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三節應該對“天安門事件”進一步作科學分析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南京、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群眾，紛紛自發地進行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聲討“四人幫”的活動。 4月4日晚開始北京市當局及其公安部門，清理花圈、輓聯、挽詞、標語等和抓“反革命”，4月5日對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活動的廣大群眾進行鎮壓，製造了“天安門事件”。 4月6日，天安門廣場群眾的抗議活動沒有完全停止，北京市仍有群眾衝破封鎖，到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在廣場舉行哀悼儀式，發表演說，高喊“批鄧不得人心，悼念週總理無罪”的口號。同日，“四人幫”一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會上張春橋提出“天安門廣場事件實際上是中國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擁護鄧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來作中國的納吉”。會議決定由《人民日報》編輯部負責寫一篇報導，同中央決議同時見報。 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4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的報導。 4月9日，北京十萬人舉行“首都軍民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兩個決議，慶祝粉碎反革命逆流勝利大會”，全國各省市也相繼召開所謂“慶祝大會”。 4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追查所謂“天安門廣場製造反革命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追查所謂“反革命的政治謠言、詩詞、傳單的製造者”。大部分省市也發出追查指令，對參加悼念活動的人民群眾進行鎮壓。 4月27日、28日，發表洪廣思的《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罪魁禍首》以及池恆、梁效等人的文章。這些，便是我對1976年“天安門事件”有關的重要史實的最為簡單的敘述。

粉碎“四人幫”後對“天安門事件”的說法有所改變。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講話說，在1976年清明節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週總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於反革命的活動，“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仍是反革命事件。一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還一直壓制群眾和輿論界關於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的要求，甚至有對這種要求繼續鎮壓的活動。 關於1978年11月14日後有關這個問題的變化發展，我在前兩節做了敘述，不在這裡介紹了。在最近對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20週年的紀念中我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平反了。但是對於這個歷史事件的分析做得很不充分，認為有必要提出本文題目寫的這個問題，希望我們的史學工作者在這方面努力一番，用這種研究成果幫助今天的干部和群眾更加深入地認識這段歷史，得到更多的教訓。

我現在是順著這樣一條思路進行思考： 第一，這一個事件基本是兩種政治力量的尖銳鬥爭。就廣大群眾(包括廣大黨員廣大干部)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行動。就“四人幫”一夥來說，是一個他們製造出來的流血慘案。這兩者說的是同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正因為廣大群眾的行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給“四人幫”一夥打擊極大，“四人幫”一夥就窮凶極惡的殘酷鎮壓。而正因為勇敢反對這種反動鎮壓，廣大群眾的革命行動也就更加顯示其偉大。 第二，在這個事件中不同的行動主體，應該從這個事件中取得教訓，我們對他們也就應當採取不同的態度。廣大群眾對自己的革命行動引為驕傲，理直必氣壯，歷史歌頌他們。 “四人幫”從他們的本性出發，他們的行為有其必然性，歷史將唾責他們。在鎮壓天安門廣場群眾行動的那些人中除“四人幫”的爪牙外，絕大多數或者受蒙蔽，或者本人糊塗，盲目地執行命令。不論各人的情況有何不同，但無論如何是他自己歷史上所做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真相大白之後，他們會反思也應該反思，提高自己的覺悟。在這個事件中還有毛澤東本人以及參與到這個事件中的某些其他黨中央的領導人，他們在事件中也犯了嚴重的喪失革命立場的政治錯誤。歷史對不同的人有不同態度，本人也會有不同的認識。這是一個分析的態度。

第三，“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歷史意義，我認為有四點：一是對“四人幫”罪惡活動的揭露因此更加徹底；二是為批評“兩個凡是”打開一個重要的缺口；三是伸張了正義；四是維護了民主，對“天安門事件”平反是為在我國充分發揚民主所必要的事情。 1978年11月13日，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西北組上和王惠德、楊西光做了一個聯合發言，主要講平反“天安門事件”與發揚民主的必要性。因此我寫了一個附記附在這一節後面。 1978年11月13日，於光遠、王惠德、楊西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聯合發言，不僅呼籲“黨應該對'天安門事件'明確表態，指出它是偉大的革命事件”，而且指出這是我們的黨站在“領導人民去爭取民主”這樣的革命立場上必須採取的一個革命行動。

這個發言對這一點是這樣論述的：“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就一定要使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等都要相應地改變。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列寧說：'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引導人類走向國家的消亡。'在這裡，有一個觀點應該在黨內明確，那就是我們黨在成了執政黨之後，仍然應該站在人民群眾之中，領導人民群眾去爭取民主，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不等於爭取民主的任務完全完成。正好相反，在我們國家中還有封建主義的殘餘勢力，而且今天我們的國家政權，還是列寧指出的那種'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人民的民主權利經常受到這種或那種侵犯，因此，爭取民主的鬥爭仍舊應該繼續下去。而且民主不應該是恩賜的。恩賜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群眾自己起來爭取到的民主才是鞏固的。而人民群眾的鬥爭只有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

“天安門事件”的實質是“在'四人幫'即將動手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關鍵時刻，廣大群眾奮不顧身地起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本來，我們的國家政權如果掌握在革命者的手裡，就應該“配合群眾的鬥爭”。可是，當時有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國家權力，實際上掌握在“四人幫”手裡，它們不是保護民主，而是與之對立進行鎮壓。它們所掌握的這一部分國家權力，實質上已演化為實行法西斯統治的手段和工具。 三個人聯合發言的意思，是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前提下，黨能對“天安門事件”做出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使黨回到領導群眾爭取民主的革命立場上來。當時我們感到，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從這個角度來議論平反“天安門事件”的還不多，因而講了那麼一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