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二節汪東興與“兩個凡是”
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之後，有關“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的事實就能說得更清楚。汪東興在這樣的事情上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人物。不把他點出來，許多事情的由來就說不明白。
事情應該從粉碎“四人幫”後不久說起。 1976年11月18日(我的筆記本記的是17日，1979年理論務虛會上楊西光、曾濤、華楠、王惠德、於光遠、胡績偉六人聯合發言說的是18日)，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口的會議上講“打倒'四人幫'宣傳工作才得到解放”，“奪回了宣傳權”。人們希望今後黨的宣傳工作能夠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可是在這次講話中，他講了一通“四人幫”的事情之後，就轉而去講鄧小平的“問題”。他說：
“去年(指1975年)10月後，毛主席就發現鄧小平的錯誤，而且錯誤是嚴重的，搞原來一套。毛主席見鄧不行，另找華國鋒，而鄧小平的嚴重錯誤一直發展到天安門事件。”
接著汪東興說：“天安門事件如果是悼念週總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又有什麼錯呢？但是他們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鄧小平錯誤的時候，反革命利用了這個東西，形成暴亂。”
接著汪在講了一通“四人幫”利用“天安門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後，又回頭接著講“批鄧”問題。他說對批鄧“毛主席已經有了個四號文件。四號文件裡面不管怎樣總是正確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這次講話裡說：“當前鬥爭的矛頭是'四人幫'，但鄧的問題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著他講：“現在小道消息，說鄧恢復了工作。”
他要人們注意，對鄧小平，“毛主席講過'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嘛！”汪東興說：
“鄧那兩下子比華國鋒，差得遠嘛！對鄧小平試了一下，不行嘛！”“對文化大革命還是不理解，三個正確對待做得不好。這個問題老同志要注意。老的與年輕的都要注意。”
關於鄧小平，汪在這次講話中還講：“現在鄧小平問題也沒有劃為敵我矛盾。誰劃了？他還是'以觀後效'。”
汪在整個講話中用“兩個凡是”的精神阻礙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意向，表達得非常明確堅決。
大約半個月後，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三次會議上，汪又說“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指'四人幫')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汪還說，“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就是在這個會上出現了“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吳德在這個會議的講話中說：“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過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關於“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四人幫”還在台上這一點，在11月18日的講話中，汪東興所說的話同11月30日講的還不太一樣。那次他說到人們在天安門反對“四人幫”時這樣講：
“那時'四人幫'還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臉上，寫在花圈上，你怎麼分得出呀！他們這樣做比較蠢，你對'四人幫'有意見可以提出來，不要與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講話，汪東興還沒有像12天后那樣給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過了兩個多月，即1977年2月《紅旗》雜誌就發表了批判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的文章請示中央，汪東興指示：
“這兩篇文章(指張春橋和姚文元所寫的那兩篇文章)是經過中央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看過的，只能'不點名'批評文中的錯誤觀點。”
汪這樣講實際上就是說不應指名批判這兩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發表。這篇社論是“兩個凡是”的第二個版本。這篇社論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兩個凡是”的標準版本。人們現在講的“兩個凡是”一般就是指這兩個“凡是”。
這篇社論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呢？在指名批評汪東興之後，人們才知道原來汪東興在《人民日報》社論清樣上有這樣一段“批示”：
“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
他決定發兩報一刊社論。當時耿飆負責中央宣傳口。這篇社論發到中央宣傳口，耿飆找幾個宣傳口的同志討論時說：
“登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
可是這篇社論是汪東興以中央名義發下來的，各報只能照登，耿飆無可奈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真理標準問題文章。不到一個星期，5月17日，汪東興在一個小組會上講：
“理論問題要慎重，特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兩篇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黨報不能這樣幹，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要堅持、捍衛毛澤東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當然，對於活躍思想有好處，但《人民日報》要有黨性，中宣部要把好這個關。”
《光明日報》那篇文章的產生，汪東興完全清楚。他知道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言論，也知道它是在胡耀邦提出和指導下產生的文章。可是他用“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這樣的語言來反對。
關於《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篇文章產生的情況，我了解得很清楚。那是在1977年、1978年多次影響很大的“按勞分配問題討論會”眾多發言的基礎上寫成的。
1977年七八月間，《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蘇紹智、馮蘭瑞合寫的《駁姚文元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的謬論》一文。鄧小平看到這篇文章後，專門帶信到國務院研究室，說這篇文章的觀點是對的，但作者的思想還不夠解放，提出要國務院研究室再寫一篇大文章。於是由國務院研究室佈置，由林澗青掛帥，組織馮蘭瑞等人參加，還請外單位的工資專家參加，成立了一個寫作組。寫成後送鄧小平看過，並根據鄧小平的意見，經過修改最後定稿的。
寫作這篇文章的具體過程汪東興也許不會清楚，但是鄧小平對按勞分配問題在中央開會時多次講過。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了鄧小平這一點，他並不是不知道，可以說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講那番話完全是針對鄧小平的，是反對鄧小平的。不過他多少有點顧慮。因此多說了一句“對活躍思想有好處”之類的話，但是他又用“矛頭指向主席”這樣的話來壓人，他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
又過了一個月，6月15日，汪東興召開一個宣傳口的小會，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參加人有政治局委員烏蘭夫、中央宣傳部正副部長和熊复、曾濤、楊西光、胡績偉，還有曾在《紅旗》雜誌負過責、那時已調去外交部的王殊。汪東興在講話時，一開頭就批評：
“現在報刊宣傳黨性不強，個性沒有服從黨性。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有一股氣，把文化大革命說得一錢不值，最終是把矛頭對準毛主席。”
他說：“現在把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說得一無可取，批'四人幫'時把毛主席一起批。”
汪東興說：“在報紙上宣傳不好，國內外敵人會利用，他們挑撥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關係，挑撥毛主席和華主席的關係，關把得不緊，是了不得的事情。”
在說了這幾句話之後，他就一個一個具體地批評，一是批評《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幾篇文章；二是批評《人民日報》餘煥春在政協會上的發言；三是批評《人民日報》上有一個標題，只寫了鄧小平精闢闡明了毛澤東思想，不寫華主席精闢闡明毛澤東思想；四是批徐遲的兩篇報告文學在人物描寫中對“文化大革命”描寫得不對；五是批《長江日報》上說的一句話：“極'左'是'四人幫'反革命路線的主要表現”，他說華國鋒沒有這樣的講話；六是批《民族畫報》上說康生和謝富治同志是“四人幫”，對黨的團結有影響；七是批社科院杜潤之在政協會上的發言，說他翻“二月提綱”，翻“五一六通知”，說“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還批吳世昌在政協會上提出要成立一個“天安門冤案委員會”。
這樣的事情，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分組會上，了解情況的人都如實地揭發了出來，使得人們了解了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無恐地抵制真理標準的討論，有的人給真理標準討論設禁區、下禁令，冷言冷語，有的人如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敢於在全國信訪工作會議召集人會上對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講的“凡是不實之詞，不管什麼時候，不論什麼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進行毫無道理的指責，堅持要在文件中刪掉。張耀祠說：“現在有人要翻天安門的案，這不是又在壓中央嘛！”他還說：
“有些文章確實有問題，而且有些問題比較嚴重，矛頭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中有些話有問題，有些人不同意發表，有些人說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當然可以百家爭鳴，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話批主席。……有的不僅針對毛主席，也是針對華主席……這股風很大，要頂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張平化說，你是宣傳部長，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說要全面、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但是做起來就不那樣了。”
這話是在10月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會議前37天講的。這個汪東興的副手說話的口氣真是不凡，他可以幾乎指名批評鄧小平；他可以那樣對中宣部部長張平化說話。
張耀祠也出席了中央工作會議。楊西光和我在西北組的分組會上揭發了這件事。大家認為從張耀祠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汪東興的影響，可以理解他說的就是汪東興的話。張耀祠分在西南組，同胡績偉在一起，胡績偉就面對面地批駁他，張耀祠當然無可置辯。
對於會議揭發汪東興的事情，他一件也沒有來講明有哪些說法與當時事實有不符合之處。他是一個有權有勢的人，如果別人講的有與事實不完全符合的地方，他是完全可以說明的。但是沒有能說出一件與事實不符的事出來。別人講的有時間、有地點、有具體的內容，而且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行為前後一致。這不能不使人認為這些揭發是很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