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政府發行“進出口許可證”，來壟斷當時的進口貿易渠道，可以逼迫私人商業跟政府合作，但它不能完全杜絕走私。要從根本上控製商業物流，組織貨源，“對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最有效率的辦法”。解放後任廣州市工商聯幹部的匡正說。
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是將廣州商業傳統剝離並進行重組，以令其更符合計劃指令。 “當政府成功地將分散在廣州諸如毛細血管的商業管道裡的利潤集中起來時，”呂健行說，新的問題也來了——挑戰的由來不是因為經濟組織革命的失敗，恰恰是它的成功，“基於私人利益的商業網絡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的政府合同。”
直到更長的時間之後，中央才意識到由此帶來廣州內在活力的缺失。 “後來，為了使商品流通再次活躍起來，廣州政府的商業企業做了很大努力，開辦了一次時間長達兩週的大型商品交流會。這畢竟只有局部的作用，取代不了固定的商業網絡。”呂健行回憶，“但在1949年到50年代中期，要達成國家目標，似乎並沒有第二條道路可走。”
廣州解放初期的現代工廠無法與上海和東三省相提並論，但其小商店、小工廠作坊數目之多，大大出乎新政權最初的估計。李禎蓀在擔任廣州市委書記朱光的秘書之前，曾參與過廣州市民情調研工作。這項被稱為“大登記”的“摸底”工作，動員了幾乎半數以上的接管幹部加入其中，它被視為共產黨在這座城市開展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
長期以來商業和貿易活動的隨意性，給城市人口數據的統計增加了難度，而1950年春嚴重的糧食短缺幫助了調查人員更準確地確認出生報告和家庭人口數，因為政府是最大的糧食供應商，從政府那裡獲得糧食從事批發分銷的人必須出示戶口登記。 “當時初步的人口統計，廣州市1949年的人口是130萬。”李禎蓀回憶，“進一步調查下來，所有就業人口中間，廣州的產業工人在2萬左右，而交通運輸業有4.5萬多人，店員則多達10萬人。”
人口中的職業成分是最富說服力的數據：這顯然是個徹底寄附於商業上的城市。這些分散的商業意味著政府巨大的監督負擔和改造成本，“在50年代，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前，北京只有77家工商企業，而廣州有270多家，138家工業企業代表了4000家不同的機構，132家商業企業代表1。65萬家不同的機構，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小攤位。”匡正回憶，“可以想見，政府要試圖逐步增加其控制的物資的數量難度有多大。”
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之前，新政權的策略是通過對物資流動的控制，利用價格限製商品利潤幅度，對於那些有利於經濟、服從政府指導的公司和商業個體給予優待。 “到1955年，廣州大約80%的工業產品都以政府商業合同的形式處理，政府與私人企業協商，以確定基本必需品的物價。”匡正說，通過這些合約，政府進而控制物資向零售商的流動，同時，為了保持對存貨和物價水平更好的控制，政府還安排廣州的零售商店作為物資銷售的代理人。 “到50年代中期，廣州1.65萬商店中的8900家都是一部分物資銷售的政府代理人。另外，政府還直接經營了37家批發公司，專營幾種不同類別的重要物資。這樣一來，儘管公私合營尚未大規模展開，但廣州的整個零售網絡實際上已經控制在政府手裡了。”
這種商業管制並非全然奏效。 “要想裁定幾百項品種、質量不同的商品的價格，難度極大，在廣州這樣一個市場力量根深蒂固的城市尤為如此。一些執行幹部和小店員都有意見。”李禎蓀回憶，當時，廣州許多商店因為不滿意作為政府代理人所獲得的利潤，不願意大量投資於社會主義改造後可能會被沒收充公的商品中，因而從50年代初開始就逐步從他們的買賣中撤回資金，不從政府控制的批發商那裡購進數量充足的商品。
新政權也發現，改造工商業的難處並不在於來自商人的抵抗，而在於日後重組。管理商業企業的複雜性。儘管政府有了更多在工商業方面受過訓練的干部，但要在無數問題上做出合理的決定，在生產運轉的同時使成本、物價降低，使廣州數以萬計的大小商人們保持合作又要做出短期和長期的計劃仍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匡正說，“事實上，許多利潤低微的小企業後來又重新歸私人管理，因為政府實在難以應付大量的細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