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六、我承認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

“四人幫”有一根大棒，叫做“唯生產力論”。誰要是不跟他們去搞他們的階級鬥爭，而積極去搞社會主義建設，他們就說誰搞“唯生產力論”。而“唯生產力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一個表現。於是這個人就挨批。 “唯生產力論”這個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製造出來的。過去有一個名詞叫做“生產力論”，是蘇聯的理論著作中開始用起來的。指的是列寧在《論我國革命》裡寫的蘇漢諾夫的一種觀點：“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因而拒絕進行十月革命。列寧批評蘇漢諾夫是根本不懂得“馬克思說革命時期要有極大的靈活性”這個道理，“迂腐到了極點”。如果有人也用“中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來反對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我們也會像列寧批評蘇漢諾夫那樣的。

列寧反對蘇漢諾夫，主張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下，俄國應該進行革命，“為進一步發展文明爭得併不十分尋常的條件”，使俄國“能夠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條件”。我們中國革命也給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爭得了有利的條件，而在我們的干部和群眾利用這樣的條件進行建設時卻受到了“四人幫”的批判，說他們是蘇漢諾夫那樣的觀點，豈不荒謬！不過，“四人幫”本來就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對他們來說只是要製造一頂帽子用來整人，別的就不管了。 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雖然批評了蘇漢諾夫，但是他始終沒有否認實現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生產力水平這個論斷，他認為這是個“無可爭議的論點”。他批評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這個觀點，而是蘇漢諾夫等人“用千百種腔調一再重複，他們覺得這是對評價我國革命有決定意義的論點”，批評他們根本不懂世界歷史“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列寧在反對第二國際的英雄把這條原理當做口頭禪來反對必須進行的革命時，一直堅持這條原理。

蘇聯學者把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批評的蘇漢諾夫的那種觀點，稱為“生產力論”，這種命名的方法本來就不那麼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另起了一個“唯生產力論”就更不恰當了。在哲學中，承認意識是第一性的，我們叫它做“唯心論”；承認物質是第一性的，我們稱它做“唯物論”。承認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發展中，生產力的發展起決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當然地可以稱之為“唯生產力論”。 “唯生產力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一個重要觀點，這本來就不錯。 我同兩位同志一起研究寫一部關於對“四人幫”批判“唯生產力論”進行反批判的書時，研究出一個稱呼蘇漢諾夫那種觀點的辦法，即把它叫做“庸俗唯生產力論”，我們的意見是，“唯生產力論”是正確的，但是把它庸俗化就不正確了。正像唯物論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庸俗唯物論”就不正確一樣。我主張以後不要再用“生產力論”或“唯生產力論”來稱呼蘇漢諾夫那樣的觀點。

在解放初期，我在《學習》雜誌上用過“生產力論”這個名詞，那是我從蘇聯的書裡抄下來的。那篇文章沒有署我的真名，用的是君麟這個筆名。趁這個機會把這件事也說明一下，並且聲明今後我不再使用蘇聯學者用過的“生產力論”這個名詞。 粉碎“四人幫”之後，對“四人幫”批判“唯生產力論”的反動本質大家是了解了。但是，“唯生產力論”究竟是一個好的稱呼還是一個不好的稱呼卻至今不明確，而且在文章中，甚至在重要的文件中，還是把它當作一個貶詞來使用。去年冬天開農業學大寨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的文件起草工作我沒有參加，但當我得知在這個文件中還把“唯生產力論”當做一個錯誤的觀點時，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個電話，表示不同意這種寫法。由於我提了這個意見，幾個領導同志就把我找去，要我申述自己的看法，當時我把上面說的那些意見講了一番，而且還說了這樣一些話：

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願意把自己稱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不止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這一條，還有別的基本原理。我認為把自己稱之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最為恰當。但是生產力是社會發展決定性因素這個論點是正確的，而這樣一個論點可以簡稱為“唯生產力論”，我不同意把“唯生產力論”當做一種貶詞來使用，我不同意再批什麼“唯生產力論”，不管怎麼批我都反對。我說，為表示自己的堅決和勇敢起見，“我可以承認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 關於我反對批判“唯生產力論”的文字，現成的只有這一篇，而且是1984年對發生在1977年初的事情的追記。其實對於這件事，我花的時間用的心思並不少。同時有一些有關的事情，值得寫下來的，也沒有寫。因此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對那篇文章寫一個附記。

先說一說在1977年初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也就是三位副總理找我談話的情景。我寫那篇《我承認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時還不重視寫隨筆散文，不那麼重視描寫具體的事物。現在我在爭取做一名21世紀文壇新秀，就對那次“召見”具體的描繪一下。三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那時似乎還不使用那樣的語言，我不知道何時開始把這個頭銜加在一定級別一定職務的人的頭上的——召見我的地點是在懷仁堂後廳。我在那篇《我承認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一文中曾說“當我得知在這個文件中還把'唯生產力論'作為一個錯誤的觀點時”如何如何，現在我想更具體地說是起草者正式把文件寄給我，請我提意見的，雖然沒有正式請我參加起草工作。文中又寫“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一個電話”，更具體地說，我通過電話之後還寫了兩頁信，表示自己的異議。

當我得到通知去懷仁堂時，我並不知道為了什麼事和什麼人找我。我到時，三位副總理都在那裡，似乎他們已經說過了什麼事，然後等著我去。當時懷仁堂後廳很大的一個會議室，他們三人還有一個工作人員加上我只有五個人，顯得空噹噹的。常務副總理紀登奎是主談人，坐在會議桌的主位。紀登奎說，關於農業學大寨那個會議的文件草稿，我們收到了許多意見。他用手勢一比劃，說有這麼一沓，原則性的意見只有你這個，因此請你來詳細講講你的看法。我說“唯生產力論”並沒有什麼錯，我講了一番道理，這道理在我那篇《我承認是“唯生產力論”者》中倒是敘述了。我講罷，陳永貴講了幾句。他說現在兩口子吵架都指責對方是“唯生產力論”，他說我不懂得什麼叫“唯生產力論”，可是現在這頂帽子的確用得著呢。

他這番話，當然是支持我的。當時我對陳永貴和“唯生產力論”的關係並不知道很多。後來有一次我同石油部部長宋振明閒談，宋振明告訴我，他一次去大寨參觀，大慶的人去大寨受到特別的歡迎，許多普通人不讓看的地方也讓宋振明去了。在那一次陳永貴給宋振明講了一個故事：有一次陳永貴去廣州，許世友宴請陳永貴，舉杯向陳永貴敬酒，許說你們山西過去有一個薛仁貴，現在有一個陳永貴。陳永貴聽了嘆了一口氣，說我怎麼比得上薛仁貴，要能比得上薛仁貴，我也就不會在中央受氣了。許世友聽了之後，立刻向毛澤東報告說陳永貴在廣州說自己在中央受氣。毛澤東把這件事交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就去找陳永貴，問他在中央受誰的氣，陳永貴答，受張春橋的氣。周恩來問陳，張春橋怎麼氣你，陳答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唯生產力論”，可是張春橋說我搞“唯生產力論”。宋振明講故事在後，陳永貴在懷仁堂發言在先，陳永貴的發言與宋振明講的故事完全吻合。

李先念從頭到尾沒有講話。紀登奎沒有對我的意見說什麼不同的意見，只是說要批判“唯生產力論”是黨的九大報告中明白寫下來的。這個報告雖然是用林彪的名義做的，但這個報告毛主席審查過表示同意的，學大寨會議只是中央召開的討論一個方面工作的會議，我們無權不按代表大會的文件來寫。我聽了不服，我就做了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唯生產力論”者的聲明，如那篇文章所寫的那樣。 我在這一次談話之前已經開始同兩位同志在寫一本批判“四人幫”反對“唯生產力論”的書，這本書是我提出來寫的，框架和許多寫法我也出過主意，有許多觀點也是我同那兩位討論，然後落筆的。這本書的書名大家商量後就叫做《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我雖然沒有在這本書上署名，但是鄧小平、胡耀邦都知道是在我主持下寫的，我把這本書的書稿，送給了鄧小平、胡耀邦。胡耀邦看了這本書之後，對鄧小平說這本書上半部分寫得很好，但是後面寫得差。我們自己就準備再看一遍。

1977年8月鄧小平一次同我們談話，講到李鑫等人起草黨的十一大報告中仍寫進批判“唯生產力論”的內容。鄧小平還念了一段報告稿給我們聽，說他跟李鑫等幾個起草文件的人說了，這個寫法不行，告訴李鑫他們，他不同意寫“唯生產力論”是修正主義的謬論，並且說，從現在起應該倒過來說，也就是應該承認“唯生產力論”是正確的。鄧小平講應該提發展生產力，他說，現在我們很多矛盾歸根到底都要靠發展生產力來解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的因素，起最權威作用的。講到這裡他又說，你主持寫的那本《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看了，看後胡耀邦說，後幾段寫得差些，我沒有看出來。主張修改一下，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可以出版。

現在我做了這麼一段附記，它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我寫這篇文章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