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起義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部分愛國將領支持，廣大士兵積極擁護的一次起義。但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事前不知道要起義當紅軍的官兵。比如，七十四旅副旅長兼二團團長曹金聲，是一位資歷很老的準將，在起義中他堅決執行季振同的命令，帶領二團不折不扣的完成了交給他的任務。來到蘇區後，卻一直悶悶不樂、情緒很消沉，後來找到季振同談話，說丟不開家裡的妻兒老小，希望能夠回去。季振同在勸說無益的情況下，沒有為難他，給了他路費，讓他回去了。
還有一位較著名的人物——邱山寧，此人比較複雜，曾與馮玉祥有金蘭之誼。 1908年12月陸大畢業，先在雲南陸軍講武堂任教官，與時在丙班學習的朱德相識。後入北洋新軍第三鎮第一混成協王化東部任三營左隊隊官。不久，調入北洋政府陸軍部軍學司任中校科員。
1915年4月被派往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旅部中校參謀官，1916年初，升任第十六混成旅參謀長。 1917年7月，與馮玉祥率全旅官兵討伐張勛復辟。同年底，在南京浦口因和馮玉祥在援助福建李厚基同胡法軍作戰的問題上產生分歧。遂被馮準長假離職休養，其旅部參謀長職由旅部參謀官張樹聲接替。此後一段時間內，他曾在北洋陸軍中任參謀、參議、參謀處長等職。 1926年9月，馮玉祥舉行五原誓師，參加北伐，將國民軍改編為國民聯軍。邱被聘為國民聯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議，隨馮軍開赴陝西，參加了西安解圍之戰。 1927年4月隨部離開陝西進入中原參加北伐。 1928年，馮玉祥在洛陽成立第二集團軍訓練總監部，下轄十六個訓練機構，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的軍種、兵種。由石敬亭任總監，邱山寧任副總監，不久石敬亭改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集團軍第六方面軍總指揮，邱山寧副總監主持全面工作。 1930年6月，他隨馮玉祥總部參加中原大戰，馮軍失敗後，邱山寧隨部隊退往黃河以北的新鄉、焦作一帶。孫連仲接受南京政府改編後，請邱山寧任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顧問。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寧都率17000餘人舉行暴動。邱山寧和總部機關人員隨起義部隊進入中央蘇區，受到熱烈歡迎，朱德還主動約請其敘舊。不久，邱山寧因擔心家小受到株連，經批准從蘇區返回白區。
1933年4月，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邱任同盟軍總部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總部參謀長。後因蔣介石大兵進逼，馮玉祥於8月5日發表通電，自動取消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名義，結束軍事行動。邱山寧奉命留下協助察哈爾省警備副司令佟麟閣負責過渡期間的所有軍政事宜。並積極謀劃安置同盟軍的留察部隊。曾將三萬餘名抗日骨幹補充進第二十九路軍。使原西北軍系官兵重新有了歸宿，同時也壯大了二十九路軍的實力，為馮玉祥軍事集團力量的積蓄和再度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任務完成後，邱追隨馮玉祥上泰山讀書。不久，與馮玉祥共同組織成立“抗日同盟會”，馮玉祥為會長，邱山寧、佟麟閣、吉鴻昌等人為會務委員，主要吸收馮玉祥身邊的參謀和侍從人員及西北軍舊部進行抗日宣傳和聯絡。參加人員都要舉行宣誓儀式。邱山寧為監誓人。
1936年，邱山寧被授予少將軍銜。 1937年8月，他隨馮玉祥任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高級參議。抗戰後期，曾參加南京的日偽政權。 1944年，任偽河南綏靖軍總司令寇英傑部第1軍軍長，在河南許昌、漯河等地駐防。日本投降後，任國民黨南京政府國防部中將高參。
1948年8月，他與陳建夫、朱光正等人組織中國新社會革命黨，並任指導部部長。 1949年5月，邱山寧丟下家小隻身一人由南京去台灣。後到香港賦閒。靠行醫看病維持生活。 1957年5月25日逝世。
七十四旅二團的劉營長是黃中岳的老同學，也是不願參加紅軍的軍官之一，他在給黃中岳的信中寫到：“本初（黃中岳的曾用名）：我想回家，我把馬送給你，請你給我一點路費。”
與劉營長思想相同的還有一部分軍官，這些人後來由組織安排，在參觀蘇區、分發路費之後，都將他們送出了蘇區。
建國後任昆明軍區副司令的魯瑞林將軍（後曾著書——從馬夫到將軍），寧都起義時，還是二十五師第七十五旅八二迫擊砲連的一名馬夫，他的回憶頗具代表：
“十二月十四日晚，我正在團部放哨，突然聽到幾聲槍聲，城牆上放哨的人明顯增多了，城門只准進，不准出。我被這一現象搞得迷惑不解。天亮後，士兵們都擠在山坡上交頭接耳，大概都預感到一定有什麼不平凡的事情發生。突然，團副代替團長下達緊急命令：部隊全副武裝立即開拔，到南門外的河灘集合。
“軍令如山倒，雖然沒吃早飯，部隊立即進入城內。這時我特別注意到平時懸掛在總部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見了，被代替的是一面非常醒目的紅旗。一路靜悄悄的，只有部隊的行進聲和偶爾發出的兵器碰撞聲。許多部隊都在匆匆地走著，還有些躲在城內的地主們，拖兒帶女，攜帶貴重的物品，驚慌地尾隨在隊伍後面，氣氛十分緊張。我緊緊地牽著騾子隨部隊前進，心里胡思亂想，是不是要我們去打紅軍？還是紅軍打過來了？左思右想猜不出個究竟來，最後想：管他娘！聽天由命吧！
“等部隊到齊後，長官們首先摘下青天白日的帽徽。這時我才明白了那槍聲的真正原因，才了解到凌晨口令'解放'的真正含義。”
原七十五旅一團一營長周俊鳴的回憶則比較有趣：
……剿共之心完全破滅了，再乾不下去了，但也不能說不干，如果說不干，給你加一個臨陣脫逃的罪名吃不消。於是出了個瞎主義，裝病，請病假作壁上觀，根本不問部隊的事。住在寧都城北門外最邊沿一個小村莊里，買了幾隻老母雞，帶著護兵，每天上山捉螞蚱餵雞，苦悶極了，就抽大煙來解悶，好在我沒有吃上大煙癮。突然一個晚上旅參謀長邊章五給我打電話，要我到旅部去一下，我回電話說有病不能去，他在電話裡一再要求，無論如何要去一下，有重要事情相商。我無法推辭只好去了，天已黑了，到了旅部，看到邊章五正在打電話說：“……無論如何可不能流血呀！”當時我莫名其妙，還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在旅部沒有看到一個營長，只我一個人，另外有兩個少校團副，以後邊章五打了電話，要我們三個人同他一起進城去見趙博生參謀長。走到城門口，看到城門已堵死，先扒開一個口子讓我們進去，進到城裡發現很多巷戰設備（以後知道是防備七十五旅的，因李松昆最反動）。到了一個不大的屋子見到總指揮部參謀長趙博生、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三個人，就是沒見到七十五旅旅長李松昆(已調二十五師任師長)。首先趙博生講話，而且講得很多，進行動員，他說房子、桌子、筷子是什麼人造的，都是工人、農民造的，但是他們住不上房子吃不飽飯……。以後董振堂、季振同講話，都講得不多，講完之後我們表示絕對服從，完了之後已半夜多了，弄了點麵條子吃吃我們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出發，因我患病時無聊，餵了很多老母雞，回來連夜把雞殺了，煮了一大鍋，煮熟後挑著走了。
第二天天將明就看到四面八方打著紅旗，來了很多擔架隊，每個擔架上都掛著用蒲草做的米飯包，來寧都城抬傷病兵。未暴動以前有了傷病員根本找不到來抬，現在排成大隊還帶著飯，打住紅旗，這是我從來沒有看到的新現象……
在改造起義部隊的工作中，由於受“左”傾思想影響，不恰當地強調階級成分，使部分本來願意留下來幹的起義軍官情緒波動，提出請假離隊的要求。還有些就是直接逃跑，其中最為嚴重的是第十四軍一個工兵連在少數反動分子的策劃下，武裝譁變，企圖重投白軍，但沒有跑出革命根據地，就被追回，為首的被處決，連隊編散。為此，毛澤東主席提出指示：“對起義的軍官，願留下來的，歡迎。組織他們學習，進學校，搞幹部教育。對要求走的軍官，歡送，發給路費，總之，來去自願。”
在五軍團的軍團部內，由肖勁光、季振同等主持了中、高級軍官的去、留大會。會上，大部分軍官們都舉了手，自願留下乾革命。也有少數軍官要求走的，會後，即組織安排這部分軍官，在分發了路費之後，歡送回家。
過了幾天，原七十四旅少校副官李達憂心忡忡的找到總指揮季振同說：“總指揮，我想留下乾革命，我不想走。您是最了解我的，請您幫我說一說。”
原來，李達儘管舉了手，但當時受要兵不要官的“左”傾影響，李達還是被列入了“資遣返鄉”的名單。望著這位忠誠的屬下，季振同聳聳肩，無奈地說：“還是聽從組織安排好，我知道，你是好樣的，你有文化，又年青……”季振同邊說邊從里屋拿出一小袋光洋遞到李達手裡。李達低著頭，將錢擱在桌上。此刻，年輕的李達已是淚流滿面，急切地說道：“總指揮，您知道我是個苦出身，在陝西老家生活不下去，才出來參加國民軍的。如今，我總算找到了一條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我怎麼能半途而廢呢？前年陝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餓死了，全家總共餓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沒有出路呀！總指揮，我不走，求您了！”
季振同聽著聽著心裡就難受，立刻背過身去。這幾天，陸續有許多下屬找到他傾訴，都是同一個原因——屬“資遣”之列，但都是堅決願意留下乾革命的，他們中有原一團副蘇進，一營長盧壽椿、二營長孫士榮、三營長嚴圖閣、衛生隊長姬鵬飛、政訓處少校幹事黃鎮等。沉默許久，季振同終於開了口：“這樣吧！我去找一下劉主任，你先回去等消息。”
送走李達，季振同就急匆匆找到劉伯堅，一進門就說：“劉主任，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就是相信你。”劉伯堅望著這位性情豪爽的猛將，覺得話中有話，就笑著問道：“總指揮，感謝你這麼信得過我呀，有什麼事說嘛，沒有解決不了的。”季振同這才坐下，遞上一張名單說道：“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都是願意當紅軍，幹革命的。我了解他們，我敢保證他們是真革命！”
劉伯堅看了看名單，笑了：“原來就為這事兒，總指揮，你放心吧！他們也都先後找過我，我已向組織反映過。他們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同志啊，就是你想放他們走，我還捨不得呢！”
劉伯堅是一位極有才華的同志，早年留學比利時、法國、蘇聯。北伐時期，曾擔任過西北軍的政治部主任。到下面部隊去演講既生動又形象，很有號召力，深受廣大官兵的愛戴。在當時，全西北軍中都流傳著這麼一句話：“聽劉伯堅主任一次演講，可以頂三月餉！”經劉伯堅這麼一說，季振同再無二話，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在劉伯堅、季振同等人的極力擔保下，這部分軍官終於得以留下來，年輕的李達如願以償，被分配在十五軍任連長。不久，湘贛蘇區的紅八軍政委王震來中央蘇區開會，提出要一批懂軍事的干部。經中革軍委批准，決定從紅五軍團中選調。李達、嚴圖閣、吳正卿等數十名營、連級軍事幹部被選中，他們進入湘贛蘇區後，很快分配到各基層擔任軍事主官，為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憑著卓越的指揮才能，李達擔任了紅六軍團參謀長，嚴圖閣擔任了紅十八軍軍長，吳正卿擔任了紅十七師師長。以後，李達隨紅六軍團長征，又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國後任軍委副總參謀長，被授予上將軍銜。
吳正卿在長征中擔任紅六軍團第十七師師長，在貴州金沙縣打鼓新場的戰鬥中犧牲，時年僅二十四歲。
嚴圖閣奉命留在蘇區堅持敵後鬥爭，1935年秋任湘鄂贛軍區司令員，領導著湘鄂贛邊艱苦的游擊戰爭，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為黨保留了一支武裝力量。 1936年，他帶著傷病率部轉戰於瀏陽、平江一帶，後因傷勢惡化，缺醫少藥，於同年六月在湖南平江黃金洞病逝。
一同被保留下來的干部還有原七十四旅衛生隊長姖鵬飛，建國後曾任外交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政訓處少校幹事黃鎮，建國後曾任外交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
儘管這樣，還是有部分中、高級軍官被“清理”出紅軍的隊伍。較著名的有原二十七師七十九旅二團副團長張惠民，起義參加紅軍後，曾擔任過紅五軍團第十四軍四十一師副師長。十一年後，與日軍血戰常德時犧牲，時任國軍第十集團軍第三師九團團長。
還有一位叫乜庭賓，河北景縣人。 16歲參加西北軍，1926年五原誓師北伐時任營長，後由共產黨員羅一然介紹，曾加入過共產黨，1927年馮玉祥在軍中“清黨”時又動搖脫黨。 1929年任少將旅長，中原大戰後所部編入第二十六路軍。 ，1931年寧都暴動時任二十七師八十一旅副旅長。三個月後，經劉伯堅派遣，到國民黨第三十路軍（吉鴻昌的部隊）做策反工作。因同伴被捕殺害而逃離。 1933年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任獨立第七旅旅長。抗戰勝利後，任國民黨新編第六路軍第三軍軍長，經鄧子恢批准吸收為中共特別黨員。在郝鵬舉的起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擔任民主聯盟軍第一師師長。郝鵬舉反水後，又重新打入暫編二十三師任四十六旅旅長。 1948年9月，乜庭賓因為起義暴露，隻身帶領一百餘人抵達解放區。被任命為蘇北軍區解放軍官教導分團團長。 1949年11月任淮陰軍分區副司令。
解放後，乜庭賓曾任江蘇省民政廳副廳長，省政協常委。 1974年7月5日逝世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