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第十二篇命運之門向中國打開

會議散了，中央工作會議出席者不是十一屆中央委員的，除了九個建議補進中央委員會的人之外，都回到本地區或部門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抓工作去了。 這次會議在閉幕時交代清楚：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和隨即召開的三中全會兩個會議一起傳達，但回去的同志可以先將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在小範圍內講一下。 我來自國務院研究室這個很小的單位，單位裡的日常工作一直有別的同志在處理；當時我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我抓的工作是各個學科的長遠規劃，這是一件務虛成分大一點、伸縮性也大一點的工作，不像別的單位的負責人，多日離開單位，有許多重要工作等著回去處理。中央工作會議散會後，我、胡績偉、曾濤等人被繼續留在京西賓館，說是也許會議有工作需要我們。但事實上這五天中沒有要我做什麼事，讓我在那裡舒舒服服地繼續觀察與思考了幾天。

對這個中央工作會議，12月13日三位中央常委的講話作了總結。我們西北組12月15日全體通過了一個綜合簡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我們西北組的一個總結。而我個人那時沒有想到也應該對自己參加這個會議的體會做一總結，現在寫這篇《追記》，倒是補做這個工作的一個機會。因此決定在敘述會議的過程直到寫了“散會”這一節之後，再寫一下自己對會議精神的體會。 第一，我想寫的是，這個會議的確是一個在科學思想指導下的會議。 在我所知道的中央的重要會議中，會前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做了充分準備，在會議期間充分運用理論，聯繫面臨著的問題和實際的並不很多。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這樣的一個會議。在會前一方面把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進行了批判，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路線分歧的歷史，另一方面又研究了中國的國情，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創造性的理論觀點。在這之後也許就可以數得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了。

這次會議是以在科學思想指導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並且取得勝利為特徵的。從原則上說，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這次會議和黨的七大的相同之處。黨的七大是在科學地總結了1927—1937年黨的歷史的基礎上召開的。由於批判了和糾正了黨的領導機構所犯的政治、思想、組織上的錯誤，尤其是那個期間曾統治全黨的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這才使得制定七大正確路線方針、爭取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成為可能。 在“四人幫”粉碎後，我們遇到的問題則是黨內出現的把年老體衰不能正常工作和思考的毛澤東的“指示”、“決策”奉為神明，必須堅決始終不渝遵循照辦，提出“兩個凡是”方針，一方面直接保護“文革”中提出的許多錯誤觀點，妨礙撥亂反正，另一方面又妨礙黨和人民總結歷史教訓，在“四人幫”被粉碎後的新時期推行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新方針路線。如果我們仍沿著“文革”時期錯誤的道路走下去，“四人幫”雖然不存在了，但仍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與黨的七大來比，粉碎“四人幫”後我們黨所處的時代不同了，條件不同了，面臨的任務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學思想的指導下工作這一條是不容許違背的，在指導革命和建設中我們要求人們去研究它。我在“四人幫”粉碎後曾經講過三句話： 宗教之為宗教就是要人們膜拜它；法律之為法律就是要人們服從它；而科學之為科學就是要求人們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活動中尊重它，運用它。 馬克思主義既然是科學，就決不允許人們對它採取膜拜、服從的態度。對作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尚且不應膜拜或服從，何況在粉碎“四人幫”後出現的“兩個凡是”，是要求人們去膜拜、服從只是以馬克思主義名義說的話做的事。在“文革”期間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創造了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按勞分配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批判唯生產力論”等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從1976年以來，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國理論界就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領域中批判這些謬論。當然這些謬論是打著馬列主義的旗幟，這一點對於理論界倒不成為什麼問題，比較容易揭露這些歪曲。但是，謬論有的為毛澤東所肯定，有的本來就來自毛澤東的觀點。比如毛澤東在1974年10月就說過：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雖然當時批判這些謬論盡量避開毛澤東，但仍然遇到“你們針對著毛主席”的責難。再加上幾個重大案件如“天安門事件”，也有一個毛澤東點過頭、講過話的問題，不好解決。看來如果不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於是到1978年春夏，我國理論界在哲學領域中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對這篇文章，先是學術界開展了討論，後來擴展到了黨政軍領導幹部，先是在北京，後來擴展到了外省市，反映強烈。同時也很快受到一些人的嚴厲的責難。這就需要在理論上做更透徹的闡發，需要開展爭論。

在中央工作會議前的八九月間(具體時間在我的筆記本上沒有記下來)，鄧小平有一次找我們幾個在社會科學院工作的人談話。他很關心按勞分配問題上對“四人幫”謬論的批判，問我們按勞分配問題講得是否已經很充分了。他講，主要是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並且說“常識不應該成為問題”。 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鼓勵我們理論界要講話。他說，你們自己不覺得，理論界發言是有權威的。他又說，你們社會科學院是理論機構，在理論問題上不能讓步，我不勸你們在理論上遷就，遷就就會失去原則。他要求理論界站得更高一些，並且講點方法，有利於解決問題，有利於團結。他說事實和道理當然要說清楚，但要考慮在什麼場合說清楚。

鄧小平要我們考慮這場爭論如何解決。在我們談話那天，鄧小平希望找到辦法來解決這場爭論，不希望“在工作會議上冒出來”，而希望理論界爭論雙方在思想上溝通一些。可是工作會議一開始後，這個爭論果真“冒出來”了，而且“冒”得有相當重的分量。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展開之後，鄧小平在會議期間有一次找胡耀邦和我兩人談話時，說要講理論問題的重要性。這時候他講：這個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個政治問題。後來他在閉幕會的講話中說“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 “越看越重要”說明，就是對鄧小平來說，也有一個認識深化的過程。會議的參加者都有這種感覺。 我感到這個會議有這樣一個特點，而且一開始就具有。因為這個會議召開之前葉劍英、鄧小平就講這個精神，而且有“四人幫”粉碎後兩年理論工作的準備。我贊成三中全會後一個月胡耀邦說過的話：

“這兩年的思想理論工作，就它的規模來說，就它的戰鬥作用來說，就它對全黨的理論水平的提高來說，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說是延安整風以後理論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績的兩年。” 不但專門從事理論工作的同志，而且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對理論的興趣也很高。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許許多多的參加者的發言都講遵循科學思想，都講科學精神、科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