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狹義的部族政治，雖經所謂“咸同中興”，苟延殘喘，而終於不能維持。
第一、是外患之紛乘。
自道光十八年以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查辦鴉片事務，至二十二年與英議和，訂南京條約，割香港，許五口通商，是謂“鴉片戰爭”，為中國對外第一次之失敗。此後咸豐七年英、法同盟軍陷廣州，八年至天津，陷大沽砲台。十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燒圓明園，咸豐避難熱河，為外兵侵入國都之第一次。光緒五年，日本滅琉球。六年，曾紀澤出使俄國，議改收還伊犁條約。八年，與俄定喀什噶爾東北界約。十年，中、法戰起，十一年議和，失安南。十二年，與英訂緬甸條約失緬甸。十九年，英、法共謀暹邏，廢止入貢。二十年，中、日戰起，二十一年議和，割台灣，失朝鮮。二十三年，德佔膠州灣。二十四年，俄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二十五年，法佔廣州灣。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北京，光緒避難西安。二十七年訂辛丑和約。二十九年，日、俄戰起，以我東三省為戰場。三十一年與日訂滿洲協約。宣統二年，外蒙庫倫攜貳，日本並滅朝鮮。三年，英兵侵據片馬。
東西勢力初次接觸，中國昧於外情，因應失宜。
東西兩文化，其先本無直接之接觸。其始有直接接觸，已近在明清之際。其先中國文物由間接關係傳入歐西者，舉其尤要者言之，如養蠶法、造紙法、羅盤、
火藥、
印刷術，皆有關近世文明者甚大。
至於彼中所流被於我者，則除景教、摩尼教等幾種宗教思想之稍稍傳布於民間以外，他固無得而稱焉。觀於馬可波羅所稱述，在我固平淡無奇，在彼至於驚詫莫信。其先中西兩大文化之成績，我固未見絀於彼也。晚近一、二世紀以來，彼乃突飛猛進，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驟相接觸，彼好議我為自傲。夫一民族對其固有文化抱一種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態，彼我易地則皆然。且彼之來也，其先惟教士輿商人；彼中教義非我所需，彼挾天算、興地、博物之學以俱來，我納其天算、興地、博物之學而拒其教義，此在我為明不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義，乃以天主、天國相強聒（guo），如其入非洲之蠻荒然，則固誰為傲者耶？且傳教之與經商，自中國人視之，其性質遠不倫。經商惟利是圖，為中國所素鄙，奈何以經商營利之族，忽傳上帝大義？中國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販鴉片營不規之姦，教士籠絡我愚民以擾搰（hu）我之內政，此皆為我所不能忍。而彼則以堅甲利炮壓之，又議我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勢力所到，亦復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與彼中勢力相接觸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紅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亞洲之日本，乃至彼歐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則為中國。
日本小邦淺演，內顧無所有，惕然知懼，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為。而我則為自己傳統文化所縛，驟不易捨棄其自信。雖亦知外力當排，而終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屢為所敗，則強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時因應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孫中山先生有“頭彩藏在竹槓梢頭”之譬也。
主和主戰，翻覆無定。而內政腐敗，百孔千瘡，更說不上對外。
第二、是內政之腐敗。
當時內政上，最感問題者，首為財政之竭蹶
清自乾隆中葉以後，貪黷奢侈之風盛張，各省積虧累累，財政已感支絀。經嘉慶川、楚教匪長期內亂，至道光而對外商業，漏巵（zhi）日大。黃爵滋疏，謂：“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粵省每歲漏銀數百萬兩；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之多。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以錢為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貼。各省鹽商賣鹽得錢，交課用銀。昔爭為利藪者，今視為畏途”清廷之決心禁煙，亦由於此。厥後鴉片戰爭失敗，五口通商，漏巵（zhi）益增。並歷次賠款，國庫益窘。
其次則為官方之不振
清自乾嘉以後，納貲（zi）之例大開，洎（ji）咸同而冗濫益甚。 “捐納”外復有“勞績”一途。捐納有“遇缺盡先”花樣，勞績有“無論題選諮留遇缺即補”花樣。而正途轉相形見絀。甲榜到部，往往十餘年不能補官，知縣遲滯尤甚。
疆吏既競務保舉，多請吏部停止分發。保舉大者有二途：一曰“軍功”，一曰“河工”。光緒二十年，御史張仲析言：“山東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圖保者以山東為捷徑，捐一縣丞、佐雜，不數月即正印矣。”其次復有“勸捐”。順天賑捐一案，保至千三百餘人。山東工賑，保至五百餘人。他省歲計亦不下千人。時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發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無軌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照當時的政象，絕對抵不住當時的外患，於是遂有當時之所謂“變法自強”。
變法自強，本屬相因之兩事，而當時人則往往並為一談。
一則清廷以專制積威統治中國，已達二百年，在滿洲君臣眼光裡，祖法萬不可變。
二則漢人在此專制積威政體下亦多逐次腐化。當時政府裡真讀書明理，懂得變法自強之需要與意義者亦少。
乾嘉樸學，既造成訓詁考據瑣碎無當大體之風尚；而道光朝科舉惟遵功令，嚴於疵累忌諱，一時風氣，更使學者專心於小楷點畫之間。當時所謂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論捐貲、勞績異途之紛紛！此輩本不知變法圖強為何事，且變法無異先妨礙彼輩之地位與前途。彼輩既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輩又將躲在後面掣肘壞事。
在這一種政治的積習與氛圍中，根本說不到變法自強。縱有一、二真知灼見之士，他們的意見，亦浮現不到政治的上層來。
一時言富強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即僅就兵事、外交、洋務等而論，亦復反對之聲四起。
在此情形下，遂使當時一些所謂關於自強的新事業之創興，無不遲之又遲而始出現。
舉其著者，如鐵路之興築，同治季年直督李鴻章已數陳其利，竟不果行。光緒初，英人築淞滬鐵路，購回毀廢。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八十里。六年，劉銘傳入覲，力言鐵路之利，李鴻章又力讚之，而江督劉坤一以影響民生厘稅為言，台官亦合疏反對，詔罷其議。十三年，始造津沽鐵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鴻章唱議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議駭然，張之洞乃創蘆漢幹路說調停。後又中輟，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議，三十二年全路始成。
又以輪船言之，江寧條約後，外輪得行駛海上。天津條約後，外輪得行駛長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鴻章建議設輪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請，始定議。直至光緒十年，猶申明禁令，小輪不得擅入內河。十六年，有疏請各省試行小輪者，總署王大臣仍以為不可。待各水道外輪先後行駛，華商小輪始弛禁。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遲遲不進，終於使當時人的目光，轉移到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問題上去。
當時興學沿革，略可分為兩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緒辛丑為第一期，辛丑以後迄清末為第二期。
首先創設之學校，大抵不外乎以養成翻譯與軍事之人才為主。
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福建船政學校、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湖北武備學堂、湖北自強學堂、陝西諸省格致實學書院等。
可見當時人對於創建學校之旨趣。且此等學校，十九皆創於外省一、二督撫，非由中樞發動。
漸次乃有普通學校之創立，其目光亦稍稍擴大及於法政、經濟諸門。然要之仍不脫於為一時之實用，而以學校為附屬於政治之一機構。
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始於上海劊設南洋公學。先是盛為津海關道，於天津創設頭、二等學堂。頭等學堂課程四年，分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門。二等學堂課程亦四年，遞升至頭等。南洋公學如津學制，分四院：曰師範，曰外、中、上院。外院為附屬小學，上、中院即頭、二等學堂。課程大體分中文、英文兩部，注重法政、經濟。擇尤異者資送出洋。蓋以公學為預備學校，而以外國大學為究竟。中國學校之稍有系統雛形者始此。
及光緒二十四年，始有國立京師大學堂之籌辦。庚子政變後，至二十七年，漸有復興學校之議。二十八年，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奏設速成科，分仕學、師範二館。可見其時對學校觀念，仍認為係政治上一種附屬機關，所謂“學而優則仕”，仍脫不了一種科舉傳統思想也。
學校生命，並非從一種對於學術真理向上探尋之根本精神中產生；其發動不在學術界自身，而在幾個官僚與政客；則宜乎其浮淺搖動，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興學，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與北宋時代之書院講學相比。在接收外來文化其成果亦不能與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學寺院相比。
其時進新式學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為在政界乃至於社會上謀一職業、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譏之為“洋八股”與“洋翰林”
在此情形下，乃發生學校與科舉之衝突。
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與榮慶、張百熙會商學務，奏稱：“奉旨興辦學堂兩年有餘，至今各省未能多設，以經費難籌。經費所以不能捐集，以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科舉不變通裁減，人情不免觀望，紳富孰有肯籌捐？入學堂者，恃有科舉一途為退步，不肯專心向學，且不肯恪守學規。”就事理論，必須科舉立時停罷，學堂辦法方有起色，經費方可設籌。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張之洞會奏：“科舉一日不停，士人有僥倖得第之心。民間相率觀望，私立學堂絕少，擬請立罷科舉。”遂詔自丙午始，停止各省鄉、會試及歲科試。尋諭各省學政，專司考校學堂事務。
隋、唐以來沿襲千餘年的科舉制度，終於廢絕，而以學校為替代。
二十九年，張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畢業，予以翰林昇階，或分用較優官、外官。大學分科畢業，最優等作為進士出身，用翰林院編修、檢討。優等、中等均作為進士出身，分別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學預備科及各省高等學堂畢業，最優等作為舉人，以內閣中書、知州用。優等、中等均作為舉人，以中書科中書、部司務、知縣、通判用。
如是則學校再不能專以造就翻譯輿軍事人才為主。於是乃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理論出現。
梁啟超擬京師大學章程：“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前者各學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時張之洞為勸學篇，亦云：“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光緒定國是詔亦謂：“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迂謬空疏之弊。”
一個國家，絕非可以一切捨棄其原來歷史文化、政教淵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濟事。則當時除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亦更無比此再好的意見。惜乎當時已屆學絕道喪之際，學術之培養輿成熟，非短時間所能期望。學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後。而外患之侵逼日緊，內政之腐敗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對全部政治徹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
晚清全部政治徹底改革之運動，亦可分兩節。第一節是戊戌變法，第二節是辛亥革命。二者同為對於當前政治要求一種全部徹底之改革。
惟前者尚容許清王室之存在。待清王室輿滿洲部族以及一般舊官僚結合一氣，以阻礙此種改革之進行，於是乃有後者續起，連清王室一併推翻。
戊戌變政，又稱“百日變政”。這一個變政的生命，前後只有九十八天。
這一個變政之失敗，第一原因，在於他們當時依靠皇帝為變政之總發動，而這個皇帝，便根本不可靠。
光緒以四歲入宮，撫抱為帝，屈服長養於那拉氏積威之下。長日跪起請安，守家人兒子禮惟謹，滿洲親貴，乃至宮中宦寺，皆知有太后，不知有皇帝。光緒又體弱多病，易動感情，而機警、嚴毅皆不足。在內廷讀康有為書如波蘭亡國記、突厥亡國記等，至於涕泗橫流。蓋一軟性富傷感而無經驗閱歷之青年，不足當旋乾轉坤之任。
第二原因，在於他們鼓動變法，一切超出政治常軌，而又並不是革命。
康有為系一工部主事，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無權無位。而以軍機四章京居間傳遞消息。要以內面一個有虛位、無實權的皇帝，和外面一無名義、無權位的不相干人來指揮操縱全部政治之徹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第三原因，由於一時政令太驟，主張“速變”、“全變”，而無一個按部就班切實推行之條理與方案。
梁啟超戊戌變政記新政詔書恭跋謂：“三月之間，所行新政，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記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其實此等並非新政，更無所謂政績，僅是一紙詔書而已。時人或勸康有為：“今科舉既廢，惟有盡力多設學校，逐求擴充，俟風氣漸變，再行一切新政。”
康謂：“列強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來得及？”故康氏上皇帝書謂：“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速變、全變，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荊公在熙寧時，尚不能速變、全變，清德宗之強毅有力遠不如宋神宗，康有為之位望資歷遠不如王荊公，如何能速變、全變？康氏所以主張速變、全變者，以謂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見，亦仍與數十年前人一色。
從前是只為自強而變法，現在則只就救亡而變法，均是將變法降成一個手段，沒有能分清觀點，就變法之本源處逐步走上軌道。
大抵當時變法，牽一發，動全身。苟求全變，勢不能速。若使有統籌全局之君、相，慎思密慮，徐以圖之，庶乎有濟。而清室諸帝，自咸豐以下皆非其人。
以大臣言，智慮氣魄足以勝者惟一曾國藩，既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對整個政局一展其抱負。李鴻章繼曾而起，智局氣量已不如曾，清廷亦從未田健未用之中樞，使有一統籌全局之機會。
事勢推盪，遂使康有為以一局外之人，而來發動整個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敗。然就晚清全部歷史進程而論，康氏此舉，不不啻即為一種在野對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變乃成為辛亥革命之前驅。前後相隔，亦不過十三年之時間而已。
第四原因，由於當時政治上舊勢力尚相當濃厚，足以阻礙革新運動之進展。
滿洲親貴，與一輩舊官僚，依附於皇太后之下，而將皇帝之革新事業，全部推翻。政局驟變，不過一轉瞬之間而已。其時新黨諸人，謀欲劫脅太后，擁護皇帝親政。此等舉動，在當時情勢下絕無成功希望。然反動勢力之抬頭，皇帝被幽，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同日就戮，此等心理上之刺激，卻更催滿洲政權之覆滅輿革命之崛起。
緊隨著戊戌政變而來者，為庚子拳亂。
洪亮吉嘉慶四年上書，謂：“士大夫皆不務名節。幸有矯矯自好者，類皆惑於因果，遁入虛無，以蔬食為家規，以談禪為國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後。甚有出則官服，入則僧衣，惑眾驚愚，駭人觀聽。亮吉前在內廷，執事曾告之曰：'某等親王十人，施齋戒殺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鵝、鴨皆不入門。'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齋戒殺，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晉祖尚元虛之習，復見於今。”
蓋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壞，學者惟有訓詁考據，不足以安心托命，禮樂已衰，方術將興。乃轉而逃於此。下之則為天理教、八卦教、白蓮教、紅燈教、上帝會之此僕彼起，上之則有朝廷親貴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釀成庚子之禍。
庚子拳亂，雖挾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為中國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壓迫之情感上之爆發則一。所以繼續於辛丑和議以下的，還是國內一片變法維法維新的呼聲。然而滿洲狹義的部族政權，還想掙扎其固有之地位。
庚子、辛丑以後，國家危機日益暴露，而滿洲部族政權之權之意識，亦日益鮮明。於是滿洲貴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漢之中央集權。光緒三十二年之內閣，滿七人，蒙一人，漢軍旗一人，漢四人。及清德宗與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儀即位，醇親王載澧為攝政王監國監國，袁世凱被逐。載澧自統禁衛軍，而以其弟載洵主海軍、載濤為軍諮大臣。辛亥三月，新內閣成立，滿人九，內皇族五人，漢人四，滿、漢畛域益顯。
在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發之一路。
辛亥革命之爆發，這是告訴我們，當時的中國，由政治領導改進社會之希望已斷絕，不得不轉由社會領導來改進政治。前者犧牲較少，進趨較易；後者則犧牲大而進趨難。然而為兩百多年滿洲狹義的部族政權所橫梗，當時的中國，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發，滿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狹義的部族政權已解體；然在此政權下所長養遺留的種種惡勢力，卻因舊政權之解體而潰決，有待於逐步收拾與逐步清滌。另一面則社會民眾的力量，雖則已夠有推翻舊政權之表現；而對於創建另一種理想的新政權之努力，則尚有待於逐步試驗與逐步磨練。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國民眾一種新的艱苦工作之開始，而非其完成。
舊政權解體後緊接著的現象，便是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轉見抬頭，而新力量無法加以統制。袁世凱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帝制自為，康有為又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參加複闢。
政局在此幾度動盪中益增其阢隉，而舊的黑暗腐敗勢力益見猖獗。
此種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活動，大率以各省的軍權割據為因依。
辛亥以後的各省軍權割據，遠則導源於元、明以來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於元，而明、清承襲之。此項製度之用意，在利於中央之管轄地方，而並不為地方政治之利於推進。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潑推進，各地俱得欣欣向榮，則中國自來文化傳統，本為一大一統的國家，各地方決無生心離叛中央而不樂於推戴之理。故漢、唐盛時，皆無防制地方，存心集權中央之政策。
漢末之州牧，乃在東漢王室已臻腐爛之後；而唐之藩鎮，則起於唐政府無限度之武力對外；皆非地方勢力無端反抗中央。宋代懲於唐末藩鎮割據之禍，乃始刻意集權中央。
然行省制度則尚與中央集權不同。行省制實近似於一種變相的封建，乃是一種分權統御制也。元人所謂“行中書省”，即是活動的中書省，即中樞政權之流動分佈。其意惟恐一個中央政權不足控馭此廣土眾民，乃專為蒙古狹義的部族政權而設此制度。
明人不能徹底蕩滌，清代則有意利用。故行省長官乃地方官之臨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領袖與代表。同時時此等長官，皆偏重於軍事統治之性質。此種制度在平時足以障礙地方政事之推進，而增加地方輿中央之隔閡；而待一旦中央政權削—弱，各行省轉易成為反抗中央，分區割據之憑藉。
近則導源於洪、楊以後各省督、撫離心態度之演進。
清代督、撫權任本重。洪、楊之亂，滿人為外省督、撫者，皆無力蕩平，於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撫之權位與漢人。自是以來，外省督、撫，漸與中央異趨。晚清中國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漢人為督、撫者主張之。庚子之變，東南各督、撫不奉朝命，相約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布獨立；皆此種離心態度之繼續演進也。
於是由清末督、撫之變相，而有民國初年之督軍。
舊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搖動，經過帝制、復辟兩事變，此輩乃生心割據。各地軍閥，紛紛四起。其時全國各地軍隊之多，至少當逾二百萬以上。
光緒中葉，各省綠營、防軍兵額七十七萬，時已有以餉巨主裁減者。民國以來之軍隊，至少當超過清末三倍。
不斷的兵變與內亂，遂為民國以來惟一最常見之事態。
或人統計民國十一年以前各地兵變，共達一百七十九次。
而此輩軍閥之私生活，尤屬不堪言狀
有一人而納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產業大抵無可訾（zi）省。其相與間關於軍事、政治問題之商決，皆於鴉片煙、麻雀牌之集合中進行之。因此非能沉酣於此種嫖賭生活之中者，即無法與彼輩相接觸。於是無論彼輩之自方乃至對方，官場習氣之腐敗，乃較遜清猶遠過。
其時則全國無所謂中央，政治無所謂軌道，用人無所謂標準，財務無所謂公私。專就政治情態之腐敗黑暗而論，唐末、五代殆不過是。
民生極度憔悴之下，惟有轉以從軍為出路。
為掃蕩此種軍閥，而國家民族之元氣大傷。
代表舊政權之最後惡態者，為此輩軍閥之腐化輿惡化。而代表新政權之最先雛形者，則為議會輿政黨之紛擾。
革命後之政治理論，厥為民主共和。於是創設國會，用用以代表民意，制定憲法。又組織政黨以為議員競選之準備。然此等皆鈔襲歐美成法，於國內實情一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實運用。各黨黨綱，既無大差別，又各黨背後皆無民眾為之基礎。政黨為既不能有真實之精神，國會與憲法徙為相聚而哄之題目與場合。
當時的政黨，似乎誤認分黨相爭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
分黨相爭的勝負，不能取決於民眾，轉而各自乞援於軍人。
一般黨員，則則憑藉黨爭的美名，來公開無忌憚的爭權奪利。
國家民族之元氣，又在此種紛擾中損傷了不少。
直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而上述兩種情況始見摧廓。
在此國家社會繼續震盪與不斷損傷中，過激思想亦逐步成長。
康有為的“速變、全變”兩語，可算是海通以來中國過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標語。
同、光之際，所變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後，所變在法律政制。民國以來，則又有“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呼號與活動。
文化與歷史之特徵，曰“連綿”，曰“持續”。惟其連綿與持續，故以形成個性而見為不可移易。惟其有個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謂之有生命、有精神。
一民族文化輿歷史之生命與精神，皆由其民族所處特殊之環境、所遭特殊之問題、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績，而成一種特殊之機構。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於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機構中而自有其歷史性。所謂“歷史性”者，正謂其依事實上問題之繼續而演進。問題則依地域、人事種種實際情況而各異。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問題得新處決，闢新路徑。不管自身問題，強效他人創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種“假革命”，以與自己歷史文化生命無關，終不可久。
中國辛亥革命，頗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於“假革命”之嫌。政制既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撐政制之理論，亦必相隨動搖，則一變而俱不能不變。故於辛亥革命之後，而繼之有文化革命、社會革命之發動，亦勢之所必趨也。
文化革命之口號則有“禮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裡”、“廢止漢字”、“全盤西化”等。
社會革命則以組織工、農無產階級攘奪政權，創建蘇維埃政府為職志。
以上四步驟，最先為武備革命，牽涉範圍最狹。進一步則為政治革命，其對象始徧（bian）及政治之全部。又進一步則為文化革命，其對象又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中層讀書識字之智識分子。更進一步為社會革命，則其對象更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下層工、農大眾無產階級。又武備革命之呼號則曰“自強”，政治革命之呼號則曰“救亡”，文化革命則主推翻中國以往自己傳統文化、歷史教訓，而社會革命更進而主張推翻經濟組織，與相隨而有之一切文化製度。其意態愈奮昂，其對象愈廣廓。而此四步驟，同可以康氏“變”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變、速變”之要求說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則社會一切無出路。社會一切無出路，則過激思想愈易傳播流行，愈易趨向極端。要對此加以糾正與遏止，又不知費卻國家民族多少元氣與精力。
繼續此種國內政治之不安定，社會之無出路，而引起更嚴重的外患。自民國四年“五九”對日屈服，直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東四省被佔，以至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全國一致之對日抗戰。
在此艱鉅的過程中，始終領導國人以建國之進向者，厥為孫中山先生所唱導之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主張全部的政治革新，與同、光以來僅知注重於軍備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義自始即採革命的態度，不與滿洲政府狹義的部族政權求妥協，此與光緒末葉康有為諸人所唱保皇變法者不同。
三民主義對當前政治、社會各項污點、弱點，雖取革命的態度，而對中國已往自己文化傳統、歷史教訓，則主保持與發揚；此與主張全盤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義對國內不主階級鬥爭，不主一階級獨擅政權；對國際主遵經常外交手續，祈向世界和平；此與主張國內農、工無產階級革命，國外參加第三國際世界革命集團者不同。
三民主義之革命過程，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仍主以政治領導社會；此與偏激的急速主義，專求運用社會力量來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
可惜三民主義之真意義與真精神，一時未能為信從他的一般黨員所切實了解。因此三民主義在建國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頓挫、不少歧趨。然而辛亥革命、民國十七年之北伐，以及當前之對日抗戰，全由三民主義之領導而發動。將來三民主義之充實與光輝，必為中華民國建國完成之惟一路向。
本節諸項，為中國全國國民內心共抱之祈向，亦為中國全國國民當前乃至此後共負之責任。不久之將來，當以上項標題創寫於中國新史之前頁。