在部隊南下途中的一次戰鬥中被打散，與部隊失去了聯繫。他開始了一個人的北上長征。他堅信，只要自己堅持往北走，就一定會找到黨中央和紅軍。一路上，他忍飢挨餓，露宿荒野，吃盡了苦頭。為了謀生，他給別人牧羊、餵駱駝。但大多數時候他是靠沿途討飯度日。 1936年初，在延安，一個骨瘦如柴、蓬頭垢面、手裡拿著討飯用的碗、身上穿著破藏袍的人，突然出現在紅軍指戰員們面前，人們幾乎都認不出他就是洪水了。戰友們確信是他後，無不欽佩他的這種頑強精神。中央領導聽說他的故事也很感動，組織上再一次撤銷了對他的處分，再一次恢復了他的黨籍。洪水非常感慨地對戰友們說：“這就是革命。如果一個人決心參加革命，就必須經受得住各種磨難和打擊，包括被自己的同志誤解，否則怎麼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呢？”
1936年6月，洪水成了紅軍大學的第一批學員。 11月底，朱德、劉伯承、賀龍、張國燾等人到了延安。張國燾看到洪水後，心裡很不是滋味。朱德高興地對洪水說：小洪，聽說你們的隊伍被打散了，這麼長時間沒見到你，想不到你比我早到延安了，你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啊。洪水笑著回答道：我現在能在紅軍大學學習就是後福。
毛澤東曾深情地講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燦爛的五星紅旗上，染有朝鮮革命烈士的鮮血。”長征路上犧牲的畢士悌，就是這些朝鮮革命烈士的傑出代表。
畢士悌，又名楊林，朝鮮名為金勳。 1901年出生於朝鮮平安北道。 1919年，朝鮮爆發了有幾十萬人參加的、爭取民族獨立的“三一”起義，畢士悌和他的父親都參加了這場愛國運動。由於日本軍警的血腥鎮壓，包括畢士悌的父母在內的成千上萬朝鮮人遭到了屠殺。畢士悌遭到了通緝，被迫流亡到了中國。 1921年6月，他到達昆明，考入由蔡鍔創辦的雲南講武學校。東北抗聯領導人周保中此時正好與他同校，據周保中回憶，畢士悌每天早上都要背著磚頭跑10里路進行鍛煉，生活很儉樸，說話不多卻待人熱情，在全校無論學科和術科都是第一名。學校教育長號召學員們要向這位“有志的高麗學生”學習。
1924年11月，畢士悌從雲南講武學校畢業，來到廣州，進入黃埔軍校擔任學生隊上尉隊長。在那裡，他受到了周恩來等人的影響，轉而信仰共產主義。他先後率黃埔軍校學員參加了平定商團叛亂、討伐陳炯明和平定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戰鬥。 1924年11月，共產黨領導的葉挺獨立團在肇慶成立，畢士悌被黨組織調去，擔任第三營營長。 1925年夏，畢士悌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8月，黨組織又將畢士悌派往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 1930年夏，他回到中國，在東北擔任滿洲省委軍委書記。 1932年7月，他被調到中央蘇區工作，任中華蘇維埃勞動與戰爭委員會參謀長，成為周恩來後方工作的得力助手。一次，毛澤東遇到畢士悌，得知畢士悌的妻子還在滿洲省委工作時，毛澤東馬上囑咐中央交通機關要想辦法把他的妻子調到中央蘇區來。 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畢士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後，他調入紅軍大學主管教務。
1934年10月，紅軍大學編入軍委幹部團，陳賡任團長，畢士悌任團參謀長。幹部團全由幹部組成，黨中央把它看得很重，盡可能地保護這支特殊隊伍，萬不得已不會動用乾部團。但到四渡赤水時，由於紅軍減員較大，毛澤東不得不動用這支隊伍。畢士悌等人率領領導幹部團先後參加了土城戰鬥和遵義戰鬥，立下了一次又一次的戰功。每次戰鬥，畢士悌都要衝鋒在前。在巧渡絞平渡口和強佔通安鎮這兩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戰鬥中，畢士悌顯示出了過人的膽識和軍事才能。 1935年4月末，搶渡金沙江時，周恩來、劉伯承親自到干部團下達任務，務必在5月1日前佔領絞平渡。畢士悌親自帶隊，一晝夜強行軍180裡到達絞平渡，不開一槍、不傷一人就佔領了渡口，守渡口的敵人還在睡夢中就成了畢士悌等人槍下的俘虜。第二天早晨，畢士梯帶領一個排，飛奔通安鎮，出其不意地以一個排的兵力擊敗了國民黨的一個團，俘虜了幾百個敵兵。為此，他得到了軍委的嘉獎。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徐海東率領的紅十五軍團向中央要幹部，畢士悌被中央派到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擔任參謀長。 11月，畢士悌奉命率七十五師參加了直羅鎮戰役，為黨中央把革命的大本營建在西北作出了突出貢獻。
1936年2月18日，紅一方面軍下達了東征作戰命令，毛澤東率領紅軍總部跟隨紅十五軍團行動，畢士悌率領的第七十五師被確定為先頭部隊。 20日晚上，一個沒有星星和月亮的晚上，畢士悌親自挑選了40多名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組成渡河先遣支隊（實際上就是敢死隊），由他帶隊，登上了5隻小木船，後隨裝載一連士兵的2隻大船，由此拉開了紅一方面軍渡黃河東征的序幕。船剛劃到河中央，就被狡猾的敵人發現了，敵人的子彈馬上射了過來。畢士悌果斷決定，改偷渡為強渡。船一抵岸，畢士悌就帶著戰士們衝入敵陣，在一個小時不到的時間裡，他們摧毀了河對岸敵人所有的堡壘，迫使一個連的守敵繳械投降。為了擴大戰果，保障十五軍團順利渡河，畢士悌一鼓作氣地帶著部隊繼續追殲逃敵。沒想到，突然之間，一顆子彈射入了畢士悌的腹部。
身負重傷、不能動彈的畢士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詢問戰友：“前方情況如何？毛澤東過河沒有？”他對周圍的戰友講：“你們不要管我，趕快繼續前進！”1936年2月22日，畢士悌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光榮犧牲。他沒有留下一句遺言。
畢士悌犧牲後，紅一方面軍長征出發時的30多個朝鮮戰士，到這時只剩下武亭一人了，這讓彭德懷非常痛心。彭德懷在黨委會上發言時很激動，他說：“太多的外國革命者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犧牲了。如果我們繼續讓他們在中國死去，還會剩下誰來為他們祖國的革命事業戰鬥呢？我們無法為那些已經死去的同志做些什麼，但是我們不應該再浪費外國同志的生命了。”這之後，軍委對武亭下了休息命令，讓他進紅軍學校學習。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在朝鮮鹹鏡北道。 1919年，年僅14歲的他參加了“三一”反日愛國運動。
1923年，為了尋求復國的途徑，武亭渡過鴨綠江來到中國，首先進入文化大學學習漢語。 1924年，他進入北方軍官學校學習砲兵專業。軍校期間，他參加了軍閥之間的南口之戰，在攻占天津時立下了戰功。 1925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22歲的他由於軍事才能過人，被晉升為砲兵中校，參加了北伐戰爭。國共合作破裂後，他在武漢搞地下工作，不幸被捕，被判處死刑。恰好這個時候，武漢萬名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要求釋放包括武亭在內的政治犯，當地共產黨組織積極開展營救工作，武亭這才得以獲救。 1929年，他被推舉為上海工人暴動的總指揮。起義失敗後，他被英國軍警抓住，判刑2個月。
1930年，他加入紅三軍團。不久，紅三軍團攻克湖南嶽陽，繳獲了七五野炮和山炮，武亭的專長得以發揮出來。 《彭德懷自傳》這樣記載到：“佔領岳州後，英、美、日兵艦仍如黃石港一樣，很猖獗，對城岸亂轟。我們隱蔽地架好了炮（當時，還只有我自己和一個朝鮮同志武亭會用砲），待敵艦逼近時，還擊了幾十炮，大概十發以上打中了兵艦，從此它們不敢抵岸射擊了。”之後，紅軍中革軍委砲兵營在江西陂頭成立，武亭被任命為該營營長。紅軍長征之前，武亭還被選進了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
1934年11月下旬，在湘江之戰中，武亭率領他的軍委砲兵營對敵人的陣地發起了猛攻，為紅軍搶占湘江渡口、沖開血路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之後，武亭出任軍委縱隊第三野戰梯隊司令，指揮包括砲兵營、工兵營、運輸第一大隊和附屬醫院在內的技術兵種。黎平會議後，部隊整編，武亭調任紅三軍團砲兵營營長。
彭德懷非常器重武亭。張國燾即將分裂紅軍前夕，彭德懷已察覺到張國燾有野心。當時擔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已將紅一方面軍的密碼本全都收上去了，致使紅一方面軍各軍團之間無法互相聯繫。毛澤東等人所在的右路軍過完草地到達巴西時，彭德懷一方面秘密派第十一團隱蔽在毛澤東等人住處不遠，以備萬一，另一方面派武亭拿著指南針，帶著新編的電報密碼本去找紅一軍團，以恢復紅一、三軍團之間的電訊聯絡，防止突發事變。武亭在俄界找到了紅一軍團，紅一、三軍團之間的聯繫得以恢復。恰在這時，張國燾給陳昌浩發來密電，逼迫黨中央和紅軍南下。武亭在關鍵時刻的這一舉動，無疑有助於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擺脫張國燾的控制。
1945年，日本戰敗後，武亭回到了朝鮮。 1948年2月，朝鮮人民軍成立，武亭出任砲兵總司令，被授予中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