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博生雖是二十六路軍的總參謀長，可手裡能夠掌握的部隊並不多，只有總指揮部特務營、輜重營、工兵營、砲兵營等少數直屬部隊。要想有大動作是很困難的，必須團結一部分手握實權的旅、團長們才能有所作為。因此他與黨組織多次研究，決定由他本人來作他的好友——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的工作。
董的旅部就在城內，騎馬過去僅需十幾分鐘。傍晚時分，趙博生像往常一樣，散步來到七十三旅。因係常客，門口的警衛敬禮後小聲說道：“長官，咱旅長病了，在房間裡躺著呢。”
“哦！那我來的蠻及時嘛。”趙博生說完便直奔里屋。
董振堂一臉蒼白的躺在床上，見趙博生進來，強撐著要坐起來。趙上前一把扶住他，關切的問道：“紹仲兄，咋病成這樣呢？”
“參謀長，您不知道，俺旅長自打從胡嘴嶺撤回來，就成這樣了！”衛士高誌中哽咽著說道。
趙博生點點頭，心裡有了數，便笑著說：“紹仲（董的字），你在我眼裡可是鐵打的漢子，百毒不侵啊。”
“恩傅！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東三省，你我都是革命軍人，有槍在手，卻不能報效國家。蔣介石憑什麼不讓我們抗日嘛！這樣下去我們都將成為民族的罪人！我是不願意打這個內戰的。一走了之事小，可我捨不得丟下這些弟兄啊！現在大家是軍無鬥志，厭戰思鄉，咱們西北軍剩下的這點骨血，能耗到幾時？”董振堂悲憤的說道。
趙博生握著董振堂的手，誠懇的說道：“你說的在理嘛，你我親如兄弟，將來的出路咱們共同探討、共同闖，不論什麼情況，都要團結起來，擰成一股繩，一起幹！”
董振堂聽後眼神一亮，立即從床上坐起來，他見趙博生對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動，便堅定的說道：“別的不太清楚，我七十三旅可以聽參謀長的，我們是多年的老人，你看怎麼好就怎麼辦吧！”
幾天后，趙博生又來到七十三旅，董振堂的病早好了，他精神抖擻地將趙博生迎進房間。趙博生試探性的問道：“蔣介石又來了進剿令，看來我們很快就要開始戰鬥了，你七十三旅情況怎麼樣？”
董振堂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讓身旁的參謀來講，這個參謀就是劉振亞，劉趁機講了一大通牢騷話。之後趙博生說：“你們看，咱們這樣還能打得過紅軍嗎？你們還有沒有勇氣？”
董振堂淡淡一笑，隨後說道：“目前存在四個問題，第一：我們沒有兵源，減員得不到補充；第二：糧餉只拿到六成，生活補給得不到保證；第三：武器彈藥不足；第四：軍心渙散。我看，打是完，不打也是完。現在到底應該怎麼辦，我也拿不定主意。”
聽完董振堂的話，趙博生覺得時機尚不成熟，還未到表白真心的時候，遂問道：“老董，你看咱們的去向如何呀？紅軍的情況你們掌握一些嗎？”
董振堂如實說道：“紅軍的情況聽說過一些，我們聽到的、看到的，與國民黨宣傳的完全不一樣。”
趙博生接著又說道：“是這樣，我曾經審過一些被紅軍俘獲又放回來的官兵，那邊的一些口號聽了讓人反思啊。比如：士兵不打士兵，窮人不打窮人、調轉槍口，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等等。過去講紅軍逮到一個殺一個，實際上人家不僅不殺，還給了路費呢。有說那邊搞共產共妻，咱們被俘的軍官太太不也都放回來了。這事情怎麼講，能讓人信服嗎？”
董振堂不住的點頭聽著，趙博生趁機問道：“你們旅有沒有放回來的人啊？有沒有與共產黨聯繫的人？”
這是一個十分嚴肅地話題，董振堂與趙博生雖是老鄉又是同學，而且是多年好友，但他們畢竟都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以前談話雙方都是點到為止。尤其當時那個年代，人心莫測，見利忘義的人並不少見。董振堂猶豫了好一會兒，最後打定主意，摸著石頭過河，便隨口答道：“跟共產黨聯繫的人我說不上，被俘虜放回來的，有個連長，現正在警衛連押著呢，他在蘇區呆了二十多天。”
趙博生覺得應該讓這個人出來說說，借他的口宣傳紅軍和蘇區的情況，從側面對董做工作。於是說道：“你能不能叫他來一下，把共產黨的情況談一談，共產黨都跟他談了些什麼？”
董振堂叫人把這個連長帶了進來，趙博生問：“你被共產黨抓去多長時間啦？”
連長回答道：“從抓到放，有二十多天。”
“他們待你怎麼樣？對你講了些什麼？”
該連長十分緊張，不敢馬上回答，將目光投向了董振堂，像是在徵詢旅長的意見。這細微的動作，趙博生看在眼裡，卻不動聲色。董振堂早已審過他了，覺得對趙博生也沒有必要隱瞞下去，便對連長說：“你不要緊張，參謀長怎麼問，你就怎麼答，如實的講！”
趙博生為了打消他的顧慮，也在一旁說道：“人家怎麼說，你就怎麼講，不怪罪你。”
這個連長頓時放心了，接下來說了一大通：“……人家對我很好，不打不罵，跟人家吃一樣飯，押送我們的紅軍長官說：願意回來的回來，不願回來的可以當紅軍。我願意回來，人家還給了兩塊光洋。”
趙博生又問道：“這二十多天，就講了這麼幾句話？”
“他們講……，講我們跟蔣介石打了那麼久，死了那麼多的人，現在又來替蔣介石賣命打紅軍。叫我們別乾了，和他們聯合起來，打回北方去。他們對老百姓和氣，部隊裡官兵平等。他們還講：咱們要想活著，只有和紅軍聯合起來一塊兒乾……”
連長被警衛帶下去時，趙博生吩咐不許為難他。
接著又問董振堂：“紹仲，你說對這個連長該如何辦？”
“我們打了敗仗，他被人家抓了去，共產黨不殺他，他又主動找回來，你說我們能殺他嗎？我看可以恢復他的自由！”董振堂說。
趙博生道：“對！不僅要恢復自由，還要恢復他的職務！”
話講完，二人相視而笑。
“紹仲，他剛才講的這些情況，你看應該怎麼辦？”趙博生試探道。
董振堂摘下帽子笑了笑，隨後說：“老弟，你哪裡是在審我的連長，我看吶，你這是在審我嘛！”
趙博生也笑了，誠懇地說：“紹仲兄，咱們多少年了，你不了解我嗎？是那種人嗎？”為打消董的顧慮，他首先拋出了自己的主張：“在討論部隊今後的去向問題，我覺得必須挑明來講，我不忌諱什麼，現在部隊反蔣情緒日益高漲，整個軍隊就像一個火藥桶，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啊！”
董振堂接著也說到：“坦率講，跟著老蔣是沒有出路的！部隊的去向是個大問題啊！我還是那句話，不管咋樣，我七十三旅都聽你的！”
……
這一天，趙博生沒回總部，他與董振堂徹夜長談，中途還叫來夜宵，兩人甚至還喝了點酒。
二十七師七十九旅駐寧都城外，該旅二團三營九連副連長熊伯濤（共產黨員）也在積極的開展工作。他趁連長不在的時候，召集全連點名，按照西北軍多年的官樣開場白，熊伯濤在隊列前問道：“弟兄們辛苦了！”士兵們齊聲答道：“為革命服務！”
熊伯濤接著又問：“弟兄們！你們剛才的回答對嗎？我們現在是在為革命服務嗎？”
沉默了一會兒，一個班長在隊列裡憤怒地喊道：“不是的！”
“你說得對！”熊伯濤說：“我們現在是為軍閥賣國賊們賣命，來打自己的弟兄——紅軍！日本鬼子佔了我們的東三省，那裡幾千萬同胞過著亡國奴的生活，可是蔣介石以幾萬重兵堵住我們，不准我們抗日，硬要我們活活困死在寧都。到寧都以來，我們同生死、共患難的弟兄，死了好幾千，再困下去，我們還有活路嗎？”
隊伍開始騷動起來，有叫罵聲、嘆氣聲，有的則蹲在地上流下了傷心的眼淚。
熊伯濤振臂高呼道：“不能這樣下去了！我們要緊密團結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濤的這番講話，極度振奮人心，從此後，連隊中就互相議論開來，要找出路，怎麼找出路等等話題。有的則悄悄來問他：“有什麼辦法嗎？副連長。”熊伯濤說：“有辦法！很快的，到時大家聽指揮吧。”
九連一發動，三營其它幾個連隊迅速波及。這些連長、連副基本都是熊伯濤的同學，也跑來找他，雖沒有明說，但都表示，到哪兒都是當兵，到時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們一聲，一道行動。
趙博生在做中、上層軍官工作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層軍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總指的部隊講話，在台前掛了一張大地圖，凡是被日寇佔領的地方，都用紅筆圈起來，眼看紅圈圈已經圈到關內了。他指著地圖說道：“日寇步步緊逼，蔣介石步步退讓，再這樣下去，我們都有當亡國奴的危險！我們愛國軍人要挽救中國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線！我們的父老鄉親都在北方，我們要有勇氣，擺脫一切黑暗勢力，衝破一切障礙，去解救他們！”這些話無異火上澆油，極大地激發了士兵們的反蔣情緒和抗日熱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途經南昌接頭時，沒想到這個接頭地點已被破壞，成了國民黨的偵探機關，而王超卻不知道這一情況，誤把二十六路軍中黨的組織領導人的名單交到了國民黨當局手中。幸虧他在交談中發現了疑點，只交出了劉振亞、袁血卒、王銘五三個人的名單。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得此情報，立即給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拍來十萬火急的電報：責令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血卒、王銘五三名共黨分子，星夜送行營懲處。
十分幸運的是，這份電報在第一時間落到了總指揮部譯電主任——中共黨員羅亞平手裡，羅亞平捏著這份電報匆匆找到特支書記劉振亞。
劉振亞閱後當即囑咐羅亞平先回總指揮部守好電台，以應付突發的緊急情況。然後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趙博生商量。趙博生這時已大權在握，對逮人一事，正好應付，當即用參謀長的名義給南昌復了“遵令即辦”的電報，以穩住南昌局面。
然後三人坐下來仔細商討此事，袁血卒手握電報冷靜地說道：“從這份電報看，僅僅波及我、劉振亞、王銘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賣我們的。如果他要是有意出賣黨組織的話，就不會有現在這份電報了，對蔣介石來說，有價值的人首先是趙博生同志，擒賊先擒王嘛。”
劉振亞說：“我同意你的觀點，不管王超有無叛變，至少這件事提醒了我們，局勢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我建議趙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談談，看他的反應如何！再決定下一步行動方針。”
趙博生點了點頭說：“行！董振堂是我多年摯友，我了解他，七十三旅是他一手帶出來的部隊，我看也到了跟他攤牌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