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三節胡耀邦在西北組的四次發言

在這裡我只寫一下他在西北組會上的發言。他的發言次數不算多，也不算少。我記得他第一次發言的時間是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那是我們分組第四次會議。 華國鋒1978年11月10日在講話中講了會議的三個議題之後，接著講“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討論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要在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指導下，從明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華國鋒告訴中央工作會議的出席者說，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認為，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是完全必要的。 在分組討論最初一兩天中，幾乎發言人都按照華國鋒講話中提出的要求，對從1979年1月起著重點轉移問題表了態。

胡耀邦11月13日在我們西北組關於重點轉移的發言中說，華國鋒提出的著重點轉移問題的性質屬於工作方針工作部署問題。他引證毛澤東說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後再去提新任務。他說揭批“四人幫”這個“波”還沒有平，而是到了波峰，這正是提出建設任務的時候。同時他指出，著重點轉移不等於揭批“四人幫”的工作已經完成。他也舉瞭如“天安門事件”等大是大非問題必須徹底解決。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討論著重點轉移時，很多發言者都持類似的立場，贊成從明年起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但是一定要把該解決的問題解決好。 胡耀邦在那一天的發言中講了揭批查“四人幫”還有大量問題，採取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也要有始有終、善始善終地把任務搞得很完滿。首先他講對“四人幫”謬論批判的問題，他說該批判的題目也很多，決不能鬆勁。其次他講了組織工作，他說十一大以來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定性問題處理是成功圓滿的，打擊面掌握得好，教育面比較寬。他說，中央級開除法辦的170個定為“四人幫”這個集團中的人，定性也不要急，寧肯晚一些，過兩三年做最後的處理，這並不妨礙著重點轉移。

胡耀邦還講了乾部平反昭雪、落實政策問題，全國1700萬脫產乾部，在歷次運動中有17%受到“審查”(用大家熟悉的語言就是挨整)，人數達200多萬，下面還有不脫產的基層幹部被審查，也有200萬。對受到冤屈的人應按照徹底唯物主義的精神，有錯必改，翻案。否則，危害安定團結的因素消除不了。他以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身份說，這件事情要在1979年慶祝建國30年前基本做完，有些事可以“一風吹”。 在這次發言中他也講了“61人叛徒集團”問題、“南方叛徒集團”問題、彭德懷問題、陶鑄問題、王鶴壽問題、康生問題等。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比胡耀邦這個發言早一天。那時胡耀邦的地位比陳雲低不少，而他的發言內容充實具體，只是在會議簡報裡被刪節了許多，別的組的人知道得比較少。我要是沒有筆記，也回憶不起他這麼多的講話內容。胡耀邦在這個發言中對康生問題講得很尖銳。他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禍首，做了許許多多壞事，中聯部、中組部和中央黨校送了許多材料到他那裡，他認為“四人幫”應該改稱“五人幫”，康生是“五人幫”的第一名。

胡耀邦這次發言沒有“就事論事”，而且還提出一個深層次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要總結一下”。他要大家思考為什麼林彪、“四人幫”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訓是什麼問題？講到康生自己不檢討，毛澤東替他賠不是。他認為黨內生活不正常，指出長期存在“黨內有黨，法外有法”的現象。 接著他介紹鄧小平說的一句話：黨內要有一大批敢於思考問題、敢於說話、敢於處理問題的干部。主張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接著他講中央專案組的問題。他詳細介紹了當時中央專案組的龐大的機構，什麼專案組管哪一類人等等。我就不在這裡寫了。 胡耀邦第二次發言的時間是11月16日，講的是農業問題。 胡耀邦在西北組第三次發言時間是11月26日上午，是對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表態。胡耀邦講了四點，第一點對華國鋒講到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以來一大批問題，如為“天安門事件”正式平反和糾正一批重大冤假錯案表示高興；第二點要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批評和自我批評風氣保持下去，同心同德就可以不斷增強；第三點講為了繼續弄清大是大非問題，勢必要接觸到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評價毛主席的問題，這是即使想迴避也迴避不了的事情。胡耀邦說他主張中央經過周密準備之後，說清楚這兩個問題。他說現在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重複前幾年的教訓，有人一提“文化大革命”有缺點、有錯誤就成了問題，一提毛主席也有某些缺點，就簡單地反駁，又打棍子，從而激起人民的不滿；第四點要尊重實踐論，不能搞天才論、奴才論，要用實踐來考察一切，檢驗一切。

應該說胡耀邦的這次講話是一篇站得高看得遠的講話。在那個時候就講出這篇話來，我聽了是很欣賞的。 胡耀邦第四次講話，只是很簡單地提了一個具體的意見。他說，據北京市監獄負責人反映，現在監獄裡還有一百多人是因為反對“四人幫”被關進去的。他提出希望有關方面查一下。 不算他參加我們西北組會議的集體發言，胡耀邦在西北組的發言，我記下來的就這麼四次。胡耀邦發言次數不多，但前三次都是有分量的重要講話，我現在把它們介紹出來，我想讀者們是會很高興的。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紀念。 我和耀邦認識得很早，在延安時就見過面。但成為朋友是從1975年我們一起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反對“四人幫”，後來又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一起挨批受整開始的。

1976年9月，“批鄧”正處在緊張階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這個運動暫時中斷。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忙於防震，我們這些挨整的人卻因此喘了一口氣。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去富強胡同六號耀邦家串門，看到他在家中讀書的情況，對他的好學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對他那時讀書的環境做一些描繪。他沒有在自己的院子裡搭防震棚，但並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用很堅實的木頭做了一個像雙層床那樣的東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磚瓦檀柱直接壓在身上。這樣辦公室也就臨時成了臥室。而他就在這樣一間房子臨窗的一張大辦公桌旁邊學習。桌上有摞著的書，同時也總有打開著的正在閱讀的書。 我去他家，倆人免不了要發洩一通對“批鄧”的不滿。那時不知道為什麼根本沒有想到在我們的身旁裝有竊聽器的可能性，講話毫無顧忌，幸而也的確沒有產生什麼嚴重的後果。不過這樣的話說不幾句也就完了，見面談話後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論問題上去了。

記得第一次去他那個房間，桌上擺著一本劉瀟然翻譯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第三分冊。耀邦主持起草《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時提到“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這個論點所根據的就是這本書。不過起草那個文件的事情早已成為過去。 “四人幫”及其輿論工具早就把這個《匯報提綱》定性為“一株大毒草”。我問耀邦：“你怎麼還在看這本書？”他說在“批鄧”中科學院有人說他把“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作為馬克思的一個論點介紹出來，是歪曲了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細看一遍。說罷就問我的看法。這本書我也是研究過的。於是我們兩個人把書中直接有關論述找了出來。我記得主要有這樣幾條： ——“知識的技巧的積累，社會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產力”；

——“生產力裡面當然包括科學在內”； ——“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的社會知識、學問已經在多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 ——“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 當然還有別的。我們一起研究了這本書之後，認為書中馬克思雖然沒有寫“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可是明顯地講了那樣的意思，說我們歪曲了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討論中我看到耀邦對馬克思的這本書看得很細，也理解得很清楚。 這是有關“運動”的一件事。又有一次見面，談的仍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那一部書是馬克思的筆記。其中有一篇馬克思寫的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人民出版社已經出了單行本。在這篇《導言》中，馬克思講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者之間的關係。耀邦見到我，興致勃勃地說，馬克思關於生產和消費之間的辯證關係講得非常之好。他特別注意到生產的目的是消費這個論述，這方面的論述同1975年、1976年的那場運動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也很重視。後來，1979年耀邦積極主張開展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討論時，我想起了那次談話，使我明白，他那樣做，是他本人讀書聯繫實際的一個結果，是有理論思想做指導的。

地震期間的這兩次談話使我注意到耀邦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 在耀邦當了總書記搬進中南海之後，我再沒有去過他家。他在中南海的住處我是在他去世後才第一次去，那天耀邦的家屬在那兒設了靈堂。但在他生前沒有搬出富強胡同前，我還是去過幾次。我去從來不談工作上的事，總是閒談。一次他正在看一本薄薄的冊子。我問他這是一本什麼書，遞過來一看，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寫的《激蕩的百年史》，是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我問他這本書寫得怎樣，他說“挺有意思的”。回家後我就找來這本書，很快就看完了。這是吉田茂對日本近百年來發展歷史的一個概括。正如耀邦說的那樣“挺有意思”。其中有幾點我記得很牢。比如在講人口問題時吉田茂講了一個觀點：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口多。我認為講得很好。書中還講日本非常重視教育，學校工作得到優先的考慮，誰要去日本農村，在農村中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問一定是學校。 1994年我對中國人口問題發表一個見解——“質量第一，教育第一”時，我又想起由耀邦推薦給我閱讀的吉田茂的這本書。

這個事例，使我注意到耀邦讀書的範圍不限於經典著作，各種他認為有意思的書也找來看。難怪他有廣闊的眼界。 還有一次也是在他家裡，見到桌子上打開著《淮南子》。他看我注意這本書，就說古書中有些話講得挺有意思。他說淮南子有一句話“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著發揮了一通治小與治大、治家與治國所用的方法不一樣的道理。他還特別寫了那個筆劃很多的“爨”字，說這個字不簡化，印成比較小的字筆劃就很難看清楚。那時我正研究“信用”在我國經濟工作中的重要性問題，回來翻了翻《淮南子》，發現在“泰族訓”和“詮言訓”中有差不多的兩段文字。如果拋開一些難認的字、難懂的文言句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家治國不能採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燒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飯的辦法，而是想辦法解決國家必須解決的大問題。我認為這一句話可以藉用來發揮我國的經濟建設工作中應該注意的一個指導思想，那就是為了盡快發展我國經濟，不能只看手邊有多少錢去辦多少事，而要經過仔細研究確定可以達到的發展目標，借助於信用這個手段，想方設法去找到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所需要的錢。通過耀邦引用《淮南子》這一句話的事，我又看到他還重視古籍，能夠古為今用。

對耀邦好學，了解的人很多，許多老同志對他這一點很讚揚。陸定一就是其中一個。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北京醫院拜望我們中央宣傳部這位老部長，他對我講：“毛主席的錯誤，黨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之批評了。我的錯誤也大著哩，沒有人批評，只好自己批評。建國後，我在黨內負責意識形態和文化工作，應該提出在革命時期參加工作的領導幹部，凡是沒有大學畢業的，統統要進大學，讀到大學畢業。那時大多數人年紀還比較輕，書還讀得進去。如果那時我這麼做，黨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議，建國後我們黨和國家的發展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那場'文化大革命'也許可能避免。可是我沒有提出這個主張，使黨和國家遭受了很大的損失，罪名是'貽誤國家大事'。後來再提也沒有用了，歲數大了，學不進去了，大多數人就是這樣。只有很少數老幹部覺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刻苦學習，有很大長進。這樣的人中第一個就得數胡耀邦。他讀的書真不少，很有見解，詩詞歌賦也都能來幾首，字也寫得不錯。他從紅小鬼成了個大知識分子。”陸定一的這番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關胡耀邦好學的幾句話，同我親眼所見完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