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振同、黃中岳是寧都起義的功臣。由他們掌握的原二十六路軍七十四旅是全軍的主力，由於他們的改弦更張，促使了全軍起義獲得成功，在整個起義部隊裡有著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起義成功後，蘇區中央局鑑於他們的功績和在部隊中的影響力，任命季振同為紅五軍團總指揮，黃中岳為紅十五軍軍長。起義後，這些躊躇滿志的青年將領決心好好打幾個勝仗，再立新功。隨著整訓工作的開始，季振同自知出身豪門，又是個舊式軍人，與共產黨強調的階級成份大相徑庭，特別是來了一批不知根底的政治委員，個個都是中革軍委圈定的人物，再加上當時蘇區過分的“左”傾主義思想，他不可能不存有戒心。因此，事無鉅細統統推給肖勁光、劉伯堅等人，不敢放開手腳，生怕被抓住小辮子。經過肖勁光、劉伯堅等人的辛勤工作，才逐漸打消了他們的顧慮。 1932年春，季、黃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在起義部隊進行整編、率部參加贛州戰役，以及後來黃中岳率十五軍編入紅一軍團入閩作戰，都很積極，經受了紅軍生活的考驗。
當然，作為曾在國民黨軍隊裡服役多年的高級軍官，在起義後一時難以完全適應紅軍的艱苦生活，對革命隊伍中的一些制度持有一些不同看法，有時私下里發發牢騷、怨言，或偶爾邀集舊部、好友聚首聊天等等。總之，萬事都得有個過程，這些都是正常的，不值得大驚小怪。比如季振同在起義後因覺得軍權旁落，心情鬱悶，曾對屬下說過自己是“空頭司令”，但他對中革軍委派來的肖勁光政委、劉伯堅主任是很尊重的，有什麼想法都會與他們講，在工作中也是積級配合的，為起義軍順利的整編是起了關鍵作用的。期間，由敵人指派的劉驥(季的老上級)潛入蘇區企圖聯繫他搞策反工作，也是他主動找到肖勁光匯報的，肖勁光曾問他有什麼想法，季振同回答：“我絕對不會再回去了，當初我決定起義，就認定了要跟共產黨走，現在我己是共產黨員，這一百多斤就交給黨了，如果見到劉驥，我就和他談這些。”很快，中央回電同意讓季振同見劉驥一面。
於是在於都縣城，季振同如約與前來“勸諫”的老上司見了一面。在談到實質上的問題時，季振同拒絕了他的“好意”。臨別前，劉驥嘆道：“異之老弟，你這樣下去是會後悔的！”季振同笑了笑，沒有搭理他。
回來後，季將兩人會面的情況如實向肖勁光作了匯報，還把馮玉祥給他的親筆信也一併交了上去。
事實證明，季對敵人的策反是不為所動的，是真心願意幹革命的。
贛州一役，幾乎清一色由北方漢子組成的紅五軍團首上戰場，表現出了超強的戰鬥力。這本來是件好事，卻引起了一些“左”傾領導人不應有的警惕。對這支絕對不是“根正苗紅”且實力裝備又遠優於當時紅一方面軍的隊伍，怎樣才能做到放心呢？
於是，1932年3月12日，中革軍委正式發布命令，混合編組紅一方面軍的三個軍團，將起義過來的紅五軍團一分為三：
第十五軍編入紅一軍團
第十四軍編入紅三軍團
第十三軍與紅一軍團的第三軍組成新的紅五軍團
以均衡紅一方面軍各軍團的戰鬥力，新、老部隊互相學習，互相帶動，共同提高。當然，這樣一編組，多少也讓他們放下心來。
其實，這種將紅五軍團拆散、混編的做法是錯誤的，至少是毫無道理的。這其中的道道，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無法言明的真實目的。季振同身為總指揮，立時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種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覺，令他時時感受到恥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這種做法也深深刺傷了五軍團一部分起義將領的心，在那個年代裡，積極響應主官的號召，起義參加紅軍是需要何等的氣魄，但他們義無反顧地做到了。
苦思幾天之後，季振同找到肖勁光，懇切地談道：“你能不能幫我向中央請示一下，我想離開五軍團，去蘇聯學習。”接著又補充道：“這件事我己想了很久，我嘛，是大少爺出身，不懂軍事，紅軍每天都要行軍打仗，我既沒有指揮能力，又吃不了那個苦，而且還戴著一頂'舊軍閥'的帽子，我看還是去蘇聯學習一下好，開開眼界，脫胎換骨地進行改造，對將來回國從事革命工作大有好處。”
其實，季是一位很優秀的前西北軍高級將領，馮玉祥在自己的部隊裡組織將校訓練團時，曾委季振同為副團長（馮玉祥自兼團長），馮本人很少來，平時工作都是由季主持操辦的。單就這一點，足以證明季的軍事造詣非同一般。之所以說出這番話，季振同也是有難言之隱的，這其中不光有混編的原因。在當時的蘇區，執行著過“左”的政策，“左”傾領導者們隨便就能把一頂AB團、第三黨，或改組派、社民黨，托陳取消派等大帽子扣在某個人頭上，只要是戴上這頂帽子，這個人基本就要完蛋。著名的紅七軍軍長，與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百色起義的紅軍高級將領——李明瑞，就是在肅反中遭到槍殺的，而當時的毛澤東，也處於被排擠、打擊的行列。在這種環境下，季不能不有所考慮。
肖勁光明白他內心的矛盾，曾推心置腹地對他說：“你的這些想法我都理解。不過，我勸你還是留下來，在前進中總會有些挫折，可不能打退堂鼓喲。”
季振同擺擺手道：“這個你儘管放心，我不會再回蔣介石那裡去，我己經帶部隊起義了，做了紅軍的總指揮，還是中共黨員了，回去肯定要殺頭的，我不會去把頭送給他們殺的。我也不會回馮玉祥那裡去，我就是想去蘇聯學習軍事和理論，以便將來更好的搞革命工作。”
該說的都說了，肖勁光遵重他的個人選擇，發電報請示了中央，黨中央很快回電同意了季振同赴蘇學習的要求。對他提出給點黃金做經費的要求，中央也同意了。
季振同走的那天，肖勁光在軍團部專門召開歡送會。到會的各軍、師將領們神情肅穆，氣氛十分壓抑。
會後，季振同把望遠鏡送給了肖勁光，那匹他最鍾愛的坐騎——青鬃馬，則送給了朱總司令，槍也交了，警衛班也留了下來，他只帶了一名警衛員上路。
走時，大家一道送出很遠。他的警衛班長王秉璋（建國後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空軍副司令員）依依不捨的跟在後面，季振同拍著他的肩膀說道：“回吧！好好乾，可不能給咱起義軍丟臉，我還會回來的！”
大家目送著季振同一步一步消失在遠方的山道中……。
黃中岳受季的影響，思想也有些波動，尤其是中革軍委對紅五軍團實行拆散混編，加之上級對待十五軍的一些敏感問題上的處理方式，有些想不開。這其中就包括補充問題，該軍主要由原七十四旅編成，在整個五軍團乃至紅一方面軍，都是戰力最強的部隊，即使在混編之後，全軍也有五六千人。部隊歷經贛州、龍巖、漳州等戰役，傷亡及大，卻一直得不到補充。當時的一、三軍團基本上是作戰時打掉多少，立馬就增補多少，在兵員上從未犯過難。而十五軍在漳州戰役過後，只剩下一千餘人了，充其量僅夠編一個團。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在給中革軍委拍發的電報中就曾提到：“紅十五軍第四十三師、四十四師兵力甚薄，共只千餘人，加上單位太多容易分散，在戰術使用上甚不合宜……”
如此可以想像，黃中岳內心是多麼的痛苦。漳州戰役時，黃萌發了想離開部隊，另謀去處的主意，還曾私下說過：“我這次到前線去，幹多少就多少，拖不動就算了……”等之類的話。但沒有任何“拖槍反水”的行為，作戰中更沒有表現其消極的一面。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李克農經周恩來批准，突然在漳州將剛打完胜仗的十五軍軍長黃中岳、軍參謀長肖世俊逮捕。當時黃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軍連以上乾部會議，荷槍實彈的保衛局人員闖了進來，李克農當著全場幾百名幹部的面，宣布逮捕軍長黃中岳和軍參謀長肖世俊。突如其來的事件，令時任十五軍政治委員的左權感到莫名其妙。左權是三一年年底到十五軍任職的，這半年多來，他與黃中岳搭檔配合的很好，從整編到贛州戰役、漳州戰役，他無不感到黃中岳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
他走上前去問道：“為什麼要抓黃軍長？”
李克農冷冷的回答：“奉上級命令！”
還能問什麼？政治保衛局的上級是蘇區最高的首腦機關——中央局呀。
大家眼睜睜看著他們的軍長和參謀長被五花大綁地押走了。
幾天以後，李克農等人又將正等待出國，請假在汀州視事的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消息迅速傳遍閩、贛蘇區，人們紛紛議論開來：
“季振同、黃中岳他們剛剛從國民黨部隊裡起義出來，怎麼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真沒想到啊，幸虧發現得早！”
……
1932年8月3日，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在瑞金葉坪，臨時中央政府大廳內對“季、黃反革命案件”進行公審。最高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劉伯承、陳壽昌、劉振山五人組成，何為主席。原告人李克農代表國家政治保衛局指控季、黃參加寧都暴動根本就是投機的，且隨時隱藏著再做軍閥夢，毀滅紅五軍團和寧暴光榮歷史的反革命企圖。此外，還羅列了一大堆捕風捉影，莫須有的罪狀。同時遭逮捕被公審的還有：肖世俊（十五軍參謀長），李聘卿（五軍團經理處會計科長），高達夫（十五軍經理處副處長），牛冠甫（十四軍參謀長，紅校總教官），張少宜（十五軍副軍長，紅校總教官），劉佐華（馮玉祥與季振同的聯絡代表），蔡佩玉（紅軍學校俱樂部管理員）等7人。
下午進入審訊階段，第一個被押上來的是“反革命主謀”季振同。
“季振同，你還有什麼名字？”
“漢卿、恭之、異之、瑞祥、僕民、民僕、共之等等，大約有十幾個吧！”
“你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化名、別名？有什麼真實目的？”
“這都是過去的事情，哪存在什麼目的？”
“你是否心懷不滿，陰謀反叛過去？”
“沒有！我都離開部隊，準備出國了，哪有什麼拖槍的想法。”
“你與胡景陶密謀，與劉驥通信，又怎麼解釋？”
“我與胡的會晤是經中央批准的，與劉驥的信件大多是寧暴以前的，怎麼能用到現在呢？再說，後來的信我也全交給肖勁光政委看過了。”
……
第二個被押上來的是黃中岳。
“你們是否在九堡召開過拖槍會議，陰謀反叛過去？”
“純粹是無稽之談！我們只不過是發發牢騷而已，我只說了些風涼話。”
“什麼風涼話？”
“我說……，蘇區有四多，演講台多、標語多、口號多、沒有頂的房子多。就這些，難道這也算是反革命嗎？”
“你是拒不承認啦，那麼你在漳州做便衣幹什麼？”
“那是下面的同志給我做的，也是軍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開小差或者拖隊伍，還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
八月四日，蘇區最高法院完全同意原告機關的訴訟意見，抓住季、黃等一些還沒有構成事實的問題，最後判決如下：
判決季振同、黃中岳、肖世俊、張少宜、牛冠甫、高達夫、李聘卿、劉佐華八人執行槍決，並處沒收他們的一切財產。蔡佩玉監禁五年，此判決是最後的，無上訴權。
當這一判決送達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時，毛澤東和項英及時把住了關，沒有同意。他們一致認為判決過重。 1932年8月10日，由毛、項簽署的中央委員會決議如下：……季、黃為此案主謀，但曾為寧暴領導人，應予減刑免死，二人死刑減為監禁十年。牛、高、張等三人非此案主謀，可改為監禁8年，其餘劉佐華等4人仍按原判執行。
叛決後，季、黃等人一直被監禁在瑞金九堡、麻田等地。由一個連的正規紅軍擔任看守任務，他們均被單獨囚禁，伙食不錯，可以看書，還可以和看守的戰士說說話。日子雖過得漫長，可畢竟還有那麼一絲希望。當然，他們更加期待著有朝一日，能夠徹底平反，還自己一個清白。
意想不到的是，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前夕，為純潔內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衛局草率地將己囚禁達兩年之久的季、黃等人殺害於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
被害時，季振同年僅33歲，黃中岳30歲。
紅軍長征到延安後，毛澤東曾痛心地對肖勁光講過：“把季、黃二人殺掉是不應該的，”建國後，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一次高干會議上又一次談到：“季、黃二人在寧都起義中是有功的，沒有他們，全部起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把他們處決是錯誤的！”
周恩來總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風時也曾沉痛地講道：“五軍團二位領導人季振同、黃中岳，在寧都起義中起了關鍵作用，肅反時外面有謠傳，說這兩個人不安心，想拖隊伍走。李克農向我報告，我同意將他們逮捕，結果處死了。這件事，我是有責任的。”
1979年6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原寧都起義的參與者姬鵬飛、黃鎮、李達、王幼平、袁血卒、蘇進、孫毅等上書中央，要求為季、黃平反。不久，經中央書紀處批准，對季、黃給予了公正的評價，並恢復了他們的黨籍，予以平反。英魂終於昭雪，只可惜這已是過去近半個世紀了，來的太晚了，因為烈士們的親人遭受了那場空前的浩劫，他們背負叛徒家人之名遭慘酷迫害，季振同將軍的女兒甚至被鬥的精神失常，她的愛人在苦難中含冤自殺……。這所有的一切，九泉之下的烈士們能閉上冤屈的雙眼嗎？
值得一提的是，紅軍主力長征以後，蘇區中央分局仍繼續執行“左”的肅反政策。據時任贛南省登賢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的鍾家瑤親歷所言：原寧都起義過來的，分配在中央分局機關工作的十幾個人，項英認為他們“靠不住”，於1935年2月下旬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下令將他們殺害了。
紅五軍團自成立以來，歷經數次混編，人員編的很散，可以說在當時的紅一方面軍、地方部隊和蘇區各機關到處都有。這種令人痛心的悲劇在當時究竟上演了多少，我們不得而知。這些人參與起義，起義後又為革命出生入死，換來的結局竟是“靠不住”，難道“靠不住”，就應該統統殺掉嗎？這些人的冤死，又豈是一句“好人殺好人，一筆糊塗賬！”能夠說得清的。
他們死的淒慘，死的冤枉，死的不明不白，他們中的許多人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他們都是共和國的無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