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四、揭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八個歷史謎團
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領導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井岡山成為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2008年是朱、毛紅軍井岡山會師80週年紀念，讓我們重溫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短短3年的歷史，解開這3年留給我們的一系列的歷史謎團。
關於毛澤東何時選定井岡山為革命根據地的說法，理論界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毛澤東出席會議，並在會議上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重要論斷。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決定成立秋收起義暴動委員會，由毛澤東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盧德銘任總指揮，領導湘贛邊秋收暴動。 9月9日，暴動開始，參加起義的部隊共5000餘人，被稱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攻打長沙遭到嚴重挫折後，9月19日，各路部隊匯集文家市，毛澤東提出了上井岡山的建議，並被採納。
第二種觀點是，9月19日，各路起義部隊匯集湖南文家市，毛澤東並沒有提出上井岡山的建議，他否定了師長余灑度“取瀏陽直攻長沙”的建議，主張“向江西萍鄉退卻”。 24日，工農革命軍突然遭到敵人襲擊，激戰中，總指揮盧德銘不幸犧牲。 29日，工農革命軍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在“泰和祥”雜貨舖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原本5000多人的隊伍，這時只剩下不足千人。毛澤東就把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下轄兩個營，共有700多支槍，毛澤東決定，在各級部隊分別建立黨的組織：班、排建立黨小組，連隊建立黨支部，營、團建立黨的委員會；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
1927年10月3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從三灣來到江西寧岡縣古城鎮，當天在古城文昌宮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即“古城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前委委員、工農革命軍營以上乾部、黨的活動分子以及寧岡縣黨組織負責人等共60餘人。會議上，決定了上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會後，毛澤東率領部隊進駐井岡山的茅坪、大隴一帶。
第三種觀點是，選定井岡山為根據地是一個逐步實踐的過程，在行軍中邊走、邊調查，到了1927年10月23日，工農革命軍經黃坳到達荊竹山，接著上了井岡山之後才把井岡山選定為根據地。
我認為第三種說法比較符合實際。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6月下旬，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在武昌農講所召集逃亡武漢的湖南同志開會，號召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復工作，拿起武器，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決與敵人作鬥爭，武裝保衛革命”。隨後，毛澤東受命擔任新的湖南省委書記，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毛澤東於7月初奉命返回武漢後，受黨中央委託，於7月底起草了《湘南運動大綱》，提出以汝城為中心在湘南開展武裝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的設想。汝城縣在湖南南部，與江西、廣東交界。毛澤東提出割據以汝城為中心，目的就是要搞湖南割據，以策應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州。
到了1927年8月中旬以後，情況發生變化，毛澤東留在長沙原來打算以長沙為中心在全省開展秋收起義，後來因為力量不夠，就縮小了範圍。秋收起義後，工農革命軍在文家市會師，當時爭論要不要繼續打長沙，會議最後決定為保存實力，應退居萍鄉。工農革命軍到了古城後，寧岡縣當地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龍國恩等參加了“古城會議”。後來在他們的幫助下，工農革命軍爭取了井岡山上的王佐、袁文才，得以進駐茅坪、茨坪，安置部隊傷病員，設立了留守處。但當時部隊並未立刻上山，而是兵分二路：一路由宛希先率領到湘東榮陵、安仁一帶；一路由毛澤東親率，經酃縣十都，一直到汝城、桂東的水口鐫。此去的目的在於探聽南昌起義部隊的消息和考慮能否在湖南立足，後來聽說南昌起義餘部在廣東東江失敗，湖南也無法立足之後，於是率部經黃坳，於10月23日到達荊竹山，隨後上井岡山。就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整個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
根據國人熟悉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第1137－1138頁)的註釋，認為：1928年春，毛澤東在井岡山為工農革命軍規定了“三項紀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項注意”。到了1929年以後，發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翻閱了相關資料，發現這種說法在時間上有誤。
“三項紀律”頒布的時間應是1927年10月23日，而不是“1928年春”。我分析有關資料認為具體情況應是：毛澤東聽說南昌起義餘部在廣東東江失敗，湖南又無法立足之後，於1927年10月23日到達荊竹山。也就是在這一天，毛澤東決定把井岡山作為革命根據地。為了能使工農革命軍上山後與王佐的部隊搞好關係，防止違反群眾紀律的事情發生，在部隊出發前，毛澤東在荊竹山村前“雷打石”處向部隊講話，第一次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
當年在場的老戰士陳士榘，後來在《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一文中回憶說：“在荊竹山，毛委員首先給我們介紹了身邊一個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來的代表，歡迎我們上山的。接著，毛委員簡略地介紹了井岡山的情況，又說：今天，我們就要上井岡山了，要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係。要和王佐的部隊搞好關係，做好群眾工作。”“於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這是工農革命軍最初頒布的“三大紀律”。
“六項注意”頒布的時間應是1928年1月25日，而不是“1928年夏”，據我分析具體情況應是：井岡山的冬天異常寒冷，為了解決部隊的冬衣、糧食和拓寬根據地的面積，毛澤東決定攻打敵人守備薄弱的遂川縣。 1928年1月4日，毛澤東率領兩個營的兵力佔領遂川城。遂川的地主豪紳、反動派對工農革命軍造謠誹謗，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為真，在工農革命軍的宣傳鼓動之下，很快就扭轉了這種局面。但部隊分散活動，出現了有的戰士借了老百姓的門板和稻草沒有主動歸還，在藉來的許多同樣的門板中，又往往弄錯，睡過的地方也沒打掃乾淨等。
毛澤東了解到上面的情況後，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縣城李家坪召開了全體工農革命軍指戰員大會，並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六項注意”，就是：“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時任遂川縣委書記的陳正人，後來在《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中回憶說：“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經聽到六項注意了……那時也聽到三大紀律。主席很強調六項注意，部隊每到一地，都要嚴格檢查六項注意的執行情況。六項注意的每句話，都是老百姓的話，非常通俗、易懂。”
1928年3月28日，毛澤東率領部隊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南部的湖南桂東縣沙田所，受到了當地群眾的歡迎。但由於疏忽，打土豪時，竟然錯把老百姓娶媳婦的新嫁奩當作土豪財產予以沒收等。為此，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澤東把部隊集中在桂東縣沙田圩後的老虎衝三十六擔丘的田中，對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員，桂東縣沙田一帶的赤衛隊員、少先隊員，正式頒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李自仁在《紅軍在沙田》一文中有記載，當時，毛澤東說：“現在要頒布幾條紀律。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第二條，不拿工農一點東西；第三條，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這也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根據地以來第一次比較系統、完整地頒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這次他還將原來的“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改為“不拿工農一點東西”。
1929年，紅軍向贛南閩西進軍後，經過贛粵邊界地區。由於這些地方比較閉塞，紅軍到後，還是按照過去的習慣，到野外大便，隨便到溝裡、河裡洗澡，結果引起了當地群眾的強烈不滿。毛澤東知道後，立即把原來的“六項注意”改為“八項注意”，新加的兩項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後來覺得不夠文雅，就改為“院子打掃乾淨，挖衛生坑(廁所)。”
1930年9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印發的《紅軍士兵會章程》正式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除原來的六項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隨便屙屎和不搜敵兵腰包”兩條。 1947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又重新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1928年4月的井岡山會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展史上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歷史事件，但關於會師的時間問題，至今就有三種說法：4月上旬；4月中旬；4月28日。
“4月上旬”說是張國琦在《黨史研究》1981年第4期撰文《井岡山會師時間考》提出的，這一說法因為與歷史文獻不相符，早已被史學界所否認。
“4月中旬”說是陳夥成在《黨史研究》1981年第6期撰文《井岡山會師可能是4月中旬》提出的，依據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有“據吉安來人報告，毛澤東部確與朱德部會合”的話。 1928年5月2日，紅四軍成立後，第一次佔領永新城時，毛澤東就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說：“追擊毛部之楊如軒師，結果反被毛部趕至贛邊。其八十一團部擊潰於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團前被毛繳械，三營現在亦被朱部擊潰於永新。”有人認為：從成立四軍，經黃蜘戰鬥、五斗江戰鬥，到佔領永新，大約需要半個月時間，因而，得出會師時間應該在4月中旬。
“4月28日”說是依據當年許許多多老紅軍的回憶得出的。 1962年，朱德元帥在《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一文中說：“1928年4月28日，我們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這部分隊伍和湖南地方武裝，在寧岡縣的礱市同毛主席直接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另外，何長工、肖克、龍開富、唐天際、賴毅等老同志的回憶都是“4月28日”，其中，何長工說得十分肯定。
綜上所述，我認為“4月28日”較為真實可信，因為是當事人的口述，而且不止是一個人。
2：關於井岡山會師後，部隊的名稱問題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朱、毛會師後，就成立了“工農紅軍第四軍”；而韓泰華在《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11期，撰文認為，會師最初定名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來才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
查閱資料後，我認為韓泰華的說法比較正確。因為，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就是以“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央寫信的。同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就目前軍事情況給黨中央的報告也稱井岡山部隊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1928年5月25日，在中共中央發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號——軍事工作大綱》中提出：“在割據區所屬之軍隊，可正式定名為紅軍，以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同年6月4日，黨中央給朱、毛並轉前敵委員會的信中說：“關於你們的軍隊，你們可以正式改稱紅軍。”此後，部隊才正式稱為“工農紅軍第四軍”的。
3：關於會師時的編制序列問題，就是“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下設幾個師、幾個團，至今也有三種說法：“三師九團說”；“二師六團一教導大隊說”；“三師六團說”。
“兩師六團一教導大隊”說，依據是：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在永新寫給中央的信中說：“前湘特委決定朱毛兩部合編為第四軍，指定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朱部編為第十師，毛部編為第十一師。湘南各縣農軍編入兩師中，朱兼第十師師長，宛希先任黨代表；毛兼第十一師師長(本為張子清，因他受傷毛兼代)，何挺穎任黨代表。另一教導大隊，陳毅任大隊長。”1928年7月，任湘南特委書記的杜修經向湖南省委的報告說有六個團。 “兩師六團一教導大隊”說是指第四軍下轄第十師、第十一師和教導大隊，第十師下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團，第十一師轄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團，陳毅任教導大隊大隊長。
“三師九團”說，主要依據是：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說：“據一吉安被俘而放回的一連指導員講，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即朱毛的部隊)有槍4500多支，共十、十一、十二3個師，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宛希先代)，軍委書記宛希先。十師長朱兼，為第二十五師餘部所編，為全軍精銳；十一師長毛兼，為江西工農革命軍編，十二師長陳毅，為平、醴、耒一帶農軍所組成。”文中說到有3個師，但沒有講有幾個團。 1933年8月1日，何長工在《紅色中華》發表的《井岡山斗爭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造》一文中說：“至1928年3月末(引者註——用的應該是陰曆)朱德同志領導'八一'與湘南暴動的遺產帶入井岡，與毛部會合，在寧岡礱市始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軍長兼十師師長，毛黨代表兼十一師師長，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十二師師長，共編九團。……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黨代表何長工，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三十一團團長張子清，黨代表何挺穎，三十二團團長袁文才，黨代表陳東日，三十三團團長戴成本，黨代表黃克誠，三十四團團長李奇中，黨代表黃義藻，三十五、三十六團不詳。特務營長宋喬生。”何長工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明確了當時是“三師九團”。此外，當年的老紅軍黃克誠、肖克、李奇中、李克如、朱良才等均回憶是3個師、9個團，並明確指出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3個團，還說出了第三十四團團長為鄺郎，黨代表鄧宗海；第三十五團團長黃克誠，黨代表李一鼎；三十六團團長李奇中，黨代表黃義藻。
“三師六團”說，主要依據是：1928年9月1日，陳毅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到了4月朱部2000餘人，湘南農軍8000餘人，毛部千餘人，袁、王各300人，如此龐大軍隊有統一指揮訓練的必要，乃決定成立紅軍第四軍，以朱為軍長，毛為黨代表，改編為三師，率(卒)以槍械不足乃改編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6個團，取消師部由軍部直接指揮全軍約萬餘人，槍僅2000餘。”
為何會出現不一致的三種記載呢？這主要是因為從4月28日會師後到5月底，編制上有過兩次變化：5月2日前，毛澤東在連以上乾部會上決定四軍下轄第十師、第十一師、教導大隊，兩師下轄6個團。 5月4日，會師大會時，又建立了一個十二師，原因是把湘南各縣農軍編入第十師、十一師有困難，所以就補建了一個農師，也就是十二師，十二師師長由陳毅兼任。
關於紅軍游擊戰術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十六字訣是誰創造的問題，史學界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一是朱德具體概括總結的；二是集體創造的經驗；三是毛澤東在作戰實踐中形成和提出來的。
一、是朱德具體概括總結的。 1928年4月，朱德率領部隊來到井岡山，剛好趕上江西敵軍前來“進剿”。 5月間，朱德連續取得了五斗江、高隴、草市蛔、龍源口等戰鬥的勝利。在這些戰鬥中，朱德有的用的是突擊戰，有的用的是伏擊戰，實際上就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戰術。 1944年，朱德在《在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過去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多。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採取了游擊戰爭的戰法。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後怎樣打仗，我回答：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了批評。其實，這就是游擊戰爭的思想。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在《西行漫記》中，朱德曾經說過“我用以攻擊敵軍而獲得絕大勝利的戰術是流動的游擊戰術，這種戰術是我從駐在中法邊界時跟蠻子牙和匪徒作戰的經驗中得到的。”在劉白羽的《朱德將軍傳》說到十六字訣時說：“朱德同志是這發明者與執行者。”美國女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說：“朱德把軍事戰術歸納為這樣幾個要點：(一)敵進我退；(二)敵駐我擾；(三)敵疲我打；(四)敵退我追。”據當時任二團黨代表的龔楚回憶，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作戰略性的報告時說，朱德對游擊戰術，提出一、敵進我退：……保存實力，待機轉移攻勢。二、敵退我進：……打擊其士氣，積小胜為大勝。三、敵駐我擾：……以疲憊敵人，造成對我有利之形勢。三、敵疲我打：……應集中兵力，主動進攻，以殲滅敵人。
二、是集體創造的經驗。因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十六字訣不僅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有，其它革命根據地也有這一經驗，如，當時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洪湖地區，在游擊活動中，曾採用“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的游擊戰術。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在游擊戰中，曾採用“集中作戰，分散游擊”；“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對敵採取跑圈的形式”等等。
三、是毛澤東在作戰實踐中形成和提出來的。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後，他對井岡山上綠林頭子朱孔陽(朱聾子)對付官軍的“打圈子戰術”法子進行了改造。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攻克遂川縣城，並在遂川縣城召開了遂川、萬安兩縣縣委聯席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字訣”。當年的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後來在《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一文中回憶說：“在遂川時(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擊戰爭的十六個字原則了，特別是這年的上半年，聽得就更具體了。”當年參加會議的萬安縣委委員、縣蘇秘書長許大權也回憶說：“1928年古歷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召開贛西南農民暴動聯席會議，由張世熙、劉興漢、郭定元等人參加，會後在羅塘的沙窩裡召開了會議(名稱忘了)，討論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訣。……”當年參加會議的萬安縣委委員曾華英也回憶說：“毛主席在遂川聯席會議上，教導我們對付敵人的辦法，要看敵人多少，了解敵人的情況，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人來了我們就退，敵人退，我們就後面追。”
朱、毛會師井岡山，經過游擊戰爭的實踐，使“十二字訣”發展成“十六字訣”。 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說：“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踪，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記載了“十六字訣”，也是“十六字訣”第一次見諸於歷史文獻中。 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在小布開了一個動員大會，會前，毛澤東曾親筆寫了一幅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裡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裡殲敵人。”
上面的三種說法，哪一種最合理呢？最有發言權的理應是當年參加井岡山斗爭的黨和紅軍最主要的領導人，特別是朱德、陳毅、彭德懷三人，他們都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概括的。 1962年6月，朱德在《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一文中說：“關於游擊戰術以至整個戰略問題，還是後來由毛主席系統、完善地解決的。”1937年，彭德懷在《八路軍怎樣作戰》一文中說：“毛澤東同誌曾經發明了一個有名的十六字的游擊戰術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1939年，陳毅在《論游擊戰爭》一文中說，紅軍游擊戰爭“其戰術特點包括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毛澤東的十六字訣內，又可包括在黃公略的'化零為整，化整為零'的兩個戰術口號之內”。還有當年參加井岡山斗爭的肖克、何長工等老同志，他們也在回憶中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提出和概括的。
朱德在井岡山和乾部戰士一起挑糧的故事，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就在革命根據地內廣為傳誦。 1949年後，當年，朱德軍長的通信員朱良才在《星火燎原》上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朱德的扁擔》的文章，這個故事從此傳遍了天下。隨後，根據朱良才的文章還改編成短文編入小學《語文》教材。中國革命博物館也展出了憑此文複製的革命文物。當年紅軍軍需處長范樹德看到朱良才發表的《朱德的扁擔》這篇文章後，他作為這個故事的經歷者和見證人，在《文史通訊》一九八二年第三、四期撰文指出，朱良才的回憶文章，以及根據此文所編寫的教科書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的革命文物，同事實有不少出入。
讓我們先看看這個故事的具體經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位於寧岡、遂川、永新等4縣交界處，方圓有550裡，“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到萬擔”，糧食很少，僅夠群眾自用，部隊要吃糧、儲糧，都得去山下挑，於是在1928年10月，掀起了一個挑糧上山的運動。當時紅四軍司令部及直屬機關、部隊駐在寧岡縣的桃寮村，幹部和戰士們聽到消息後，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已經年過40的朱德軍長也興奮地提出要親自挑糧。大家考慮到他工作忙，都勸他不必去了，他卻說：“我身體好，軍事工作可以早晚安排時間處理，挑糧不能不去。”由於大家踴躍參加，一時挑運工具奇缺。朱德便讓軍需處長范樹德給他做一根扁擔，範樹德後來回憶說：“我當即帶名勤務兵到桃寮村張家祠附近找到一個姓張的老闆娘（當時紅軍對當地中年以上婦女的稱呼)，用一個銅板向她買了一根毛竹。削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著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筆在一端寫上'朱德扁擔'，另一端寫上'不准亂拿'八個字。朱德笑著說：'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第二天，朱德親自挑糧，這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的鼓舞。挑糧的路線，是由軍部駐地桃寮村，到山下寧岡縣以東的柏露村，往返六十華里，都是彎曲不平的盤山小路，因此，紅軍戰士都是挑個三四十斤左右。朱德軍長年歲大了，更應少挑一點，可他“挑糧時，擔子一頭是行軍時背米的三個白布米袋，另一頭是一個用粗厚布縫的北方人叫做'捎碼子'的米袋，兩頭共計裝40斤，再加上他經常佩帶的一支德造三號駁殼槍和一條裝有約百發子彈的皮子彈袋，總共約四十六七斤”。有的老戰士還編了快板：“朱軍長挑糧過黃洋，毛委員在茨坪晝夜操勞，全軍團結齊心革命，勝利在望必定牢靠。”
範樹德提出朱良才的回憶中有三處與史實不符：1：朱德扁擔上的文字與事實不符，不是“朱德的扁擔”、“朱德記”這幾個字，而是扁擔的一端寫的是'朱德扁擔'，另一端寫的是'不准亂拿'，共八個字；2：朱德挑糧的路線與實事不符，朱良才說是從井岡山上各村到茅坪，而實際上，是從柏露村到桃寮村；3：挑糧重量與事實不符，朱良才說是挑了“滿滿的一擔米”(當時一擔通常為一百斤)，而實際上，是四十斤左右(當時範樹德20來歲，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
2001年6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擔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自己過去回憶中的一些錯誤，文中說：“小學課本有《朱德的扁擔》一文。文中說，戰友們怕朱德下山挑糧累壞了身體，就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這個藏朱德扁擔的人就是我。那時，朱總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敵情，白天和戰士們下山挑糧。我是他的通信員，擔心他累壞身體，就和其他戰友勸阻他，但誰也勸不住。後來，我出了個'鬼點子'，乾脆把朱總司令用的扁擔藏了起來。可他仍不罷休，找到軍需處長范樹德，讓他花一個銅板買了一根毛竹，為自己做了一根扁擔，還特地寫上了'朱德扁擔，不准亂拿'八個字，又高高興興地下山挑糧去了。”
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否是林彪，史學界有兩種意見：一種說不是；一種說是。
說不是這種意見者認為：林彪在井岡山時期對革命前途有過右傾悲觀的情緒，但他不是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理由很簡單，就是：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文章中講過，早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井岡山的同志們中就有人提出過“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那時林彪根本就不在井岡山，文章顯然不是針對林彪寫的，因為林彪是1928年4月28日才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的。
說是這種意見者認為：毛澤東第一次指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確實與林彪無關，但毛澤東指出這種思潮不止一次而是有五次。第一次是1927年冬，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5000餘人開赴井岡山，很多人對革命持悲觀情緒，他們在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行軍途中有不少人逃跑、叛變，這裡面有戰士、連排長、團長，還有師長；第二次是1928年3月，“左傾”盲動主義排斥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讓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離開井岡山開赴湘南進行年關暴動，最後年關暴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同時遭受失敗，這時又有許多人對革命缺乏信心，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第三次是1928年8月，因為中共湖南省委的錯誤指導，紅軍二十八、二十九團冒進湘南，敵人趁機進攻井岡山，導致井岡山的八月失敗，當時，黨內、軍內有不少人又重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第四次是1928年冬，湘贛敵軍調動重兵圍攻井岡山，井岡山上糧食艱難，軍民以紅米、南瓜、野菜充飢，而且身穿茅草、稻草禦寒，一些人又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一悲觀論調。第五次是1929年春，湘贛敵軍重兵第三次“會剿”井岡山，有人又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一悲觀論調。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二次確與林彪無關，但後面三次可能與林彪有關。當時林彪也只有21歲，對革命有悲觀情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爆炸後，一些書籍上突然說，林彪在井岡山時期常說，“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天天吃南瓜，能打得下天下嗎？”為此，毛澤東專門給林彪寫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一信，是有所指的。另外，在林彪叛國投敵摔死後，陳毅、肖克、曾山等在揭發批判林彪時指出，“早在土地革命時期，林彪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根據這些情況，可以分析出，儘管“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句話最初不是出自林彪之口，但林彪可能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紅五軍與紅四軍的勝利會師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一個重大事件，但對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師的時間與地點，在歷史文獻和回憶資料中有三種不同的說法，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1928年11月初，在寧岡會師。依據是，1929年9月1日，陳毅在《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彭德懷部紅軍第五軍於11月初由平江游擊寧岡附近與四軍會合”。彭德懷在《往事回憶》說：“我和代遠同志帶五個大隊，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紅四軍在寧岡會師了。”
二：1928年12月1日，在井岡山會師。 1929年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說：“在平銅修的第五軍大部於1928年12月1號到達井岡，人數約一千上下，分五個大隊，由彭德懷同志統率，兵士多系平江農民，作戰頗勇敢。”
三：1928年12月10日，在寧岡會師。 1929年1月12日，紅五軍黨代表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說：“12月10日，到寧岡與前委CP、CY特委，四、五軍軍委開了一個聯席會議。”
翻閱彭德懷1970年寫的《彭德懷自述》一書，彭德懷是這樣說的：“到達該地是廣暴紀念前幾日。”（《彭德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6頁）廣暴也就是廣州起義（又稱廣州暴動），時間是1928年12月11日，所以會師時間不會是11月初，為何彭德懷在《往事回憶》說“我和代遠同志帶五個大隊，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紅四軍在寧岡會師了”呢？我認為彭德懷在這裡使用的是農曆的日子。會師的具體地點應該是寧岡的新城，因為李聚奎、李壽軒、李克如、何長工、黃克誠等許許多多的老同志在回憶此事時都認為是在寧岡新城會師的。謝良玉、謝宣福、謝毅珠、謝開炎等當地許多老同志回憶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師時，也都認為是在寧岡新城會師的。
由此可以推斷，紅四軍與紅五軍是1928年12月10日在寧岡的新城會師的。
1930年2月24日，王佐、袁文才在永新縣城被紅軍槍殺，死時都只有32歲。
關於王佐、袁文才被誰殺死的問題，過去史學界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當時毛澤東、朱德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圍剿”，採取“圍魏救趙”的策略，率領紅四軍離開了井岡山。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殺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懷，而且在事發後第3天，也就是2月27日，長沙《大公報》發出一則信息：“彭德懷槍斃袁、王兩匪”，後來，普遍認為是彭德懷殺死了他們。林彪、四人幫曾將此作為彭德懷的一大罪狀；第二種意見認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決袁、王問題的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又被稱為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第三種意見認為，是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策劃，彭德懷“輕聽輕信”，沒有冷靜思考，當然主要應該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負責。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其中“（十）對土匪的關係”這一部分明確規定“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復燃之必要的先決的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若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頁）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就是井岡山地區的兩大土匪組織頭目。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井岡山當地土客籍矛盾所致。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輩都是為了躲避北方的戰亂，背井離鄉從北方遷移到此地的。因為當地的“土著人”佔據著適合農耕的平坦地區，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願意居住的山區，而且還要受到當地土籍豪紳地主的壓迫和剝削。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講得十分清楚：“客籍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家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的鬥爭。”
1929年，土客籍之間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銳地步，1929年1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前委隨之而去，邊界特委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最高的行政機關。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幹部，時年24歲，是追隨毛澤東上的井岡山，他原本為土、客籍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與袁文才、王佐過從甚密。自朱、毛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他更成了袁、王在邊界特委內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處死。 1929年5月，重新選舉的特委裡，鄧乾元、朱昌偕先後任書記，副書記、常委、執行委員幾乎都是土籍人士。當時，在寧岡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稱，這形像地說明了特委與袁文才、王佐之間的現狀。客籍的袁文才、王佐與土籍的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之間已出現互不買帳的現象。袁文才、王佐不大聽從特委的領導，特委則認為袁、王鬧獨立，想占山為王當土匪，所以視他們為潛在的敵人。 1929年5月至8月，湘贛邊特委負責人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則竟然把袁、王當成不可救藥的“匪首”，報告中說：“危害邊界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關係日趨惡化，過去對土匪的緩衝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見，鄧乾元不僅把袁、王當成敵人，甚至對邊界政權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人苦苦尋找機會對付袁文才、王佐時，機會終於來了。 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衛團團長羅克紹，還俘獲了20多個造槍工人和部分造槍機器。在沒有請示特委的情況下，他們自作主張，勸降羅克紹，計劃用他們辦一個兵工廠，但特委認定是袁、王與敵勾結，這件事也就成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導火線。
恰在這時，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悄然來到了邊界，他帶著中共“六大”對土匪處置的教條，準備以非常手段解決王、袁問題，這一想法與邊界特委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紅四軍三十二團，擁有1000餘兵員，700餘支槍，還有一座兵工廠，他們又無力對付。於是，他們就打算將袁、王二人誘騙至永新縣城，然後藉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邊界的彭德懷的紅五軍，再行下手。他們知道袁文才、王佐最聽毛澤東的話，他們就盜用毛澤東的名義，給王佐、袁文才修書一封，約王佐、袁文才率部於2月22日在永新縣城合編，然後配合紅五軍共同攻打吉安。他們還派出特委負責人朱昌偕、王懷等人，前往彭德懷紅五軍軍部，對彭德懷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在永新縣城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等等。最後，彭德懷信以為真，就答應派張純清率紅五軍第四縱隊300餘人隨朱昌偕趕往永新縣城，同時，特委又將寧岡、茶陵、遂川等五縣赤衛隊調往永新縣城。
就這樣，王佐、袁文才被害。可見，上述第三種意見，即彭德懷偏聽偏信朱昌偕、王懷等人之言，錯殺了王、袁較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