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國民黨對紅軍和根據地進行的第五次“圍剿”及紅軍的反“圍剿”，從某種意義上說，其軍事指揮是兩個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土地上的較量。鑑於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這次蔣介石根據德國軍事顧問馮·西克特的建議，改弦更張，施行“戰略攻勢，戰術守勢”的“圍剿”方略，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邊推進邊修路築碉，一點點地蠶食中央蘇區。 與此同時，作為西克特的對手，紅軍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卻在戰略上犯了極大的錯誤。在雙方兵力極為懸殊的情況下，他擬定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堡壘主義戰略戰術，在國民黨軍隊修建碉堡、步步推進的同時，工農紅軍紅一方面軍也應中革軍委的要求，在江西黎川以南、廣昌以北等地的城、鎮、村交通要道上構築碉堡，分兵把守，處處設防，寸土必爭，並且生搬硬套歐洲街壘戰的教條，命令紅軍構築要塞式防禦陣地，採取“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突擊”的戰術，同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拼消耗。李德的錯誤指揮，最終使得紅軍東堵西截，窮於應付，雖經苦戰，傷亡慘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後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突圍西征，進行戰略轉移。兩個德國人的較量，的確耐人深思。

馮·西克特出身於普魯士一個貴族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歷任麥肯森第十一軍團、卡爾大公軍團、約瑟夫大公軍團及土耳其軍團最高統帥的參謀長，德國陸軍總參謀長，戰後又任巴黎和會德國代表團軍事代表。 1920年到1926年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提出並實施了建立10萬“袖珍陸軍”的計劃，從而奠定了德國陸軍重新崛起的基礎。 1926年晉升一級上將，不久退休。之後他奉希特勒之命來中國擔任了蔣介石的軍事高級顧問。希特勒之所以選派他來華助蔣，不僅僅因為他有豐富的軍事經驗，更主要的是，他是希特勒法西斯獨裁主義的追隨者，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納粹分子，能把希特勒的法西斯獨裁主義推向全球。 馮·西克特一到中國，便一遍遍向蔣介石販賣希特勒的獨裁主義——絕不能讓多數人決定制度，只能由領袖來作決定。領袖需要顧問，但顧問只是為了領袖更好地獨裁。領袖的絕對權威是國家機器高效快速運轉的必需，而這種權威只有在獨裁下才能產生。重大問題，是無法用決議和多數人表決來解決的，這樣往往會使事情變得一團糟，最後的決定還是要取決於領袖的個人意志，只能用鐵血來解決……

馮·西克特的言論無疑對蔣介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然，蔣介石並沒有全盤接受，用武力一統天下是可以的，但光有這手還不夠。 自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馮·西克特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在紅軍隊伍中，還有一個叫李德的德國人在和他作殊死的較量。他們不謀而合地採用了同一種戰術，卻通過兩支中國的軍隊在進行相互拼殺。早在慕尼黑的街壘戰中，兩人已經較量過了。不過那時兩個人的身份不同，馮？西克特那時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國防軍總司令，而李德則是一個不起眼的參加起義的戰士。到中國後，兩個德國顧問卻不遺餘力地對抗著，馮？西克特按德國軍隊的戰鬥條令指揮蔣軍，李德則按照蘇聯軍隊的條令指揮紅軍，結果，李德的軍事洋教條戰術卻敗在了馮？西克特正規化戰術的手下。馮？西克特眼看著紅軍的根據地在他的堡壘戰術圍攻下正節節潰退，曾有過短暫的興奮，但馮？西克特沒有來得及等到他那光榮夢想的實現，便於1935年回國，不久就病逝了。

李德於1900年9月1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郊區的伊斯瑪寧。 19歲那年，他參加了保衛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戰鬥，29天的街壘戰中，他手持毛瑟槍，指揮工人弟兄們同反革命的武裝士兵浴血奮戰。奧、意前線的戰鬥經驗，使他在街壘戰中，表現得異常出色。 巴伐利亞保衛戰失敗後，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漢堡，1920年到1921年加入了漢堡共產黨組織。 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軍政情報處工作。在兩年中，他讀了大量軍事論著，同時也熟讀了拿破倉、蘇沃洛夫、愷撒等人的傳記，但對東方軍事家的傳記卻不屑一讀。因此，有關東方的歷史，包括風土人情他近乎無知。他到中國後，根本就不去了解中國的國情，所以他的指揮失靈也就不足為奇了。關於李德實施作戰指揮的風格或所謂個性特徵，伍修權有過畫龍點睛的概略描述。他清楚地記得，“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更拋棄了紅軍多年血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圖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問是山路還是平路，也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敵情、氣候和自然條件等等困難都不考慮，只憑比例尺量地圖上的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又常常不留餘地。這給紅軍指揮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鬥，以致難免吃敗仗。這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反對意見。我們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員更是常受他的氣”。伍修權從一個翻譯人員的角度，深刻地感受到李德這種“只唯圖，只唯己，而不唯實”的作戰指揮，是“難免吃敗仗”的。

就在李德獨攬紅軍指揮大權期間，作為紅軍總部作戰科參謀的吳黎平，則從履行參謀職能，專事下情上報，上情下達的角度，親身領教了李德的所謂正規作戰指揮程式。從吳黎平的回憶中，人們不難具體、形像地想像到：在瑞金，在紅軍總部專門為他準備的“獨立房子”裡，每當李德接到有關軍情的電報後，總是要圍著他房間裡的大地圖繞著圈子踱步，一邊不斷地大口大口吸煙，一邊緊鎖雙眉冥思苦想。時而拿著紅藍鉛筆在地圖上勾來畫去，時而移動地圖比例尺東量西測。然後，神情嚴肅地口述他的指令，由伍修權譯成中文電文，迅速交由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並轉交軍委的朱德、劉伯承等或黨中央的博古、洛甫等人簽署命令下達執行。李德擬定作戰指揮要圖，通常連哨兵站在什麼位置，一門迫擊砲或一座碉堡配置在什麼位置諸如此類原本中下級指揮員可以靈活確定的細節問題，他都要作出硬性規定，並用電話直接通知有關部隊按圖進行標定。當時紅軍使用的是1：100000的地圖，不是經過實地勘測法而是採用問測法繪製而成的，誤差很多也很大，有的竟然連地名及敵我位置等都弄顛倒了，甚至出現“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的誤差。因此，李德的“地圖指揮”常常給部隊造成不應有的損失。加上李德不了解實際情況，又經常朝令夕改，這就使得前線指揮員胸中無數，來回折騰，無所適從，手忙腳亂，結果貽誤了許多有利戰機。

李德很少離開他的專門辦公室——“獨立房子”，到前線去進行實地考察和戰場指揮，即便是偶爾到了前線，也不認真調查研究，聽取前線指揮員的意見和建議，以便按照實際情況修訂作戰計劃，而是單純地檢查他那“聖旨”般的“正規化”命令，是否已在前線“無條件”地得到了貫徹和執行。因此，日復一日，部隊總結了一條規律，就是李德每到前線一次，部隊指戰員就要倒霉一次。有一次，紅五軍團第十四師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去陣地視察，看到有一個山頭上修了一座孤零零的碉堡。從軍事常識來看，這樣獨立明顯的目標，是最容易招致敵人炮火射擊的。唐天際為避免挨打，並充分發揮碉堡的火力支援和掩護作用，指示部隊在河邊便於隱蔽和發揮火力處構築了工事。工事剛剛構築完畢，李德來了，他拿著早在“獨立房子”標繪好了的陣地配系和構築圖，到實地一對照，發現圖上並未標明在河邊構築工事，便怒不可遏地加以訓斥：“誰讓在河邊構築工事的？”當即下令毀掉工事，並撤了唐天際的職務。

可是，戰鬥打響以後，敵人的砲兵只用一炮便摧毀了按照李德的命令構築在山頭上的那座碉堡，堅守碉堡的紅軍戰士不幸全部陣亡。 彭德懷作為一員威震中外的名將，也從戰爭指揮的角度，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李德充其量只能算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可就是這麼一個人，卻於1932年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擔任軍事顧問。雖然說是顧問，由於其身份的特殊與顯赫，他儼然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說了算。他過於盲目自信，一意孤行，從而給中國革命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中廣昌保衛戰的失利，表明兩個德國人之間的較量最終決出了勝負，作為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的“短促突擊”、“堡壘對堡壘”、“全線抵禦”的戰術宣告破產。紅十九軍團和守備十四師，從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廣昌與蔣介石的11個師，激戰18天，以損失5500多人、廣昌失守的代價而告終，全體將士含淚帶恨撤離廣昌。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部門戶，隨後北大門會昌、筠門嶺也相繼失守，敵人深入到蘇區內部，紅軍在內線打敗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破滅了，中國革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