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二七、天安門：風的起源

天安門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權力像徵的地標建築之一。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上也不止一次扮演過重要角色。發生在1976年天安門廣場的四五運動毫無疑問是促使四人幫覆亡、鄧小平出山等隨後一系列變革的關健誘因。從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開始，城樓上和城樓下廣場的變遷都是整個中國變遷的一個風向標。天安門城樓是中國明清兩個王朝的宮廷正門，正對長安街。建國之後，政府擴建了城樓下的天安門廣場，讓這個廣場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人民廣場。 1987年11月，天安門城樓正式對遊客開放。 “八點左右，一輛市公安局的廣播宣傳車被砸，車子被推翻在地，車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點以後，人民大會堂門口圍了一萬多人。廣場上人最多時，估計近十萬人。這當中除極少數製造事端的壞人外，絕大多數是過路圍觀的群眾。一部分人在紀念碑周圍，絕大部分集中在廣場西邊，人民大會堂東門處。有十來個青年被鬧事的壞人圍打，他們頭上都被打出了幾個大血包，臉浮腫，流著血。鬧事的暴徒叫道：'打死他！打死他！'一個警衛戰士出來勸阻幾句，立刻被鬧事的壞人把領章、徽帽全扯掉，衣服被撕開，打得滿臉是血。這些壞人還猖狂說：'這個場面誰鎮得了，中央沒一個人治得住，他要是來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幾百個工人民兵，為了保衛人民大會堂，排著隊走上大會堂走廊，被鬧事的壞人割裂成幾段。這幫壞傢伙還不斷狂呼反動口號，人群中誰要反對他們，就被這幫傢伙亂拳猛揍，打得頭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後還拉到紀念碑前罰跪，'認罪'。當日下午，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更加猖狂。他們燒毀了給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飯和公安部門的汽車，一共四輛。五點左右，這夥壞人又衝進那座營房，帶走和毆打了門口的警衛戰士，砸開底樓的窗門，把屋裡的東西洗劫一空。收音機、被子、床單、衣服、書籍等全部都被這幫反革命分子扔進火堆，還燒毀和砸爛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車數十輛。現場黑煙沖天，一片反革命喧囂聲。營房的玻璃幾乎全被砸爛，接著他們就放火燒著了這座營房。廣大革命群眾對這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極為仇恨。但是這一小撮壞人竟得意洋洋地說：'這就是群眾的力量。'”

歷史的鏡像經常讓人迷惑，比如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對一次政治事件的描述。其中使用的手法（對事實的選擇性描述和歪曲，採用色彩鮮明的語氣和描述方法）和使用的詞語（“反革命氣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猖狂”、“喧囂”）我們今天仍然很熟系。 這是1976年周恩來逝世後，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對天安門廣場上人們自發聚集起來，表達對過世的政治領導人的悼念的報導。這場紀念活動最後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遊行。周恩來的逝世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內兩種力量公開對決的導火線，也成為那個模糊的“人民”表達自己不滿意見的決堤口。 在備受尊敬的共和國總理剛剛逝世不久，1月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要在10日和11日舉行周恩來遺體的告別活動，12日至14日舉行弔唁儀式，15日舉行追悼大會，全國降半旗致哀，停止娛樂活動一天。在1990年代的中學語文課本上，仍然保留著一篇名為《十里長街送總理》的篇目，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自發的聚集在通往八寶山的十里長街上，痛哭流涕。

幾乎所有接觸過他的人都被周恩來的魅力所折服。他風度翩翩、為人正直，給人以“扶大廈於將傾”的賢達形象。被他折服的人包括美國的國務卿基辛格、著名記者和作家白修德等眾多以個人名望和判斷力知名的人。在所有人的描述中，周恩來都幾乎是以完人的形像出現。他讓人想起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總是不時出現的賢明政治家的形象。他是一個岌岌可危的國家的希望，人們總是一廂情願的相信，只要有他在，事情就決不會壞到無可挽回的境地。他像在拼命拖住一輛正在駛向懸崖的列車一樣，在總理的位置上一把拉住這個不斷向下墜落的國家。在過去的十年當中，他都給人以這種印象。 但是在這一年3月5日出版的《文匯報》在刊登一篇新華社的通稿時，全部刪除周恩來關於學習雷鋒的題詞；而在3月25日出版的文匯報的一篇文章《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的文章中，將周恩來劃為黨內的走資派，“孔老二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這兩篇文章將共產黨內的爭論和分裂徹底暴露，曾經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致悼詞的鄧小平顯然被指為周恩來的後繼者。周恩來的逝世可能是一個徹底改變共產黨內部勢力對比的機會，最終結束這種分裂，它必然是以一派的勝利和另一派的失敗告終。

但是過去十年對這個國家的破壞，以及對人的巨大的漠視顯然已經讓民心向背非常明顯。 “保護周恩來”、“打倒張春橋”的口號四處出現，北京、杭州、鄭州、西安、太原、遵義、昆明、重慶、青島、天津、長沙各個城市的人群都被同一種感情激盪著。它的高潮就是天安門的四五運動。人們背誦著已經流傳甚廣的詩歌，“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清明時節人紛紛，紀念碑前欲斷魂。借問怒從何處起，紅牆那邊出妖精”這些詩後來都以手抄的《天安門詩抄》的形式廣泛流傳。 它的高潮和最終改變了所有人期待的局面的引爆點出現在4月5日的天安門廣場。從4月4日開始，人群就不斷湧入廣場，據稱在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已經達到了兩百萬人，花圈兩千多個；如果不是因為第二天的“清場”，在清明節這一天，只會有更多的人繼續湧向廣場，也會有更多的花圈擺在廣場上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清場”發生在4月5日的凌晨，人群被沖散，所有的花圈、標語、詩文都被銷毀，有57名自發看守花圈的人被捕。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在清明節的上午，人群又開始湧向廣場，這一次人群是有備而來，他們打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標語，一輛車被燒毀。換來的回擊則是加倍的打壓，上萬名民兵、3000名警察、5個營的衛戍部隊加入了新一輪的清場。 《人民日報》的報導基本上可以被視做對四五事件的一個腔調性結論，“反革命事件”。 但是這一事件也改變了黨內整個的勢力對比，或者，它至少是促生這種對比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後來在描述1976年時，中國人的情感總是複雜的。在這一年發生的眾多事情，如果放在其它年份，都足以改變中國當代歷史的走勢，或者足以讓整個國家為止震顫。在這一年有三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逝世，他們是建國兄弟中的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毛被公認為建國之父，朱德是軍隊的創始人，而周恩來則是最傑出的外交家和應對各種難題的高手。這一年的7月28日在唐山發生了7.8級的大地震，後來的報導說，它的破壞力相當於400枚光導原子彈，造成了24.2萬人的死亡和16.4人的重傷（在2006年人們很悲痛地開始紀念這場大地震，關於唐山大地震的圖書和報導充斥在書店和各大報刊雜誌，但是人們沒有想到，僅僅兩年之後，中國就發生了一場堪和唐山大地震並論的另一場大的地震災難）。等到10月份的時候——9月9日毛澤東逝世，黨內的角力開始分出高下。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終於下定決心，他和仍然在世，並且竟然安然度過了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位的威望最高的軍隊統帥葉劍英一起，下達了逮捕四人幫的命令。

發生在天安門的四五事件後來在1978年被平反。反對它的人已經在一場黨內的鬥爭中被擊敗；它擁護的人則漸漸站到了這個國家政治舞台的前排。但是它對中國政治家和民眾產生的心理上的震撼作用可能一直都沒有消除。後來在這同一地方發生了規模更大的類似舉動，但是直到今天這一舉動仍然沒有被承認為正面的，或者，至少是合理的。然後，又發生了另一起帶有宗教性質的大規模的群眾機會。只是他們都沒有能夠像四五運動那樣產生連鎖反應，改變這個國家。 發生在這一特殊地區的任何地方都能夠引起舉國關注。 在天安門的城樓上是權力的象徵。任何能夠在特定時刻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人物，都在這個國家具備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出現的人物的變化則預示著這個國家的變化，比如，文革期間天安門城樓上不斷變化的出現人物以及他們的次序預示著黨內激烈的權力變化，當斯諾出現在毛澤東旁邊時則預示著毛澤東和整個國家開始對美國表示友好，當李嘉誠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就意味著整個國家開始對經濟發展和商業進步表現出一種渴求。

城樓下的廣場則是表達的區域。廣場的功能本就是集會和表達，而不僅是炫耀文治武功的開闊區域。這也越發驅使更多想要表達的人選擇在這裡表達，同時也讓更多的人關注發生在天安門的事件，讓政治家和警察們更緊張。而廣場，因為它的開闊，本就是風的起源。風會掠過廣場和廣場上的人群，然後吹向四周。就像一種觀念、一句口號或者一個變遷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