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餘緒

我們關於九一八事變的講述，著落在了1931年的9月28日。但是，歷史的腳步並沒有至此戛然而止，事變及其背後的政治角力還在繼續。 自從9月23日不費一槍一彈佔領當時吉林的省會吉林市後，日軍在東北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就暫時停頓下來，時間有一個多月。日軍本想兵鋒直指哈爾濱，把戰火燒到北滿。可是，哈爾濱是中蘇共管的東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在地，是北滿鐵路的總樞紐。冒犯強大的蘇聯可不是鬧著玩的，對此日軍參謀本部心知肚明。於是由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大將上奏裕仁天皇，頒髮指揮與約束關東軍的“臨參命”給參謀本部，以控制關東軍在東北的軍事行動。關東軍膽子再大，對來自天皇的“臨參命”也不敢公然違抗，所以不得不按捺下心中的殺機而另謀他策。這也從反面說明，如果日本陸軍中央部真想幹，還是約束得了關東軍的。

日本人又玩起了純熟的老套路——策動漢奸，以華製華。這次被日本人選中的是一個叫張海鵬的人。此人出身綠林，是東北元老級的武人，也是一個清廷的忠心孤臣，在他的居室中，常年供奉著遜位的末代皇帝溥儀肖像，時而禮拜。在日軍的策動下，他宣布脫離張學良而獨立，自任邊境保安司令，並起兵進犯黑龍江省。 可惜的是，張海鵬雖一心想藉日軍之勢再造清廷，可打仗卻不靈。在10月16日的江橋戰鬥中，他被馬占山部擊敗。 馬占山行伍出身，在與土匪作戰中打出了豐富的作戰經驗，他精瘦、光頭、黑鬍子，常穿黑馬褂，臉上沒有一點笑模樣。就是這個小個子的光頭中國人，令不可一世的關東軍首次在東北嚐到了損兵折將的滋味。 關東軍深知，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是他們一切軍事冒險的最大資本，所以他們無法容忍馬占山在江橋對日軍軍威的侮辱。他們決定親自出兵，公然挑戰參謀本部的要求。

關東軍開始集結進攻馬占山陣地的舉動驚動了東京。日參謀本部從11月5日起，正式發出“臨參命”，企圖制止關東軍的軍事行動。但是“臨參命”卻沒有達到軍令如山的效果，關東軍依然我行我素，悍然發動江橋作戰。馬占山部雖奮勇迎戰，並給關東軍以出乎意料的打擊，但最後在日軍的陸空聯合攻勢下，不得不放棄江橋陣地後撤。 關東軍之所以連“臨參命”也敢有所違背，除了跋扈成性的傳統外，還受到陸軍省的支持。陸相南次郎是個政治上的投機分子。當看到被關東軍貿然發動的戰爭搞得不知所措的若禮次郎內閣已是搖搖欲墜時，南次郎竟然要求內閣增兵支援關東軍進攻黑龍江。這等於宣布陸軍省與政府政策不合，陸相隨時可以辭職而導致內閣總辭。 12月11日，終於若內閣辭職，犬養毅受命組閣，由主張積極打破華盛頓體制的荒木貞夫大將出任陸相；12月23日，由元帥栽仁親王頂替持重的金谷範三大將出任參謀總長，日本陸軍中央部變得更好戰了。

江橋失陷，日軍兵鋒指向當時黑龍江省的首府齊齊哈爾。東京所擔心的國際社會尤其是蘇聯對日軍進攻北滿的“強烈反應”並沒有發生。 “所有的擔心都是多餘的”，東京在大喜過望的好心情中，不再提什麼“臨參命”了，准予關東軍積極作戰。 馬占山不得不面對“上下一心”的日本作戰，國民政府除了慰問電和嘉獎令外，不可能給予他任何實質上的援助。 12月18日、19日，僅在日軍發動進攻兩天后，馬占山撤出了齊齊哈爾，黑龍江省的省會淪陷了。 在以馬占山部為主力的黑龍江抗戰中，中國軍隊死傷約千餘人，日軍亦傷亡1181人，但絕大多數為凍傷者，陣亡僅103人。 日軍在向北用兵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地處遼西的錦州。 錦州位於遼西走廊，依山面海，北寧鐵路線由此經過，是控扼關內關外的咽喉要地。瀋陽陷落後，張學良報呈南京國民政府，於9月23日把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行署和遼寧省政府行署暫設在了錦州，表示中國政府並沒有放棄對東北的主權，而這一點，是意欲“領有滿洲”的關東軍所無法容忍的。可是在當時，進攻錦州卻同樣是投鼠忌器，因為北寧鐵路是英國經營的，那是英國勢力範圍。於是日本權衡再三，決定不通過地面進攻，而是出動空軍對錦州實施轟炸。日軍的轟炸從10月8日開始，同時，還撒下所謂《告錦州市民書》，有“服從大日本帝國軍之恩威，反對張學良政府”之類的內容。

時間到了12月的中旬，日本內閣轉換，陸軍中央部開始積極支持關東軍進攻錦州。為了避開國際關注尤其是英國人的不快，關東軍於12月12日制定了《攻擊錦州的方略》，主要內容是以“掃蕩土匪”為名，調動地面部隊向錦州方向進犯。日軍參謀本部又經天皇批准，向關東軍增派大批部隊，以增加關東軍的兵力。 大戰在即，國民政府內部又起事端。因奉行不抵抗政策而受到國內巨大壓力的蔣介石，在廣州方面的挑戰面前終於撐不住，只好以退為進，於12月5日宣布下野。本來，廣州方面與日本之間也是暗通款曲，可是入主中樞後，面對國內輿論的壓力和日本新政府更趨明朗的戰爭立場，也只有強硬起來再說了。於是12月25日，中央政府給張學良發來了有“積極抵抗”要求的電令，政策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

此時的張學良卻心情複雜。一方面，他已從對日本政府會約束日本軍隊的幻想中清醒過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也使他飽受痛苦、身心俱疲，況且，如失去錦州，日軍將蕩平東北軍在東北最後的根據地，自己又何以立足？另一方面，他深深感到自己已成為錯誤決策的犧牲品，成為承擔“不抵抗”政治罪責的替罪羊，況且，廣州方面已入主中央，他們對自己原本就是“欲殺之而後快”的。在險惡的環境下，張學良舉棋不定。他曾經考慮到要作抵抗，但因為不摸中央政府的底，而單憑錦州守軍是萬萬擋不住日軍的，所以應將尚未拼光的主力撤入關內。但幾天后他又改變了主意，下令守軍不得後撤，並令遼寧境內的義勇軍擾亂日軍後方，要求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派軍增援錦州。同時，言詞懇切地向中央表明抵抗的決心和敵強我弱的態勢，要求給予強有力的支援。但南京政府除了以信函的空文虛與委蛇外，一兵一卒也派不出，一分一厘也給不出。

12月28日，日軍發起對錦州的總攻擊。張學良在面對日軍陸空軍立體進攻的形勢下，為保全軍力，決定將部隊撤回關內。 30日凌晨1時許，從錦州撤下來的東北軍的先頭部隊，就通過了山海關。 此時，對於國民政府和東北當局而言，錦州戰事與其說是軍事事件還不如說是政治問題——撤退就意味著又一次不抵抗，其關鍵是誰來為新的不抵抗承擔責任。於是乎，31日新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表示，聲稱對錦州守軍撤入關內一事，中央政府概不負責，而應由張學良承擔首要責任。對此，參與錦州保衛戰的東北軍軍官們和義勇軍，則以通電的方式，痛陳前線戰鬥之激烈，歷數中央政府的坐視不救。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麼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持，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儘自己的實力。

1932年1月3日，日軍在中央政府與東北方面的口水大戰中，沒有遭遇太大的抵抗就佔領了錦州。此前，有賴於漢奸張景惠明里暗裡的幫忙，名為國民政府東省行政特區的哈爾濱，其實已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至此，東北的主要城市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與國民政府和東北當局對事變的應對方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民眾高漲的抗日呼聲以及中共堅定的抗戰主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置身於黑土地上的中共滿洲省委。當這場驚天的陰謀還在策劃中時，中共滿洲省委則早有警覺。當萬寶山事件發生時，滿洲省委即明確指出，“萬寶山事件，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預先準備作為藉口出兵滿洲的一個陰謀”。事變發生後，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分析形勢，討論應變措施，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中共中央的宣言、決議傳來之後，省委和各級組織採取各種方式向群眾宣傳，號召以罷工、罷課、罷市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支援和領導東北抗日義勇軍，並創建由黨直接領導的新型的抗日武裝——反日游擊隊，有力地推動了東北的抗日武裝鬥爭的發展。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的前夕，在日本的軍界和政界某個範圍的圈子裡，流傳著這樣的話：“七夕之夜，在中國的北平將發生與柳條湖同樣的事件。”這說明日本人把自己一手導演的九一八事變，看作是某種屢試不敗甚至頗為成功的模式——以自身利益為惟一訴求、以強力為後盾的無中生有的伎倆。當時，在日本有一種觀念，認為只要把軍事佔領局限在中國的東北，中日兩國就可以避免戰爭。而上世紀30年代的蔣介石和南京政府，也表示過相當類似的觀點，所以他們才能如此堅決地不抵抗。可之後的事實卻是，想收手的擋不住，想打的、想視而不見的也不可能，自從日本人侵占了中國的東北，一顆破壞力無比的定時炸彈已經被開啟，日中兩國之間一場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成為不可避免。在這個意義上講，九一八事變成為戰與不戰的分水嶺，或者說抗日戰爭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