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二三、珍寶島的戰爭記憶

1969年的邊界戰爭讓珍寶島成為中國漫長邊界線上最牽動國人心的地標之一。它在行政區劃上屬於黑龍江省虎林縣管轄，是一個面積不大的小島，南北長2000m，東西寬500m，在中俄界河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距西岸200m，距俄岸（東岸）300m，面積約0.74平方公里。從黑龍江省的饒河鎮出發，乘船兩個小時即可到珍寶島。從1960年中蘇關係惡化開始，圍繞著包括珍寶島在內的邊境爭論就沒有停止過。從1967年至1969年，雙方在邊境上不斷發生衝突，其高潮就是1969年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此後珍寶島上就開始常駐中國軍隊，設有營房，還進行了初步的規劃和建設。 孫玉國是在1969年的那個春天突然成為英雄的。

儘管已經進入3月，但是珍寶島已然寒冷。他和他的戰友們仍然需要穿著厚重的冬裝，頭頂著東北軍人常見的火車頭帽進行邊防巡邏。後來的一篇報導說，3月2日這天的清晨，珍寶島的氣溫接近零下三十攝氏度，“孫玉國和戰友的手長時間緊緊攥在一起，每次巡邏，都像一次生離死別，今天更不同尋常”。不同尋常可能是孫玉國當時的預感，更有可能是作者在日後的自我揣測，隨後，40多名手持衝鋒槍的蘇聯士兵就開始同孫玉國的巡邏隊在珍寶島上發生正面衝突。在所有中方的報導的描述中，都是蘇軍首先開火，殺死了幾名人民解放軍。在這種情況下，孫玉國下令開火，然後，“不到5分鐘，蘇軍幾十人無一生還，全部被擊斃在中國的珍寶島上”。 “斯提列里尼擴夫所長提出了抗議，讓中國軍人離開蘇聯領土。一個中國軍官大聲喊叫了，然後槍聲傳來了兩次。中國軍人第一橫隊向兩旁閃開了，第二橫隊突然用衝鋒槍開火。所長與身邊的戰員都壯烈犧牲。”蘇方的記載如此，那個大聲喊叫的中國軍官，應該正是孫玉國。

在這次交鋒之前，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已經進入到一個比較微妙的時期。當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情逐漸逝去時，兩個有漫長的邊境線的大國都開始考慮更為實際的邊界問題。中方的記載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要求就邊界問題同蘇聯老大哥進行談判，但是直到1963年，已經拒絕這種邊界談判要求多次的蘇聯才同意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商。不過，蘇聯仍然堅持認為，協商雙方的邊界問題，“不能不考慮到國與國之間存在的歷史上形成的邊界”——而在中國人的觀念內，眾所周知，從晚清開始，政府羸弱，備受列強凌辱，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不止，其中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取了面積龐大的中國領土，要新政府承認這種凌辱，幾乎不可能；而且，蘇聯認為，因為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邊界問題將逐漸失去意義”——這對於依靠民族主義可能更勝於依靠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同樣難以接受。 1964年8月15日，在中蘇邊界談判的最後一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曾湧泉說，如果蘇聯方面堅持不做讓步，那麼，“中方可能考慮通過其它方式解決問題”，這種姿態被蘇聯方面認為是一種軍事威脅。一個月後，赫魯曉夫發表講話說，蘇聯將會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殲滅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威脅。這句話被中方理解為蘇聯有可能對中國進行核攻擊。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的下台讓中國政治領袖更加心生警惕。因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政治領導人竟然也可以成為政治的犧牲品，儘管他身上凝聚著意識形態的光芒，似乎注定要是無限光榮與偉大。據說在這一年的11月7日，前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竟然對到訪蘇聯的中國元帥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中國應該模仿我們，把毛澤東搞定，這樣，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就能更融洽。我們可以想像賀龍聽到這句話之後內心的波瀾。馬利諾夫斯基後來解釋說，這只是因為他喝醉了酒，因此向他的中國同志開起了玩笑。但是他應當知道，毛澤東的地位在中國有如神一般不可動搖；而這尊神正面臨著一些困境，比如大躍進的失敗，比如他對當黨內一些元勳開始逐漸產生的懷疑情緒，任何聽到這句話的人都有可能被捲入一場新的規模龐大的清洗。

毛澤東開始提醒他的同志們，不能僅僅注意到帝國主義可能的進攻，還要警惕“修正主義”，甚至是“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聯合打壓中國。隨後，劉伯承元帥帶著他的同僚視察了中蘇邊境的黑龍江地區，仔細研究抗日戰爭末期蘇聯進軍東北的路線和作戰情況——雅爾塔會議約定了蘇軍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之後，蘇軍進入中國東北。 此後，蘇聯逐漸增兵邊境：“蘇聯向鄰近中國邊境地區和蒙古部署的軍隊數量由10個師近20萬人增加到54個師近百萬人。1967年1月，蘇聯在外貝加爾軍區建立了針對中國的導彈基地，佔蘇聯總數近1／3的戰略導彈直接指向中國。1968年1月，配有導彈和坦克的蘇軍進駐蒙古。在遠東還配備了能進行戰略核攻擊的遠程轟炸機50架和中程轟炸機400多架。蘇聯也加緊向印度洋擴張，企圖在軍事上夾擊中國。”一本研究中國軍事備戰的書《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說。

接下來的事情只會讓中國更加心生警惕，1968年8月21日，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夜之間，布拉格的廣場上停滿了蘇聯的坦克。 “三輛蘇聯裝甲車開到布拉格黨中央大廈外面那幾個遭難者挨著牆站了很久，然後被推進裝甲車，直送（布拉格）魯津機場”。幾個遭難者包括捷共第一書記杜布切克，總理切爾尼克和國民議會主席斯姆爾克夫斯基。他們被帶上一架巨型安東諾夫式運輸機，飛往莫斯科。布拉格讓整個世界震驚。也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終於明白在社會主義大家庭面紗籠罩之下的國家利益之爭。毛澤東接見金日成時說：這個捷克事件可是教訓大呢！蘇聯既然能夠侵占捷克，它就不能侵犯別的國家了嗎？ 結果，半年之後，珍寶島成為中蘇短兵相接的所在。這個長約1500米，寬約500米的小島，形狀像手掌，也有一種說法說是像中國的元寶。珍寶島被蘇聯人稱為：“大曼斯基島”。

緊急著在3月15日發生了第二次戰鬥。按照蘇聯方面的說法，雙方鬥加強了在珍寶島（蘇方稱“大曼島”）周圍的兵力。這天早上9店左右，雙方的揚聲器響起，互相向對方喊話。中國軍隊號召蘇聯軍隊離開中國領土，反對修正主義；蘇聯軍隊則用中文喊：中國軍人，回心轉意吧，我們這裡都是抗日英雄的兒子們！ 一個小時之後，戰鬥爆發，雙方交鋒幾輪，各有傷亡。中方從這場戰鬥中收穫的戰利品是一輛蘇聯T-62型坦克。一位蘇軍上校回憶說：“到達坦克時，列昂諾夫上校已經陣亡。他想從下艙口出來時，被狙擊手射中心臟部位。中國人沒有動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儀器4月底，中國人將它拖了出來，現在已成為他們博物館的展品”。沒有提到的是，中間蘇軍幾次試圖奪回或者炸毀這輛坦克，最終坦克被炸入冰層，然後才由中國軍方拖出。

隨後，蘇聯總理柯西金開始尋求同中國高層政治領導人的接觸。這其中發生了一件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1969年3月21日，當柯西金給中國領導人打來電話時，中方接線員沒有像自己的工作所要求的那樣，接通柯西金要求的電話，反而拒絕了他，並且在電話中痛斥柯西金和蘇聯修正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氣氛已經濃烈到影響人的正常思維。毛澤東對此的反應則是，批評接線員說：“兩國交兵，使者其間”，“我們不同柯西金通電話，是不禮貌”。 戰爭讓蘇聯對中國的威脅愈加醒目。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竭力主張對中國實行原子彈進攻政策，核進攻將“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另外有人提出，有限地對中國進行“核外科手術”，摧毀中國的核設施；但是國防部副部長和蘇軍總參謀長尼古拉·奧加爾科夫反對任何形式的核打擊，因為中國太大，核打擊並不能消滅中國的抵抗力量，反而會讓兩個大國陷入無休止的戰爭。

“在轟炸中國的問題上意見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們有幾個月不能就這個問題做出決定。格列奇科的好戰立場是以下列假想為依據的：當時美國公開敵視中國，不會積極反對蘇聯的懲罰性行動但是多勃雷寧大使的報告做出了情形的估計：對中國進行這樣的打擊美國不會袖手旁觀莫斯科放棄了這個計劃。有若干政治因素使政治局沒有同意進攻中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無遺是它被警告說，美國將會大力進行阻遏。這是美國可能打算同中國改善關係的最早跡象之一。了解到這一點使政治局的激動情緒冷靜下來，並且加強了勃烈日涅夫的中間派立場，即不進攻中國，但是在邊境全線派駐大量裝備有核武器的不對來顯示中國的實力。同時，還將試圖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和北京的領土以及其他爭端”，後來同莫斯科決裂的蘇聯聯合國副秘書長舍甫琴科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蘇聯不願意冒和一個大國陷入戰爭的危險；美國不願意破壞均勢局面，因而不會坐視蘇聯對中國的打擊；而中國自身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這讓兩國最終選擇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邊界領土的爭端。周恩來向柯西金發出的信中說，“建議雙方承擔不動用武裝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擊的義務”。當10月20日中蘇兩國副外長級邊界談判在北京恢復進行時，局面終於平靜。兩國都同意對中蘇邊境進行標界。 1991年，標界之後，珍寶島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其中讓更多人感興趣的是孫玉國本人的沉浮。這位戰鬥英雄參加了中共九大，講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讓毛澤東兩次為之鼓掌1973年，孫玉國被提升為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第二年，33歲的孫玉國成為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同一年，他參加了王洪文主持的中央第三期讀書班，這個讀書班號稱“虎班”，參加者都前途無量。在1976年流傳的陰謀組閣名單上，孫玉國是國防部長的人選。隨後，他被免職，轉業後成為瀋陽軍區後勤部門管轄的一家兵工廠的副廠長。據說孫玉國從此不再跟人回憶珍寶島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