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三節關於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鄧小平這個講話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獻。對這篇講話，人們說過的、寫過的話很多，再寫似乎是多餘的。但是在這裡不寫一些，看來也不行。因為我參加了文件的起草和定稿，在閉幕會直接聽了他講話，本人又是那次中央工作會議的參加者，似乎應該講講當時的印象和體會及以後學習中的體會和心得。 首先我記得這個講話的題目是鄧小平自己定的。在那3頁提綱中沒有講話的題目，在3頁提綱中也沒有後來講稿中寫的“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連在一起的這19個字。這19個字是在定稿時加上去的。我記得林澗青等寫出經過我看過拿到鄧小平那兒去的初稿也還沒有這19個字。 3頁提綱第一部分鄧小平寫了一個“解放思想、開動機器”8個字的標題。下面又寫了一句“全黨全民動腦筋”，還有一句“實事求是”。提綱第三部分的標題是“向後看為了向前看”，寫了一句“安定團結十分重要”。 “解放思想”、“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向前看”這些思想、這些語言在提綱中都有了，但沒有合成這19個字。後來在文稿中才寫進這19個字，並且出現在兩個地方——先是在開始的導語性的部分裡，接著在文稿的第一部分，兩處一字不差地重複了一遍。似乎就在定稿過程中，討論到導語部分時，鄧小平講可不可以就把這句話做文章的題目。胡耀邦和我都說很好，能把今後工作中最重要的三點概括起來，完全不落套。而且議論了在標題中省略“開動腦筋”4個字成15個字。

我記不清楚最後拿出去的稿子是什麼樣子，只是看到閉幕會華國鋒、葉劍英和鄧小平的講話都沒有標題，大概是為了統一規格，鄧小平的講話也就沒有題目。至於後來從什麼時候起又把標題加了上去，這件事我就不知道了。這一切都有待於書面材料的“發現”。可見，不但考古是一門學問，“考今”也是一門學問。人的記憶有很高的價值，但是有了文字材料人們才可以去更準確地記憶，糾正記憶中的差錯。有的文字材料，當時沒有感到有什麼用處，要研究問題時就可派上大用場，我保存了20多年的3頁提綱，今天的用處就很大。 回到鄧小平講話的內容上來。第一個部分標題最後定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一下子把他何以特別重視解放思想的根本點指出來了。他的這一部分寫了那19個字之後，明確地寫“首先是解放思想”，指出：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在這裡，鄧小平突出強調了我國改革的總的精神要使生產關係的改革適應生產力迅速發展的需要，而做到這一條，首要點便是解放思想。我認為，十五大江澤民同志的報告中把這個講話稱之為“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是完全恰當的。 同時，我覺得把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聯在一起講非常好，強調了解放思想，同時又不至於離開唯物主義的基礎——這一點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鄧小平在講解放思想時，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對這半年多來開展的討論和中央工作會議上進行的交鋒，需要鄧小平來講這最後一言。他在講這個問題時指出這一場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這樣就把解放思想的意義進一步強調出來。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得很高，他說：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鄧小平講話的第二部分是講民主。講民主很容易講得一般化，而鄧小平這個講話不一樣。這一節的內容用現在這個小標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來概括，這樣來講民主，以前是比較少的。他在這一節中又一次把“解放思想”這一條突出來了。在這個講話中他把“天安門事件”寫在這一段裡，我覺得特別恰當。中央工作會議上許多人呼籲“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必須平反，為的是伸張正義。正義得到伸張，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才會大大提高。他說：

“群眾提了些意見應該允許，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鄧小平對這樣一種做法非常不滿意，那就是有的人、有的機關： “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 這一段話就是在鄧小平家裡定稿時他說的話，胡耀邦和我都很同意。在這個講話定稿後的第二天，鄧小平還把我一個人叫到他家裡，要我舉一些實例，寫一段話給他，他準備講到“立案”這一點時，離開講稿，插進去講這一段。我寫了一段千字文給他，不過閉幕會上他沒有這麼講。

在這一節裡鄧小平也講了一段經濟民主的問題。他不贊成當時我國經濟管理體製過分集中，主張大膽下放，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他主張在統一領導下擴大地方，尤其是企業和農村中生產隊的自主權。他說有了自主權，車間主任、生產隊長、工人、農民就會負責任，想辦法，開動腦筋。他還講了群眾的物質利益問題。中央工作會議上許多同志也講到這些問題，但只有鄧小平這個講話講得全面深刻。 鄧小平講話第三部分的小標題是“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他交給我的三頁提綱中原先有一句話：“向後看是為的向前看。”他這句話說的範圍比現在講的範圍要寬，那是我們對待歷史問題的一個根本態度，即我們要重視歷史，正視歷史，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給我們提供的寶貴經驗和留給我們的重要教訓，尤其是不能忘記“文化大革命”那樣慘痛的教訓。研究歷史還有一個掌握歷史發展規律的意義，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了過去就把握不了未來。在起草文稿時，把這句話的範圍故意縮小了，縮小到主要講處理遺留問題，只講一些人的功過和糾正冤案、錯案、假案的問題。當時的考慮是縮小了範圍，可以使得這個講話更加集中在當前比較迫切的問題上面，也便於表達團結的願望，表達鄧小平寬闊的胸懷，闡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

鄧小平“向前看”的思想和使用“向前看”這樣的語言，當時我們特別欣賞，他用這樣的語言把我們的目光引向前進的目標。鄧小平講話的這一部分中說： “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改正。” “要盡快實事求是地解決，乾脆利落地解決，不要拖泥帶水。對過去遺留的問題，應當解決好。不解決不好，犯錯誤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評不好，對他們不做適當的處理不好。” 但是鄧小平考慮到實際的可能和有利於問題的解決，指出： “有的問題不能夠一下子解決”，有些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解決得十分完滿。要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每個細節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同“可以粗一點”提法相一致，鄧小平在口頭上還說過“宜粗不宜細”這樣的話，因為如果要求過細，犯錯誤的人容易糾纏於一些細節，不能很好地從大處著眼，想通問題。後來有人誤解或者故意利用這句話，把它曲解為我們不應該細緻認真地去研究歷史問題。研究歷史就應該力求還事物的本來面目，不應該粗枝大葉，做漫畫式的描繪，更不能掩蓋歷史，使後人無法知道歷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個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責的態度。尤其對“文革”的歷史是這樣，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歷史也不能這麼做。世界上沒有“宜粗不宜細”的歷史研究。

我喜歡他講的第四部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他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對學習什麼這個問題，他說根本的是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說當前大多數幹部還要學經濟學、學科學技術和學管理。他提出，要特別注意加強責任制，通過賞罰嚴明，在各條戰線上形成你追我趕、爭當先進、奮發向上的風氣。 鄧小平在這個講話中表述了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政策思想： “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

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向前發展。後來人們把他的這一主張概括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小平後來也使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提法。 講三中全會吹響改革的號角，就集中表現在鄧小平的講話中間。他的思想，首先寫在那三頁提綱中，然後在定稿的三天中，他對原先的提綱補充了不少，又大大豐富了內容。執筆寫稿子的人、定稿時發表意見的人不是一點作用不起，但是講話中那些精闢的見解可以說完全是鄧小平的。有些新思想、新觀點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發言中沒有涉及。當時我真有些奇怪：他怎麼將事情想得那麼深，那麼多，那麼細。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上的講話，內容太豐富太深刻了。王惠德、楊西光和我在12月14日的發言中只是從中選了幾點講自己的體會，現在寫得比那天多一點，也只是講了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全講。同時我也想補充說一點，在講話時要考慮到當時的許多人的接受程度，會有某些話在今天或許就不這麼講的情況。

鄧小平同志逝世後的第三天即2月22日，鄭惠同志和我一道去著名學者於光遠同志家約稿。談話間，於老偶然說起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稿起草的一些情況，還說他保存有小平親自擬定的這篇講話的提綱手稿。這真是一個意外而又重要的發現！因為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就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著名文章，在文章的題解中被稱作“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是我們黨和國家處在歷史轉折時刻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指導文件。我們知道，海內外對於這篇文稿的起草情況有過一些不同的說法，但從來沒有聽說小平同志自己寫過一份提綱，這引起我們想要看到這份提綱和了解這篇講話稿產生經過的極大興趣。

可惜，提綱手稿經過十多年的“深藏密窖”，反而弄得不知去向。在於老堆滿文稿材料的房間裡，我們頗有“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感嘆。無奈，只好請於老再仔細找一找。 過了一星期，於老在電話中告訴我們：他和老伴翻箱倒櫃好幾天，提綱手稿原件還未找到，但找到了一個複印件。第二天我們就趕到他家去看複印件，果然是小平同志的筆跡。興奮之餘，我們仍舊感到有些遺憾：畢竟不是手稿原件，而且複印效果不太好。就在我們企望於老繼續努力以求找到原件時，一直在尋找著的於老的夫人驀然從另一房間走出來，拿著幾張紙高興地說：原件找到了！這真使我們大喜過望。 這份提綱是小平同志用鉛筆寫在16開的白紙上的，一共3頁，近500字。由於年深日久，紙面已微微發黃。小平同志的提綱列了7個方面的問題：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後看是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在最前邊，還加了“對會議評價”一句話。這當然是指對中央工作會議的評價。 找到了提綱，又引起於老的一些記憶。他建議我們還訪問其他了解情況的同志，如林澗青等。通過對這些同志的採訪，我們基本上搞清了小平同志講話稿產生的經過。 原來，小平同志的講話稿是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完成的。最初請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個稿子，小平看了不滿意。他就自己親擬了這份提綱，召集胡耀邦、於光遠等來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小平同志按照這個提綱，談了講話稿所要寫的幾個部分的問題，對需要闡明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講得很具體。光遠同志清楚地記得，講話稿的題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平同志問這個題目好不好，耀邦說好，光遠也說好，覺得題目很新鮮，醒目。當時，胡耀邦是中央組織部部長，於光遠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會議上十分活躍的人物。小平同志將提綱交給他們，指示他們負責重新起草稿子。這時中央工作會議正在民主大發揚的熱烈氣氛中進行，議程已經過半，時間很緊迫。胡耀邦、於光遠於是趕忙找了國務院研究室林澗青等執筆起草。兩天之後初稿形成，送給小平同志。他再次召集耀邦、光遠等同志逐字逐句地邊唸邊做修改。以後又經過若干文字潤色，形成了最後的講話稿。講話稿起草完成之後，這份提綱手稿就留在於光遠手裡，一直保存至今。 經過與《鄧小平文選》對照，可以看出，從思想觀點、邏輯結構到主要觀念的文字表述，講話稿都是根據提綱寫成的。 提綱第一個問題講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爭論的必要”，重申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號召“全黨全民動腦筋”。這個問題寫成了講話稿的第一部分：“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 提綱第二個問題強調“民主集中製的中心是民主”，要求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監督)”，堅持“政治與經濟的統一”，提出“目前一個時期主要反對空頭政治”，主張“權力下放”。這些觀點集中體現在講話稿的第二部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 提綱第三個問題提出了“向後看是為的向前看”的方針，指出“解決遺留問題要快，要乾淨利落，時間不宜長”；同時強調對毛主席和對“文革”的評價都“要大局為重”，“安定團結十分重要”，對於犯錯誤的人要“給機會”，“總結經驗，改了就好”。這些精神，在講話稿的第三部分“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中做了具體的闡述和發揮。 提綱第四、五、六、七個問題，在講話稿中綜合為第四部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當時改革開放在中央會議上尚未正式列入議事日程，但提綱提出的這幾個問題，實際上大都是講的改革。這說明正是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思路。 基於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觀點，小平同志在提綱中突出強調了經濟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明確主張要“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學會管理，選用人才，簡化手續，改革製度(規章)”，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並且提出要搞試點，“以一批企業做出示範”。主張在經營管理上“加強責任制”，“搞幾定”，而且要“從引進項目開始”，“請點專家”，即要藉鑒國外的先進管理方法。考慮到經濟體制改革後可能出現的問題，小平同志在提綱中強調了企業黨委的改革，提出要“擴大管理人員的權力”，“黨委要善於領導，機構要很小”，還提出“人員考核的標準”，“多出人員的安置”要通過“開闢新的行業”的辦法來找出路，這實際上為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人事制度和產業結構提出了新的思路。 在提綱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兩個思想，一是“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明確指出“這是一個大政策”。這是改變長期形成並成為頑症的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以“先好起來”的示範作用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個基本政策。二是“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係(產品質量)來調節”。小平同志在強調下放自主權，發揮國家、地方和企業這三方面的積極性的同時，已經清醒地預見到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問題，並且大膽地提出了通過價值法則供求關係(實際上就是市場)來調節的觀點。在提綱中還寫下“國內市場的重要”這樣的語言。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極其可貴的。可以說，這是鄧小平後來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思想的最早萌芽。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全黨著重關注的，是進行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撥亂反正、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改革還沒有成為全黨注意的中心。相對於撥亂反正來說，改革是一場複雜得多、艱鉅得多、深刻得多的革命。鄧小平在提綱中提出的關於改革的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觀點和主張，是他對建國以來歷史經驗深思熟慮的結果，顯示了他過人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識。 新發現的這份提綱手稿本身和講話稿起草經過都表明，講話稿是在小平同志精心設計、直接指導下寫成的。毫無疑問，這份提綱手稿為研究鄧小平的理論思想，研究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的偉大轉折，提供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文獻資料。這也正是它被發現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