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愛群大廈迎來了新主人。
這座15層高的樓房，是當時廣州市最高的建築，建在長堤的中間位置。 1937年開業的時候，愛群大廈就傲視同行。從小長在廣州的老報人梁儼然回憶，當時愛群大廈的宣傳是“全部鋼材來自德國西門子；全部衛生潔具、電梯、樓梯是美國貨；大廈內還有冷暖空調，保證四季如春。使用的餐具做工精細，有水晶盤，銀製'東美林'刀叉、飯盅等。'東美林'是英國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具製造商，能用得起東美林的酒店，全廣州就愛群一家。”
幾個月前，愛群大廈曾是國民黨高級官員的“避難所”。立法院長童冠賢住2樓、甘肅省主席馬鴻逵住7樓、青海省主席馬步芳住8樓、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夢麟住14樓。有12個國家的流亡大使館辦事處租住愛群，走的時候狼狽得連房租都未付。當廣州市軍管會副秘書長楊應彬作為第一批接管城市的南下乾部進入這棟廣州的地標建築時，他看到的愛群大廈破舊不堪：原來是露天花園的11樓，被白鐵皮和木板釘搭成了舞廳、酒吧，已通風漏雨變成“水瓜棚”。酒店內餐具只剩下幾十套，電線幾乎全部損壞，玻璃窗破破爛爛，床椅家具大多斷背崩角。
被分配到“廣州市物資配售處”軍管小組的黃毅也是進駐愛群大廈的南下乾部之一。他回憶當時大廈裡“亂哄哄的情況”跟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中的場景如出一轍。 “參加接管廣州市政府的干部，集中住在愛群大廈這座灰色的十幾層高樓裡。幾百名幹部來自四面八方，同住在一起，互相不認識。當時廣州治安很差，因此制度很嚴，不准一個人隨便上街。站崗的警衛戰士只能憑人們戴著的'廣州軍管會'臂章放行。大廈11樓成了大餐廳，整天供應膳食，憑軍管會發給的餐券用餐，隨到隨吃。”黃毅和戰友第一次乘上電梯到11樓餐廳吃飯時，走向南邊的窗口，眺望珠江，“看到岸邊停靠著無數的小艇，江中行駛著不少各種船隻。廣州的老百姓都是穿木底鞋，整個廣州城都響著一片呱嗒呱嗒的木頭敲打地板的聲音。”
大部分馬路上還陳設著街閘，這些廣州本地人戰亂時自衛的防禦工事成為解放時廣州城最為獨特的景觀之一。據梁儼然介紹，自製街閘用於防止國民黨潰兵或者土匪在政權交接的真空期趁火打劫。 “街閘由鐵枝、大木頭或者竹子紮成，攔在街道的入口。街道還組織自衛隊，由街坊中一些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組成。他們會帶著刀槍巡邏，不准陌生人接近街閘。”年近90的蔡景星是“老廣州”，他回憶說：“在商業繁華的西關，一些狹窄的路段上，居民還用竹子搭建了過街天橋，以防止土匪搶劫後放火。西關商舖連綿，一著起來就很容易火燒連營。1938年廣州淪陷的時候，永漢路兩邊的商店被土匪搶劫後放了把火，燒了好幾天才停。編一座過街天橋，一旦火燒起來了，還可能有條逃生之路。”
南下乾部給這座古老城市帶來新風氣，也帶來了一些北方習慣。廣州市文聯名譽主席王建勳說：“因為1949年廣州來了大量的南下乾部，北方人也帶來了一些生活習慣和口味的改變。解放前後，茶樓最大的變化是時間上的，以前早上四五點鐘就開市了，解放後，因為北方人適應不了那麼早的早市，大多數茶樓漸漸改到7點以後才營業。以前女人是很少喝早茶的，1949年以後，廣州茶樓裡的女人多了起來，這個風氣也跟南下女幹部有關。另外，饅頭、燒餅這些老廣州人不太吃的北方點心開始進入很多茶樓的茶點菜單裡。”
1949年11月11日解放軍入城式時，家住文德路的黃少華當時才5歲，他說，他至今記得入城式裡的兩個畫面：“一是廣州本地人揮舞著花棍。那是中間挖出兩道凹槽的木條，裝上串滿銅錢的鐵絲，舞起來嘩啦嘩啦，很是熱鬧。另一個就是解放軍這邊踩著高蹺走路，扭秧歌，隊伍裡還有兩個戰士扮成孕婦，表示是英雄母親。”
舊的生活在慢慢瓦解。
在廣州河南同德里的一棟佔了四條街位的廣式大宅終日大門禁閉。宅子的主人是清朝最後一任兩廣清鄉督辦江孔殷，民國後他還出任英美煙草公司總代理，一度積財千萬。他的侄孫江沛揚說：“伯祖父家曾經非常闊氣，甚至門口保安都不用本地人，特意從香港請來'摩羅差'（印度警察）來看門，威風過人。”江孔殷的名聲除了財富，還有精於美食。他家有很多家傳名菜，最著名的一道就是“太史蛇羹”。但到1949年，這位清朝和民國時期都曾風光無限的省港巨紳已經過了他最好的時光。 “他已經不再講究美食，家裡的廚師都被他辭退了。但文人的老派傳統還沒變。臨解放前，家里人經常看見他一個人倚著欄杆，吟一些很傷感的詩句。”江沛揚說。
有一點門路的人很多去了香港，梁儼然是其中之一。 1949年在《廣州日報》做編輯部主任、兼任《中國日報》採訪部主任的梁因為國民黨的新聞管製成為失業人群中的一員，他投奔了一個香港的朋友。 “臨近解放，廣州各家報紙對時局議論紛紛，言論不一。當時廣州的警備司令叫葉肇，他在宋子文的授意下，把廣州的十幾家報館合成一家《中央日報》，以便統一言論。報館沒了，很多同仁只好離開廣州找尋生計，我去到香港一家電影厂做電影評論。”梁儼然回憶說。
茶樓裡的畫師雅集也停止了。王建勳1949年時還是一個小學的美術老師，他回憶了廣州畫師的變遷：“我學畫的老師是趙少昂，他是嶺南花派的第二代名畫家，他的老師高奇峰是嶺南畫派的三大元老之一。當年十三行剛設的時候，廣州街頭出現了一批繪製西畫的中國人，他們的畫如同今天的明信片一樣，被銷售給來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這些畫後來稱為'外銷畫'，隨著廣州口岸的繁盛而存在了100多年，廣州的畫師和私人畫室一直是伴隨這種書畫貿易成長起來的，一直到1949年還很興盛。”“很多家境一般的文化人，在教師、機關辦事員這類固定職業外，會選擇學畫作為傍身之技，也是廣州很長時間的一個傳統。趙少昂1948年在廣州辦過一個'嶺南藝苑'，前後收了近千名學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解放前，廣州畫師既是藝術家，也是生意人，他們在廣州是一個很大的交際圈子。 “像嶺南畫派的三大元老，高劍父、高奇峰和陳樹人，跟廣東社會的名流都交往很密，陳樹人本身還是廣州國民黨政府的僑務主任。解放前，他們常常在廣州一些像陶陶居這樣的大茶樓和他們自己的家宅里面搞'雅集'，廖俠懷這些粵劇名伶也都是這些雅集的常客。”王建勳說。
解放後，大量畫師去了香港。 “香港成了廣州文人和商人的聚集地。”王建勳說，“我的老師趙少昂也去了香港，把他的'嶺南藝苑'搬到了香港。隨著私人的畫室大批關閉，廣東的美術逐漸開始學院化和專業化了，像我這樣兼職學畫的年輕人基本上很難再繼續。”
茶樓裡的文人雅集隨著畫師的大批南下消失，茶樓的經營形態也發生了變化。 “解放不久，茶樓行業開始實行公私合營。十幾家茶樓飯館合成一家，由其中最小茶樓的員工來主事，挑選新茶樓的名字。”梁儼然回憶，他的朋友馮明泉是廣州茶樓界的老行尊。 “他在解放前開了一家愉園菜館，經營得非常有名。解放後，一家只有十幾張桌子的永香茶居被指定合併愉園菜館。永香茶居原來負責拎水的伙計做了經理，由他來決定合併後新飯館的名字。這個伙計保留了愉園菜館這個名稱，但馮明泉從經理變成一個洗碗工。”梁儼然說。
廣州流傳久遠的個體商業形式正在瓦解，由此產生大量失業人口。根據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謝濤的研究，剛解放時，廣州市的失業人口近30萬，約占到整個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城市裡，大量的失業人潮甚至催生了另一種娛樂的興起，說書取代粵劇，成為當時廣州城最興盛的民間娛樂。 “廣州把說書稱為'說古'。”王建勳說，“它和粵劇不一樣，不需要劇團，一個人就能說一台書，在50年代初，廣州失業的人很多，大家白天就都聚集到公園、文化宮這些地方，打聽工作，謀財路。而這些地方，都有'說古人'固定的書台，像廣州著名說古人當時就常在文化公園裡設台說《水滸》。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圍在他們周圍聽書打發時間。”
1950年，唱粵劇的關國華從農村來到廣州，他此前是廣州鄉間一位初露頭角的粵劇新秀。 “廣州淪陷的時候，我就跟隨父親在廣州開平縣的兄弟班裡跑龍套，混口飯吃。那時候，廣州市的粵劇藝人都逃難到鄉村，集中在一起演出，收入都用來吃飯。”關國華回憶。
“演出大多在晚上，演到天亮。請戲班去演戲的一般是農村露天賭場的老闆。開場前，周圍村莊的人在戲台前賭博。賭到十一點開唱，那些輸光了沒錢回家的人就守著看天光戲。”到臨近解放前，關國華已經在鄉間擁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多扮演帶點奸猾的小生角色。這個角色定位一直延續到解放後。 “我和紅線女配過戲，她演秦香蓮，我演陳世美。《沙家浜》裡，我就演刁德一。”1949年，戰亂時局讓鄉村人丁凋敝，兄弟班的生意也難以為繼，關國華的父親甚至因此餓死。
當關國華來到這個剛解放不久的大城市尋找出路時，他發現，廣州沒有鄉村藝人的就業位置。而王建勳記得，此時的政府正提出“讓廣州人下鄉，鼓勵一些失業的工人返回老家，在那裡靠土地謀生”。
曹仲倫也是失業大軍中的一員。他1949年8月從安徽來廣州找工作，隨身帶的幾塊銀元早就花完了，靠著朋友接濟維生。 1949年11月底，他和好朋友決定去香港碰碰運氣。香港不僅是內地觀望時局的文人和商人的接收地，也成為一些希望在亂世中謀到生路的老百姓的希望之地。
因為有錢人家大都跑到香港，1949年以後留在廣州的人並不時髦。從天津南下廣州的干部田玉珠還記得，偶爾去逛街，會看到本地女子指著她腳上的襪子，“覺得很新奇”。曹仲倫到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讓自己時髦一點”。 “香港的朋友幫我買了一身新衣服，一件軍裝式的夾克衫，還有一條牛仔褲，這在廣州來說是非常新潮的打扮，穿著上街覺得很神氣。但沒想到晚上洗了晾在窗戶外，被小偷用鉤子鉤走了，讓我懊惱了好久。”曹仲倫回憶。
找工作也非常不順利。 “我看到大公報上登出廣告，警察署招考職員，我就去應試。看到來了大約有1000多人，黑壓壓站滿了一個大操場。招考的規則是10個人站一排，招考的教官挨著看過來，決定中意的就把你抓出來。我沒有被選中。”
幾經周折，曹仲倫從失業介紹所得到了一份零工。 “當時湧到香港找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失業介紹所也不少。我在路邊找了一家，交了三塊港幣，介紹的雇主是一個做紙牌的家庭作坊，在一棟狹窄的公寓樓房裡，就像電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一家。工資是一個月5塊港幣，這點薪水是在香港生活的底線。我除了幫做紙牌，一天還要燒兩頓飯。”
1949年的香港並不繁榮。曹仲倫記得，即使是香港的中心地帶九龍也沒有什麼高樓，“馬路邊全是三層、四層的樓房，像當時廣州不算繁華的人民南路。唯一顯出繁華的是一些娛樂場所，晚上霓虹燈一閃，顯出點國外的感覺”。在香港，曹仲倫第一次看到了好萊塢的招牌，“在九龍彌敦道，一塊碩大的招牌，寫著'荷里活'。我當時聯想到荷花池裡的鯉魚，還以為是賣鯉魚的招牌”。
江秋帆的經歷也是解放前後香港經濟低迷的寫照。他曾擔任香港第一家海濱浴場的經理。他回憶說：“我的一個初中同學，解放前就去了香港，做英國絨的洋服生意，賺了很多錢。他當時考察香港市場，發現這個海島居然沒有游泳場，就請我去香港，幫助他建香港第一家海濱浴場。”
“投資用的股份制。我同學投了10萬塊，再拉上幾個股東，一共湊了50萬塊。海濱浴場選了三個點，赤柱、淺水灣、中灣，都是離城區很遠的地方。海濱浴場的消費比較貴，一個三口之家去玩一次，大概要花兩三百港幣，這是有錢人的消費。由於當時內地戰亂，來香港避時局的人不少，但是有這個消費能力的家庭不多。海濱浴場開張後，通常只有周末才有生意。一年下來，虧損11萬，只好關門。”
普通老百姓在香港的掘金之旅多以失敗告終，很多到香港暫避時局的名人，生活也並不容易，馬連良就是其中之一。
馬崇仁和父親馬連良是1948年底從上海經由廣州到香港的。 “當時我父親剛結束在上海四個月的演出，演完之後，由於淮海戰役打起來了，京滬鐵路中斷，北京也回不去了。父親因為連唱那麼多場，非常疲憊，中國大戲院的經理孫蘭亭是我父親的結拜兄弟，又是多年的業務夥伴，為人厚道，他建議我父親去香港散心。我隨後也跟著去了香港。那時候內地進出香港非常方便。買一張去羅湖的船票，再從羅湖坐火車到九龍。船路過台灣，在基隆停了八個小時。我和朋友下船，在基隆逛了逛。天黑了才到香港。”馬崇仁說。
馬崇仁第一次看到的香港“跟外國似的”，充滿了在家鄉北京看不見的景觀：臨海就是高山，山上都是房子，一到晚上全亮著燈。有一路電車彎彎曲曲開上山頂，但馬崇仁坐了一次就不敢再坐，“怕高”。逛遍全島找不到一家回民的飯館，大街上跑的出租車空車居多，但開車的司機裡，還能尋到些家鄉人，“天津人最多，其次是山東人”。
到香港的第一場戲就是在娛樂戲院。 “這是香港當時最好的電影院。樓上有個京劇票房，票友都是天台俱樂部的成員，按照現在的說法，都是大款。主席叫梁基浩。他們請我父親露演幾場，並保證大力支持。”
當時香港戲曲界還是粵劇的天下。馬師曾，新馬師曾、紅線女等眾多粵劇名伶雲集當地，要想找一個完整的京劇班底卻很難。 “後來是陪我父親去香港的上海中國大戲院經理孫蘭亭表示馬上回上海，帶中國大戲院的班底過來。”馬崇仁回憶。孫蘭亭帶來了大約40多人，連龍套都是從上海過來的，這預示著，在1949年前後的香港，一場原汁原味的京劇演出成本很高。
馬連良在娛樂戲院唱了五天戲，“上座率很高，觀眾反映也熱烈，喝彩不斷，我父親很高興。五天演下來，總收入七萬六千多元，在當時的香港娛樂業收入中已經破了紀錄。”馬崇仁說。
五天戲唱完就是聖誕節，聖誕節期間還出了個亂子。 “我們在娛樂戲院唱完，從上海逃到香港的紅舞女馮未英請我和父親的琴師李慕良吃飯，被她在香港的'包家'從窗戶那兒看到了，叫了幾個手下等在門口，等他們出來的時候，把李慕良打了一頓。後來我父親找到杜月笙出面，才把這事了結。”
聖誕節後又去高升戲院和普慶戲院唱了七天。 “這兩家是香港的二流戲院。畢竟懂京戲的上海人就那麼幾個，上座率越來越差，前後各虧本一萬八千元、二萬六千元。香港市場養不活京戲，上海的京劇班底很快就離開香港。再挨一陣，我父親讓人把他的戲衣裝箱，也押運回上海去了。”馬崇仁說。
沒戲可唱，馬連良就靠舉債度日。他在銅鑼灣租下三樓一個單元，屋子裡放著上下舖，家里人和琴師李慕良都住在那裡。馬連良平時深居簡出，偶爾會會朋友，“也為方便以後藉錢”。
“我記得父親相熟的一個朋友叫沈魏昌。本身是中醫，到香港之後，他不干老本行，辦了一個電台叫麗地呼聲，主要播放曲藝、京劇、地方戲。他在上海的時候就玩京劇，是個票友。經常給一家小報《羅賓漢》寫稿。這家報紙被稱為'戲報鼻祖'，專門寫京劇界的花邊新聞。沈魏昌到香港後，乾脆自己辦了一本《大成雜誌》，也全都是刊登文藝消息。當時香港這類消息的讀者比較多。《大成雜誌》的員工就沈先生一個人，但他經常出入戲院和片廠，認識很多圈內人給他供稿。”馬崇仁說。
1949年5月，因為收到一個唱堂會的邀請，馬連良又拍電報讓人把他的戲裝運回香港。 “堂會唱一次能有幾千塊錢，但這種演出機會畢竟少，三兩個月才有一次。”到1951年離開香港前，馬連良已經欠下了近四萬港幣的債務。
“到1951年，只覺得來香港的人越來越多，我認識的一些上海朋友都說想找工作也不好找。我們倒沒想過這些，除了唱戲我們什麼都不會，只能盡力省錢，什麼也不買。有時候天太熱，頂多找個大酒店，來杯咖啡或者冰淇淋，一坐就是一天，就這樣消磨時間。晚上則基本不出門。”馬連良則越來越沉默，每次唱戲的收入是多少，家裡開銷多少，他都不和家里人講。馬崇仁說：“我父親在香港住的時候，得了憂鬱症。”
實際上，1951年之後國內的市場已經有所復甦，1950年前後到香港的藝人開始大幅回流。當然，也有來自政府的鼓勵和動員。 “1955底，粵劇名人紅線女和馬師曾從香港返回北京，是當時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曾任廣州市委書記的歐初回憶，“廣東省委專門在廣東迎賓館為他們安排專場演出，很多國家領導和將軍都觀看了。”
對戰爭的恐慌和個人商業的瓦解從抗戰勝利後至解放前的四年間一直伴隨著這個城市。當正常的商業遭到破壞時，投機行為開始瀰漫這個城市。最混亂的貨幣領域成為投機商最青睞的行業。廣州文史專家葉曙明回憶：“1948年以後，買賣申電可獲暴利。所謂申電是上海與廣州之間的匯兌，由於華中地區游資大量南逃，都是通過申電把大量現鈔彙來廣州，現鈔在兩地之間的供求關係一邊倒，申電出現了很大的匯率差，差價在20%到30%。例如在上海交匯1000萬元，在廣州只收得800萬以至700萬元。因此，不少廣州的銀行經營者從上海、武漢等地乘飛機帶現鈔來廣州。夾帶私鈔的方法千奇百怪，最富戲劇性的手法，是用雞蛋、菊花掩蔽現金，一簍雞蛋可以收藏現鈔5億元以上。”
與此相聯繫的，上海現鈔匯不出，紛紛購入黃金，上海金價曾因而飛漲，與廣州金價相差較大。廣州黃金北運便有利可圖，因而又出現金融投機人士紛紛乘飛機帶黃金，解放前在廣州民信銀業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陳邦也親身參與了這場蔚為壯觀的金融投機戰。 “由公司的副經理和我，身穿特製銀衣。這種銀衣用帆布製成，衣身分格，每格藏黃金一條，外面再披上西服，一次可攜帶黃金數百兩，乘飛機到上海。”
民間也發明了一些應對幣值混亂的方法。前廣州農工黨秘書長陳本能解放前是廣州市消防大隊的地下黨。他回憶說。 “那時候一發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街邊的找換店，把國民黨發的紙幣換成港幣。金圓券已經成了廢紙，逃來廣州的流亡政府又推出了所謂'銀元券'。兩者的區別就是金圓券是紅色，銀元券是藍色，但市面的物價一樣飛漲”。
這些找換店多開在路邊的騎樓下，“私人擺設的一個小櫃，像內地修手錶的那種玻璃櫃子，一邊做些糖果等小買賣，一邊倒換各種貨幣。因為找換店的另一個名字叫'剃刀門楣'，是指它一買一賣都要刮削，就好像門楣上裝一把剃刀，一進一出都要被它刮一刀。當時這些錢檔除了遍布各條主要馬路外，在十三行這條短短幾百米的街邊，就集中了幾十檔”。
為了躲開剃刀門楣的盤剝，梁儼然有另外兩種貨幣保值的辦法。一是買金戒指。 “我一發薪水就立刻去金飾店，把所有的錢都買金戒指。需要用錢時就拿金戒指去當舖換港幣。那時候買一個戒指就送一個小的首飾盒子。到快解放前，我家裡累積了好多首飾盒，別人看見以為我很有錢，其實所有盒子都是空的，都換了港幣。”因為港幣是市面上最穩定的實際貨幣，市面上所有物物交換都是以港幣為終極目標，所以“我們把港幣稱為基數。一個金戒指可以換300個基數”。
茶樓是另一個保值的場所。梁儼然回憶：“在老西關的茶樓，喝早茶時，每個品種的茶食，都以鐵牌標價，比如一個蛋撻三個鐵牌。一個基數可以換十個鐵牌。我領薪水以後，會去茶樓換一大把鐵牌，這樣可以保證第二天還能憑鐵牌吃到茶食。所以喝早茶的時候，我們聊天說，現在一間茶樓比一個國家的銀行、政府更有用啊。”
到1950年，通貨膨脹仍然沒有完全消除。 “我的薪水是一個月60萬塊，新政府發行的貨幣也是一萬塊一張。”梁儼然說，“直到剃刀門楣被取締後，廣州的幣值漸趨於穩定。到1952年，拿一萬塊去公家的銀行可以換成一塊人民幣。”
廣州解放後的第四天，廣州人發現以前收聽的廣州廣播電台的頻段已經被廣州人民廣播電台代替，三個私營電台的頻段也已取消。收音機裡第一次傳出一個清脆婉轉的普通話女聲，在長達13個小時的播音時間裡，反复宣讀《告廣東人民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約法八章》和軍管會各項法令政策。
這個廣州人還很陌生的聲音來自田玉珠。她是廣州市解放後的第一個播音員，女兒開玩笑時會把她比作“廣州的邢質彬”。從1949年10月18日起近兩年的時間，她的聲音幾乎每天陪伴著廣州人。在這段時間裡，田玉珠和同事不僅要安定這個正處於新舊交接混亂期的城市，還要為市民提供一套全新的、與新政權相匹配的娛樂節目。
田玉珠是10月17日晚上進入廣州城的，第二天就被派到沙面接管電台，她如今還清楚地記得電台的位置：沙面小島上，肇和路67號。 “沙面島解放前是外國使館區，我們到那裡的時候，'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還在。電台在廣州淪陷時日本人建的一棟小樓內，最初是日本人的電台，後來國民黨接收後，成為廣州市唯一的公營電台。小樓鄰近江邊，江水很清，晚上還有人去江里游泳。”田玉珠回憶說。
接管電台後，第一件事就是改台號。 “原來電台叫'廣州廣播電台'。領導提醒我，一定要加上'人民'兩個字，顯示和舊社會不同。因為人手不夠，台里當時還留用了一批國民黨時期的電台播音員，她們不能播重要新聞，只能播娛樂節目。比如新聞和政令中間，會插播一小段西洋音樂，她們負責每首樂曲的解說。”田玉珠說。
政治上的嚴格把關在當時來看很有必要。 “有一個留用的播音員，她丈夫是國民黨的一個空軍。她報台號時就總不加'人民'兩個字，還是堅持說'廣東廣播電台'。提醒她很多次，她都說忘了。後來原本要逮捕她，她事先知道風聲，讓留用的私營電台的技術工人幫她把要播的節目事先錄下來，趁錄音播放的時候，她逃走了，後來去了香港。”
除了每天滾動播出重要政令新聞，田玉珠和同事還要想辦法發明一些新節目，以取代舊電台的廣式傳統娛樂。 “原來國民黨時期的電台節目不能用，我們都要用新的。當時想了很多辦法，比如請一些學生來電台教唱《東方紅》《國歌》等革命歌曲，出了什麼新歌就教什麼。每次教歌節目的最後都會預告下一次教的歌曲名稱，方便聽眾找到歌譜。因為很多廣東人只講粵語，這個節目也趁機推廣普通話。在教歌之前，我要把歌詞整個用普通話朗讀一遍，稱為正音。”廣東人聽粵劇，但剛運行的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放粵劇比較少，僅僅轉播紅線女等有名的粵劇藝術家的演唱會。 “因為一切都要是新的，要顯出跟舊社會的不同。”田玉珠說。
到1950年初，田玉珠和同事們已經為電台運行起了一套完全屬於新政權的節目：早上6點開台，開台音樂是《東方紅》。早晚六點，中午十二點和晚上十點是整點新聞。其他時間是各種各樣的娛樂節目。他們為廣州帶來了很多非本地特色的節目，比如侯寶林的相聲、話劇、蘇聯的詩歌。中間會隨時插播發現特務的緊急消息。晚上十點還會有整點提醒：聽眾朋友，現在是晚上十點，時間太晚了，請把收音機的聲音轉小一點。 “這是我們發明的。”田玉珠自豪地說。
關國華則在政府組織的另一個重建新娛樂的運動中找到了自己在新政權下的出路。他參加了“送戲下鄉”粵劇團隊的招考。 “考試分為兩部分。首先考政治。比如國旗上的五顆星各自代表什麼？通過政治考試之後，才考藝術。一個團有5個小隊，每個隊最多21個人。”關國華回憶說。
“下鄉的演出配合當時的政治運動。1950年廣州開始土改，我們都演現代戲，配合鬥爭地主嘛。”關國華回憶說。 《白毛女》的演出場次最多，“演完之後馬上拉地主上台批鬥。當時還有個法庭的庭長跟我們一起，民憤比較大的地主，批鬥完就拉到離舞台幾米遠的地方槍斃”。關國華從鄉村進入城市的曲藝道路是從配合運動起步的，此後，“四清，集中乾校，大煉鋼鐵，我都參加演出。所以我開玩笑說，我是個運動員，不是個演員。”
剛解放的幾年，廣州的戲劇表演被現代戲一統天下了。為了應對時局宣傳需要，在短時間內，有大批的劇作家參加到“現代戲”的創作裡來，王建勳也是其中之一。他說，為了編劇，他在那時候接觸了不下一萬個新老劇目。土改運動，集中起來的年輕演員加上新編劇，給這場戲曲空前的繁榮打下了基礎。
“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被我們稱為'廣州粵曲的黃金十年'。在這個氣氛和熱情下，以紅線女和馬師曾為代表的這批在香港的名伶回來，更讓廣州戲曲市場有了靈魂。我記得到1954年為止，廣州一共有五個最有名的民營劇團（'珠江劇團'、'新世界劇團'、'南方劇團'、'東方紅劇團'和'太陽升'劇團）和七個大的劇場。這些劇團都是私人性質的，自負盈虧，那些大腕台柱是劇團的核心，他們自己負責找劇目。那個時候競爭非常激烈，每個劇團都靠自己主推的流派來爭取票房，'新世界'就是擅長武打戲，羅品超的'珠江劇團'以愛情題材的古裝劇見長，而'太陽升劇團'開創了羅家堡的'蝦腔'，以《柳毅傳書》一劇走紅。這些劇場基本上場場都滿座。”
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全國各地興起跳舞風，廣州也不例外。省委機關也經常舉行週末舞會，以活躍文化生活。歐初回憶：“平時辦舞會的地點，就在省委禮堂旁邊的一個小會議室。遇到一些特殊情況，舞會改在省委辦公大樓的五樓會議室舉辦。”
解放後，毛澤東曾八次來廣州，有時也參加舞會，歐初多次陪同。他回憶道：“省委辦公廳為毛澤東安排舞會，通常準備一個十幾人的小樂隊，由廣州市曲藝團團長黎田任指揮，按表演廣東音樂的要求配備樂器，實際上舞會中演奏的樂曲以《步步高》等廣東音樂為主，中間有時穿插一些小型表演。當時名演員紅線女，曾到省委五樓陪毛澤東跳舞，還唱了一曲《賣荔枝》。”
“參加舞會的人都把與毛澤東共舞視為無上光榮，每次毛澤東一坐定，便紛紛有人爭著去請他跳舞。毛澤東到場，通常只跳五六支曲子，前後約一小時就離開。辦公廳事先打好招呼，陪毛澤東跳舞的人轉到另一位舞伴前就自動離開，由下一位舞伴接手，這樣一來，每奏一支曲子，都有幾個人得到陪毛澤東跳舞的機會，皆大歡喜。”
“在廣東省委跳舞的時候，毛澤東一般很少說話。他的舞姿像走路一樣，很有個性。”這和歐初看到的其他領導人不一樣。 “五六十年代，每屆全國人大會開會期間，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都到北京飯店參加晚會，與王人美等著名文藝界人士跳舞。他們跳起舞來與舞伴談笑風生。”
跳舞之風從市委大院蔓延進民間。 “我就是在土改的時候學會跳舞的。”華南師範大學退休教授李育中說。 50年代，李育中帶著一批學生在廣州郊縣進行土改，最盼望的兩件事就是開會和跳舞。 “開會集中在白天，內容無非就是小總結、大總結，但因為土改很苦的，開會才有東西吃，所以我們還是很喜歡開會。”李育中說，舞會多安排在晚上，“經常跳的是三步四步。曲子五花八門都有，只要節奏能合得上三步四步的都可以，我記得當時經常用的曲子有西洋的圓舞曲，還有《何日君再來》”。
跳舞之風一直到快“文革”的時候才漸漸淡下來。歐初還記得一場特殊的舞會：“大約是1966年10月中旬，主持省政府工作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林李明打電話找到我，要我到小島參加一次舞會。我正為應付串聯、造反的紅衛兵忙得焦頭爛額，心情相當惡劣，就說，現在還開舞會，不怕紅衛兵批判我們嗎？林李明說，陳老總來廣州主持秋季出口商品交易會開幕式，是他要跳舞。”後來歐初硬著頭皮去參加，看到陳毅準時到場，跳得興高采烈。當時全國“破四舊”風潮正烈，在紅衛兵眼裡，跳舞是資產階級的腐朽行為。批判的矛頭也指向中央的老革命，陳毅卻不為所動，讓歐初佩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