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尾聲

1976年秋冬，掙脫法西斯文化專制枷鎖的文學藝術頓時活躍起來。這股文學復甦的熱流，首先以天安門革命詩抄為精神靈魂，向前迅猛發展。 《詩刊》舉辦《歡呼偉大的歷史性勝利》、《週總理活在我們心中》等有標題大型朗誦會，對在全國興起的群眾性詩歌熱潮加以推波助瀾。全民在收音機、電視機前含淚傾聽，同聲一哭。詩歌《一月的哀思》、《週總理你在那裡》傳遍大江南北。 以丙辰“四五”為主題的話劇《丹心譜》、《於無聲處》、《楓葉紅了》，轟動全國；跟著出現了“傷痕文學”、“暴露文學”、“大牆文學”。這些作品，如、《在社會檔案裡》、《我該怎麼辦？ 》、《神聖的使命》、、《女賊》、《調動》、等，都或多或少帶有地下文學的色彩。

新時期許多有影響的作品是孕育於“文革”，或本身就曾經是地下文學。以長篇小說為例：獲首屆茅盾文學獎的《將軍吟》（莫應豐）就是寫於“文革”中的1976年春。 《黃河東流去》是李準被流放河南黃泛區西華縣屈莊“勞改”四年的產物。 《東方》（魏巍，獲首屆茅盾文學獎）、《血色黃昏》（老鬼）都是動筆於“文革”。這些當年的地下文學很自然的在解禁之後，變成了地上文學。 新時期文學迅速發展，全國文藝期刊從“文革”中僅存的《朝霞》（叢刊）、《解放軍文藝》等寥寥幾種，發展到上千種，年發行量達12億冊。 、《當代》、《十月》等大型文學刊物，到了1982年，年發行量達數十萬。進入80年代，長篇小說平均每年生產100部。這樣大量的作品湧現，主要依靠在“文革”期間生長出來的廣大讀者群和一支龐大的群眾性創作隊伍。

這支文學新軍當然不是五六年可以建立起來的。他們中許多人受過地下文學雨露的滋養，或發軔於地下文學，或本身就是地下文學的中堅分子。如：史鐵生、張辛欣、陳建功（曾是大型歌舞史詩《路線》演奏員）、叢維熙（1975年曾寫下最初的大牆文學——中篇）、流沙河、舒婷、顧城、楊煉、肖復興、陸星兒、何繼平、朱小平……以及電影界一批第五代的導演等。 隨著“文革”結束，文化藝術的禁錮開始逐步解禁，地下文學自然而然地被一些反映轉折時代的文學所取代。原來在封建法西斯文化專治高壓下自然形成的文學聯盟開始分化，陣營也從此解體。 但是地下文學並不是一下被社會所接受的。 “暴露文學”就曾被冠以“缺德文學”、“陰影文學”、“黑幕文學”加以斥責。具反叛性的“童話詩”、“先鋒派”由於語言上的革命，也曾不為社會所接納。同為地下詩壇的詩人，舒婷與岳重的知名度不可同日而語。直到1980年，社會才開始重視這些詩作，《詩刊》、《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報刊對朦朧詩展開激烈論爭。

隨著改革深入，國門打開，世界文化大潮的湧入，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了多元文化時代。現代哲學和文學被新一代文學青年所崇尚。這時候，再反回頭來看地下沙龍在話語上的革命，其內在意義才顯露出來。 “文革”地下文學10年的發展培養了文學新人，它的優良傳統，如人民性、民間性、社會責任感、歷史主動性，對藝術的大膽探索、對西方文化的如飢似渴的學習，它的堅韌不拔、勇於犧牲……這一切為新時期文學提供了一個繼承、創新發展的歷史新起點。歷史證明，“文革”的地下文學為新時期文學發展奠定了穩固的基石，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塊豐碑。它已成為當代文學的歷史寶藏，還將成為未來文學藝術的不盡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