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九、答友人

貽芳同志： 9月10日來信收到，信上你說“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見證人，作為資深學者，大家都在等待光遠的聲音。哪怕說點故事，講講感觸，大家都是十分重視的”。 我想告訴你，我沒有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在最近兩三個月中已經寫了不少，而且刊物上已開始發表。今年《百年潮》第五期已經登了我寫的大約有7萬字左右的一篇題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追記》，紀念改革開放二十週年。除此之外，我寫有若干篇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和其他長短不一的有關文章，多數已在刊物上發表。 關於三中全會講得很多，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當時的會是怎麼開的。因為一直沒有仔細地去介紹當時的情況，許多情況都不為人知，或有不少誤傳。我想坦率地告訴你，你來信中說：“我以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最大的歷史功績，是提出黨政必須分開的口號，我以為這也就是改革的目標。”

就我所知，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雖然鄧小平著重強調要用經濟的方法來管理經濟，但還不好說已經提出黨政分開的口號。就是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分開的問題，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把社會科學院一位研究人員關心政社分開的建議交給了會議，但是這個問題也未能很好地解決。 對我國的經濟改革，是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四個月前舉行的國務院務虛會上開始醞釀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時把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作為三個議題之一。討論這個議題會使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對經濟改革的氣氛更濃些，但是那時解決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問題更為重要，因此對改革的問題討論是不多的。不過解決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問題就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使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改革時期。

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最大的歷史功績是在解決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方面，不是解決了黨政分開。在三中全會公報上有一段指出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有嚴重缺點的文字，並要求“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當然是很重要的，但不能估計過高。 我認為既然是講紀念，就應該盡量多講些歷史的真實。比如講三中全會就不能不講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開了36天，而三中全會只開了5天，而且第一天還用整天的時間讓沒有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央委員們閱讀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三中全會是沒有主題報告的會議。華國鋒主持了三中全會，但在會議第一天晚上(上面說過，白天的時間要留出來讓沒有參加工作會議的中央委員閱讀文件)講了會議的開法。而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那個講話實際上就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又比如很多人以為反對“兩個凡是”的成功做到了可以實事求是地糾正農村中的“一大二公”的錯誤，不知道反對“兩個凡是”關係到“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解決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等。那時由於毛澤東反對包產到戶，在三中全會拿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草案中還寫上兩個“不許”——“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的字樣。 又比如人們都認為1979年1月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就是葉劍英提出的，其實葉劍英提出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的任務，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把它完成了。我是國務院務虛會的參加者，也是中央工作會議的參加者，在三中全會上我是非正式的列席者(準備由三中全會補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的九位同志是正式的列席者)，我也是三中全會之後那個理論務虛會的參加者，我的確經歷了那次歷史轉折。現在是我的身體還可以，使我能夠進行回憶和進行思考、研究，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寫出來的確是說不過去的。而且我也不應該只講點故事和發表點感觸，而應該盡可能認真地寫寫這段歷史。現在我先寫這樣一封回信給你。你可以告訴那些希望我寫些什麼的同志，由於我開始做這些事情的時間太晚了，現在我寫出的、將來可能用鉛字印出的東西，並不能使我自己很滿意，準備在這次紀念後得到別人的幫助再做點研究，改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