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二萬五千里》，是毛澤東1936年組織編寫的一部長征回憶錄。 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後，1936年8月斯諾秘密進入陝北蘇區採訪。毛澤東認為這是向外界宣傳紅軍的好機會。 8月5日，毛澤東與楊尚昆聯名致函參加過長征的同志們：“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在中央號召下，大家紛紛撰寫回憶錄。童小鵬在8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說是寫一本。用集體創作的辦法來徵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後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並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這裡說的“洋人”就是斯諾。大家創作的積極性很高，張愛萍寫了18篇，童小鵬寫了7篇。李一氓在巡視部隊的旅途中，利用空餘時間寫了3萬字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短短兩個月內，紅軍總政治部就徵集到了約200篇作品。斯諾看到了其中一部分，還在左權那裡看到了紅一軍團編輯的《長征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斯諾自述1936年10月離開陝北時，他“帶著一打日記和筆記本，30卷照片，還有好幾磅重的紅軍雜誌、報紙和文件”。這裡就有的部分原稿。 《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出版，中譯本《西行漫記》於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紅軍長征的故事就已經在國民黨統治區流傳開來。 1937年7月，上海《逸經》雜誌第33、34期合刊上，發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二萬五千里西引記》，介紹了紅一方面軍長征。其中許多生動的情節來自原稿，如講述紅軍品嚐茅台酒，引自熊伯濤的《茅台酒》；講述紅軍在草地斷糧，引自舒同的《蘆花運糧》。文後附錄了《紅軍第一軍團西引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與後面的附表完全一致。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幽谷”是化名“王牧師”，安排斯諾進入陝北紅區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他也看了部分的原稿，改編成文章，交《逸經》雜誌社長簡又文發表。 《西引記》在上海引起了轟動，隨著斯諾的著作譯本出版，紅軍長征的故事廣為流傳，深入人心。
然而，的出版卻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到1936年10月底，共徵集到稿件200餘篇，50多萬字。紅軍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由丁玲、成仿吾、徐夢秋等人負責編輯加工，於1937年2月選定110篇，30多萬字，裝訂成上下兩冊，抄寫了20份。後因抗日形勢的發展和編輯人員離開等原因，延遲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它不是公開出版的書籍，而是作為總政治部的內部資料發給有關單位和個人。內容包括文章100篇，詩歌10首，戰鬥英雄名錄2份，附表3份。由於當年印數很少，加上戰爭年代的散失等原因，國內已極為罕見。
隨著長征研究的深入，有關長征的回憶錄、史料、研究著作相當多。這部的價值何在？
首先，它是長征最原始的記錄。親歷者寫的，其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 1942年版的編者說：“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所有執筆者多半是向來不懂得所謂寫文章，以及在槍林彈雨中學會作文字的人們，他們的文字技術均是絕對在水平線以下，但他們能以粗糙質樸寫出他們的偉大生活，偉大現實和世界之謎的神話，這裡粗糙質樸不但是可愛，而且必然是可貴。”例如，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博古等領導人是沒有明確方向的。董必武在《出發前》中說：“我們向陝甘前進，還是到川西後才決定的，假使在出發前就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的程途，要經過十三個月的時間，要通過無人跡無糧食的地區，如此等類，當時不知將作何感想。”紅軍在通過敵人四道封鎖線時，遭到前後的圍追堵截，張愛萍的《從兩河口到馬蹄街》描述紅三軍團行軍邊走邊精簡行李，夜晚休息又遭到敵人襲擊，費了很大力氣才奪回陣地，掩護大隊突圍的情景，讀來如同身臨其境。莫文驊的《在重圍中》記述渡湘江驚心動魄的戰鬥，頭上有飛機轟炸，後面有追兵，紅軍隊伍被打亂，自己的馬也險些丟失。然而紅軍強渡湘江，終於擺脫了敵人。童小鵬的《殘酷的轟炸》記述四渡赤水行軍中遭受敵機轟炸的悲慘場面：“炸傷的同志是在輾轉反側的叫痛，是在可憐的哭啼，是在要求同志們對他的幫助。他們手足斷裂了，頭臉破爛了，身體炸傷了，他們的鮮血仍在不斷的流，然而在同志們安慰時，仍表現他們為革命的決心，不因其負傷而稍減其堅決的志氣，相反的更加痛恨我們的階級敵人。”這些真實的記錄說明，長征是生與死的搏鬥，是用鮮血和淚水、汗水交織的戰鬥歷程。感受這些敘述，才會對長征有一個真實的認識。
第二，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創造的英雄史詩。的每一篇回憶都體現出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和與艱苦環境作鬥爭的豪邁精神。今天，川西北的九寨溝、松潘草地以其秀麗的風光，成為旅遊勝地。但是在當年紅軍的記錄裡，隻字未提當地的風光，而只有飢餓、寒冷和艱難的行程。舒同的《蘆花運糧》描述紅一軍團2師直屬隊克服種種困難，運送糧食救濟凍餓交加，危在旦夕的戰友。當他們及時將糧食運到時，大家激動萬分。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記述過草地時，大家相繼絕糧。羅榮桓、賈拓夫把自己最後的麥粉貢獻出來，煮麵湯讓大家分享。而莫休自己在泥濘的草地中步行，讓馬馱一捆柴，宿營時依靠點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過那潮濕寒冷的黑夜。這些回憶錄那麼自然，那麼平常，在苦難中顯示出靈魂的純潔和昇華。將偉大融入平凡，無疑是紅軍精神最突出的體現。
第三，的價值體現在各個方面。紅軍經過的許多地方是人跡罕至的荒涼地帶。沿途的地理、氣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鎮等多種情況，是紅軍首次記錄的。童小鵬《禁忌的一天》講述紅軍在廣西邊界地區翻越高山時體驗“瘴氣”的經歷，馮文彬的《從西昌壩子到安順場》生動記錄了涼山彝族生活的情況，以及劉伯承總參謀長與小葉丹結拜兄弟的民族團結場面。謝覺哉的《卓克基土司宮》生動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築特色，以及藏族接受漢族文化的情況。尤其是紅軍長征的《里程表》，多數地名都是首次記錄，當年的地圖上並無記載。今天經過考證才知道，有些地名並不准確，是行軍時向當地人詢問，聽口音記錄的。如翻越六盤山時經過一個叫“佈置要峴”的地方，正確的地名是“堡子崾嶮”。一些藏區地名如“打鼓”、“蘆花”等，都是藏語音轉，與漢文的字意無關。如同地理髮現一樣，正是因為紅軍走過，這些偏遠地區才被記載下來，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證。
第四，是一部優秀的軍事文學作品集。作者們以樸實的文筆，如實反映了紅軍戰鬥、行軍、生活的各個方面。劉亞樓的《渡烏江》敘述了紅軍三次強渡的戰鬥經過，既有戰士們不畏艱險，冒著槍林彈雨飛渡的場面，又有機智的毛連長潛伏一夜，出奇制勝的情節。如果不是親臨前線，不可能如此生動、細膩地描述戰鬥的全過程。彭加倫的《飛奪瀘定橋》描繪紅軍攀著鐵索向對岸攻擊，高喊“要橋不要槍”，敵軍在震撼下心理崩潰，縱火逃命。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講述紅軍幹部們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頂上，用冰雪加糖精自製“冰淇淋”，談笑作樂，表現紅軍不畏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李一氓的《從金沙江大渡河》在記錄巧渡金沙江和會理戰鬥的同時，考察川西的縣城、民風、文化，還根據清人筆記將石達開史事作了一番實地對照和考證。文筆流暢而富有學者風範，既有革命意義，也有學術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